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一日曲，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年来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成都”，除了春熙路、太古里、宽窄巷子这些大热旅游地，不乏这样的推荐——“去玉林来一场Citywalk吧”。
成都玉林街区的“烟火气”被广为称道，其“小街区、密路网”的结构使得这里成了体验地道的成都生活的首选。麻辣烫、剪发铺、中医馆……细而密的小路两边铺满了林林总总的老小店，与新兴的咖啡店、酒屋构成了新旧交融的生活图景。
我与王亥的初次会面，就约在玉洁巷。见面时，这位戴着绿色圆框眼镜的“50后”艺术家正吃着小饼，与快递小哥闲聊。有人骑着单车来收电费，他一边利索地掏出现金交付，一边熟稔地与过路人打招呼。他似乎已与街区融为一体。
王亥是地道的成都人。他的身份有很多，如职业艺术家、建筑设计师，他也曾是在玉林组织并参与公共生活的年轻人之一。
王亥。（图/受访者提供）
1978年，王亥移居香港，正式开启了30多年的“港漂”生涯。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他第一次见识、体验到一个超级现代化城市的繁荣与国际化，他的事业同样在那里风生水起。他不仅通过画画赚得第一桶金，还当过电台主持人、开过私人餐馆、登上过《时代周刊》，是第一批在香港把“作者餐馆”概念带起来的人之一。
但在王亥的心中，自己仍是个成都的“街娃儿”，街头文化对他有着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吸引力。在重返成都后，王亥不仅亲历了这座城市的30年变迁，也见证了玉林片区的发展。他深度参与了成都城区和社区的改造，着手了崇德里、成都三联韬奋书店等空间设计，也把自己与友人合作运营的四家小店安在玉林。
其中，一间街头办公室作为重要支点，其余的三家小店分别为米店、书店与咖啡艺术空间，作为王亥个人观念对外传播的展示空间。四个铺面临街对望，与邻近的快递驿站、按摩馆、居民楼共同构成一个神奇的丰富空间。
如今的王亥，正以城乡策划设计主持的身份参与不同城市的更新项目。谈起成都的文创社区改造，他是欣慰的，可聊起过去，他仍感到恻然。老建筑拆迁以后，城市里立起新的高楼大厦。当时的王亥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异乡人”。
30年后，成都被称为“文化地标”，年轻人在这里体验“蓉漂”，城市在文化的碰撞中展现着包容、多元与生机勃勃。从重建城市记忆到改造社区，这十几年里，王亥都经历了什么？当他回望成都的街区和人，视角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以下为王亥的自述。
城市被推得太快了
我是个“街娃儿”。在成都话中，“街娃儿”和“街铺”是一对子，“街娃儿”通常指的是在临街店铺出生（当时的临街店铺有居住和商业用途）、在街头长大的孩子，街娃儿和生活在大院里的孩子分别属于两个社会阶层。
过去的成都街头，除了一户接一户的铺子，就是围墙院子，这两种形态构成成都的商业和住宅之别。街铺的人家都做生意，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禁止城市平民个体经商，很多铺面才关上。但它也是个铺面，只是人家不卖东西，纯粹是个居住的地方。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马路”。成都第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是上世纪60年代后修建的人民南路。此前，街上的路大多是石子路，车非常少，小孩会在街上玩“滚铁环”。水泥、柏油这些“高级货”都是后来才铺上去的。
我童年的最大乐趣，就是蹲守在离家50步路的糖果铺前。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糖需要用糖票兑换，每个人的每月份额大概只有半斤糖。糖票换白糖、红糖都可以，要换糖果来吃也得从里面扣。我经常会向“孃孃”（年纪大的女性）讨糖，如果她愿意给，吃糖就不用票。
王亥走在成都玉林社区的街头，似乎已与街区融为一体。（图/受访者提供）
在我离开成都前，成都大概只有200万人。可想而知，当时的城市单位是很小的，人口密集地生活在一个区域。人们吃饭、漱口、洗面都在外边，天气合适的时候，大家都会上街聊天，这种生活形成了成都特殊的邻里关系。
除此以外，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叫“社”。“社”不是指社区，而是一种信仰体系，人们拜各种小庙宇，信仰使得他们成了一个共同体。老成都在我的印象中就像台北，像杭州的老区，它没有那么国际化，但充满了人情味。我对成都的记忆凝固在这里。后来去了香港，才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超级城市”。
我觉得城市进展得太“快”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保护文化意识方面是缺失的。
听过类似的说法，任何一块有用的石头都不会被放过。特别是城市的拆迁，它完全就是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现在买房子的人少起来了，这是高增长后的去增长，房子终于回到它本身的居住概念，人们不再对它的资产属性大规模“朝拜”。
从国家资本到私人资本，满足于“挣快钱”是不正常的。我觉得街区巷里就是过去的城市主体，它们只是在城市化竞争中被边缘化了。
宽窄巷子是成都的第一次旧区改造，它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三条小巷组成。改造这片旧建筑时，他们想建一个停车场，需要在地下挖一层空间，因此几乎把所有的房子推掉了，只保留很小的局部。
我曾经去过很多国家和城市，看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然一些城市变成了超级国家化、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历史荡然无存。这是很令人悲哀的。
我很想把童年记忆保留下来。有一次，我和波兰的一群建筑师做分享。我问他们，经历过激烈的二战，华沙还剩下多少旧建筑，他们说有30%。华沙是二战中最为激烈的争夺地之一，但经历了那么大的战争，它保留下来的历史记忆，依然比成都的要多。
我们没有经历过硝烟，但是巨大的资本推动着城市，使得城市突然“炸”开了。我是成都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也是“应保尽保派”。我经常争辩，希望保留历史建筑。不留任何痕迹的城市，就好像是个新造的城市。
如何改？
其实我怀念的那个城市，它本质上已经逝去了，但只要留下记忆的痕迹，哪怕城市肌理变了，我也觉得挺好的。
经手旧改项目时，工具理性总会提醒我，“这个改不出来”“要花很多钱，也很耗时”；但是价值理性又会告诉我，“要把它留下来”。两者交战时，我永远会站在价值理性这边，我总觉得应该给以后留下一些东西。
我在香港生活了很久，在国外也生活了很长时间。我是个“应保尽保派”，我知道“保护”指的是“保护现状”，但有一种说法美其名曰“修旧如旧”，那是一个很荒唐的词，“如旧”是指哪个“旧”？
比如一个清代的房子，如果把这个房子的历史都抹掉了，哪怕回到清代，这也一定是个假房子，所以我坚决反对“修旧如旧”。所谓的改造，它无法逆向，所以西方所有的改造都是针对现状，即此时此刻让它“停”下来，只要它不会再毁败、腐蚀，即使是残垣断壁也不能去补。
改造崇德里时，我遵从的理念就是把旧房的功能和审美彻底分开。一个房子从民居到商业空间的转变，需要一个功能上的改变，即从前是给工人住的地方，现在要把里面转换成一个酒店，使其具有商业功能。
功能变了，但在外观上，它依然是过去的民居。在设计崇德里时，我就刻意保留了整栋建筑的外观以及那两根特别重要的柱体，把院子里的房间间隔墙都拆走。审美是属于记忆、历史、文化的功能，是建筑本身固有的属性，如果在旧改时只把目光聚焦在两根柱子上，那就犯了审美的错误。
拆掉墙壁后，人站在里面互相张望，会形成一种特别有趣的互动。老建筑的存在，和人是一种彼此观照、对话的关系。我经常说“给过去以未来”，不是让过去吃掉未来，也不是让未来吞没过去，而是在未来和过去之间，造就一个全新的空间。
我对老建筑的旧改主张，从来都不是“往里面全部摆放红木家具”。所有房子改出来，包括视觉上传达的东西，都是一种当代的反差，是存在于新和旧、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张力。当别人来到这个空间，他们是能感受到这种张力的。
王亥经营的三联思想库。（图/受访者提供）
很多人在谈公共空间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空间不属于任何人，它是一种诞生于个体和个体之间的间隙，一种“in between”的中间状态。汉娜·阿伦特曾把公共生活比喻为一张“平等的圆桌子”，它的功能就是将各自独立的个体联系起来。当人们围桌而坐，彼此交谈，公共空间就诞生于彼此之间；如果桌子被搬走，公共性就消失了。
我觉得过去这个城市的失误就是没有了过去，但是现在，我感觉整个城市的速度开始放缓，特别是经过疫情、大运会后，成都慢慢开始做一些社区营造了，政府也开始关注历史文化的保护，整个城市开始转型。
小店实验：反市场，才能争取市场
我在玉林合作开了四家店，但第一次真正独立经营一家店，是30年前在香港开设的“作者餐馆”。在香港，我主要从事两个职业，一个是职业艺术家，一个是文化人或媒体人。
我以前从没想过开餐馆，直到1997年碰上金融风暴。经济一低迷，艺术市场首先萎缩。我忽然发现没人找我画画了，那不如就开个店吧。开店是偶然，但如今回望，那确实是我人生很重要的阶段，与我后来改造旧城、经营商业都有很大关系。
我把这家店称为“作者餐馆”，因为我在这里输出的是作者性。别人无法和我的餐馆竞争，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别人复制不了的。
开了十几年店，我悟出了很重要的经验：反市场，才能争取市场。作者餐馆是开在街边的临街小店，它的存在就是很反市场的行为：第一，我不想开；第二，我不靠它挣钱。但一旦开了，我就会很认真。
那时候改良的粤式四川菜很多，但我遵循的就是川菜最重要的麻辣味觉记忆。有一次，一位老外误以为辣椒是枣子，吞下去了，辣得不行。我说“不能吐，这就像初恋，你得把它吞了”。吞了以后，他也觉得这很美好。
餐馆入口很隐秘，门口很小，甚至没有挂招牌。许多人和我吐苦水说位置难找，我说“难找就对了，这样你才不会轻易忘记”。当时的中环是老外的天下，我从不给他们刀叉吃饭，顾客全部持筷子。店里的规则完全按中国的方式，也完全按川菜的方式走。我坚持了这些规则十几年，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
有人说我在“教人吃饭”，但其实这就像一场行为艺术、一种教化，在某一个具象化的场景中重塑属于地方的文化价值。当时我想，我一定要把川菜文化传出去，让所有人接受川菜，然后去体验味觉里面的另外一套东西。
后来，我没有因为画画登上《时代周刊》，却因为开餐馆被报道了，主题是“super waiter”。现在回望，作者餐馆算是我最初的社区实验了。整个餐馆只有36个餐位，做了十几年才接待了几万人，它维系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微缩的社区关系。我们会交流，同时在这里建立了互相尊重和认同。
英文中有个词“community”，它可以翻译成社群、社区，其实我更看重这个词里面包含了“共同体”的意思。人们有某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状态，才能走到一起。
人的内容是最重要的。社区、街巷、小店都是空间，它们是城市生长的一部分。“生长”不是指我们建了一条公路、一栋高楼、一片商业街区，而是人在生长。空间装下了人，人为空间注入新的内生动力。
成都有包容性，也具有很强的生长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干脆开个小店，因为自雇佣最简单。开店比打工挣的钱更少，但幸福感会更强。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迎接小店经济，小店经济是我们10年的未来。
我觉得在街头，自然生长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我绝不去界定一个社区的形态。我觉得玉林西路就是一种“界定”，当时政府需要在玉林西路打造一个文化街区，以此来和玉林东路进行“竞争”。规划是一种具有很强目的性的东西，它的存在已经预设了“我们要干嘛”。
玉林东路整条街被细致规划，统一招牌、统一人行道，把所有的东西都规范化，结果就是租金涨了、成本增加了，小店很难生存下去。政府可以把关，但我希望我们不要过分规划化。
关于“自然生长”，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第一，它是一个社会实践，必须具有社会性；第二，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像我选择在这边开工作室是因为隔壁是面店，而我每天都要吃面，这都是因人际关系而聚集在一起。
香港社区和内地社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太多政治规划的关系，而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互利互惠的过程。香港政府是一个小城市政府，不可能包办所有事，换而言之，他们也不需要宣传。
历史学家王笛在《街头文化》里曾提到，过去的城市由三个概念组成——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地方政治。只有这三个概念才能构成一个城市的基底和丰富度，所以地方政治很重要。
在1949年之前，地方基本上是乡绅主持自治，有钱的人就是乡绅、士绅，他们是社会上的名流，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构成了某些地方自治的组织者和发起者。香港社区很像从前的成都，它是一个公共机构，具有非常强的公共性。
我很反对街道变成清一色的样子。一个好的社区应该是多元的，能为不同群体提供生活需求。玉洁巷有中老年人，也有很多新来成都的年轻人，他们都需要一个公共服务生态。我从不介意玉洁巷里有按摩馆、中医馆的存在，它们构成了生活的多样性。
王亥的街头办公室。（图/受访者提供）
“分离”和“联系”这两个概念很重要。我在玉洁巷街头开了家街头办公室“亥点”，它可以把我的工作状态完全开放给每个路过的人观看。当我敞开大门，我随时可以走上街头与路边的人接触；当我关上门，我又是独立的。
我是那种非常需要跨入公共空间去感受生活的人。我喜欢与人群擦肩而过的感觉，就算喝酒，我也一定要到街上喝。拒绝网络的生活增强了我的具身性，让我以亲历者而非上帝的视角去观察、感受、丈量一个社区的街头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一日曲，原标题：《给社区多一点野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