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护杀人案追踪实录

为什么要追踪照护杀人案?照护杀人现象的真实情况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在本书里，不仅记述了审判卷宗与案件相关人员的情况，在不同章节中，采访小组成员也写下了自己在采访当事人过程中的感触与思考。不过在本书完结之际，我希望能再次与读者分享采访团队始终坚持的信念与节目的诞生历程。

一切开始于一则篇幅短小的文章报道。

刊发时间是 2015 年 7 月，刚好是我们这期特别节目播出的 一年前。一位曾报道照护问题的导演读到了这篇报道：

“因深爱妻子而犯罪”，93 岁老翁犯受嘱托杀人罪获缓刑 

“正是因为他对病重的妻子情深义重，才成了犯罪 者。”2014 年 11 月，当时 83 岁的被害人不堪身体疼痛，请 求丈夫动手杀掉自己。被告人接受了妻子的请求，用领带 勒住她的脖颈致其死亡。8 日，千叶地方法院判处被告人 (93 岁)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检方请求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 (中略)

被害人因年岁增长，身体变得虚弱，无法行动自如。

2014 年摔倒后一直感到身体疼痛，常有抱怨之辞。她的健 康状况每况愈下，逐渐难以独立行走，因疼痛彻夜难眠。被 告人自己也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病，但依然全心全意地照护 妻子。他在家中安装了扶手，辅助妻子行动，还总为妻子按 摩。这种忘我的付出会牺牲他的睡眠时间，但他心甘情愿。

(中略)

同年 11 月 2 日，被告人的妻子在走廊跌倒后，恳求被告杀掉她。被告人在痛苦的心理斗争后表示同意。案发当 天，老夫妇躺在床上，聊着一辈子的回忆。之后他再次确认 了妻子求死的意愿。下午 6 点 10 分左右，他在家中将一条 领带在妻子脖子上绕了两圈，将妻子绞死。(《千叶日报》， 7 月 8 日)

读罢全文，导演心底浮现了一个大问号。

原本尽心照护妻子的丈夫为什么会杀害她?

报道称，老人尽心尽力地认真照护着老伴儿，而且重点是他深爱着老伴儿。

说起杀人案，虽然也有当事人一时冲动犯案的情况，但大部分案件的犯罪动机都是憎恨与积怨。但是，这起杀人案发生在相濡以沫、感情甚笃的老夫妻之间。犯罪动机究竟是什么，只有当事人本人知道答案。

只能直接找当事人采访了。这位老人被判处缓刑，也就是说 他现在不在监狱里，而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某个地方 ......

我们给案发地千叶县的分管同事打了电话。 “我们能不能采访案件当事人，做一期纪实节目?”

很巧的是，这位同事也刚刚读了同一篇报道。我们决定联合报道这个故事，并且设定了一个目标：

“做一期‘贴近’案件当事人的节目。” 

这是因为，我们都被判决书中的一段话震撼了：

毫无疑问，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是出于（对妻子的）爱。 为实际情形所迫，不得不下决心亲手杀害相伴 60 多年的妻 子，被告人所遭受的痛苦极令人同情。鉴于本案的事实与情节，法庭认为，应当给予被告人安度晚年的机会，允许被告人在社会上继续生活，并为亡妻祈祷冥福。

法官在判决本案时充分考虑了被告的处境，与被告共情，没有判他入狱。也许是当事人的经历确实复杂到让法官无法对他下达实刑判决吧。

这份判决书不禁让我开始反思自己作为导演和记者的日常工作。

在新闻中，我们常常报道照护杀人案，媒体会理所当然地在报道中曝光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拍摄案发现场的房屋，甚至透露当事人的住址。向公众报道“杀人犯”情况的时候，却闭口不提案件的详细背景。也就是说，总是不能与当事人共情。借口总是能找到的，比如，短短一分多钟的新闻无法传达案件全貌；再比如，如果当事人已经被拘留或是锒铛入狱，媒体采访他就难如登天。还有，由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人们消化信息的速度也变得很快。就算是备受瞩目的案件，也可能一天之后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此外，人们的注意力也很容易被眼前迅速变化的事物吸引。

不过这都是为了逃避高难度采访而找的借口罢了。

所幸 NHK 还有一个时段，能播出长达 49 分钟的纪实节目， 那就是“NHK 特别节目”。只要我们尽全力搜集信息、用心呈现 照护杀人案当事人的情况，做出专题报道节目，是不是就能把新闻里没讲到的故事更完整地传达给公众呢?

我们最先着手进行的工作，就是直接采访照护杀人案当事人。

日本全国范围的采访

然而，采访工作突然碰了壁。

那时候，我们想采访千叶县中央东部茂原市发生的一起案 子，男性当事人住在新房林立的新兴住宅区。屋檐下的花盆里盛开着鲜花，小朋友们的欢闹声不断在我们身边响起。在这恬静城镇的一隅，在无人在意的角落，却有人被逼到绝境，成了照护杀人犯。

我们站在当事人的家门口，周围的房子都是新建的，只有他家还是旧房子。

站在大门口，透过磨砂玻璃能看到屋里的鞋柜。

我们按下了对讲机按钮。他究竟会不会接受我们的采访呢？我们紧张起来。但是，等了几分钟，完全没人出来。 我们向邻居打听情况。邻居说，案发以后他就不住在这儿了，也没有人知道他现在的行踪。当初负责本案的律师只告诉我们，他住在“千叶县的某个福利机构”。但是由于律师有保密义务，他没有对我们透露更多信息。我们又请这位律师给当事人的亲属带了一封信，希望能采访他们。这封信也石沉大海。

别说当面采访了，居然连见见他都做不到。

虽然这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是采访工作的推进之路确实非常坎坷。不过我们并不打算就此止步，反而更加坚定了组建采访团队、全面调查日本全国照护杀人案的决心。

于是在 2015 年的秋天，“照护杀人采访组”正式成立了。

首先，我们做了漫长而耐心的调查工作，力求全面了解日本全国各地发生的照护杀人案情。那时还没有人对照护杀人案进行过详细调查，我们甚至不知道日本全国确切发生过多少起案件。 因此我们决定，把 2010—2015 年 NHK 报道过的照护杀人案新 闻原稿、当初的采访记录和审判资料等都找出来。

事实上，光是搜集这些历史资料就花了我们 2 个月时间，只靠东京采访组 10 个人的力量是没法把这 6 年间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的。于是，我们向 NHK 国内各地分台负责案件报道的记者求助，邀请他们参与调查。他们采访案件与事故的工作本来就很忙，但还是在百忙中腾出时间来帮我们。各地 NHK 分台仓库里的历史采访笔记和过去的判决资料都被找了出来，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我们找出了照护杀人案相关的内容。

在日本全国记者通力合作、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之后，我 们终于站在了起跑线上。当时，我们只知道“案发时间与地点”， 而最关键的“原因”，只能通过直接采访当事人方能得知。

我们搜集到的案件涉及超过 100 位当事人。东京采访团队和 各地电视台的记者彼此配合，开始了地毯式的走访。

被拒绝的日复一日

一次，我们到了日本山阴山阳地区的某个住宅区。身为照护者的男性当事人殴打自己 80 多岁的老母亲，以伤害致死的罪名被逮捕。

这户人家的房子明显已经荒废了，房门外垃圾成堆。大门口全是纸箱和水桶，甚至没法走过去敲门。于是我们绕到厨房旁边的后门，敲了几下，喊道：

“不好意思，打扰了 ——”

没人搭理我们。过了 10 秒左右，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玻璃门后出现了一个人影。来开门的人是个 50 多岁的中年 男人，应该就是本案的当事人。我们是下午 2 点多登门拜访的，但他那个时间还穿着睡衣，头发睡得很乱，眼神空洞，毫无生气。看着满脸憔悴的他，我们很难张口。一阵沉默后，记者终于说道：

“我们是 NHK 的，正在进行对照护者的采访......” 

他低声咕哝了一句：“不用了。”接着便把我们拒之门外。 

这就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照护杀人案的当事人。 

即便他母亲已经去世了，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的状态依然很糟。我们迟疑着要不要再按一次铃，但也担心我们的采访再次把他逼到绝路上，甚至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和他的邻居聊了聊，听说他以前经常跟人打招呼，邻居都觉得他人很不错。人们也常看到他买两人份的便当带回家当午饭。但是案发以后，邻居们就几乎没见过他了。

他被照护逼到走投无路，殴打了母亲，但检察机关后来对他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没有问他的罪。可是，当时的新闻报道中曝光了他的真实姓名，说他是“犯罪嫌疑人”。我们一想到这可能就是他现在还活在痛苦之中的原因，就觉得很揪心。

以“与当事人共情”为出发点的采访简直太傲慢了。当事人并不希望谁来与他们共情。

我们翻遍日本全国审判历史资料找出了当事人的住址，即便他们并不一定还住在原来的家。不过还是有 1/10 的案件当事人被我们找到了——有一小部分没搬家，还有一部分人的老邻居知道他们的去向。然而，找到当事人以后，我们面临着新的困 难 —— 他们拒绝接受采访。

制作节目的初衷

2016 年的 2 月下旬，采访团队在 NHK 社会节目部角落里的 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

此前我们试图和超过 100 位案件当事人进行接触，这个会就是为了汇总结果而开的。

但所有人都缄口不言。情况非常严峻，愿意在镜头前说出案件背后故事的当事人，甚至连一个都没有。

采访组已经成立了 4 个月。花了 2 个月时间收集案件材料后， 在这个基础上逐一联系当事人，又花了 2 个月。会议室里充斥着找不到突破口的焦虑气氛。

负责关西地区的记者打破了沉默：

 “啥收获也没有。我们联系的当事人什么都不愿意说。媒体当初说他们是杀人犯，现在想让他们跟媒体讲自己的心里话，实在是太难了。”

全员都有同感。不仅是当事人自己，街坊邻居往往也不愿提到案子，他们的亲戚也过着低调的生活，尽可能避免接触和案件有关的人和事。“不想被人觉得自己跟杀人案能扯上关系。”人们都希望保护自己的生活，这是很好理解的。

“记者在采访中切身感受到，当事人就算被判的是缓刑，也没法正常过日子了。毫不夸张地说，杀人案彻底颠覆了他们的人生。”

照护杀人案发生在家庭的内部，当事人及其家人当然希望让他们自己安静地生活。所以我们站在采访对象家门外，伸手按铃之前，都要再问自己一遍：“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为了做这个节目，我们打扰了这些想安静过日子的人的生活，在道义上站得住脚吗?”

即使每天都在遭遇拒绝，采访组的每个成员依然抱持着使命感，要贴近当事人，向观众传达悲剧背后的真实情况。

“不能让悲剧重演。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弄清照护杀人发生的原因。”

“我们的采访不应该把当事人描绘成‘杀人犯’，而是要让观众感受到，他们是因照护而走投无路的活生生的人。”

“在这个时代，谁都有可能突然要照护自己的家人。因此， 我们更应该制作出让观众能够与‘当事人’产生共鸣、激发人们重新思考照护的节目。”

但是，单靠使命感是没法说服采访对象的。我们反复讨论，无论如何都希望当事人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究竟是为了什么。

最终，我们确定了节目宗旨 —— 让观众感受到“何谓家人”。

并不是将采访对象当作杀人犯来示众，而是让观众感受到他 们也是人夫、人妻、人子 ...... 这成了采访团队的共识。

此后，我们向采访中遇到的每位当事人逐一耐心解释这个经过反复论证的节目宗旨。

节目播出后有时候会有人来问，为什么我们能采访到当事 人。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任何捷径。我们直接去找采访对象，当面和他们直接沟通节目组的想法，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直到采访对象开始相信我们。

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终于有人愿意跟我们聊聊了。采访开始渐渐取得了突破。

如何定格夫妇之间的画面 —— 摄影师眼中的现场

NHK 特别节目《我杀死了我的家人：“照护杀人”当事者的自白》是从春寒料峭的 3 月开始拍摄采访的。

拍摄总共进行了 3 个多月。作为摄影师，我和导演、记者一 起到日本全国各地的“照护杀人”一线去，用影像悉心记录当事 家庭中的种种细节。

我们去了坐落于河边的木造公营平房、造访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巨型公寓区中的某户人家、前往老城区拥挤的长屋建筑，还有除了人迹稀少和隐约透露出的萧索气息，随处可见的平凡城镇。

我想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案发之前夫妻或亲子之间的生活状 态——探访他们留下回忆的场所，看看他们眼中世界的模样， 想象着过去发生的一切，并用摄像机不断地记录下来。

有一对夫妇每年春天都要去看他们非常喜欢的一棵大樱花树。

还有一对夫妇常常在咖啡馆里点一块蛋糕，两人分享。因为想要享受“外出感”，还特意到车站去买车站便当来一起吃。

这些发生在家人间的故事，和“杀人案”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去甚远。但就是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家人之间，发生了照护杀人案。

在还不需要照护的时候，作为夫妻、父子......他们的生活 是怎样的?一定就像任何普通的家庭那样其乐融融，偶尔也会发 生矛盾，但总是互相支持和安慰。

我们非常重视现场感，尽可能以普通的方式来拍摄，认为这样可以更接近家庭成员的日常所见。当然，摄影师的主观想法对拍摄结果会不可避免地有些影响，但我还是希望尽可能地贴近他们的视角，在这种想法驱动下进行拍摄。

摄影业界有时会利用调色手法表现情绪，用红色渲染温暖、 用蓝色描绘悲伤。但我还是尽量原封不动地再现了那些场景本来的色彩。

通过影像“共情”

在节目中，有 4 位当事人接受了拍摄采访。这是记者和导演 持之以恒沟通的成果。拍摄开始前我们会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们看起来很谦逊认真，给人的印象都很好。

这应该是因为记者和导演之前就和他们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也可能要归功于他们已经理解了我们的采访意图。

不管怎么看，他们都是“好人”，完全看不出是“杀人犯”。

但开机后，他们的样子完全不同了。时而情绪激动，时而悲痛欲绝，极度悲伤地向我们讲述自己杀害丈夫、妻子、母亲 ...... 的事实。

对当事人的采访都是匿名进行的，有时候是拍他们的背影，有时候则是拍他们脸部以下的画面，也就是所谓的“不露面拍摄”。不过在表现人类感情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毕竟还是面部表情，身为摄影师，我们是想要拍到采访对象表情的。但是在无法拍脸的时候，应当如何通过画面传达采访对象的想法呢?

通常情况下，为了使拍摄画面保持稳定，我们在采访时大多会使用三脚架。但这一次，我们没有用三脚架，而是把摄像机扛在肩上进行移动拍摄。

采访开始后，不仅要听对方说了什么，还要听他说话的声调。这样就能感受到他哪怕最微小的情绪波动。

摄影师要全神贯注地关注采访对象不经意间的动作神态。密切留意房间里的气氛，努力让自己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设法将他们的心理活动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好不容易才得到了采访他们的机会，就算拍不了他们的面部表情，我们还是想要毫无保留地传达他们的思想感情。想到痛苦的回忆，他们的拳头就会攥紧。在难以用语言进行表达时，他们的手指会有动作。叹气的时候，上半身也会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细微的动作让观众感受到当事人内心深处的感情。

写在最后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负责采访长谷川先生的记者也经历了祖母的离世，老人享年 95 岁。

她因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而住进了照护机构。

在祖母身体情况恶化住院后，记者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住进医院里照护她，记者本人有时也会独自陪在她的床边。

祖母不喜欢戴氧气面罩，总是立刻就把它给摘掉。因此家属必须时刻注意老人的情况。

温柔和蔼的祖母变成这样，让人非常难过。完全无法和她用语言沟通，一而再、再而三，会让人感到徒劳。采访照护杀人者时听到的那些话浮现在记者的脑海中。

如果自己也面临独自照护亲属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

记者对挣扎在照护泥潭中的人感同身受。的确，他们在任何时候做出任何事来都不奇怪。

一想到同意接受采访的各位当事人做了多么艰难的决定，我们就深深感到绝不能让他们的心声付诸东流。在此，我们想再一次对帮助过我们采访的各方人士表达衷心的感谢。

后记

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听到“照护杀人”这个词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别扭。因为“照护”和“杀人”这两个词，原本是完全相反的含义，却被放在了一起。为什么从“照护”这种关爱他人的行为中会孕育出伤害他人的“杀人”意图呢?但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行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发生。

为什么“照护杀人”现象在日本层出不穷，案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这就是我们本次节目采访的起点。

参与本期节目采访的记者和导演，在平日的工作中负责的领域各不相同，可以说是一支“混合部队”。只是，大家都对“照 护杀人”这个现象有所思考。

有位记者常年负责案件报道，在派驻地区采访了照护杀人案之后，对照护杀人现象层出不穷的原因始终抱有疑问。

有位记者希望从资料新闻学的角度来分析照护杀人行为。

有位记者想从审判采访中了解照护杀人的案件背景。

还有些记者和导演曾报道过“无证养老院”等相关问题。

尽管成员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但大家的共同目标是希望尽可能地减少“照护杀人案”的发生。

在本节目的采访中，我们尽最大努力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搜集了过去 6 年间发生的照护杀人案，根据审判资料详细分析了每个案件各自的照护情况、照护时长和案发经过等。

逐一查看每件案子后，我们发现，司法实践中对照护杀人行为的量刑标准相当不一致。当然，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都不相 同，但说实在的，毕竟同样是“照护杀人案”，居然还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不免叫人惊讶。

有些人因为照护经历非常艰难困苦，法院对其酌情从轻判决，并且给予缓刑；而有些人，虽然法院也认为他们经历了照护疲劳的情况，但减轻照护负担还有其他可以不犯罪的方式，所以判处他们实刑；有些人照护时间很短，却得到缓期执行判决；也有人长期照护家人，却被判处实刑 ...... 不同案件的情况不同， 量刑的区别也很大。

其中，有的案件当事人在掐住自己照护对象的脖子时犹豫不决，反而被认定怀有杀意，被判处实刑。法官往往根据照护的情形和时长来决定量刑，但量刑的差异又很大。很显然，“照护杀人案”是连专门负责审判的法官都感到棘手的案件。

在播出这期节目时，我们持续感受着我们的节目与此前那些以“照护杀人”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和新闻有什么不同。

“照护杀人”在此之前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媒体报道过，包括 照护者求助无门、独自面对问题的情况，还有政府和社区为防止 照护者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而采取的措施。可以说，这是个看似很新的老问题。

而我们采访组的坚持，是传递“照护杀人”当事人的真实心声。为什么人们会犯下照护杀人罪?从以前就一直被不断指出的问题为何无法彻底解决?我们希望能尽量逼近这个问题的真相。

只是，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感是需要慎重把控的。节目编辑过程中，我们的心头始终牢记着这一点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 杀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行。当然，我们做了很多周边采访，而且尽量以客观的视角确认案件情况。但是受害者已经故去，我们没法采访他们，所以也一直在担心，只报道加害者视角的内容是否会导致人们对案件真相的误解。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要传达当事人的声音。不是说些漂亮话，而是报道照护的真实情况。一定要直面这个问题。这是整个采访组的殷切心愿。

我们也曾想过，节目播完后或许会收到很多观众的批评意见，认为我们太为罪犯说话了。但实际上，我们收到的反馈大部分都是“我也有同感”这样的友善感想。这更让我们体会到当今日本社会的照护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在节目采访中，我们能够发现，照护者被每天的照护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精神状态非常紧绷，稍不留神就会因为一点儿小事脱轨。采访团队的成员中没有人照护过家人，但是，包括我在内，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特定时刻承担起照顾他人的责任，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有多少人可以自信地说，自己在照护的时候绝对不会犯下照护杀人罪?我们与照护杀人犯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一线之隔。谁都可能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防止“照护杀人”?这个问题显然无法简单地找到解决方案。否则，照护杀人现象早就该消失了。或者说，由于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这个问题才一直存在。

但是，子女杀害生养自己的父母、家庭中的一位成员杀害共同生活的另一位成员，这肯定是悲剧。我们希望尽量减少这样的悲剧。虽然寻找答案并不容易，但通过我们的不断报道与传播，相信总有一天能找到解法。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将继续报道下去。

最后，我想向接受采访的案件当事人及其家人和相关人士表示衷心感谢。想要防止照护杀人的发生、绝不能辜负各位采访对象的期待——可以说，正是这种强烈的愿望促使我们完成了这期节目。我还想借此机会向负责警方条线的各电视台编辑与记者 表达谢意，他们在繁忙的报道工作中，为我们搜集日本全国范围内的照护杀人案件提供了大量帮助。另外，也要感谢采访组的各位记者、导演，还有支持我们的众多相关人士。最后，要感谢新潮社的冈田叶二朗先生，他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提出了诸多建议， 并将我们总是晚交的原稿整理成书。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东京都内又发生了一起照护杀人案，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在家里用领带勒死了他正在照护的妻子，她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犯罪之后，老人服下安眠药想要自杀。家里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的字迹很有可能是老人写下的：“对不 起，我已经撑不住了。”老人保住了性命，但在住院期间，他说了很多次“明明已经在一起 60 年了，真是对不起她”。

再也不想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了。我们要经常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NHK 新闻局社会部警视厅跑口资深记者 渡边和明

本文摘编自：《是家人，也是凶手：绝望照护者的自白》，作者：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译者：丁丽阳，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