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 GlobalMediaJournal），作者： 章戈浩，张磊 ，封面来自：东方IC
摘 要
媒介的“物质性”是我们思考当下数字生活、考察媒体世界、剖析文化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却长期成为传播研究的盲点。本文聚焦于当前正在发生的“物质性转向”，梳理各种相关的理论源流和思想派别，在中国语境下对媒介物质性范畴做出界定，并讨论它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走向。本文认为，媒介物质性，泛指一切涉及“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而“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物性也由此重新显现。
关 键 词
物质性；媒介；媒介研究；文化分析；传播学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170多年前的断言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真实，从APP到云计算，从虚拟现实到人工智能，比特取代原子的数字化生存仿佛日渐实现，周遭的一切加速化为虚无。然而无论是有形的基础设施，还是无形的通信协议；无论是可见的接口界面，还是隐形的平台算法，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处其间的社会与文化一如既往为林林总总的有形物质所形构，却不同过往地为种种并无实体却一样具备物质性质的事物所重构。物质性成为我们思考当下数字生活、考察媒体世界、剖析文化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却长期成为传播研究的盲点。
自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以来，关于媒介的物质性研究开始激活一种新的学术想象力。物质性、身体感、后人类等概念成为热点词汇，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维兰·傅拉瑟、布鲁诺·拉图尔、唐娜·哈洛维、韩炳哲等涉足文化与技术哲学的学者名字被反复引用，一系列围绕“物”而展开的经验研究也获得广泛关注。一场“物质性转向”正在传播学与媒介研究的领域发生。
那么，媒介的物质性究竟激发了什么样的学术想象力？它的内涵和外延是否有边界？这一场转向将给数字时代带来什么，是一个牢靠的理论基石，还是一束神谕般的光亮？
一、“本来无一物”：正在发生的物质性转向
在文化研究领域，2010年前后开始较为系统地谈到“物质性转向”(materialism turn)或者“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主要关注从历史维度考察传播、媒介与文化的基础设施(Bennete & Joyce，2010)。
2015年，Mukerji(2015)以物质转向为题，进行了理论梳理。同年，《威斯敏斯特传播与文化学刊》组织了一期物质性专题，将物质性概念引入当代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研究之中。编者John Hondros说：“在之前关于互联网这种科技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弥漫着一种二分法，即互联网是一个非物质的‘赛博空间’、一个虚拟世界，从而与物质世界割裂开来。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本专题邀请读者换一种视角来看互联网，从‘物质转向’中获取灵感，拒绝二分法，回归一元论，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观念整合起来。”(Hondros，2015)
的确，在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主流叙述中，虽然技术与工具从未被放逐于视野之外，但它与文化和符号形成了一组鲜明的二元对立，由此形成了“媒介—物”与“人”的二元对立。从李普曼引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开始，传播研究似乎就将实体和它的影子割裂开来，长期把话语以及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作为分析对象，并把传播效果放在核心。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曾经将媒介及其技术系统放在聚光灯下，但“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述，强调的还是人的主体位置。反过来说，有没有可能“人是媒介的延伸”？在文化研究的道路上，二元对立也随着结构主义渗透到研究的基本面，一切围绕文本的编码与解码展开。这一长期的走势，也使得Graham Murdock批评说“物质性成为传播研究的盲点”(Murdock，2018)。
实际上，人与物在文化创造中的关系，不是密不可分的吗？苏轼的《琴诗》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就鲜明地指出了人与物的对立统一。①二元对立本身并不是谬误，但过于侧重影子以及影子之中人的感受，无疑使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本体论思考始终未能突破窠臼。数字时代来临，作为物的媒介极大充裕，然而“虚拟”的特性更加吸引目光，“赛博空间”成为柏拉图洞穴的具象化，却又不被当作具象来对待。当我们沉浸在数字化迷思或大众化恐惧中时，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脱离了现象学层面的存在，从而使真正的关系被遮蔽。马丁·海德格尔谈到“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既指出了从符号、文本到科学史的建构功能，又提醒我们，自然的物性与人类的创造性须臾不可分离，两者统一于时间性、历史性以及大地之上。我们是否可以发问：在数字时代一切赛博化、虚拟化、液态化的状态里，人、符号、文化的经线与物、媒介、技术的纬线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意识到这一点，物质性概念就成为穿透传播与媒介研究意识形态遮蔽的一道光亮。首先，我们将突然意识到，传播中的“物”是如此丰裕。以至于，我们都很难统一概念。在英文中，谈论物，不同的学者可能使用完全不同的概念和术语，时有重叠，甚或对立，还有时在多个概念或同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范围内游移。有人使用“material”(Ingold，2012)，有人使用“thing”(Miller，1997)，有人使用“object”(Harman，2002)，还有人使用stuff、matter、artifact等等，不一而足。如果再加上各种前缀，这个列表会更长。在中文里，我们既可以使用“物”，也可以使用“东西”“玩意儿”等更加口语化的词汇，选择不同的词汇意味着视角的不同。我们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拆解法：“物—物质—物质性—物质性的”。例如，智能手机是一个“物”，构成它的金属、玻璃、塑料、陶瓷甚至硅、铝、锗、金、铜则是“物质”，它有别于人或文化的物质属性是“物质性”，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因素与实践过程因而成为“物质性的”，包括手机应用等数码物、占据物质微粒而存在的电子文本和图片、持有或滑动手机的姿态等等，无不浸染了物质性。因此，我们倾向于用“物质性”(materiality)这一抽象而外延广泛的概念来统领相关的讨论。
此外，我们也能意识到，原来关于媒介物质性的既有文献同样丰裕。建立在各种理论的讨论之上，我们可以试着对物质性的外延和内涵做一界定。
二、“物以群分”：媒介物质性研究的理论源流
来自不同学术传统、不同理论源流的学者，对媒介物质性有不同解读。
按Mukerji(2015)的梳理，物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有以下三种源流。最主要的传统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包括年鉴学派、列斐伏尔，包括英国的文化研究，也包括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研究，例如鲍德里亚的论述。不过，他的归纳忽略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另外一个传统是福柯的思想。Mukerji认为福柯的全景监狱思想其实也是从物的视角出发的研究。同样，他也忽略了受到福柯影响的德国媒介理论，如基特勒等人的论述。Mukerji比较强调的一个传统，来自于STS(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研究路径。他认为，一个关于认知论的最典型代表就是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这最早开启了物质性研究。受此视角的影响，后人类主义开始兴起，它研究物的能动性，其中拉图尔的研究影响力最大。
还有一个重要源流来自所谓“新物质主义”。1996年，墨西哥裔美国哲学家Manuel DeLanda为这个词做了哲学定义，他使用的术语是Neo Materialism(DeLanda，2006)，后来被Rosi Braidotti改为New Materialism。这一理论基于对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解读，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后德勒兹主义。2010年，Diana Coole和Samantha Frost主编了《新物质主义：本体论、动力和政治》(Coole & Frost，2010)一书。Delanda的新物质主义拒绝把过去视为一种简单的人类历史，而是把自然的历史、任何活着的生物和物的历史纳入考察范围。Braidotti则提出了“身体”的面向，她号召“思考穿透身体，而非逃离身体”(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and not in a flight away from it)，从而挑战既有的边界和限制。对新物质主义的批评认为它并无新意，早在1995年就有物质符号学、跨物质性这些名词，新物质主义和它们有很多共通之处。总之，冠以新物质主义之名的研究共享着三个特征，一是在认识论上寻求理论阐释的可能性；二是在本体论上侧重物的本质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潜在的还是显在的；三是从方法论上注重把各种物纳入学术分析的范畴。
如果说后德勒兹主义衍生出了新物质主义，那么还有一个哲学源流则受海德格尔启发，那就是作为新海德格尔主义的“物向本体论”。1999年，Graham Harman提出了“以物为导向的哲学”(Object orientated philosophy)(Harman，2002)，后来由Levi Bryant改为“物向本体论”(Object oriented ontology)(Bryant et al.，2011)，简称为“OOO”。OOO采用的概念是“物体/客体”(Object)，延续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从而更强调“本质”色彩，与之相比，新物质主义来源于德勒兹和后结构主义，所以更加反对本质化。两者的另外一个差异体现在对人和人以外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上，物向本体论强调人和世界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新物质主义则认为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并不存在。
总之，推动着“物质性转向”的学术动力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以物为中心、以物为基础的哲学研究，涵盖了从新海德格尔主义到后德勒兹主义的思想光谱，凝结着知识社会学和STS的思想结晶，其中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影响最广。第二个方面是以物为中心的心理分析，它注重“物/客体”与人的关系，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美学的视角，侧重于感官和文化制品的物质特性，与艺术、设计、文学有广泛联系。第四个方面是“具身”视角，聚焦于人的身体，包括性别化的身体、作为现象的身体、作为存在的身体。第五个方面是最“坚实”的层面，它源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既有的物品和物质性进行研究。
林林总总的哲学思潮为媒介物质性提供了理论养料。在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疆域上，德语文化理论家做出了直接发言。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是一个节点性的人物，他逆转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在麦克卢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一种去人类中心化的视角重新建构文化技术与文化系统在历史中的意义。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Kittler，1999，p.123)作为声学系统的留声机、作为光学系统的电影和作为书写系统的打字机，统一并改造了信息的存储、计算和传输系统，也就把身体与灵魂剥离出来，并在时间上改写了历史秩序。这本书延续了他在《话语网络1800/1900》里对字母表、语言渠道和自动化书写技术的讨论，其实“话语网络”的德语原文是“铭写系统”。基特勒一边连接着尼采和海德格尔，另一边连接着拉康和福柯；一边连接着歌德和卡夫卡，另一边连接着爱迪生和图灵。在一种思想和文艺的交汇中，基特勒重建了人与媒介物的关联。在他的影响下，德国文化理论进一步将文化技艺的讨论导入对媒介的理解之中。
韩裔德国理论家韩炳哲以一种言简意赅的写作方式，拆散与重构了数字时代的文化状况。在《时间的味道》中，他延续了海德格尔的时间命题，从“加速”走向“消散”，走向一种没有尽头的、无序的、不良的时间讨论，与之作为对比的则是古老中国那种用“香印”等事物所丈量的空间化、味道化的时间状况。《在群中》《精神政治学》等著作直接与福柯对话，如果说福柯讨论的是一种被老大哥、电幕和新语所控制的奥威尔式全景监狱，强调的是否定性，那么数字空间则是由点赞、自拍、大数据所主导的自我监视系统，强调的是确证性。
德语系的传播哲学思索，与麦克卢汉、英尼斯的媒介分析呼应，与德布雷的媒介学中的“媒介域”呼应，也与文化研究后期如大卫·莫利对科技现代性和家庭空间的思考相呼应，为媒介研究开辟新路。
三、“万物皆媒”与“媒生万物”：数字时代媒介物质性的本体论
那么，究竟什么是媒介的物质性？尤其重要的是，在所谓“数字化生存”的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媒介物质性？
自从计算机和ICT技术广泛渗透进人类生活后，一个说法广泛流传，即我们进入了一个非物质文化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对物质和非物质、比特和原子的二元对立的想象之中，非物质信息替代物质的倾向愈加明显。当越来越多的传播文化研究学者开始回头思考这种二元对立是否存在之时，我们重新发现了不见物背后的物质性基础设施，讨论媒介的物质性、技术的物质性、数字的物质性，因此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重新具备了物质的特性。
有的学者(van den Boomen，2009)宣称，物质性注重的不是“Im/material”的对立，而是“In—material”的统一，重点不是物质还是非物质，而是我们处在各种物质之间。这种状况普遍存在，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就像身处水中的鱼难以意识到水的存在一样。当我们以为进入到了一个非物质文化时代之中时，事实上我们还是处在各式各样新的物质性之间。比较激进的学者，像致力于媒介考古学的Jussi Parikka，甚至认为新物质主义应该成为一种媒介理论，成为当代媒介研究的核心话题(Parikka，2012)。
媒介物质性包含哪些方面？2015年，Bernd Herzogenrath主编的“Media Matter: The Materiality of Media，Matter as Medium”探讨了各式各样的物如何成为媒介，各式各样的媒介又如何具备了物质性(Herzogenrath，2015)。也有学者(Siles & Boczkowski，2012)提出，新闻学的研究也应进行“物质性转向”。报纸被研究了这么多年，但我们讨论的从来只是报，而不是纸。是否有人认真考虑过印刷机、油墨、纸张等物质对于整个新闻行业、对于传播的影响和意义？2009年，Marianne van den Boomen等编选的“Digital Material”，研究了CPU、内存、键盘、屏幕，甚至研究了计算机用户界面里面的图标、点赞符号等物质。这些研究都在呼唤着我们回头思考当代环境中的各种媒介物，乃至过去历史中各种可见的、不可见的物与物质性(van den Boomen et al.，2009)。
更进一步，物质性还与宏观的文化技术系统连接起来。基特勒早年的一本书Optical Media被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时候，《传播学刊》(JOC)上发表了一篇书评，题目叫作“Materiality is Message”(Gane & Hansen-Magnusson，2016)。它模仿了麦克卢汉的名言，并对它做了新物质主义式改写。媒介不是信息，物质性才是信息。这个视角可以引发如下思考：非物质性的当代信息技术是如何建立起一种技术和文化的神话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神话？被我们忽略的物质性又是怎样一直贯穿下来的？
来自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为媒介物质性增添了新的内涵。物质文化进入到媒介研究之中，开始是研究物如何承载文化，随后出现了物质媒介研究，以及研究物的媒介生态学。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最初被提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学，而是一个隐喻修辞。然而，新出现的物质媒介生态学研究则回归本义，研究各种媒介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废物及其对环境生态的影响。那些被我们用坏了的电脑、手机、家电，被我们废弃的BP机、光盘、磁带，它们去了哪里？它们终归进入了生态环境之中。所以，这种废弃物的媒介生态学，不仅仅是从物质形态和物理层面思考，甚至从生物、从化学的层面研究废弃的媒介产品：电子废物进入到生态系统之后又怎样回到我们的身体。有的学者甚至号称为激进生态学者。同时，这一取向还涉及人面对物和物质性时的具身性、身体姿态和认知。我们的认知如何被各种物和物质性加以改变？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电视机发明的时候，它的屏幕不是圆的？尽管人的眼睛是椭圆的，但电视机的屏幕不是圆的，计算机的屏幕也不是圆的。既有的媒介改变了我们的认知，至少影响了我们的认知，或者说影响了我们的具身体验，影响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基特勒还有一句名言：“所谓软件，并不存在。”(Kittler，1992)根本没有什么软件，因为在软件下面还有硬件，硬件下面还有支撑硬件的基础设施，还有水、电这类生产硬件的物质。Nathalie Casemajor对新物质主义视角讨论当代数字媒介的梳理，总结了六个不同的面向，每一个面向都展现了媒介物质性的不同范畴，这些研究构成了三组张力：对媒体的语意分析与技术分析之间的张力；社会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之间的张力；传统批判视角与后人类主义视角的张力(Casemajor，2015)。
第一个面向是基特勒的理论，他讨论了技术化的记忆或记忆如何技术化。基特勒非常激进地提出，一切我们已知的是能够被保存的，所以我们所探讨的一切要从这种技术化的记忆开始(Kittler，1999)。第二个面向是Lev Manovich的研究。他早年是个俄罗斯裔黑客，后来移民去了美国。在MIT媒体实验室中，他创立了一系列有趣的研究方法，也创立了“软件研究”这个独特的领域，更强调可编程的物的用户体验。第三是Katherine Hayles的研究，在Writing Machine(2002)中，她探讨了早期的计算机文字处理软件，以及早期程序员们怎么样使用简单的字符创造出各种艺术和各种有趣的视觉表征。这是一种讨论数字电子文本背后物质性的取向。第四个面向是Matt Krischenbaum等人的“鉴识研究”(forensic traces)，基本观点是一切能够在电子环境下存在的东西都必然是有痕迹、有遗存的。第五是Jussi Parikka的媒体考古学，他受到Kittler的影响，对于当代媒介技术的非线性历史发展进行追溯，同时，也探讨“死掉的”媒介，亦即我们不再使用的媒介，比如磁带等，它从我们生活中消失后去了哪里。最后一个面向，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向，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比如Fuchs做的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劳动是针对物质展开的，它本身不就具备物质性吗？
劳动引出了Michael Rowlands观察到的一个有趣问题，即，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们谈物质，新物质主义者也谈物质和物质性，这两者有什么不同？Rowlands认为，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把物质视为客体，人则是劳动的主体，存在明显的主客体之分(Rowlands，2005)。而新物质主义的视角，无论是来自哲学的新物质主义，还是来自于物向本体论，或者来自于拉图尔的ANT理论，更强调物本身的主体性。这带来一条有趣的主客体轴线，在多大程度上物能够成为主体？实际上在不同的新物质主义思潮中，物的主体地位的高低也有所不同。
计算机学者Paul Leonardi提出，物质性讨论有很多组二元对立，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能感知到的和感知不到的、有形的与无形的，但要既要讨论数字的物质性，也要讨论物质的数字性(Leonardi，2010)。在这种启发下，我们是否可以用一组组二元对立建立起媒介物质性概念的范畴？例如，软的物质性和硬的物质性，甚至，用更中国式、更东方的概念——虚的和实的。更进一步，借鉴潘绥铭等人(2011)的“光谱式认识论”，我们可以尝试用各个维度上的二元对立，建立起媒介物质性的广阔丰富的光谱。
物质性起码可以在四个维度上展开。第一个主客体维度，观察物是否具有主体性，探究“人的”和“物的”不同属性。第二个是虚实维度。在既有的数字物质性探讨文献中，已呈现了虚实的不同。比如，Kirschenbaum的鉴识视角，强调“实”的物质性存在。他认为数字时代一定有物质性的证据和遗存，弥漫在生产、散布、接受和保存等各个过程中，可以被人的感官感知，或被仪器检测出来。相对而言，虚的形式物质性(formal materiality)强调数字媒体的象征性形式，比如软件程序的架构、嵌入的数据标准、各种元数据的编码方式，以及操作系统的基本设定等(Kirschenbaum，2008)。许煜(Hui，2016)的“数码物”(digital objects)也属于这一类型。这些仿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构成了当代数字媒介操作的标准。作为中国学者应当更有感触，因为这类底层标准来源于盎格鲁—萨克森传统的26个字母的传统，而其他民族的互联网经验里缺失了竖排网页，容易出现乱码现象等。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从形式物质性上受到了巨大限制。在形式物质性视角下，“可供性”(affordances)成为关键性概念。James Allen-Robertson认为所谓的技术可供性决定了媒介机器和存储设备所传递的文化(Allen-Robertson，2017)。第三个维度是宏观与微观的维度。例如，分布物质性(distributed materiality)的概念强调，当我们探讨任何数字媒介时，不能忘记它们所有都是相互依存的，这构成了当代世界的巨大隐喻。引用傅拉瑟的话来说，当代一切是由机制生产出来的，我们目前只知道如何输入和输出，而对内部运行机制一无所知(Blanchette，2011)。第四个维度是动态与静态的维度。操演物质性(performative materiality)(Drucker，2013)探讨我们人如何与物和物质性非物进行互动，物如何改变人的认知、反应和阐释，对人的本身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否可以从静态的物，走向动态的身体姿态、性别操演、劳动甚至更广泛的物质性实践？
总之，媒介物质性的概念覆盖范围极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原来非典型的物品也被纳入媒介范畴，原来的媒介则衍生出新的物质形态。更何况，物质性本身就有无穷的层次、范围和维度。概而言之，媒介物质性，泛指一切涉及“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而“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物性也由此重新显现。
四、“格物致知”：媒介物质性研究的方法论
当有了物质性转向的自觉后，应该怎样对媒介的物、非物和物质性进行研究？既有的媒介物质性研究中，传统方法、非传统方法和反传统方法均有应用。
Sarah Pink提出，如果意识到数字是有物质性的，那我们在做人类学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研究时，需要做数据本身的民族志(data ethnography)(Pink & Fors，2017)。诞生于民族志的新兴“技术志”方法(technography)(Jansen & Vellema，2011)，以自我民族志的方式探讨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下如何体验、使用相同或不同的技术，带来丰富思考。随着后人类主义而出现的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也可以用于媒介文化传播的考察。《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Haraway，1989)虽然是科学文化的研究，但足以带来有关跨越物种的思想警觉。Jussi Parikka最近也研究了昆虫如何影响人类对媒介的想象。引入这个视角，我们是否可以对人工智能做一场人类学研究？(Parikka，2010)
媒介考古学带来从方法论到分析技术的新思路。它重新改变了对于“时间”的思考。来自于Zielinski的“深度时间”(deep time of media)提醒我们，现在使用的媒介和媒介技术，并非沿着线性历史发展而来，线性可能只是站在当代视角的一种想象，我们想象一种技术必定从过去的某种技术发展而来，而忽略了其中的断裂，忽略了过去某些失败的技术里可能蕴含着的更好的前景(Zielinski，2006)。在电影领域，Erkki Hutamo思考了在电影诞生之前人类的类电影视觉体验。例如，欧洲早就存在一种全景投影的、前电影时期的视觉体验(Huhtamo，2013)。在中国也有皮影戏、有“走马灯”的想象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物质性话题。2019年，Ben Roberts、Mark Goodall主编的《新媒介考古学》(New Media Archaeologies)尝试将媒介考古研究引向了非英语世界，引向更广阔的人类媒介实践(Roberts & Goodall，2019)。
当然，在媒介物质性与批判理论反思的结合地带，还诞生了一系列既是方法也构成独立领域的研究路数，如基础设施批判分析(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alysis)、数据批判分析(critical data analysis)、软件批判分析(critical software analysis)、算法批判分析(critical algorithms analysis)、界面批判分析(critical interface analysis)等等。另外，当我们讨论物质性的时候，总是在使用话语，因此亦可引入有关话语理论与方法，即物质话语分析(material discourse analysis)，让物质性和内容文本两者相结合。从更为历史悠久的考古学中，我们可以汲取实物分析的方法，用以分析图形化界面的图标等。现象学则启发我们去思考人用什么姿态来面对物与物质性。
五、“睹物思人”：走向媒体与文化分析的开阔地带
媒介物质性转向，带来的是本体、观念和方法的多重变革，它的最大价值是重新激发传播与媒介研究中的想象力。2019年3月29—30日，我们在中国传媒大学召集了“物质性转向——媒体与文化分析学术研讨会”，力图使国内相关研究产生交汇。与会者们讨论了形形色色的媒介物质性问题，从智能手机、地图、竖式排版、移动中的身体，到信息基础设施、文化技艺、闲暇机器等，不一而足。观察这个会议的研究对象清单，我们会发现，首先，媒介物质性研究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其次，我们研究的所谓物质性的东西，都是人造物，而非纯粹的自然物。换言之，当我们使用媒介物质性概念时，我们仍然没有忽略人的要素。
我们在研究多元多样的同时也带来了关于泛化的疑虑。我们认为，泛化是有用的，甚至有必要的价值，因为它带来三个效果。第一，它有助于去中心化。欧陆的文化理论家重新得到重视，有助于“去盎格鲁-萨克森化”；各种媒介实践带来地方化知识，可以去西方中心化。它还可以去主流中心，使我们在讨论中走出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对立，从用户及其实践的角度，以及物与网络的角度展开思考。第二，它有助于去遮蔽化。历史中的人类在用传播不断地给自己的行为涂上各种各样的颜料，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东西就此被遮蔽。我们重新去理解人造物之中物的成分，反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了去遮蔽化的效果。第三，它有助于去本质化。我们习惯了单一归纳和刻板印象的思维方式，因而忽略了事物背后丰富多彩的可能性。当我们仅仅把文本当作再现，把媒介当作工具，很容易用一种本质代表各种可变性，而媒介物质性的泛化却有助于打散统一的幻象，促使我们理解丰富的可能。
媒介物质性研究，更像一个“标签式”(hashtag)的学术兴趣，它聚合各种思潮，却“不作保证”。与其说它构建了一个媒介研究的中央服务器式的核心概念，不如说它形成了一个“区块链式”的学术探索方向。
我们应该走向何方？人看待物，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看山是山”。但媒介物质性的研究提醒我们“看山不是山”，横看成岭侧成峰，发觉它各个方面的意义。进一步，我们又会“看山还是山”，再重新把媒介作为物加以体验，用身体去进行连接。带着新的感受更进一步，就是“山与人相看”，正如诗言“看山却似走来迎”“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们会不会在这种物与人的映照中发现新的关系呢？“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这是一种物人合一的境界。
Dorothy Kwek有篇文章借用了庄子的观点来反思新物质主义(Kwek，2018)，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重拾中国的传统。主体还是客体的分歧仍然来源于西方，如果我们重新使用庄子的哲学，当我们“坐忘、无我、入定、天人合一”的时候，什么是物？什么是人？什么是我们？什么又是我们眼中的物？当庄周变成了蝴蝶、蝴蝶变成了庄周的时候，庄周还是人吗？蝴蝶还是物吗？当我们重新思考媒介中的物和物质性，一个开阔的学术前景由此而生。
注 释：①本文作者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张国涛教授指出这首诗对于理解媒介物质性的启示作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 GlobalMediaJournal），作者： 章戈浩，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