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做群演：战争片里的美军，不是美国人

2020年的冬天，河北一座叫怀来的小镇涌进了大量外国面孔。当地人对这些家门口的陌生人感到困惑甚至不安，沟通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拍一部主旋律战争片。

怀来的大酒店里，住着一百多个外籍群演，其中一个来自意大利，名叫亚历。这个意大利青年会中文，学过电影，来剧组是想体验另一种可能性。他善于观察、心思细腻，看到也记录外籍群演之间为了一个角色的激烈斗争，也洞察到剧组中的等级系统和权力结构。他用中文记录下这些经历，在一个意大利人笔下，剧组中看不见的江湖风云跃然纸上。

亚历用中文将他在中国的故事写成一本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从北京电影学院到外籍群演大饭店，从国产片剧组到地下独立电影片场，他记录自己在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的自由闯荡，也写下过去六年这片土地的荒诞和希望。

（以下摘自《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略有删改。）

摄影机还没开，气氛已经很紧张。我们要进行为期两周的军训，熟悉一些战场上的姿态和动作。北方的冬天，周围是荒芜的土地，我们以队伍为单元来回跑，练习前进队形。剧组的无人机在空中飞，抓拍训练的过程，据说是给导演组看的素材，用来选择表现突出的群演，给他们转为角色的机会。这个谣言一传开，大家的虚荣心是无法阻挡的。夏令营般的团队活动立刻失去单纯游玩的性质，变成成年男性之间的竞争。

一个前埃及军人尝试完成一次戏剧性的向后摔倒的动作，结果受伤了，要拄拐杖，也和拍摄无缘了。玩夺旗时，平时性格极为安静的小穆突然情绪失控。小穆是一个年轻的叙利亚男生，军训的场面使他回忆起真实的痛苦经历。小穆一时激动，用手里的道具枪殴打了游戏中的对手。其他群演加入，现场迅速混乱。才军训了一天，医务室门外已经排着长队。群演们像是做了错事的小孩，沉默地低下头，舔着自己的伤口。夺旗当天就被禁止了。

显然，剧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是最有可能拿到角色的。我判断出来，这个事情要在山姆和梅森之间得到解决。作为两个美国白人男性，他们属于宇宙系统中最为自信的生物。但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他们表现出几乎相反的态度，似乎象征着两种生活方式。

山姆是前美军，在军训环节争当了排长。他利用这个身份，将自己的气场放大展示给剧组。早上出发之前，山姆会在电梯门口等待迟到了的成员，到了军训场让他们做俯卧撑，还伴随着言语羞辱。在大巴上，大家想补觉或者听音乐发发呆，他会站起来大唱军歌，并要求全员参与。不少人反抗了，觉得在还没上班之前，没有必要搞这些洗脑式的活动。也有人觉得就算当了排长，他也跟我们一样是群演，没有资格指挥其他人。山姆没考虑过其他群演的想法，他只想过怎么样才能投入到角色里面。他幻想自己是《全金属外壳》中的哈特曼士官长，却忘记了我们在河北。

梅森走了条更低调的道路。晚上，山姆组织扑克局，他在房间里对比迈斯纳和契诃夫的表演方法。梅森言行保守，事事谨慎。他愿意为了利益放下自我：剧组要求不离开酒店的时候，他在工作大群里问我们是否能拿快递。山姆直接坦率，不太顾后果。在大巴上，他拒绝戴口罩，和领队起了矛盾，大讲一通道理。梅森追求长期的战略胜利，山姆坚持时时刻刻地证明自己全方位的优越。这是两个平行的世界：计较克制或直爽痛快？专业的方法论或阿尔法男的气质？加州或纽约？

世事难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小穆被导演组看上了。他不会英语，也不会中文，这倒是经常让我疑惑，他到底是怎么在中国生存的。但在镜头前，这些都不重要了。小穆明亮的蓝色眼睛在深夜中发光，他变身为狙击手，趴在木屋的屋顶上，拿着步枪瞄准远处。坐在帐篷里待命的群演们难以置信：小穆哪里像狙击手呢？他一个在哈尔滨做冰淇淋的？群演们的幽默里藏着嫉妒，小穆轻易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堆成年男性很快重演上学时欺负弱者的场景：有人说小穆是同性恋，有人在他休息的时候把他叫醒，甚至有人打他。

小穆的成功完美地体现出群演转角色的偶然性。通常是你在拍摄现场的餐厅吃饭时，领队会走进来，环顾四周，表情沉重又迷茫，仿佛是在大草原上丢了一个里面有毕业论文的U盘。一般这就是一切的开始。领队会带着导演组给的要求，在眼前的群演中找答案。他会直接提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谁动作快？谁会扔手榴弹？谁中枪死得比较好？”一些从来没试过这些动作的人会举手，自信地去参加筛选。这些人会直接在外籍餐厅里试镜，用摆在地上的床垫表演。在一个典型的拍戏的夜晚，外籍餐厅主要会出现四种打发时间的方式：试镜；围观试镜的人；打牌；睡觉。我印象里，打牌的从未试过镜，睡觉的从不去围观。

只要你上了个洗手间，出去抽了根烟，就有可能错过领队找人的时机。像是在试图分析股票市场的逻辑一样，群演们会讨论为什么某个人今天被选上了，要长什么样才会被选上。有人说这个事情不要焦虑，是天注定的：你的脸已经是某部中国电影里面的角色，只不过你不知道是哪部电影，哪个角色，会什么时候拍。要接受这种被动，接受除了你的能力之外，运气和他人决定的成分，并在坎坷的过程中确保，不让难过的体验影响到你对自己的判断。这是参与游戏的心理成本。不想承担它的群演会干脆地不参与，在旁边打牌，避免任何负面的感受。也有单纯喜欢打牌的。

群演转角色不会带来额外的收入，为这个事情头疼的人渴望的也不是钱。一个特写、一个角色名、一句台词，这些成就无非是在说：没错，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比较特别。在一种人被用编号来称呼的工作环境里，这种心理需求是可以理解的。我是46号。出工名单上如果没有46号，我就可以休息。在现场也会喊编号，你会学会在人声吵闹中辨认出来。像你的名字一样，它在你心里会变得很亲切。互相记得彼此的编号是两个人关系走近了的表现。

“你觉得我还算上镜吗？”72号问我。我们刚在大巴上认识。听完我以为他在瞎说，不用真的回答。

“算还是不算？”我笑了之后，他又问了一遍。

72号给我一种父亲的感觉。我猜，是因为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意大利男性，还跟我爸重名。我下意识期待从他这里得到指导、建议、解释。这不就是四十多岁的人做的事情吗？他们看透了，对吗？他们经过迷茫的二十，忙碌的三十，已经迎来了看懂了生活的四十吧？那现在怎么是我要回答问题呢？我的现实和认知发生了冲突。

“算吧。”我终于说。72号点点头，似乎对我的答案还算满意。我发现他不太像我父亲，他需要的是肯定。我们应该更像是朋友。

进剧组前，72号和他姐姐赌了一把：他要在电影中露脸，并且不是那种要暂停放大的露脸，是需要以正常的播放速度能认出来的。

“没露脸的话，”72号说，“我来这里就算是彻底失败了的一段经历。”

我一听就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麻烦。我试图提供一些其他思路：如果没拿到角色，在剧组待五个月也是一段很独特的经历。你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朋友，认识有趣的人。听我说这些，72号没有直接摇摇头，但可能心里有。他说这跟别人无关，是他和自己之间的挑战，结果只有成功和失败。听72号讲，像是看到一辆高速驶向悬崖的车，司机还说那是他唯一能去的地方。

怀来的冬天，窗外荒凉阴沉，72号经常到我的房间喝咖啡，吃饼干。我们试图摸清剧组的黑箱：分析当天的出工名单，猜测晚上会拍什么场景，判断哪些群演会成为角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正相反的态度。我们每次的交谈接近两套哲学之间的对立。他相信古罗马所说的“Homo faber fortunae suae”，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意大利读高中时，这是在拉丁语课堂上会学的格言。我那时觉得很有道理，但放在当下，它似乎不那么管用了。命运真的是我们能创造的吗？一年以来，生活更像是一个俄罗斯轮盘：你可以使劲地指望自己会落到哪个数字上，但用处其实不大。我不知不觉远离了古典的西方思想，接受了顺其自然。我仿佛把剧组看成一个以它自己不变的逻辑推动的事物。它如果决定了你是角色，那好。没有的话，轮不到你去改变这个现实。说白了，我恐怕72号所做出的努力起不到什么作用。

不过，我尊重他单纯认真的态度。72号曾经当过海军，身上还有两处枪伤。他对于电影行业和剧组文化一无所知，却坚定地投入其中，并为自己设定极高的目标。他在上海是科技公司老板。在怀来那段时间，他一边经营公司，和员工通话，一边自学表演，在网上找关于控制面部表情的视频。在选角过程不算透明的剧组，他尝试了所有正当的手段：在军训期间当排长，在拍摄现场当军事顾问，平时留意机会，及时参加试镜。在拍摄间隙，72号会熟悉导演组的人，和他们聊天，打听尚未定人的角色。很明显，这是他几十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给自己一个新挑战，再想办法去做。抛开职业生涯中的客观成绩，最能体现72号人格的是一次多年前的经历：他说服了二十几个朋友，一起爬雪山，建造一栋冰屋住。这样的人能做公司老板，也不算奇怪。

永远处于变动的拍摄计划、不断被调整的场景台词、临时添加和删减的角色，唯一固定的因素是72号的目标，一时近，一时远。某天下午，他被通知要去现场配音，半小时后又被通知不用去了。这是作为群演最为日常的情绪过山车。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至少一次被领队叫赶紧穿好装备去现场，心里有些激动，盼着突如其来的机会，而到了现场却发现没有任何动静，你站了几分钟之后就有人说不用了，先回去休息吧。时间久了，大家去现场的心情充满不信任，觉得大概率很快会原路返回。

但是“少点期待，少点失望”就不是72号的风格，所以他成为威利·基顿：一个美军工程师，在水门桥之战中负责修桥的工作。由于志愿军的袭击多是发生在深夜，修桥的场景是涉及美军的为数不多的日戏。

剧情中，威利·基顿从吉普车下车，和部队确认修桥的进度，还口头回忆起二战的一些经验。我在监视器中看到72号的特写时想着：看来我错了，顺其自然不如自己创造命运。导演组以72号的真名称呼他，一台机器专拍他的面部表情。这是72号在剧组最幸福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