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当意大利外教的日子

对于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而言，语言机构就像麦当劳，入职门槛不高，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但没人真心想干这个活。

二十出头的亚历来到中国，也曾为了过日子当过一段时间意大利语外教。他用敏锐的观察和幽默的文字，描写出留学机构中校长、外教、学生和家长质检微妙的角力，呈现出中意之间微妙的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他也用中文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生动记录了他如何在此地过日子，他和这片土地、这里的人的复杂相处。

（以下摘自《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略有删改。）

说到意大利，如果你最先想到的是比萨和浓缩咖啡，而不是纪律和秩序，我原谅你。不过要记得，墨索里尼下台仅仅是八十年前的事情。现代社会的法律相当有效地防止了法西斯悲剧的重演。但是，那黑暗的二十年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后遗症。部分意大利男人患有某种法西斯情结：心里有个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却不被看到的小墨索里尼。因此，他们将无法再进入政治领域的法西斯特色理念带到个人生活和社会文化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决断、强势、卓越，经常体现出大男子主义。在企业文化上，他们倾向于专制管理，设立明确的等级秩序，包括强制执行穿制服的要求。这些人到处都是，包括在留学机构。

那段时间，校长想成立一个科学委员会。他常说到像“教育2.0”“教育改革”这类模糊的流行词，外教被鼓励“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某个工作日的晚上，校长召开了全体外教会议。他为大家点了比萨，下课后，外教们到休息室啃几块，再到被当作会议室的教室。

会议一开始，校长宣布了一个新的针对所有外教的鼓励机制：如果试听的学生听完你的课选择买套餐（价格高达近六万元），你会收到十四元作为奖励。有外教站起来说，这不是奖励，是冒犯。其他外教加入争论，说有学生买套餐就是因为老师，给的佣金应该要高得多。“不对，”校长委屈地回答，“学生买套餐那是因为有销售部，你们想拿佣金就去做销售吧。”会议室里的愤怒燃烧起来。

后面的议程没法谈了。外教借着混乱提出了其他的不满：由于工资是按照实际上课的时间计算的，像春节这种较长的假期，老师一整个月的收入远远无法覆盖开支。“你们以为自己是学校的明星。”忙着恢复秩序的校长说。他还说，其实对于当老师的我们，纪律要比能力重要。机构已经设置了一个教育计划，按照它去讲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他还说到足球。“你们看，”场面平静一些后，校长说，“到头来，卡萨诺、巴洛特利，这样的球员没有教练要。”公众对这两个球员的普遍认知是他们天赋异禀，要是还有头脑就好了。他们刚出道时被认为是未来的希望，可是关于他们的报道很快就远离了足球场。巴洛特利因二十七次违章停车被罚了一万英镑，又因为过于丰富的夜生活被球队罚了二十五万英镑。至于卡萨诺，2008年就有词典献给他一个新词“卡萨娜塔”（cassanata），意思是卡萨诺才会做的傻事。比起天赋，他们此后代表了麻烦。比起优势，他们更多是球队的负资产。相比开奔驰和玛莎拉蒂的他们，那天晚上在场的所有外教都是坐地铁十号线回家的。

校长发布了机构的道德准则书，语言风格压抑，还有不少错别字。准则书代表“机构价值观的连贯性”，要求教师“阅读、遵守，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向同事传播其内容”。共十七页，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图表——分男女两类，它展示着很具体的“正确服装标准”和“错误服装标准”。内容倒是不夸张（不穿短裤、拖鞋、背心），只是透露出对性别角色的传统期待、延伸到个人领域的集体秩序、对任何个性化的表现的控制。至今有同事仍然记得服装图表所使用的插图，并开玩笑说：“道德准则书有它的缺点。不过，在禁止穿蝙蝠侠T恤这点上，它一点也没错。”

道德准则书中不起眼的一条说：“教师务必负责地、体面地、透明地使用机构的所有空间。”是那种含糊的、需要写明但没想到真的会出问题的规定。出了问题，当然是因为足球。

老马和岛民是机构的核心成员——A1到B2教了几十遍，课本都背下来了，有时还拿课文内容玩一些两人之间的内部梗。老马是国际米兰的球迷。岛民很懂，却是“无神论者”——他看球赛，甚至给体育杂志写相关的文章，但不支持哪个队。

周二晚上，有场欧冠比赛：国米对热刺。加上时差，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到凌晨5点进行。年轻的时候，哪怕第二天要上班，老马也会熬夜看球赛，可是现在觉得撑不住了。他对岛民提出主意：周三下午有几个小时的空当，不如把球赛的录播下载下来，带到机构一起看，那会儿每个教室刚好装了当作电子白板的大屏幕。岛民答应了，并做好了准备：他是坚持不熬夜的人，在中国看球只看录播，因此熟悉最全的盗版球赛网站。

为了看比赛，他们选择了歌剧专业的学生用来练歌的隔音室，好不引起注意。热刺先进球，国米再追，一比一。九十分钟已过，只剩两分钟补时，比赛看起来注定要以平局收场。国米踢了个角球。球缓慢地滑向禁区内。一个头球，又一个，球像在乒乓球桌上似的来回跳动，最后进了。意大利解说员狂喜地描绘国米的绝杀，仿佛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一场没有任何逻辑的比赛！”在潘家园的隔音室，老马跟着喊出自己的喜悦。随后，有人敲门。岛民想着：这应该是已经知道比赛结果的同事，过来一起庆祝。

是玛尔塔。“你脑子有病吧。”她对老马说。如果校长是机构秩序的理论家，那玛尔塔就是执行者。她带着罗马口音，脾气也狠，从不转弯抹角，有事就管，有话直说。“对不起，对不起。”老马抱歉地说——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比赛结束了，玛尔塔走了。老马和岛民对视。他们笑了十分钟也停不下来。隔音也隔不了球迷。

每到年底，机构会举办“年度最佳外教”大赛，用荣誉（加上一千元）来奖励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大多数老师对此比赛抱着佛系的态度：只在朋友圈发个链接，提醒学生可以投票了。但茶师想的不一样，他今年想赢。

在机构的日常中，茶师表现得相当低调：跟学生保持距离，下课在休息室和同事们闲聊几句，喝个咖啡就回家忙自己的茶叶生意（那是一个品牌身份很奇特的小企业。他在朋友圈发的宣传图竟然能融合肌肉男、镜前摆拍、充满仪式感的倒茶动作、茶叶的特写等多个元素）。他常表示对学生的无奈：“我们学中文那个时候，有这么笨吗？”他从来没有和同事出去玩过——既然都是在异国的老乡，共同话题多，同事之间很容易聊起来，成为朋友。再内向的同事，怎么也参加过一两次比萨小聚。大概没有人真的讨厌他，但客观来讲，也没有太多的学生或老师喜欢茶师。

他却拿了第一名。“真的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吗？”玛尔塔可能想过，并动手调查了。一打开投票系统的后台发现，茶师的票数情况很不正常：他只用零点几秒的时间就能收到两百多票，如此重复了好几次。茶师几乎所有的票都是这样得到的。理工男出身的他用了最理性的方式来达到受欢迎的目的：雇人喜欢他。在一个有两百多人的微信群里，茶师只要发个链接，群里所有人都会给他投票。玛尔塔立刻取消了茶师的票。“你给我看下，”死活不认错的茶师反驳，“我违反了哪条规定呢？”玛尔塔怒气冲天，面对着茶师，说出了机构后人会永久记住的一句：“我，我就是规定！”

放在现实中，校长的道德感相对弱一些。在一个非常缺人手的时期，他找我参加和学美术的高中生的线上交流活动，我答应了。校长的秘书联系我之后，情况就变奇怪了。我不用和学生讲中文，甚至被要求不和学生讲中文！有意大利语翻译。秘书说，学生会拿出自己的作品，“作品怎么样会有老师在学生分享前发到群里。您到时候随时看群消息。您可以评价一下学生的作品：你的基本功不错，挺扎实的，或者色彩运用、色彩搭配不错，或者创意表现手法需要提高之类的。”秘书把我拉进工作群后，有人让我放心：“不会说你是教授，只会说你是招生部门的。”

我仿佛不懂自己在演什么戏，但基本确定了情况不靠谱。我去找秘书，问在会议上怎么介绍自己。“意大利美院的招生面试官。”秘书说。我立刻联系校长，说我不会参加。他说以前他们确实没做过这样的事情，但今年招学生难，“是在紧急状态下工作的，所以我们试图看看问题比较现实的那一面”云云。话倒讲得比道德准则书晦涩的语言自然得多。

对于在中国的意大利人，语言机构像麦当劳：入职门槛不高，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至于工作的内容，每天都一样。几乎没有人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干这个活儿——我知道，可能有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说了，“几乎”。连我见过的态度最专业、经验最丰富、最受学生欢迎的意大利语外教都会在课间休息时感慨：“再做两三年，我就不干了。”这样的工作成就感极低，几乎没有发展前景，想硬着做也行，但能不做就不做。机构的外教休息室坐满了不想在那边待着的人，气氛压抑。午饭的时候，我会跟着老马和岛民走向大厦的电梯，及时逃离机构的世界。

机构楼下的兰州拉面让我们成为朋友。楼下的饭店选项比较有限：卖驴阴茎的驴肉火烧，卫生条件可疑的贵州米粉，卖早上没卖完的包子的包子铺。兰州拉面馆地方大，通风，有面有饭有菜。我们基本天天去。

以面食为主的西北菜甚至能当作某种意餐的替代品。老马会点一两个烤馕，摆在饭桌中间，装作是饭前面包。岛民最幸福的一天，是套餐里多了一个煮蛋的时候。可是他拿着托盘，到窗口排队等餐的时候，兰州拉面的收银员注意到了错误，跟上了岛民，指了指他，喊他把第二个煮蛋还回去。最糟糕的一天，是发现西红柿鸡蛋盖饭涨到了二十一元——要招募两个学生才买得起。

和他们聊到一起，我接受了自己一度害怕的平淡。饭桌上的话题离不开足球、意大利政治、课堂上的搞笑场面。聊得不痛不痒，不过我觉得刚好，像夏日淡淡的啤酒，让你清凉一些。我会感觉自我无缝地融合到了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聊中。那是一种不需要证明自己很特别的社交，因此很放松。坐在兰州拉面馆里，我以前的那些个人经历都显得多余。我们像一部情景喜剧的编剧团队，只能靠一套原定的人物和场景来形成共同语言：机构的走廊和休息室、玛尔塔的愤怒、校长的道德改革、茶师的选举操控。这个世界无疑简单，有时狭窄又无聊，却熟悉到令人欣慰。在两千多万人的城市里挖掘出一种小镇般的错觉，还挺奇妙。

某些事件被记载进历史。有学生去了罗马，说他对斗兽场很失望，里面什么都没有。“老师，意大利怎么样？”有次一个学生问岛民，眼里闪着光。“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来中国？”岛民回答道，顺便摧毁了学生所有的幻想。在北京，那不勒斯的同事去外面吃比萨，发现了一家卖榴梿口味的，菜单中的名称还是“像妈妈做的那样”。他没忍住，对店员发了火。“怎么回事！意大利没有这样的比萨！”“先生，咱们只是应对市场的需求。”“你们不尊重他人文化！你们知道我来自哪里？我来自那不勒斯，比萨的圣地！”

几个月后，那不勒斯同事搬到了英国，我们替北京所有的比萨店松了一口气。遇到像草莓、巧克力那样非主流的比萨口味，他依然会拍照，发到我们几个人的群里。要是有机会，基于面对那不勒斯同事的爆发所表现出的心平气和，岛民希望将比萨店店员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本文摘编自《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作者： [意] 亚历（Alessandro Ces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