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劳动者-虎嗅网

今年4月，一篇题为《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上刷屏。文章的主人公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位事业有成的教授，离退休没有几年了，原本可以像旁人眼里一样过得体面，或是在专业领域继续发散光芒，却为了照护患有重度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逐渐囿于一室，每一日的24小时都与需要被照护的母亲牢牢捆绑，乃至失去自我的时间。

得益于个人的学识修养和阅历，胡泳教授没有因为长期照护的身心俱疲而自怨自艾、麻木消沉，他将自己的照护经历作为“胡门第一课”在开学聚会的时候讲给了学生听，后来又因为凤凰网的采访而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

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还有需要照护者的人。照护是每个人都终将面对的议题。照护之残酷不可表达，但他还是试图表达，表达是对自己心理的舒缓。

中国6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数量有4000多万，这也意味着有4000多万的家庭要面临照护难题。这4000多万中，又有多少人能像胡泳教授一样与“照护之残酷”和解，并且善于表达、有机会表达呢？

放眼同在东亚的日本，四五十岁的中年群体出现了异变。其中很多人不工作、不求职，单纯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

调查发现，在日本四五十岁年龄段中选择“家里蹲”的人数多达103万。这种“隐性贫困人口”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大多数情况下，等到这些人的父母去世，周围的人开始注意到他们时，事态已经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他们成日闭门不出，难以回到职场或重建自己的生活。

就业数据的统计对象包括主动求职但未成功的人，这些人被归入“失业者”一类。而那些长期不工作也不求职的人连失业者也算不上，他们被排除在就业统计对象之外，被称为“消失的劳动者”。

为了揭开“消失的劳动者”的面纱，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深入调查，走访了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企业、政府机构、研究人员等，兼顾多方视角，制作了日本放送协会特别节目《消失的劳动者：放弃工作……》。本应是劳动主力的四五十岁人群，却长期游离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据观察发现，他们之所以陷入穷途末路的困境，其实是因为每个人都曾遇见的平常琐事。其中，看护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了帮助“啃老族”“家里蹲”等人群重回社会，日本制定了《生活穷困者自立帮扶法》，各市建立了“工作生活自立帮扶中心”。在帮扶工作的一线，“8050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由80多岁的父母和50多岁的单身中年子女组成的同居家庭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

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父母一辈的寿命得以延长，对于孩子们来说，照顾父母的责任变得长期化。这一代人普遍认为“子女照料父母天经地义”，因而，选择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单身中年背负起护理大任，然而，一旦负担加重，就会导致其失业，只能靠父母的养老金来维持护理生活。类似的情况层出不穷。

除了“8050问题”，“7040问题”也在显露苗头。虽然经常会被相提并论，但两者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

70多岁的父母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工薪族，有不少人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另一方面，40多岁的子女一代经历过战后最严重的就业困难期，同时面对非正式雇佣劳动的快速发展，其中不少人无法经济独立，生活并不稳定。因此，40多岁的一代往往选择依赖父母的养老金生活，直到父母需要看护服务时，才幡然醒悟。这种情况比“8050问题”还要常见。

40多岁的单身中年，没有工作，一直打零工，依靠父母的养老金，照料父母20多年，直到老人步入耄耋之年。不难想象，一旦父母去世，就会出现无法挽回的悲惨局面。

在《消失的劳动者》中，作者通过数个采访案例和一些调查数据讲述了“消失的劳动者”的成因、现状，以及在老龄社会和少子化浪潮双重夹击下的社会前景。

57岁的川本先生曾经是一名公司的正式员工，后来父母相继病倒，他不得不辞掉工作与父母同住。父亲去世后，少了一份养老金令全家的收入骤降，仅靠母亲的养老金实在难以过活。川本先生向帮扶部门寻求到了护理服务方面的帮助，减轻了一点护理负担。尽管如此，他也清楚地知道，一旦母亲去世后自己必须参加工作以获得收入。然而长期远离工作的自己，是否还能胜任工作呢？仅靠自己的力量似乎很难重启新的生活了。帮扶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努力引导和帮助川本重返工作，首先还是得花时间让他做好参加工作的心理准备。

另一位48岁的藤井先生的经历则是难得鼓舞人心的成功案例：他和父亲吾郎得益于帮扶中心的早期介入，成功摆脱了依靠养老金维持护理生活的日子。因为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同时自己因工作时得了腰伤，藤井最终决定辞职，专门在家照料父亲。帮扶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情况，及时介入，利用“成年监护制度”，为他的父亲制定了律师作为第三方监护人，全权管理财产，这样也打消了养老院的顾虑，重新恢复申请手续接纳其入院。父亲吾郎逐渐习惯了在养老院的生活，过着安稳的日子，藤井自己也凭曾经的叉车驾驶证找到了一份工作。

对父子俩来说，分开生活的选择给予了他们各自的未来。从“消失的劳动者”的泥淖中全身而退藤井认为，这一人生决定非常正确。

面对镜头，藤井说道：“第一个阶段结束啦。今后我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就从现在开始。”

节目组在采访过程中遭到过许多婉拒，因为许多被采访对象觉得自己没有工作，上电视会丢人现眼。57岁的佐佐木却在犹豫片刻后坚定地接受了采访：“我不认为所有人都会对我的处境产生共鸣，但哪怕能有一位可以理解我的处境，也不赖。”

接受采访时，佐佐木的父亲已离世6年。他曾经为了看护父亲而辞去了工作，长期的看护生活让他患上了慢性病和腰痛。他曾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参与过许多马拉松大会，他在每一次刷新自己纪录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但为了照顾父亲，他还是收起了跑鞋，放弃了梦想，失去了跑步的能力。之后二十年，在名为“家”的牢笼中，只有父子二人不停辛苦鏖战，那是一段孤独不堪的岁月。

陷入了“消失的劳动者”境遇的人们，失去了工作赋予的自尊，有很多人最终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虽然父亲已经离世，佐佐木却无力再回职场，因为过长的就业空窗期和身体原因，他与工作之间已经砌筑起一堵高墙。完成看护使命之后，身体和心灵都已千疮百孔。他在镜头面前说着“我几乎从社会中消失了”，却又想透过节目传递“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看护20年，最后只剩无尽的孤独感。

佐佐木默默吃着没加调味料的食物，过着极端节俭的生活。（节目截图）

这是一场败局已定的“垃圾比赛”吗？

53岁的原女士曾经是外资证券公司的派遣员工，也有过一段光鲜亮丽的职业女性生活。突如其来的雷曼危机带来了就业市场寒潮，原女士在45岁时遭遇了派遣裁员，从那之后一直处在不停换工作的状态中。在老家还有92岁的父亲，虽然暂时无需全日制的照护，但她还是需要每两个月请假一段时间回老家帮忙打理照顾，这样的情况令她更难找到工作。为了看护父母不得不频繁辞职，之后为了获取收入又要很辛苦地找新工作——原女士被迫陷入了这样的窘境。

工资结构失衡的问题一直存在，本来女性的工资就较男性偏低。在传统观念中，非正式工作被认为是女性在婚后兼顾家务和育儿的热门工作形式。然而像原女士这样的“单身中年+非正式工+女性”大多数情况下所承担的风险比男性大得多，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情况。在一个面向非正式工的单身女性的讲座中，有一位参与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人活百岁的话，那我才活了一半，却一直在打败局已定的‘垃圾比赛’。”建立公共支持制度，在中年人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时，尽可能避免“看护离职”现象的长期化，刻不容缓。

消失的劳动者与社会孤立

为了节约看护费用，不得不自行承担全部看护工作，从而产生了被社会孤立、精神上陷入绝境、更加难以再次就业的风险，很容易让人陷入这种困境的一种情况就是父母老年痴呆。

当父母需要照顾，尤其是需要护理老年痴呆的老人时，就不得不24小时照看家人。在这种情况下，照护父母的子女连外出的机会都很难得到，更别说正常地与人交往了。他们在时间和精神上都没有空闲，当然在经济上也不宽裕，因此很容易精神崩溃。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作为社交生活基础的时间、情绪以及金钱。

“长期看护，仿佛一条没有出口的隧道”——对于消失的劳动者而言，即便走出了这样的“隧道”，面临的也是眼前一片云翳、前路未知的迷茫。

豆瓣上有一个名为“独生子女养老交流组织”的小组，在这里有青年独生子女，也有年近半百的中年独生子女。在大家讨论的话题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家人生病了，如何照护和面对？”有人分享经验，有人发表困惑，互相提供点子，摸着石头过河。

“照护老人的同时，工作怎么办呢？平时请假都不敢时间长了。没有工作，就没了收入。不知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在《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的原帖下有这么一条评论，也代表了诸多背负着养老压力的打工人的心声。

一方面需要帮助解决大家在照护老人当下所遇到的难处，例如提供专业的照护服务、设立独生子女照护老人假、健全老年保险制度等等；另一方面，如何引导“由于长期照护或求职失败等原因而与社会产生隔阂”的这类人重新回归社会活动——这是全社会正在面临的挑战。

“独生子女养老交流组织”小组中的一个帖子。心力交瘁的长期看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难以抑制的心理问题。

《消失的劳动者》里最后一个长案例讲的并非是因为看护父母而失业的情况，但这个案例很好地证明了社会帮扶的确可以帮助“消失的劳动者”重新取得回归社会联络点。

55岁的角谷晃男在年盛时期因为过劳和压力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而不得不辞职，失业以后，由于还是单身，角谷选择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他38岁和41岁时父母先后离世，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母亲离世三年后，角谷再也受不了在非正式工作中辗转的生活，同时由于年龄增长难以继续负担体力劳动，最终放弃寻找工作，陷入了“消失的劳动者”状态。自暴自弃，加上身体不好，他的住处逐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垃圾屋”。

当地的民生委员和支援中心工作人员，联合他所在社区的20余位居民，帮助他清理了住所，与他建立交流，试图将他带回生活的正轨。角谷在大家的关心中对生活再次充满希望，终于开始进行重新工作的准备活动。经过培训和面试，他获得了一份养老机构的看护工作，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无比欣慰的结果。

本书初稿完成于2019年12月，时逢日本政府相继出台应对中年“家里蹲”现象的对策方案之际。对策之一，便是针对泡沫经济破裂后直面就业难的就业冰河期一代，也就是很多中年“家里蹲”进行支援，计划在此后的三年间投资600亿日元，增加非正式员工30万人。

当然，对于总数100万以上的“消失的劳动者”来说，30万不足其1/3。但是这30万人要么就这样不事劳作便步入老年，领取生活保障金；要么成为能够正常纳税的劳动者，在年迈后也能自立生活。两者对于社会支出而言可谓云泥之别。这可以说是一项划时代的政策。

另外，由于“家里蹲”群体的家庭内部情况千差万别，其原因与解决办法以及应当采取的支援方式都各有不同；并且当事人即便想要向地方政府寻求帮助，也不知道应该去哪个窗口，结果就是导致很多人未能接受政府支援。因此，打破政府业务的纵向分类、实现办事窗口一体化的政策应运而生。

通过这一举措，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个咨询窗口提供多种帮扶。对于去咨询问题的人来说，咨询方式也变得简单易懂。可以说，这也是一项划时代的改革。

如果国家能够为进行此类体制改革的地方政府提供财政帮扶，使地方政府得以履行本地服务的核心功能，那就可以将地方本就拥有的福利功能与服务功能结合，为这样家庭的父母与子女分别提供接受帮扶的机会。如此一来，就能够赶在“消失的劳动者”问题更加严重以前研究出相应的对策，或许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各地方政府为解决刚刚有所显露的“8050问题”，迅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只要社会能够正视这个问题，那么未来就有解决的希望。

本书中的受访者各自通过地方帮扶窗口或生活穷困者帮扶机构工作人员的帮助，迈出了走向自立的一步。他们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只要能够提供适当的帮扶，就算已经成为“消失的劳动者”，也能够重新自立，进入劳动市场。

上述采访对象中，很多都由于照顾亲人或求职遇到困难，对自己“什么时候变成‘消失的劳动者’不无隐忧”，认为这只是自己一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可以向政府寻求帮助，或者意识到自己身边还有远亲近邻的存在。

为此，希望大家不要对家人或工作，以及周围的环境太过悲观。正确面对这一切，才是接受帮助的第一步。可以相信，不管何时何地，一定会遇到慨然伸出援手的热心人，也一定存在能够提供支持的机构。

即便是我们自己，亦不能断言不会在某一天成为“消失的劳动者”，被劳动市场抛弃，甚至长此以往，被社会孤立乃至彻底抛弃。这样的未来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因为这就是“现代日本”。

正因如此，希望政府和社会今后也能继续直面这个问题，并为其解决付出努力。对此，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