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晨希
WE反过来是就是ME。
上周周日，腾讯举办科学WE大会之后，本周一，腾讯又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医学ME大会。如果说腾讯WE大会是人类对宇宙奥秘、人类文明的探寻，那么ME大会则是人类从自身开始了解生命的意义。
根据2019年8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201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7.06%，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健康中国”任重道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医学的进程远比你想象中走得更远。
譬如，在30多年前，人们谈“艾”（艾滋病）色变，这背后，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另一方面，是信息闭塞，导致大家对各种流行性疾病发病机制、传播特点的不了解所致。
如腾讯医疗副总裁张猛所说：“十四世纪，欧洲爆发了‘黑死病’，三年内欧洲消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后来，通过灭鼠、除跳蚤的措施，切断了鼠疫传播路径，人们才从大灾难中走出来。
另一个例子是流感。1918年，史上最严重的流感爆发，这场‘西班牙流感’夺走了超过5千万人的生命。70年代后，猪流感、禽流感也不断出现。
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流感跟普通感冒很不一样，开始逐步接种流感疫苗。这也再次说明，普通人对疾病知识的了解，大部分是被动的。
今天，我们处在医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发病机制的研究、治疗方法的演进、疫苗的升级、新药物的研发，都在突飞猛进。但大众认知还是跟不上医学的发展，很多误解依然存在。”
实际上，晚期肝癌、艾滋病、乳腺癌等，这些以往看起来让人绝望的词汇，在今天，被治愈已经成为可能，世界上也有相关患者被治愈的案例。像艾滋病病人可以通过吃药长期存活，艾滋病在未来很可能就是一种普通的慢性疾病。
腾讯ME大会上，数位来自国内外的医疗专家，为大众普及了几种常见疾病治疗的新进展，我们在其中挑选了5位专家的演讲，涉及肝癌、自杀、艾滋病、乳腺癌，希望在为大众普及医疗知识、医疗前沿突破的同时，也能让大家更珍惜生命，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看看他们讲了什么。
李太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双聘教授
艾滋病能否治愈呢？回答是Yes，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个病人完全治愈。一个是10年前的柏林病人，一个是今年刚刚报道的伦敦病人。当然，这两个病人都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他们得了艾滋病，又得了血液病，所以说需要给予他们艾滋病治疗基础上的干细胞疗法。
以下为演讲实录（有删减）：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艾滋病这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最早报道出一种严重的、新的传染性疾病。因为，病人在诊断之后出现严重的发热或者是消瘦，以及各种机会性感染，而且半年之内病人死亡。
所以，当时最早报道这个病的美国称之为严重的死亡综合症。确实，艾滋病从1981年第一个病例到1996年，前面十几年期间确实是不治之症，从感染病毒到临床6-8年的无症状期，最后到发病期，之后2年病人100%死亡。
所以，这个病在上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超级癌症，因为肿瘤病人也会死亡，但是没有传染性，但是新出现的艾滋病，不光是病人要死亡，而且还有传染性。
1993年我第一次接触艾滋病，当时国家公派我去法国学习。说实在话，从1993年一直到1995年年底，我自己在法国做了2年多的医生，觉得非常没有成就感，因为你看到病人从诊断艾滋病半年左右就死一批，接着再来一批。
所以，那个时候做医生只能给病人安慰，或者治疗一些机会性感染，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新传染病。当然，人类在征服艾滋病的历程中，从1981年发生第一个病人，1983年很快就发现了新疾病的病原，新逆转录病毒，也因此获得了2008年生物医学诺贝尔奖。
1984年发现这个病毒主要的受体叫CD4，换言之证明了这个病毒破坏人类免疫系统、CD4阳性细胞，是导致艾滋病发病的主要机制。1987年第一个治疗艾滋病药物齐多夫定（叠氮胸苷）已经开始发明，但即使到1993年我去法国，二联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开始在临床做实验，但是仍然没有效果，病人吃二联治疗之后比原来没有吃药多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转机发生在1996年，今天称之为联合抗病毒治疗或者鸡尾酒疗法，三种药物合到一起就可以使艾滋病病人能够活下来。1997年我和我的法国导师在鸡尾酒治疗的晚期艾滋病病人队列当中，观察到了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
换言之，我们从理论上证明了艾滋病晚期或者被破坏的免疫功能，经过抗病毒治疗可以完全或者部分恢复，艾滋病病人从长期生存上、理论上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理论是理论，关键要看现实的情况。
幸运的是从1996年到现在20多年来，鸡尾酒疗法的广泛应用，使艾滋病病人能够显著延长寿命，以前我们说感染之后8-10年一定死亡，现在可以活到接近正常人的寿命。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得了肿瘤，不管是用传统的化疗还是手术，还是免疫治疗，平均生存期50%不到，但是如果是胰腺癌生存期更短。
对于艾滋病病人来讲，我们从来不拿5年、10年来说，我们都说20年、30年甚至50年。所以说艾滋病已经是一个可以治疗的慢性内科病了，而且2011年美国教授做了一个研究，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早期治疗可以减少97%的传染性。
换言之，即使没有艾滋病疫苗，如果我们发现感染者给他早期治疗，可以大大减少病的传染性。
事实证明从2010年到现在，艾滋病增长的速度已经下降了36%，死亡率也下降了33%。虽然说艾滋病已经使3000多万人死亡，但是全世界存活的3000万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有70%正在接受有效的又可以减少传染性的抗病毒治疗，当然我们的目标是达到90%以上，仍然需要努力。
那么艾滋病能否治愈呢？回答是Yes，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个病人完全治愈。一个是10年前的柏林病人，一个是今年刚刚报道的伦敦病人，当然这两个病人都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他们得了艾滋病，又得了血液病，所以说需要给予他们艾滋病治疗基础上的干细胞疗法。
而这个干细胞同时又要给予他们对特殊的、对艾滋病病毒有抵抗的CCR5 32缺失的东西，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能够治愈，这种案例是非常难以复制的，但是最起码给予我们人类攻克艾滋病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自己个人觉得不管怎么说，艾滋病吃药已经可以长期存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认识上的误区。很多老百姓、甚至医生都仍然认为艾滋病是超级肿瘤，艾滋病仍然是不可治的疾病，谈艾滋病色变，尤其是认为艾滋病传播传染途径是和病人一起吃饭、呼吸道等进行传播，这个是错误的，真相是艾滋病只有通过三种途径传播: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血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途径。
虽然我和我们团队曾经在艾滋病病人泪液中发现了RNA，但是并不意味着泪夜接触可以传染艾滋病。
刚才讲的是整个38年世界抗艾的历史，现在我们回来讲讲中国在过去30多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1985年，世界上发现艾滋病的第四年，北京协和医院报道了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之后一直到1993年，也就是我去法国学习的那一年，中国累计艾滋病报道才1000多例，所以非常之幸运，但是不幸的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HIV感染率开始快速增长，而且在2001年，中国没有免费治疗的药物，当时艾滋病确实造成社会很大的恐慌。
到2018年，中国感染者估计有125万，新报告的有8万左右，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体感染率是万分之九，所以是低流行区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性途径感染，包括男男同性恋，以及异性恋，已经占到HIV新报告人群的97%，所以说急需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
中国一向非常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从这个示意图上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20年中，从1985年发现第一个病人到1995年第一部国家标准出现，尤其是2003年国家免费治疗政策的实施，对遏制我国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艾滋病免费治疗药物方面增加了更多肿瘤的药物，包括我们在2016年提出来对所有的感染者都要治疗，不光是找治疗病人，同时也减少传染。
在过去10个年过程中，艾滋病在抗病毒治疗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种种困难，包括最早在2003、2004年药物的毒副作用问题，以及到2008年之后长期治疗的疗效问题，以及2010年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们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防治方案。我们扩大检测，我们的检测人群近5年增加了100%，由1亿增长到2个亿的人数，这样能够使更多的感染者能够被早期发现。
我们对艾滋病从国外拿过来用的仿制药，在中国人群身上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具体身体情况新的组合方案、新的剂量以及新的适应症。
艾滋病近10年来国际上已经发现，它的死亡原因不光是艾滋病本身引起所谓的机会性感染，更多的是由于艾滋病引起或者是艾滋病长期治疗之后，慢性炎症状态造成了心脏、脑子以及肝脏的并发症。我们中国团队在这些方面，不光是做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流行病学特点，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多原创性的研究。
比如说，为什么艾滋病病人容易出现痴呆综合症、脑动脉硬化、心肌梗塞它的机制是什么？我们中国团队也给出了科学的回答，在此基础上，我们去年首次在国际上提出来艾滋病全病程管理或者叫综合管理的新理念。
这个理念就是把艾滋病的宣传、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干预，以及对于早期诊断，以及诊断之后的个体化治疗，并发症的治疗以及长期治疗进行了总结。并且，把这些方案写入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尤其是2018版的诊疗指南，我们今年和全国的专家在中国进行了12场巡回演讲，让我们的指南不光落在纸上，要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让我们的临床医生都用新的指南来提高我们的治疗水平。
所以，非常高兴的是，我们中国临床医生我们做的艾滋病的研究和中国防治队伍做的艾滋病研究，得到了国际国内的高度评价。认为我们用最少的时间、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好的抗艾成绩。
10多年来中国艾滋病的病死率下降了86%，2003年100个艾滋病病人一年死22.8个，到2014年下降到3.1%，2017年的数字更低。所以说，我们在中国，我们在5年前也早就提出来了，中国即使用免费药治疗的国产方案，也达到让艾滋病病人向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内科病长期存活。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如何攻克艾滋—最后的攻坚战。世界卫生组织和UNAIDS提出来3个90%的计划。也就是希望在2030年我们能够终结艾滋，这里面的核心点要发现更多的感染者给予他更有效的治疗。
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做？我个人觉得除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相关措施之外，中国应该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要促进政策方面的进一步改进。
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艾滋病一类化学性药物中国研发的只有一个艾博卫泰，剩下的都是以仿制药为主。
对于艾滋病目前科学上的难题无法治愈，除了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重建障碍。换言之，25%-30%的人治疗之后病毒控制，CD4涨不上来。原因一方面是胸腺功能受限，另一方面是慢性炎症导致CD4涨不上来。
对于慢性炎症如何控制、如何减少？炎症是国际上一个新挑战、新研究热点，10年之前国际上已经开始尝试用一些老药，比如说氯喹、羟氯喹、他汀类等等来尝试治疗慢性炎症，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
所以说我们的团队也开始在10年前用中药雷公藤开始做尝试。最近4年多我们又和上海制药总厂把雷公藤里面的有效成份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性药物，进行临床实验，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因为国家已经批准了这个实验。
所以说，最后我想在艾滋病的管理方面，应该建立艾滋病整治的全新模式，这个模式有疾控、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三位一体，针对艾滋病既有传染性，但是治疗之后没有传染病出现并发症的慢性内科疾病，进行科学防治。
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有这个信心能够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过去10年国家十一五、十二五以及正在进行的十三五重大科技传染病防止研究，以及重大新药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沿问题来进行探索。
我们希望在今后不远的将来，能够在国家重大专项支持下，针对艾滋病包括艾滋病的特殊人群，合并丙肝等等给出新的治疗措施，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科学家针对艾滋病功能性治愈，慢性炎症免疫激活等等，给出我们新的中国方案，使中国艾滋病病人的治疗成功率领先世界，更希望我们这些中国方案能够走到世界上，引领世界。
朱秀轩：美国麻省总医院肝癌研究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
肝癌在早期是完全可以治愈，即使肝癌被诊断在晚期，也要充满希望。目前，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已经在肿瘤领域开始有很好的应用。现在已经成功探索出抗血管生成抑制剂，这对于提高肝癌总存活期有实际意义。
以下为演讲实录（有删减）：在世界范围内，肝癌的发病率高居第六位，死亡率也排在世界第四位，中国肝癌病人占全世界一半以上。根据最新报道，肝癌与中风、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一起成为中国五大疾病死因。
我们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肝癌可以预防吗？肝癌有很多致病因素—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过度酒精摄入，还有脂肪肝。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办法来阻断每一个病因。
肝癌可以治愈吗？可以明确的是，早期诊断的肝癌治愈率非常高。射频消融、手术切除都是对早期肝癌治疗的非常好的手段。
如果进入多发性肝癌阶段，可以考虑介入治疗，目前已经有一些非常有效的肝内局部治疗。而一旦肿瘤出现了肝外转移，就要依赖全身治疗，到现在为止，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和2个PD1抗体。通过有效的、系统的化疗，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的开发，医生可以把病人的总存活期逐渐延长。
值得高兴的是，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肝癌中具有抗肿瘤活性，并已成为治疗标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和靶向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联合应用，并达成了药物史、肝癌史上从未有过的缓解率。
尽管所有靶向药在一定时间内都会出现抗药性，但最新开发的第二代FGFR抑制剂是拥有非常高选择性的、不可逆的广谱抑制剂，可以产生更好的疗效。最后，肝癌在早期是完全可以治愈，即使肝癌被诊断在晚期，也要充满希望。
目前，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已经在肿瘤领域开始有很好的应用。现在已经成功探索出抗血管生成抑制剂，这对于提高肝癌总存活期有实际意义。通过对耐药机制和控制耐药机制的新策略的研究，能够使肝癌患者受益。
费立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自杀与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与流行病学临床教授
国内外的情况有四点：第一点，好多自杀死亡、自杀未遂。第二点，大部分自杀出现在中等国家，他们的特征明显跟高收入国家不一样。第三点，最近20年好多国际自杀率下降了，但仍然是重要的问题。第四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自杀未遂，以及自杀行为的死亡比例有明显的不同。
以下为演讲实录：2016年联合国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报告，其中有一个项目和卫生相关，这个是2015年到2030年要执行的计划，也是跟《健康中国2030》同步的。
具体和健康相关的目标包括预防自杀的目标，在2015-2030年中把自杀率降到1/3，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现在每一个国家的情况，到2030年，在195个国家当中，没有一个会达到这个结果，一个也达不到这个结果，为什么呢？难道那么多干预措施都无效吗？这个我今天下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国际和国内的自杀情况，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出台第一次全球Jovion的报告，这个报告说在全国每年大概有80万自杀死亡的人，这个里面性别的分布不一样，男的自杀是女的自杀的3.5倍，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另外一个特别担心的事情是死亡数据的质量有非常大的不同，在高收入国家的54个国家中，有39个有高水平的死亡数据，可是在140个中低收入国家只有20个有高死亡的数据，所以自杀率和其它疾病的率只是推测，推测对不对还是有疑问的。
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中低收入国家在所有自杀中占75%，可是90%以上的自杀的研究、自杀的干预措施都是从高收入国家来的，问题是他们提供的建议对我们有没有效。
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地方自杀率很大的一个差异，而且国家间的自杀率有更大的差异，最低到最高的，国际自杀率差是100倍，所以在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情况，尤其是在不同国家自杀率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印度的26洲，男性自杀率的差距是14倍，女性是18倍，所以每个地方都有特殊性。
在每一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年龄越大，自杀率就逐渐有上升的趋势，这个是所有地方都有的情况。当然，年轻人15-29岁的，在全球自杀排名第二个死因，高收入是第一个死因，中低收入是第三个死因，老人的大概是排名第30个死因，因为老人有很多其它的死因，老人的自杀率比青少年的要少。
另外，看一下自杀的相对重要性，看自杀占所有的暴力死亡比例是多少，在国内自杀87%是暴力死因，就是说没一个他杀，有9个自杀的，你想想我们社会资源来预防他杀的力量和我们自杀预防的力量是否是对称的，因为这个测试是9倍的不同。
还有就是自杀未遂，自杀未遂的问题是应该有综合治疗，来知道自杀未遂的出现率，也应该代表全国和地方的情况，所以要把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结合在一起，自杀行为致死的可能性有多大，多少有自杀行为人死亡了。
可是我们有个别的治疗可以看，第一个是这个性别的差异，一般来讲不管什么地方国内也是如此，自杀行为男性的风险更大，男性有自杀行为死亡的可能性肯定要比女性要高的。
年龄也是一样的，年龄越大自杀行为变成死亡的可能性越大，年轻人自杀行为大部分是自杀未遂的，老人一大部分自杀行为变死亡的。当然，用的方法也不一样，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工具来自杀，有用枪械的工具死亡的可能性很大，服毒死亡比例大概是在2%左右。
所以，国外和国内到底有什么大差异呢？确实差异挺大，我们从1996年公开的把死亡数据给世界卫生组织，当时来看的情况：
第一，农村是城市的3倍。
第二，年轻女性在农村有很高风险的自杀率。
当时全国的自杀女性比男性多，国外当时听了以后根本不相信，因为他是男性比女性是3：1，可以说明当时女性是高于男性，认为是很奇怪，他不相信的，事实确实是这样。
还有一个国内比较特殊的情况是老人自杀的比例也是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所以69%所有的自杀在2012年是50岁以上这些人，可以看到自杀的预防工作，大部分是自杀在年龄50岁以上的人，所以也不是特别针对性的问题。
而且，在老人的70岁以上，国内的自杀死亡排名的15位，可是全球变成第30位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图国内大部分的自杀就出现在年龄大的一些人。
另外，跟其它地方明显不同的是，自杀的原因发现1/3自杀死亡里面的人没有精神障碍，国外的人认为如果有自杀绝对之前肯定是有精神障碍的，可是我们发现1/3的没有。而且，在自杀未遂的人，就是有自杀行为可是没有死亡，2/3的人没有精神障碍。
所以，总得来讲有自杀行为的人，大概一半他没有可以治疗的精神障碍，并不是说他没有心理问题，可是没有严重到精神障碍的情况，这个跟国外是完全不一样的。
自杀未遂大概30%的死因是跟精神障碍有关，有抑郁症等等，70%是社会的因素，特别是家庭矛盾等等，自杀死亡大概是：一半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一半是社会的问题。
另外，一个国内跟国外的不一样是，用农药自杀是很大的比例，国外1%也不到，一看这个很奇怪，大概是60%的自杀都是用这个。
自杀的变化怎么样，中国是红色的线，自杀下降的最快，在好多地方自杀率从1990年之后下降的非常快，黄色是印度，绿色是美国，美国是稍微上升的趋势，确实下降的速度相当快，而且女性下降比男性稍微快，农村下降比城市快。总体来讲，整个人口特征有所变动，90年代到2002年以后，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原来是3倍，现在变成了2倍，自杀没有年轻农村的女性，男生稍微多于一些，改动很大。
总体来讲，从1990年国内占33%的自杀到2013年变成了15%，这是相当大的变动，不会继续下降了，所以之后就不会变了，没有达到1/3的减少。
精神病是否减少？精神病在国内一直比较多，这是全国四个省的调查，也和西方差不多一样，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是不是因为精神病获得了有效的治疗比较多，实际上有效的治疗在现在的状况下，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可是绝对不够60%的自杀率。另外国内的自杀率和印度的自杀率，国内明显下降而且低于印度。
抑郁症是最密切与自杀相关的因素，抑郁症疾病负担在国内明显高于印度，而且没有下降，尽管自杀下降了很多，但是精神病没有什么变化，精神病和自杀的关系不是想象中那么密切的。
所以，如果精神病不是自杀的其中一个因素，到底哪些是呢，在国内可以产生那么大的变化。经济改革也导致了穷人减少了，所以减少自杀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经济改革城市比农村要快，自杀率却是农村比城市快，不是1：1的关系。
城市化就不种地了，而且同时在农村以种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也减少了，种地的人减少了2-3亿，2-3亿人在家里拿不到农药，这其实也证明了这是主要因素。
我们看一下，之前是18万人农药自杀，最近是6万人，减少了12万，这是很大的变化。总体来讲国内外的情况有四点：
第一点，好多自杀死亡、自杀未遂。
第二点，大部分自杀出现在中等国家，他们的特征明显跟高收入国家不一样。
第三点，最近20年好多国际自杀率下降了，但仍然是重要的问题。
第四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自杀未遂，以及自杀行为的死亡比例有明显的不同。
可是这是和精神病治疗无关的，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国内国外什么样，你一开始有心理障碍，也有不幸的生活，国外和国内也经常使用这个模型，我们一半的人没有精神障碍，使用这个模型来看这个，一定是一个问题。
还有是出现自杀念头，自杀念头之后还有一些影响因素，最后会出现自杀行为，这是这个模型，用这个模型建立很多干预措施，大部分在西方做，是用这个模型进行干预，对一些人群提供一些干预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行自杀未遂研究干预，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自杀未遂不光是有没有精神病，最高危的人群有过自杀未遂的话，再次出现自杀行为的可能性比任何人群都要高。
可是，国内基本是空白，在其他国家自杀未遂经过抢救之后，应该由心理学家评估，给一些心理辅导，但是国内不管哪个级别的医院，抢救之后没有人跟你谈，这是很大的遗憾，因为高危人群确实可以抓住，可以进行干预。
我们小范围在运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协作这样的工作，对自杀未遂的进行健康教育，到他家里给予社会支持，而且确实有显著的差异，所以这个方法应该推广使用。
当然农药有那么大的问题，所以应该想办法怎么控制农药方面的危害。
另外，我们在国内推荐热线，现在全国有52个精神科单位的热线，一半是24个小时在线，有三四个人一直上线，可是接听的比例只有10%不到，所以数据量确实很大，我们希望把这50多个热线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网络，可以推动每一个号码，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有心理危机以后，可以打电话，及时享受到心理医生的服务，这是可以做到的，联合现在的热线来做。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想做的东西，就是提高干预的队伍，这个还没有最后落实，因为确实要扩大这方面工作。
这些干预到底有效吗？能对国家的自杀率有影响吗？看起来自杀率下降了很多，可是你看中低收入国家下降是高收入国家的两倍，可是高收入国家做的干预覆盖面远远超过中低收入国家，所以好像下降不是这个干预措施所导致的。国内的下降57%，这个很可能是农药变动的的原因，不是干预措施导致的结果。
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干预措施能做到这个呢？一个是我们有一些小的课题说它们有效，小范围有效，可是看起来我们现在使用的干预措施没有接触到自杀问题的核心，我们仅仅在边缘试探，没有到核心里，这个导致联合国的目标达不到。
所以，如果精神病不是驱动自杀的最主要因素，到底是哪些因素呢？有很多驱动自杀的因素，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有社会的变革、社会的不公平、地方的冲动或者灾难，导致个人的伤害或者社会伤害不同，自杀的方式，个人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社会的支持网络，而且还有社会应急和快速的一个变革。
所谓社会应急和快速的社会变革，都会知道城市化、老龄化以及气侯变化导致的移民和难民也挺多的。问题是我们驱动的因素和我们应急的预案，在每一个地方对自杀的相关性也是不一样，也导致不同地方自杀率很大的不同，也就是因素导致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们应该承认自杀是一个复杂问题，不要尖端的说要从很狭窄的角度来看，羧基下一步到底怎么办？本来是个人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通过他个人的心理障碍就导致他有压力等等出现这个行为。
应该更全面的计划模型，也是动态性的、多因素的自杀敢于和自杀预防的措施，包括国际的一些因素都会引起到个人的行为。应该有社会的，积极性的社会功能，也就是把注意力本来大部分的力量放在高危人群，给他个人的干预，应该变成社会层的干预为主，应该提前在自杀的过程当中早一点的预防。
预防要做什么东西？一个是强制家庭和社会的和睦性，就是构建和谐的社会，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同时对青少年和孩子应该加强的社会能力和适应能力，也应该减少自杀的危险因素，包括了竞技不公平等等的事情，应该花功夫在这儿。
当然，这些问题是非常的复杂，也不是很简单，会花时间、花资源，可是这个意义是预防自杀，你做这个工作，这个积极的社会的工程，也得预防成人的问题、暴力的问题、繁碎社会的问题，还有很多。
但是，做这个工作不是特别适合精神和心理学家，肯定是其它的学者都会参与这方面的工作，而且社会的各个成员都得赞同这个工作，否则没法落实。
个人他能做什么？
第一，要保护自己的心理素质，你自己不行你不能帮助别的人。
第二，应该掌握自身基本的特征。
第三，多领域的推动防治自杀工作。
第四，你周围的人，如果遇到了心理不痛快要了解这个情况，有一些技巧包括了如何跟他交流、如何给他帮助，那些你学会的技巧，那是应该参与预防自杀的工作。
总之，我们要结合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力量，应该有一个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自杀计划，1996年的联合国推荐每个国家建立这个计划，已经推了20年，但是推不动，现在时间也到了，健康中国不能忽略自杀，要预防自杀还应该走这样的路来做。计划包括好多部门的事情，组织办要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做的事情，应该协调好多部门。
David P.Ryan：美国麻省总医院肿瘤中心临床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
我们这些癌症肿瘤的患者正在踏上一个新的征程，我们在未来会有更多新的方法，他们每一年都得到检测，检测之后就可以得到治愈，这就是癌症的未来，未来这就会成为一个常见的操作。
以下为演讲实录（有删减）：我希望大家了解的就是癌症是个体的，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个体化的呢？这是因为，这个会议室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患癌症。你可以看到男性当中的1/3，或者是女性当中的1/3都会患癌症。我们必须要说，癌症就在你的身边。
那么，到底什么是癌症？癌症其实是和基因相关的疾病，如果说我们的体内聚集了足够多的突变，或者是在我们基因组当中重要的地方出现了突变，我们就会患癌症，这些细胞就开始失控的生长。
你会发现在一生当中，我们会有一定的概率遇到这些突变，所以癌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个老龄疾病，或者是和年纪相关的疾病，你的年纪越大你遭遇的突变越多，就越容易得上癌症。
所以，我们认为癌症是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
1、运气不好。
2、环境相关。
我们的环境或者是从父亲母亲遗传过来不良的基因，可能让我们患有癌症，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有两组基因，一组来自于妈妈一组来自于爸爸，如果是同胞双胎的话你可能会有一样的基因组。
我们这边谁是有基因组完全相同的双胞胎，如果你们是双胞胎，应该在这个地方举个手。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通过各种各样环境的因素，或者是其它的因素会导致双胞胎的基因组出现一些突变。
如果是出现在一些关键的地方，有突变了，我们就会患癌症。如果你患上癌症或者是你的亲人患上癌症的时候，它不会像任何其他人的癌症，每一个癌症是不一样的，可能大部分是相似的，但是你自己患的癌症总是有个体的独特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跟癌症病人说，你的肿瘤到底会怎么进展，因为肿瘤总是具有一定的个体性的。
我们来看一下，偶然性到底对癌症有多大的影响。我大概是30多年前从医学院毕业的，之后是做了7年的培训，之后又成为了肿瘤内科医生，我现在已经做了20多年的时间了。
当我坐下来看癌症病人的时候，他们总会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癌症落到我身上，就像我的演讲PPT里面的汤姆医生，他说我们会有一些偶然的机会患上癌症，每一次当我们的细胞分裂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概率会让癌症的风险增加，某一个特定组织当中的细胞会出现突变，如果我们遭遇到这些突变就会发生癌症。
所以主要是运气坏吗？我们发现大概有65%的癌症都是坏运气所带来的，只是偶然因素而已。大家可以画一条线，65%是坏运气的，其他的部分是有另外一些因素导致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所有的癌症都是坏运气的。干细胞不断地增生，是不是单纯的因为这些癌症的突变所引起的？我们发现其实癌症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我们遗传过来的基因突变，是遗传的因素，病因非常明确。
第二类，是跟你的环境相关，你有HPV了或者HPV病毒的感染，或者你有大量的吸烟，你有不良环境的暴露，它会增加我们细胞当中的突变率，也会增加我们的患癌风险，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癌症还是分为两类，其中最主要的一类是运气差患癌症，另外一类是突变和环境的因素。
为什么我患了癌症？我当然想跟大家鼓励一下，你不要吃太多，不要喝太多酒，不要吸烟，你要有HPV的话，你要记得定期进行相关筛查。但是多数淋巴瘤、白血病、实体瘤和这些因素都没有关系，单纯就是坏运气。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变革之年，癌症的变革也在不断地进行之中。我们现在的第一个变革是有了靶向治疗，第二个变革是有了免疫疗法，第三个变革是开始有了更多的血液检查，基于血液的诊断学。
某些特定的靶向的靶点，可以进行攻击和治疗，称之为靶向疗法。我们现在在一些肿瘤，比如说结肠癌、肺癌、乳腺癌当中，越来越多的发现，由于它们有特定的突变，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更好的治疗，所以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几点。
我反复跟大家强癌症是个体的，每个人的癌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不能用癌症来治疗具体的病人，这需要看患者的靶点，在部分的病人当中是可以的。
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些非小细胞肺癌，也是一种特殊癌症，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些药物对特定癌症表现非常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同事在非小细胞肺癌当中做的研究，幻灯片上显示的图片我们称之为瀑布图，右边你可以看到一些患者肿瘤100%的消失，所以要是我们和病人讲，你的癌症完全治愈了，你可以想象到他们脸上会有多大的笑容。
我们要是给病人只用化疗的话，可能大概有20%的几率把他们的肿瘤能够缩小一点，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我的病人，去吃一个口服的靶向药，他可能会实现100%的肿瘤消失，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进展。
当然，一些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像刚才我们讲的如果出现了细菌感染，我们可以使用抗生素，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会出现对抗生素的耐药，我们现在发现癌症当中，虽然靶向药的治疗效果如此之好，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人们也开始出现了对靶向药的耐药。
这个时候死亡又重新回来了，像我们打地鼠游戏一样，打中了一个地鼠，又有另外一个地鼠冒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对于肿瘤科医生、患者来讲，像很多的地鼠不断地冒出来一样，基本上没有人的肿瘤对靶向药能够永久有效。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会有多年的缓解，之后会出现耐药，我们又要换用其他的治疗，比如说标准治疗，当然也有一些不幸的情况，耐药伴随着转移而来，这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所以总体来说，刚才提到的很好的靶向药是针对20%的癌症，现在有可攻击靶点、可攻击突变，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要解决，我们需要一些非常创新的药，和过去所有疗法都不一样的药，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能够维持更长时间作用的药。
在这个幻灯片上大家可以看到，去年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这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当出现肿瘤的时候，这些免疫系统到底是怎么关闭的，请注意一下我这里讲的是关闭，而不是开放，出现肿瘤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关闭，当出现肿瘤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机制告诉我们免疫细胞说，没关系，现在没什么病，你把蛋白产生的机制关闭就行了，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一旦出现免疫系统的关闭，其实我们就会出现肿瘤的逃避，因为免疫细胞、免疫系统不能再去攻击你自己的肿瘤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概10%-20%的可能性，根据瘤种的不同，免疫系统关闭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方法可以对免疫系统的关闭采取措施了，比如说大家听的非常多的O药、K药这些，他们都能够进行免疫靶点的释放。
大家可能听说过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美国卡特总统接受了针对抗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之后，就出现了癌症的缓解。你可能在另外的肿瘤当中也能够观察到类似的缓解，但是总体上来，只有20%的癌症会获得良好的缓解（通过这种针对免疫系统的药）。我们在这个路径方面已经开发了很多的药物，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又出现了新的耐药（针对免疫治疗的），对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耐药，它们的出现和针对靶向药的耐药是比较相似的，最终你们会发现这些肿瘤细胞会进行自己的突变，又能够找到新的逃逸方式。
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新的方法，去创造出一种更新的疗法呢？这些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它们也会带来很多的毒性。
所以，在这些抗体潜能释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它所带来的免疫激活的毒性，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神经毒性结肠炎这些内分泌的免疫毒性，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改进？首先要减少毒性，其次我们还要减少耐药性，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一个概念，称之为冷肿瘤和热肿瘤，热肿瘤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攻击肿瘤。
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一种新的疗法是CAR-T疗法，CAR-T疗法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是从患者的体内提取出这些T细胞，在体外对它进行编辑，给它加进一些嵌合的抗原，之后再把这个T细胞回收到体内，你会发现它的效果非常惊人，在一些血液肿瘤，例如白血病和淋巴瘤当中，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在实体瘤当中的研究刚刚开展，但是我们发现随着CAR-T对于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效果很好，对于实体瘤的效果却不是很好。这一个新疗法虽然很有效，有很多的希望，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我觉得在未来的10年里面，我们会着重解决现有这些疗法的局限性。
肯尼迪总统在某一年说我们要登月之后，10年之后我们就真的登月了。大家都有智能手机，15年前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现在大家可以想像，你要是离开手机的话会不会陷入恐慌，我们都会，这是因为过去15年之内的变化之大。在未来，我们的医疗图景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就像智能手机苹果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样。
其实，我们用iPhone就是能打电话、发E-mail、上网而已，并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但是如果把这些功能都结合在一起，使得你的生活根本离不开智能手机。
我们再看一下癌症，如果说是比较早期的时候，比如一期或者二期，还没有到四期的时候，就诊断出来了，可以很好的进行治疗，甚至达成治愈。
那么我们到底有什么方式能够捕捉住这些早期癌症呢？现在有了一些基于血液的诊断，比如说我们有蛋白标志物、循环血液肿瘤细胞、游离DNA，还有一些胚系DNA，就是去观察、检测从妈妈或者爸爸这里遗传过来的DNA当中是否有特定的突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癌症肿瘤的患者正在踏上一个新的征程，我们在未来会有更多新的方法，他们每一年都得到检测，检测之后就可以得到治愈，这就是癌症的未来，未来这就会成为一个常见的操作。
Tibor Kovacs：伦敦国王学院高级荣誉讲师、欧洲肿瘤外科学会会长
AI是有用的，这些数据的管理、每天数据上的支持，比如，进行更好的排班、更好的患者安排，这些都是AI可以帮助我们的事。另外，AI也能够帮助医生做更好的决策，能够让我们给患者做出更加明智的诊疗上的决策，特别是对于癌症患者。
以下为演讲实录：我自己是乳腺癌医生，并且我也领导着一个癌症的培训团队。在2018年，欧洲癌症峰会上我们也讨论了未来的癌症进展。
这是一个400年的医院，旁边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这是一家非常现代的医院。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老的建筑（在照片上），我们还有一些新的建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基于传统，然后不断地前进。
在癌症医学领域，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变，如果大家想要成为一个医生或者是癌症医生，实际上在培训当中是非常的复杂，并且也需要具备完备的知识，大家也可以看到癌症医生从医学院一直到住院医师的培训，还有高级的培训，特别是在手术和癌症方面的培训，还要经过认证。
比如说，成为乳腺癌医生你需要完成认证，之后你还要继续学习，得到更多的认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的道路。
在全球范围内，实际上在培训的时长上，根据HDI是有很大的差别。HDI叫做“人类发展指数”，这有很多的因素，其中包括寿命、教育、人均收入等。HDI比较高的国家，是浅绿色和深绿色的国家，这些国家花费更多的钱在培训、教育等方面，并且它的人均收入更高，也就是说它们的HDI指数更高，他们花在教育的时间也是更长的。
我们再看东南亚的教育时间，成为乳腺癌医师是10-16年。我们10年前有一个项目，我们想看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核心的课程、理论和实践的知识，哪些是非常必要的，才能让外科医生成为一个真正的外科医生，并且我们必须要有一个SOC，就是针对癌症的治疗，大家可以看到培训的时长、培训的内容有巨大变化。
几年之后，我们推荐了核心课程，这是针对肿瘤外科的，是针对欧洲的。这样的核心课程得到了扩展，我们和美国的肿瘤外科协会进行合作，我们叫做全球肿瘤外科课程，里面也包含了肿瘤外科需求的培训内容，这里面也是理论和实践内容相关的，主要针对住院医师的，但是这其中也包括信心、沟通技巧、决策、经验，所以这是非常花时间、耗时非常久的一个肿瘤外科培训。
除了课程时长，我们必须要有高质量的培训，有些中心可能比较适合做培训，并且你必须要非常有经验的培训师，我们必须要有TTT的课程，这样的话这些培训师可以培训下一代肿瘤外科医师，并且我们必须要做评估，所有肿瘤外科的学生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考试才能得到认证。
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是最小要求的标准，有很多国家在癌症领域投入更多，他们的患者有更好的结局，并且他们的生存率也比较好，所以我们也和很多肿瘤协会一起建立了这种课程，研究和死亡率有很大的相关性，如果发表和研究是比较多的，癌症死亡率是比较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是文献发表的数量，所有的这些都是肿瘤相关的文献，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肿瘤相关的死亡率也是比较低的，这是非常有趣的数据，这是和中国相关的。
这是来自于肿瘤外科杂志的数据，这些能够发表文献数量上排名前十的国家，在递交率上中国排名非常靠前，超过400个手稿都是被递交的，如果比较一下其它国家，说我们必须要改善肿瘤外科医生的培训，这样的话他们的文献接收率会得到增加。
再来看Sanderok的使用率，中国排名第二，中国从这个期刊上下载会使用很多文献，排名第一的是美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文献，关于中国医生以及中国外科医生如何使用国际上已经发表的文献。
ASO做了一个行动计划，这是根据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数据得出的，我们有一个策略是针对临床研究的，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癌症的研究，但多数医生可能并不情愿参与这样的研究，我们必须激励他们，未来肿瘤外科的医师必须要接受相关的培训和教育，这样他们才更愿意去做相关的研究。
我们也赋权给这些年轻的医师，交给他们方法论，并且也会加强与不同协会之间的协作，我们会鼓励外科医师融入到转化医学的网络中，我们也需要有更好的基金会支持这些研究。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谈论一个研究，这是由英国皇家外科学院在2017年所支持的一项研究，这个研究也是显示未来20年，患者会有更多的微创和无创的手术，会有更加个性化的治疗，并且手术医生的角色会得到变化，包括了数据分析，还有生物工程师，他们将会成为这个手术团队的一员，并且我们的技术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精密。
未来什么是最重要的？谁有最好的技术来治疗这个患者，不是说我们去选择正确的人选去治疗患者，在接下来的20年我们会经历一些变革。手术的变革也会改变临床服务的方式，总共是有4个要素。这4个要素未来会受到影响，并且也会变化，首先是技术，未来对于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手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外科团队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看，技术未来会造成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会有微创的手术，比如说机器人手术等等，并且我们会有微创和无创的诊断方法以及治疗方法，影像、AR、VR，它会给我们更好的指导，在做手术规划的时候也会给我们更好的精确性。AR、VR可以作为培训的工具，并且可以去彩排手术流程，并且这也能够促进手术的标准化以及培训的标准化。
大数据以及基因组学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结局，并且能够给我们带来个性化的治疗，基因组学的数据能够帮助我们去研发个性化的药物的使用，未来对于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更小的伤害、更快的恢复，并且手术会更加的精确、无创。手术医生会更加的关注疾病的预防，并且手术会更多的去关注与提高生活质量，而且是预防癌症。
所以，我们并不止是切除肿瘤，而是我们会更加关注不同癌症的预防方式。并且手术的方法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是未来的OR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数字化的技术AI以及解剖学的影像、高级影像能够引导手术医生去做更加精确的手术，复杂的手术未。
如果我们能够集中高质量的治疗服务，实际上也是非常有经济效益的。我们也会有远程医疗以及虚拟医疗，不管是术前还是随访的评估，这些技术都会得到应用。
我们现在还是会使用以模型为基础的培训，我们会教医生如何进行手术，这个是我们进行培训的课堂，就是我们如何去进行手术，所有上手的实践都是非常的流行。随着技术不断地发展，这样模型的演示就会成为过去，在乳腺癌治疗新的方法，在过去的两三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进展，包括了机器人手术。
机器人手术在所有其它器官的手术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乳腺癌的手术并没有广泛的应用机器。我们认为机器人可能会参与传统的乳腺癌手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术的学习曲线是比较短的，在10-15年之后，手术时间缩短了，最开始几例可能会比较长。如图，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手术，通过机器人手术乳腺如何被移除，病人对于患者来说，可以快速的愈合和康复。
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临床医师、外科医师如何适应新的医疗环境，我们的治疗方法比较传统，我们如何适应这些新的环境、新的变化呢？实际上技术会替代我们一部分的工作，甚至更多。在过去几年当中，关于AI发表的文献越来越多，比如在放射科当中，MRI和CT更多的文献被发表，在过去的10年当中，这些发表的文献从100篇增加到700篇。
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替代很多放射科医生的位置，这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是一个机遇还是一个挑战呢？放射科医生其实也可以在AI应用当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作为一个领路人，将AI技术更好的应用在医疗当中，在未来也许放射科医生能够得益于AI，降低工作量，并通过AI更好的诊断患者。
现在由于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我们对于基因检测的应用，以及基因组的了解，一些特定的癌症现在不仅能够去针对它们，甚至可以直接针对引起这个癌症DNA上的变异，这已经是精准医学的时代了，我们可以根据对患者疾病的精准了解，对癌症、个体的患者提供最佳治疗、靶向治疗，我们认为靶向治疗一定是未来进行最佳癌症治疗、改善患者结局的必行道路，而且在未来手术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少。
由于现在我们的手术非常复杂，时间非常长，大家可以想想未来手术将会更少，而且越简单越好，少即是多，少即是好。
在癌症手术当中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这些肿瘤外科医生和护士要一起给患者做手术，我们的工作当中也面临着很多压力，这个压力影响着医生做手术的效果。所以，大家从幻灯片上可以看到，一定的压力对于大家提升表现是好的，但是如果压力太大的话，可能我们的表现就要降低，如果是极大的压力，会导致大家对工作感到特别的无意义，那我们做了什么呢？
我们在过去对欧洲那些年轻医生的工作压力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大概有44%的回答者睡眠评分异常，有50%的回答者抑郁筛查是阳性，25%的人觉得累坏了，而且也有很多人报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并没有足够的培训和教育机会，没有很好的导师。
接下来看，为什么这些医生觉得工作特别的没有意义，觉得整个人特别累？我们在这里引用《2015年做的医生生活方式报告》的结果，可以发现很多人提高有太多官僚的任务，每天工作时间太长，而且工作当中因为一些基层计划的使用，反而使得我的工作更加繁重。
这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技术到底是一个原因，还是解决方案呢？这一篇文章是今年5月才发表的，当中讨论了AI能不能给这些医生巨大的工作压力带来新的解决方案，似乎看上去技术上的改进能够给医生带来一定的好处，AI是有用的，这些数据的管理、每天数据上的支持，比如说进行更好的排班、更好的患者安排，这些都是AI可以帮助我们的事。另外，AI也能够帮助医生做更好的决策，能够让我们给患者做出更加明智的诊疗上的决策，特别是对于癌症患者。
我们刚才提了对于癌症的病人来讲，AI有很大的应用，现在欧洲肿瘤外科协会也在不断的适应我们自己，在当前变化非常多的环境当中，不断的做出自我的调整。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些互动式的培训教育项目，每年的大会上也设计了不一样的话题，也开始拥抱这些新的改变。除此之外，我们也和患者之间建立了更多的沟通机制，更好的倾听他们的反馈，看他们想要什么，我们总是会发现他们希望获得更好的结果，希望看到更新的治疗方案。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非常简单的介绍Weinicy教授所做的一个工作，他也是欧洲外科医生协会的负责人，2012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肿瘤外科的巨大挑战，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说癌症手术现在主要是关注于解剖学的保留、功能上的保留、生活质量的提升。
但是我们要注意外科医生不应该只是单纯的做技术而已，外科医生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能够了解这些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结果，能够有更远的眼光、更大的远见。所以，我们现在外科的趋势是从最大可耐受手术转向微创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