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父母去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身体衰老会带来精神的塌缩。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危机之一，即是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遭受精神疾病的摧折。

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精神疾患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

走进精神科‍‍‍‍

蒋悦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六十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悦家的一大难事。

2017年，蒋悦32岁，远在北京工作，她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悦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她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

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悦的父亲孤军为战。他有六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别管他。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玩意儿？”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

父亲曾经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悦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钉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

家人们曾猜测，蒋悦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悦家在一栋六层步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得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悦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从2014年左右，蒋悦就开始张罗着想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

真正让蒋悦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悦休假回家。饭桌上，她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宜，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悦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

在蒋悦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它事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

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悦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她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她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悦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

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陵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

2023年8月的某天，王禹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顶楼，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燎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

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王禹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禹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

除了王禹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禹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

王禹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

图 | 小叔带着爷爷去三楼把绳子解下来

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

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悦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她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

蒋悦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悦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悦每周都给父亲打两三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她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

她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它流变：“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她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

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一两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悦认为，这一个小小的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

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三四个月后，某天，蒋悦的父亲给她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

5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道：“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悦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理由，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2018年5月，蒋悦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她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悦的父亲，他们父母的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

检查过程中，蒋悦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悦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她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

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悦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

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

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悦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她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近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

无声的崩塌‍‍‍

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其蓁，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三四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她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

医生对面摆着两把凳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其蓁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目。

她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休了的老人家还抑郁了？”

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

阮其蓁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六十五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其蓁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地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

阮其蓁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她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其蓁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她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述起自己的状态，她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

后来她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她最大的压力源。她常将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蓁，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

由这位病人，阮其蓁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对他们坚挺的姿态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图 | 阮其蓁实习医院的病房‍‍‍‍‍‍‍‍‍‍‍‍‍‍‍‍‍‍‍‍‍

老人自己也难以接受自己的脆弱。步入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

蒋悦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

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顶梁柱”的角色。

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悦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衰弱，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

蒋悦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

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

阮其蓁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她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

老年精神科的病房里，氛围凝滞。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蓁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

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蓁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四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

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蓁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

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蓁的带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B，告诉她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

阮其蓁后来和老师讨论过，她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她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她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蓁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

王禹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及时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表达。王禹侃和爷爷联络得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

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未往抑郁的方向想。

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禹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地“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座机”。

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累。

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禹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禹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比隔壁那些老头内脏功能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

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

为老人织网‍‍‍‍‍

2024年6月，阮其蓁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再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

阮其蓁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

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

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她，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她身上。

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蓁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她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

等奶奶倾诉完，情绪平复后，阮其蓁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蓁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

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蒋悦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

父亲确诊抑郁症的那段时间，2018年，蒋悦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三十岁出头，精力已不如二十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她一天要工作十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她得熬到凌晨两点才能回家。

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她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

父亲初诊时，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悦独自留下面对医生，她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她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

或许是看出了蒋悦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她说：“你首先要调整好你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

医生四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悦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她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

每次复诊，蒋悦都会陪着父亲去，她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她立即在旁边反驳：“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她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她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

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悦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悦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悦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她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她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

从父母确诊病情开始，蒋悦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她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三天，蒋悦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她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她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

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并不主动对话，她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她会刻意逗父亲，“老头儿，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她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她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

蒋悦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生活圈。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悦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

她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她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悦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她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

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心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悦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

她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料父母。不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她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护两位老人的责任。

蒋悦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

图 | 蒋悦父母在北京时，去三源里买菜

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

王禹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太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

2024年2月，王禹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

王禹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给爷爷留下一个念想。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作者：杨晓倩，编辑：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