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性虐待事件中的母亲们

仅仅在两个月前，全球文学爱好者还在哀悼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去世，这位享年92岁的加拿大作家因为当代短篇小说做出的突出贡献而广受赞誉。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称“你迟早会在（门罗的）其中一个故事里与自己面对面相遇”，而如今，门罗的仰慕者不得不消化她的负面遗产。

当地时间7月7日，门罗的小女儿安德丽娜·斯金纳（Andrea Skinner）在《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发表文章，披露自己从9岁起遭遇继父盖瑞·弗兰姆林（Gerry Fremlin）的性侵犯。斯金纳在25岁时通过一封信向母亲坦白了真相，但门罗故意忽视小女儿的遭遇，选择继续与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盖瑞生活在一起，直到他2013年去世。

该事件的曝光如重磅炸弹般在文学界内部和读者群体中掀起轩然大波。它不仅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位知名作家与其作品的内在联系——她的小说以探讨女性生活、复杂的家庭关系、性、创伤和秘密著称——也击碎了很多人对于门罗的既有认知。门罗的朋友、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斯金纳披露的消息令她“措手不及”，“你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那些你自认为熟悉的人。”

门罗的特殊身份让我们理解和讨论这一事件变得空前复杂：她是一个拒绝站出来与丈夫割席以保护女儿的母亲，她也是一位长期被认为对女性生活处境有敏锐观察的、享誉全球的作家，而今我们赫然发现，她或许不仅是女性境遇的记录者和观察者，也是一位亲历者。社交网络上，“文学只是一种巧言令色”标语式刷屏，讨伐门罗的言论比比皆是。一种普遍的困惑在于，一个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知名作家，为什么也不能对性侵自己女儿的丈夫说“不”，反而选择终生保持缄默？

母亲对儿童性虐待事件袖手旁观，并非罕见

2011年，《暴力心理学》（Psychology of Violence）期刊中的一篇论文如此定义性暴力中的旁观者（bystander）：

“他们是那些在这一情景中既非受害者、也非施害者的个体。他们既有可能放任事件发生，也有可能介入缓解高风险情况、改善受害者的状况，或通过纵容施害者的行为、消极回应受害者而使情况变得更糟。”

儿童性虐待——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儿童性虐待——是最为隐蔽的一种虐童形式。这主要是因为此类事件通常没有直接目击证人。而研究者发现，通常会有受害者的朋友或亲人意识到或知道“有什么不对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者受害者曾向他们透露过情况。2001年的一篇论文分析了阻止家庭成员介入儿童性虐待事件的因素。作者认为，家庭旁观者和受害者往往从施害者那里收到一样的自辩说辞，并且他们在认知层面可能会和受害者一样受到影响。

相关研究发现，女性（特别是母亲）在儿童性虐待事件中袖手旁观、间接加剧儿童伤害的情况并非罕见。美国心理治疗师Katherine Fabrizio长期致力于为存在母女关系问题的女性提供咨询服务。在她超过30年的职业生涯里，许多女性曾对她说，自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告诉母亲自己的受虐经历，但母亲要么是不相信，要么是拒绝挺身而出。有一位客户的经历令她印象深刻：她曾遭到继父性侵，她一直与母亲关系亲密，成年后仍与母亲住在一起，但母亲从未站出来保护她。母亲曾告诉她，“你知道，我有两个孩子要养，我很抱歉你的继父这样对你，但我真的无能为力。这让我心如刀割，你在逼迫我做选择。”

一项发表于2021年的研究通过调查2531名德国人（53.3%为女性，年龄跨度为14～94岁）发现，约一半儿童性虐待事件中存在旁观者（即存在知道虐待情况发生却没有采取行动或视而不见的人），生母占比约1/5，并在超过1/3有旁观者的事件中被提及。该研究指出，这一发现印证了2016年的另外一项研究，即儿童性虐待事件中的受害者最有可能向他们的母亲或同龄人透露自己的遭遇。研究者认为，因为施害者是家庭成员，家庭内部的旁观者往往比外部旁观者更难介入。“由于忠诚冲突，受害者的母亲可能会进一步淡化她们对虐待的假设或认知。”上述研究者同时承认，关于母亲为何选择袖手旁观，学界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儿童性虐待事件中的母亲，可能是更难被看到的受害者

学者Seán Stitt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实际上，被性虐儿童的非施虐母亲（non-offending mothers）也是隐秘受害者，他通过梳理历史上儿童性虐待的话语变化得出了这一结论。

一个格外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往往较少质疑和反思（男性）施害者的行为及其恶劣后果，转而审视受害者和（女性）旁观者的动机。施害者于是成为了某种叙事黑洞，扭曲了我们对儿童性虐待事件中其他相关方的看法。

儿童性虐待古已有之，但将之视为一种社会问题是一个较为晚近的现象。1862年，法国法医学专家Ampouse Tardie报告了420起针对15岁以下儿童的性侵犯事件，他也是第一位公开表示儿童性虐待是社会问题的专业人士。Stitt发现，直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时代，人们都始终倾向于怀疑儿童性虐待事件中受害者的说辞，而普遍以“女孩引诱父亲”来解释乱伦行为——或许可以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对这一观念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首次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认为女孩在一个成长阶段中存在“阴茎嫉妒”，父亲会取代母亲成为她的爱恋对象。弗洛伊德因此推测，女孩会幻想乱伦，这令她们的性虐待自述不那么可信。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人们如何理解儿童性虐待事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加剧了儿童性虐待事件幸存者的言说困境：

“儿童或其家人试图揭露施虐者的任何举动，也暴露了她自己所谓的天生性动机，并使她遭遇比施害者遭遇更多羞辱；隐瞒于是成为唯一的方法。儿童性虐待的困境提供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情感勒索手段——如果受害者指控施虐者，她也是在指控自己。”

1950～1960年代，人们在讨论儿童性虐待问题时，不是指责父女乱伦事件中的母亲，就是指责孩子。直至世纪之交，虽然儿童性虐待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多被强调、儿童需要被保护的观念愈加增强，但人们对儿童性虐待事件中的母亲依然普遍持批评态度。人们普遍认为，作为“儿童保护的主要成年行为人”，未能免于孩子遭遇性虐待就是母亲的失职。Stitt发现，儿童性虐待问题的相关文献往往强调母亲可能与施害者存在共谋、未能在性虐待事件发生之前及时发现和阻止事件发生。

这一话语不成比例地将保护儿童的责任置于母亲——而非施害者——的肩上（特别是在施害者是她的丈夫或伴侣的情况下），而忽视了这一事实：儿童性虐待事件中的非施虐母亲也受到了伤害，也需要得到帮助。Stitt注意到，在大量关于儿童性虐待的文献中，孩子揭露的事实对母亲的影响，以及她与丈夫或伴侣分离和遭遇背叛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母亲其实也会经历与被性虐待的孩子相似的感受，包括震惊、难以置信、愤怒、无力、内疚和被背叛。

Stitt援引一项1987年的研究指出，只有很少的母亲知晓家庭内部的儿童性虐待行为，男性性侵孩子是因为妻子性冷淡的说法也是不实的：

“母亲被认为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儿童性虐待的共谋——这种思考方式持续存在，本身就表明了受虐儿童的母亲缺乏支持。无论是在文献中还是在社会中，我们必须把指责的目标对准儿童性虐待事件中的施暴者，不再将指责转移到母亲或儿童受害者身上。”

Stitt还发现，认为受虐儿童只要及时说出真相身体或心理状态就能好转的想法，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实的，它忽略了受虐儿童将更难培养出信任感、亲密关系、主体性和性别认知，他们也更有可能在成年后依然面临精神健康问题，同时也忽略了性虐待事件的披露对母女关系的负面影响。Stitt援引一项2001年的研究指出，“披露（性虐待事件）带来的一个常见反应是，母亲会疏远女儿，这可能是因为懊悔、内疚、自责、抑郁甚至是愤怒。”

在了解了儿童性虐待的话语流变和相关研究后我们不难发现，母亲对孩子遭遇家内性虐待袖手旁观并不是一个偶发现象，也难以用个人道德水平来解释。某种程度上来说，门罗事件揭示了儿童和女性在异性恋家庭中所处的结构性困境，在这种困境中，那个失职母亲的境遇往往面临更多的忽视和误解。

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门罗在经年累月的沉默中的真实想法，但我们至少能够了解，令门罗以及许多其他母亲难以对孩子的性侵遭遇做出反应的外部压力是什么。我们不应忽略，这恰恰也是斯金纳决定在母亲去世后披露事实的最重要原因，她说：“我非常希望我的个人故事聚焦于噤声的模式，聚焦于家庭和社会中对此保持沉默的倾向。”

参考资料：

Gerke， Jelena & Lipke， Kathrin & Fegert， Joerg & Rassenhofer， Miriam. (2021). Mothers as Perpetrators and Bystanders of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 Neglect. 117. 

Banyard， V. L. (2011). Who Will Help Prevent Sexual Violence: Creating an Ecological Model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Psychology of Violence， 1(3)， 216–229.

Stitt， Seán. (2007). Non～offending Mothers of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the Hidden Victims.The ITB Journal ， 8(1)， Article 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