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之外

当我们追溯美国1930年代的岁月，那是个大萧条的阴霾笼罩的时代。尽管经济上贫困，但这个时代创造了一个在生产流行幻想和尖锐社会批评方面富有活力的文化。

这就是大萧条文化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努力应对前所未有的经济灾难，解释和解读它；另一方面，提供逃避之所，创造艺术和娱乐来分散人们的烦恼——这最终是另一种与之和解的方式。

《在黑暗中舞蹈：美国大萧条文化史》为美国文学学者、文化史学家莫里斯·迪克斯坦的重要著作，探索了1930年代深陷大萧条的美国的焦虑与希望、绝望与惊人的乐观，回顾了整整一代表演者、艺术家和作家的故事，展示了一个丰富、全景式的文化如何既揭露又有助于缓解国家创伤。

正如迪克斯坦彻底转变了我们对大萧条文学的理解一样，他打破了1930年代的音乐剧和电影仅仅是逃避现实这一流行误解，并提出，百老汇和好莱坞的悲喜剧世界保留了一种光辉和活力，成为抵御社会苦难的堡垒。

迪克斯坦从对大萧条时期重要文学、电影、戏剧、摄影、音乐、设计作品的分析切入，以诗意的方式展示了艺术在彼时美国社会结构中的不可或缺。这部辉煌的著作是对美国最杰出艺术时期之一的重要研究。

成功的神话与大萧条现实

我们已经看到，大萧条使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曾经不为人知的那个穷人的美国——过去和现在所有令人窒息的贫民区中的扭曲生活；耕种着枯竭荒瘠的土地的赤贫佃农；移民家庭和流浪儿童，以及他们破旧不堪的胡佛村，那是对家和庇护所概念的讽刺。卡罗琳·伯德不惜用略带夸张的语气强调，“大萧条并没有使穷人的状况变得萧条。只是将这些状况公之于众。穷人始终都很穷。只是以前没人留意他们”。大萧条文化提供了一种关注方式。它改变了那些关心美国人现状的有识之士的关注对象。

但是，挤压穷人的经济崩溃也严重损害了中产阶级甚至富人的生活，因为他们已经享受了美国生活的诸多承诺，所以会失去更多，包括他们的自尊。就像罗伯特和海伦·林德1937年描述印第安纳州的曼西时所说，

虽然米德尔敦几乎所有家庭都在大萧条中遭受了种种困难，但对于相当大比例的工人阶级来说，这些困难并不像对商业阶层那样是一个新的经历。后者在面对诸如失业等突如其来的重创时没有那么多适应能力，而且他们与“进步”和“机遇”的象征性世界的个人认同，在过去是比较持续和自信的。

这多少有点优越俯就的意味，因为它低估了工人阶级成员的损失；由于长期失业，他们没有缓冲余地，没有任何依靠。他们面对的是生存困境，不关乎地位，是对无家可归甚至忍饥挨饿的恐惧。

“大萧条时期，在恐惧面前，人人平等，”T.H.沃特金斯写道，

恐惧困扰着南方的非裔美国佃农的梦想，他手里捧着一抔贫瘠的尘土，担心社会制度现在会怎样欺骗他和他家人的生活。它跟踪着爱达荷州的中产阶级白人商人，当一度友好的银行家冷漠地强制他破产时，他看到几十年的辛劳化为乌有。它在底特律墨西哥裔铸造工人的耳边低声传着恐怖，他曾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将他从墨西哥带到这个陌生寒冷的北方的郊狼，现在他发现自己没有了工作。恐惧击碎了北美大草原农妇所有美好的盎格鲁撒克逊式信念，她望着天边滚滚而来的黑色烟云，明白她的梦想很快就会被卷入那团沸腾的尘烟。

更糟糕的是，大萧条似乎看不到尽头。“我觉得它可能会一直、一直地持续下去，”芝加哥一名教师说，“人们将永远生活在丢掉工作的恐惧中，你知道的，恐惧。”像其他很多勉强称得上中产阶级的人一样，我的父亲在服装业的一个中间商那里工作，在整个大萧条期间保住了他小小的饭碗，但就像他很久之后告诉我的那样，他从未摆脱过失业的焦虑。

展现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精神困境的小说《寂寞芳心小姐》，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卡罗琳·伯德写道，缠绕在中产阶级心头的幽灵是一种铺天盖地的“下沉的恐惧”：“大萧条时期的中产阶级恐怖故事倾向于‘穷途落魄’的羞耻。一位妇女记得她丈夫第一次穿工作服去上班的那个早晨。另一位妇女念念不忘她典当了订婚戒指。一个男人还记得他把手伸到救济办公室的门把手上，伸了五次才鼓起勇气打开门。”对很多相信美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国家、一块充满进步与机遇的土地，每个人在这里都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人来说，大萧条不仅挑战了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而且破坏了这个制度赖以建立起来的核心神话和信念。

在某些方面，这些信念是有根据的。在美国历史的很多阶段，都存在进步与机遇的现成途径。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从乌克兰的犹太村落和波兰南部的小城来到这里，寻找的正是这样的机会，即使不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他们的孩子。南欧农民和南方邦联奴隶的后代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迁徙，但偏见与歧视，尽管也影响到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却使棕色、红色或黄色皮肤的人活得更艰难。不过，虽然有种族排斥、本土文化偏见，有时还有恶劣的工作环境，但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下，总是有价格低廉的大片土地和工业生产运作。劳动可能非常艰苦，工作时间长到惊人，但社会流动真实存在。

理论上（往往实践中也一样），美国诞生于启蒙运动的世俗多元主义和事业上以才智而不仅是出身或财富取胜的革命性理念。由于没有贵族世袭，由于其阶级结构疏松多孔，美国人喜欢想象他们没有阶级。“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封建国家，”大萧条最严峻的时候，曼西一家报纸的社论说，借此说明为什么这些地方永远不会发生革命，“因此，尽管有些人变得非常富，其他人非常穷，但国家主权取决于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我们喜欢把他们称作典型的美国人……正是从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中间，产生了我们的工业与政治领袖……只要美国避开阶级划分，维持这个庞大的中产的美国，我们就会摆脱不幸的西班牙眼下所面临的此类麻烦。”

另一篇社论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美国人都是“工人阶级”，因为我们的富人也在努力工作，而我们的穷人，只要足够勤奋，最终也会变得富有。

在美国……所有有雄心壮志且有机会去实现抱负的人都在努力。不存在无所事事的富人阶层。一般的实业家和领薪水或日结工资的人投入一样多的工作时间，而且他常常会自豪地指出，通过自己的节俭、智慧与勤奋，他能够为别人提供很多工作。

亚伯拉罕·林肯表达得很贴切，他说：“我们中间没有永远受雇佣的劳动阶级。25年前，我就是个雇佣工人。过去的雇佣工人现在为自己干活，将来会雇别人为他干活。”

这里体现了真正的美国进步原则。正是由于认识到这样的原则，我们在一个半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帝国。

一种亘古不变、毫不掩饰的传统美国品质贯穿于这些文献。［最后一句中故意使用古语的“筑”，特别能说明问题。］但是很难忽视专属于大萧条时期的那种防备性语气，当时这样对流动性和美国经济命运的乐观态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围攻。这些社论从天真的职业信仰发展到攻击那些宣扬阶级意识，提倡效仿俄国“通过逐渐增高税收进行财富再分配”的人。他们对新政的反应是重申个人机遇的古老理想，而这些理想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

关于1930年代的纪实冲动，人们已经写过很多，普遍都在努力审视人民的真实生活，从而展示他们如何应对似乎是空前的不利条件。但大萧条也挑战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关键信条。长期存在的信仰受到质疑，特别是“美国梦”概念中蕴含的成功神话。30年代是“美国梦”这个词语第一次被广泛使用的时代，恰逢它无限机遇和经济富足的前提似乎突然受到怀疑。美国经济早先也有过很多次衰退，甚至萧条，但没有一次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破坏性如此之大——最重要的是，没有一次像大萧条这样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大萧条削弱了很多美国人最常见的设想：商业周期的逆转是短期和暂时性的，只要愿意工作就总会有工作机会，商人是社会的神谕和先知，年轻一代永远能够崛起，超过他们的父母一辈。

文化历史学家已经对这些信念的根源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成功的神话可以追溯到清教徒的理念，即工作是一种世俗的使命，财富是内在风度的外在表现。在他广为阅读的《自传》，以及诸如《穷理查年鉴》《致富之道》和《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等作品中，本杰明·富兰克林把这个使命的概念进一步世俗化为凭借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理想。

富兰克林本人从一贫如洗和默默无闻到成为伟大人物的过程即一个传奇，被他的很多读者变成了童话故事，其中强调财富是成功的唯一指标。富兰克林的《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写于他自己从商界退休，转而致力于科学和公共事务的时期，但其中似乎体现了在追求财富上对性格、慧黠和坚持的功效持有一种单纯的信仰：“总之，如果你渴望获得财富的话，致富之路和通往市场之路一样平坦。主要取决于两个词，勤奋和节约；就是说既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浪费金钱，而是两个都充分利用。”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建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时，把富兰克林用作关键示例。

尽管他在宣传这种公开提升的神话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富兰克林并不是成就自我之人的唯一发明者，他也没有把自我完善的概念局限于企业家的工作。19世纪，当数以百计的作家、传教士和演说家都在阐述成功的福音，这一概念的发展深深扎根于美国的个人主义、大众的宗教、高度简化的爱默生式“自力更生”，以及最重要的，扎根于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一个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的国家—— 一个阶级界限模糊，官方信仰是平民和民主的国家——为竞争性个人主义的道德规范提供了物质基础。

霍雷肖·阿尔杰朗朗上口、程式化的小说标题说明了一切：《努力向上》《勇往直前》《名与利》《拼搏就会成功》《运气和胆识》《注定崛起》。这些在1867年至1899年出版的小说是镀金时代的史诗材料，不是对社会变迁的现实描绘，而是关于一个积极扩张的工业经济中所发生之事的丰富隐喻。

正如约翰·卡维尔蒂在他的《成就自我之人的使徒》中指出，阿尔杰本人对19世纪晚期正在形成的经济力量的高度集中知之甚少。他的经济模式仍然属于一个古老的小企业的世界。弗兰克·诺里斯的揭丑小说《章鱼》里的世界——铁路大亨、大型垄断和工业巨头的世界——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但他协助宣扬的个人机遇的神话是一个生产和自由放任扩张时代的完美意识形态，也正是后来大萧条时期令人产生怀疑的神话。

《1933年的淘金女郎》剧照

外国观察家和有偏见的美国知识分子总是喜欢把成功描述为美国生活的宗教。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对成功女神的一味崇拜是我国人民的通病”。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带着一丝欧洲人的优越感指出，“美国人的生活理想不在于自我的愉快发展，抑或完满生活的美好和谐，而只在于‘出人头地’”。然而，成就自我之人的概念最初是一种民主理念、一个社会流动的梦想——甚至是文化的梦想——不只是少数精英，普通人也竞相追求。

据理查德·休伯评论说，“穷小子翻身发迹，是对抗傲慢自大的欧洲社会和艺术优越感的有力武器”。因此，“基于贵族美德和才能的杰斐逊式领袖概念不敌人人都可以统治的杰克逊式信仰”。这种普通人从农家小木屋一路走到白宫的理想，在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生涯与随后对他的神化中达到了顶点。只有到了内战之后，成就自我之人才几乎与商人同义。随着这一理想的政治和文化特色——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演说家的典范——开始减弱，这个神话呈现出强烈的保守，甚至平庸的色彩；成为对现状的维护，指责受害者、失败者的一种方式。

当时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全盛时期，还有创造了“适者生存”一词的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在镀金时代无情的竞争气氛下，成功的概念僵化为一种达尔文式的公式，谴责穷人不是懒惰就是低劣。这样一种对天定命运说的道德阐释将成功等同于美德、性格，以及个人奋斗。

在19世纪末体量庞大的成功文学作品中，有相当比例的作家和传播者一开始都是神职人员。根据孜孜不倦的马修·黑尔·史密斯的说法（他曾是名牧师，后来成为演说家和华尔街记者），“不论谁来写我们的商人、机械或农业生活的历史，都必须写宗教的历史”。史密斯自己对成功之路做了富兰克林式的描述：“在所有声誉良好的职业中，勤奋、诚实、坚持不懈、心无旁骛始终都会领你走向成功。”在内战之后迷恋成功的巅峰时期，史密斯出版了《华尔街看涨看跌二十年》（1870）和《成功人士》（1878）等书。

另一位神职人员威尔伯·F.克拉夫茨，日后成了研究成功现象的准社会学家。1883年，他出版了《当代成功人士及其对成功的看法》，其中对数百名杰出领袖进行了调查，展示他们获得声名、财富和成就的关键。克拉夫茨的世俗神谕为追求尘世财物涂上了无可挑剔的道德色彩。他们宣扬个人不可限量的能力，对个人努力几乎给予了神圣的认可。

正如威廉斯学院院长富兰克林·卡特在给克拉夫茨的信中所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建筑师……不，我要收回这句话……上帝创造能力，人培养性格。”“你不能梦想自己成为一个人物，你必须把自己铸就成一个人物。”这个素材被用在数以千计的布道、毕业典礼演说、报纸社论和热门演讲中，例如罗素·康韦尔的演讲《钻石遍地》，这位创建了坦普尔大学的浸信会牧师及慈善家，在1870年代至1920年代，把这个题目演讲了六千多次，获得了巨大的反响。

“我说你们应该致富，致富是你们的职责，”康韦尔对他的听众说，“金钱就是力量，你们应该有适当的雄心去获得金钱。你们应该这样，因为有了钱你们可以做比没钱时所能做的更多的好事。”他告诉他们，没必要成为冒险家而满世界去寻找财富：他们自己的社会、他们自己的城市、他们自家的后院，都是创造财富的完美场所。“世界历史中，没有资本的穷人从来没有像在我们现在的城市这样有机会迅速而诚实地致富。”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大量有雄心抱负的人沉迷于对财富和权力无节制，有时残酷的追求，像史密斯、克拉夫茨和康韦尔等神职人员和宣传家为这种追求平添了一丝值得效仿的道德意味，一种由高尚的“财富管理”而不是令人讨厌的达尔文式生存抗争所界定的职责感。尽管它标榜社会科学与观点调查，克拉夫茨的书强化了社会与经济流动时期人们对自助自立的狂热，一些人由此得到巨大财富的回报，另一些遭到了难以形容的痛苦的惩罚，这是进步的副产品。克拉夫茨的书属于大众传记和预言占卜的杂乱文化，它把道德和世俗的恩赐，甚至是神性的祝福，投向了对世俗成功的渴望。

正如这一时期很多制造神话的传记一样——霍雷肖·阿尔杰自己就写了三部，分别是林肯、加菲尔德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的传记——克拉夫茨的对象是值得效仿的典范、自由放任心态的偶像，一如我们这个时代最畅销的李·艾科卡和唐纳德·特朗普。

在内战与股市崩盘之间的这个时期，受到尊崇的商界人物是大众羡慕与模仿的主要偶像，是竞争性胜利的光辉典型，也是聪明、合乎道德规范、对社会有益的典型。这是1937年曼西中心地带的那些社论仍然微弱而犹疑地呼应着的信念。恢复“信心”是大萧条初期的普遍主题，从赫伯特·胡佛开始，他一直坚持认为“情况基本良好”，而大崩盘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面貌问题。广告商鼓励更多的促销活动，强调大萧条主要是开销问题：忧心忡忡的消费者只是变得太吝啬了。根据罗兰·马尔尚的说法，为了鼓励商家做广告，他们“选择不把大萧条时期的消费者描绘成穷人或失业者，而是抵制花钱的敛财者”。

信心问题的另一面是同样普遍的恐惧主题，最著名的阐释出现在罗斯福1933年激励人心的就职演说中：“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莫可名状、不讲道理、毫无根据的恐怖。”这一恐惧在1932年选举和3月初罗斯福就职之间的四个月里达到了顶点，当时经济几乎已经崩溃，持续了两年的银行危机最终爆发，今天这被认为是大萧条的关键所在，甚至超过了股市崩溃。

“在胡佛执政的最后几天，旧秩序在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洛伊希腾堡指出，到就职典礼时，有38个州关闭了他们的银行。罗斯福智囊团的一位早期（也是相对保守的）成员雷蒙德·莫利后来把整个大萧条比作银行危机：“大萧条就像银行挤兑。是一场信心危机。人们惊慌失措，紧紧抓着手里的钱不放。”这种历史的概述过于崇高威严，对真实的人类生活过于无动于衷，人们的恐惧让这种生活岌岌可危。1932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观察家做了一个更贴切的心理学类比，他将当时的情绪比作躁郁症周期的抑郁阶段，表现为绝望、恐慌、萎靡不振，以及对未来深深的忧虑。他甚至将“当下预测的永久萧条”与“病人担心自己永远不会康复”相提并论。

这或许比较肤浅，就像莫利描述的形象——好像过错只在于人们的头脑，而非他们的真实状况——但它确实触及了股市崩溃之后几年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在美国人的内心世界中，严重的抑郁成了大萧条的一个标志，人们倾向于将危机转向内部，责怪自己，矛头指向自身的缺点和失败，而不是制度的缺点和失败。这种自责起源于美国的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还有个人责任的新教观念，是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成功准则发挥其有害和破坏性作用的地方。正如一位曾与弗洛伊德一起受训的精神病学家后来告诉斯塔兹·特克尔的：“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因为自己的过失，或没有才能，或运气不好责怪自己。有一种成见认为那都是你自己的错，是你自己好逸恶劳，你没有本事。对此你默认了，无言以对。”由于这种“关于你自己个人失败的羞耻……极少有人引起骚乱”。

一位当时年纪还很小的酒保对特克尔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那时很多其他讲述中都重复过。他记得他在农场地带的大人谈话中听到的担忧和宽慰感，当抵押品丧失了赎回权，其他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时那种“对灾难的沉迷”：“占据主导的是这种无助的绝望和屈服。有些人表现出愤怒和反抗，但总的来说，只是那种安静的绝望和屈服。”与那些困难时期转向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欧洲人不同，大多数美国人在面对大萧条状况时保持消极，甚至自责。他们既没有反抗，也没有屈从于一个可能的救星的专制统治。这在今天看来甚至比当时更了不起。

由于大萧条的经济状况和心理影响，1930年代初的结婚率、离婚率（人们根本离不起）、出生率，甚至就目前所知，性生活频率都在下降。“粗略的证据显示，由于困难时期产生的紧张压力，婚内性生活减少了，”苏珊·韦尔写道，“担心怀孕是一个主要因素，但男性感受到的信心不足，以及失业丈夫得不到妻子的尊重也起了作用。”一位妇女告诉洛雷娜·希科克她害怕怀孕，又担心拒绝和抑郁的丈夫做爱不好：“我想你可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要做。但不是这样。你不知道，一旦你丈夫丢了工作，会是什么情况。他整天都很沮丧，闷闷不乐。人生很惨。你必须一直努力让他不要发疯。很多时候——那是唯一的办法。”

历史学家罗伯特·S.麦克尔文研究了普通公民写给埃莉诺·罗斯福、总统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的大量信件；从这些信件和其他私人材料中，他构建了一幅大萧条时期美国工人阶级的内心生活肖像。关于他们的“家庭麻烦”，他写道：

失业打乱了父亲、母亲和孩子的传统角色。由于父亲的地位是建立在他的职业和他养家糊口的责任上的，没有了工作很可能意味着他在家中地位下降。没有地位的人，唉，就是没有地位……

“接受救济”全家都会感到耻辱，但尤其难堪的是父亲。

在一个片段中，麦克尔文描述了申请救济的典型屈辱，要被盘问，要证实一个人的落魄和贫穷。这样的折磨与中产阶级对“下沉的恐惧”相去甚远。

约瑟夫·赫弗南在1932年5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显著地强调了发放救济的形式产生的心理影响：断崖式“体面的下滑”，刻骨的羞辱。“这就是我们发放救济和设立施粥场取得的成就，”他总结说，“我知道，因为我见过成千上万这样受到挫败、心灰意冷的男男女女，他们前来寻求公共援助时畏畏缩缩，曲意逢迎。这是一个国家衰落的景象。这是美国的根本悲剧。”《愤怒的葡萄》中的一个妇女在描述救世军的救济工作时，对成为怜悯和冷漠操纵的对象表示了同样的恐惧：“我们很饿——他们让我们跪着吃饭。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尊严。”新近变得潦倒的阶级虽然穷，但仍然不失骄傲。他们需要帮助，但施舍不是办法。

接受者的羞耻感，就像施恩者无意识的羞辱欲望一样，建立在美国自助自立的心态上，以其成功的奥义为基础。麦克尔文将自责和个人的失败感描述为“大萧条最显著的心理问题”，认为妇女通常从事较低层次的工作——包括家政服务、初级教学和文职工作——对工作的情感投入较少，因此更不容易受到大萧条和这种可怕的愧疚综合征的不良影响。一方面，大萧条“使女性在找工作方面相对男性处于更好的位置——当然，是报酬很低的工作”。另一方面，“经济崩溃对那些不招女工的经济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打击最大”。

大多数观察家一致认为，大萧条期间女性的境况胜过男性，事实上，很多妇女被推到养家糊口的位置上，她们往往从事着琐碎的工作，并在情感上维系着一个家，男性则方寸大乱，六神无主，开始垮了。这在当时的小说中得到了证实，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愤怒的葡萄》，它围绕着一位坚强的母亲；我们反复听到“这个家要散了”，他爸已经“失去地位”，这不仅意味着失去住所和工作，还有他在家中、在世上、在一个安定宇宙中的位置。

“世道好像变了，”爸挖苦地说，“以前都是男人说了算，现在好像是女人说了算。”妈对汤姆说，“当然了，一个男的要是一直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就会伤到肝，要不了多久，就只能躺下来，伤心得死了”。后来她强调说，“女人比男人更能适应变化”。

《愤怒的葡萄》剧照

但是像《没钱的犹太人》和《愤怒的葡萄》等作品是从男性的视角，基本上是儿子理想化的视角来描绘用心呵护而不屈不挠的母亲。这种英雄主义绵延的伤痛从女性的角度来看会非常不同，一如我们在蒂莉·奥尔森的未竟之作《约侬迪俄》中所见，该书写于30年代，但很久之后才出版。其中，粗野的丈夫在工作上遭到极大挫败，被生活境况摧垮，没有能力养活家人，变得像另一个苛刻、不懂事的小孩，是几乎手足无措的母亲要养育和安抚的又一个负担，尽管她自己早已筋疲力尽。这个女人生病以后，仍在惯常的麻木和机械的活动中继续操劳着。“她冷淡地给孩子做饭穿衣，洗刷，向吉姆交出身体，握紧拳头对抗她已经毫无力气去感受的痛楚。”25她无非是操劳到死。这与乔德大妈那著名但老套的描述大相径庭，即脆弱的男人如何“生活在各种大的变化里”，而女人体现着人民富有韧性的精神，“一直流动下去”。

坚信大萧条期间女性的境况更好，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受苦，而是她们没有因为尊严而不去从事低薪的服务工作。成功准则没有损害到她们，但对于它施加在丈夫身上的影响，她们却付出了情感代价。巴斯比·伯克利的大萧条名曲《想起我那落魄的爱人》（《1933年淘金女郎》的终曲）以阿尔·杜宾和哈里·沃伦创作的感伤情歌为基调，是一个遭遗弃的女人两次被夺走爱人的深切哀叹——第一次他被送上战场，后来回家之后，他被剥夺了所有尊严，这很有启示意义。

也许通常强调女性的道德力量本身即对大萧条时期人们心目中的成功与失败奥义的挑战。当严肃作家开始注重美国梦的局限性和扭曲性，通俗艺术家则沉迷于塑造奇异甚至魔幻的成功形象。第一类作家包括克利福德·奥德茨、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纳撒尼尔·韦斯特、詹姆斯·T.法雷尔、约翰·斯坦贝克和约翰·多斯·帕索斯。振兴流行文化的是黑帮电影和后台歌舞片，它们用大萧条时期观众喜爱和需要的方式重新演绎了白手起家的幻梦。

与此同时，很多新政拥护者和激进知识分子正试图用共产主义的术语重新定义美国的个人主义，淡化个人努力和竞争性成就。就在新政为资本主义引流注资，创造联邦资助的就业机会以恢复个人的自我价值时，他们坚持新的共同福利的理想。新政的核心在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之间、私人倡议与公共规划之间的矛盾。从这种矛盾中，资本主义以福利国家的改良形式得到了拯救；成功准则得以保留，但联邦政府开始在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占据了上风，直到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开始说服美国人贪婪有益，财富并不令人尴尬，而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这一思潮才受到严重挑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ID：njupress），本文节选自《在黑暗中舞蹈：美国大萧条文化史》，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