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大楼100岁了,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它?
2024-07-17 22:34

武康大楼100岁了,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它?

“上海的变化太快太剧烈,我们不想让上一代人的街区记忆就此湮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外滩TheBund(ID:the-Bund),作者:Cardi C,原文标题:《武康大楼100岁了,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它?陈丹燕这样说》,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武康大楼成为上海“大网红”,吸引大量游客打卡。陈丹燕发布《蚌壳与珍珠》,记录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史,揭秘其过去。

• 💡 陈丹燕记录了武康大楼居民的口述史,包括名人如越剧演员王文娟等。

• 🏢 武康大楼的变成网红景点,引发游客热情,但也带来一些管理问题。

• 📚 作者提倡记录微历史,强调居民参与,以留住城市记忆,展示上海风貌。

从始建于1924年算起,今年是武康大楼100周年。


而它成为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上海“大网红”,其实不过就是这六七年的事。


这几天随着暑期到来,武康大楼面前的路口天天围满了游客,架起自拍杆,拖着行李箱……这是他们Citywalk的第一站。



写了一辈子上海的陈丹燕,还记得在几年前第一次见到这里突然变成网红打卡地的景象。


当时她和丈夫、新民晚报前总编辑陈保平一起走在淮海中路上,远远望向武康大楼所在的拐角,竟然人山人海。


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哦哟!火灾了。走近才发现,全都是拍照的人群。此时的这个路口,让她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作为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陈丹燕曾以《心动如水》《一个女孩》和“上海三部曲”等小说为人所熟知。


▲上海作家陈丹燕


在过去十年中,她和爱人为武康大楼居民做了一部口述史,集结成书起名为《蚌壳与珍珠》,去年问世后大获好评。


来打卡的年轻人大都没有读过这本书,其实它解决了人们的一大好奇:武康大楼里究竟住了些什么人?


陈丹燕将这本书视作一部“微历史”,有血有肉,以小见大,记录了一个街区半个多世纪的变化。


“武康大楼现有居民143户,主楼96户,新楼9户,汽车间38户。老住户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政府分配入住的,也有一部分是1970年前后各种原因入住的……”


▲武康大楼居民黄淑芳,1950年入住


老一辈住户大致可分为四类:干部、官员,文化界人士,工商业者,普通劳动者。其中不乏越剧演员王文娟(以及丈夫孙道临)、古典音乐节目主持人王勇等我们熟悉的名字。


有些住户的记忆中藏着澎湃的故事,比如沈亚明的父亲沈仲章,曾是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抢救国宝的英雄,后来也成了武康大楼的一份子。


在武康大楼突然成为上海大网红后,陈丹燕又生出了新的好奇。


“蚌壳”里的“珍珠”记录着武康大楼的过去,而“蚌壳”外的游客们则定义着这栋大楼的现在和未来。


以下来自陈丹燕的自述:


他们为什么想看这栋楼


武康大楼突然变成了网红地标,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好奇:外面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来武康大楼?是谁把这个网红现象带起来的?住在楼里的居民对这件事怎么想?


于是我们和徐汇文旅局联合做了一个调查报告,名为《武康大楼外打卡游客调查综述》,在2021年8月在楼外驻留的游客中分发调查问卷。


我们当时还把《蚌壳与珍珠》放到下面的书店里卖。因为如果大家对这栋楼这么感兴趣,那应该有很多人会买,游客无法进到楼内,你通过这个书可以看到里边是怎么回事。



结果,书的销量很差。陈保平认为是游客们并不想知道楼里边的故事,只是为了贴一个“到此一游”的标签,他觉得这样的“网红打卡”是把武康大楼的内涵粗鄙化了。


我比他稍微开放一点,我觉得这栋楼在衡复风貌区里,又是位于一个五条马路的交叉口,它很像欧洲广场的纪念碑。


大家如果跑去纪念碑拍张照,也没有人这么反感吧?这样一想就会心平气和一点。


我们未必能要求每个人都有能力撬开蚌壳看珍珠,如果人家就是喜欢蚌壳本身,我觉得也蛮好的。



在书中我采访过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童明,他也是武康大楼的住户,更多从街区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童教授说,街区发展到今天,整个城市化进程如此迅猛,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


从游客只去外滩,到既去外滩又来武康大楼,这说明外来者对上海的城市文化开始有更多的兴趣。


即便我们认为这样的兴趣点不够准确,但退一步讲,有兴趣总比没兴趣要好。


尊重规则,与人方便


武康大楼变成网红,我并不认为是有意策划出来的,十年前街道并没那么高瞻远瞩,很多事情其实是自然发生的,然后大家就顺势而为。


架空线入地是非常大的工程,我采访当时规划局的伍江教授,其实那时是以做试点的心态来尝试的,看看埋下去景观会有多大改变,风貌区路面恢复情况如何,而不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网红景区”。



游客多了,就会出现一些没有遇到过的复杂情况,比如有外人闯进楼里拍照,居民被骚扰,用长焦窥视居民窗户等等。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以我们的城市举例,居民公德心是慢慢培养起来的,比如幼儿园时候我们就学过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不要乱扔垃圾。


上海在世博会以后,城市的规则有了一次很大改进,大家坐地铁扶梯会让出一条通道,在哪里都会自觉排队。当时我采访世博会,也看到志愿服务的精神是如何一步步培养起来的。



我后来花了很多时间调查过黄浦江的滨水空间。在那些特别漂亮的路段,如果自行车骑到了人行道上,或者行人走到了慢骑道上,你去提醒他走错了,99%的人都会说“对不起,我不知道”,然后就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很少有人自顾自继续向前走的。


这说明在一个良好管理的公共空间里,大家都会有想遵守规则的意愿。武康大楼也是如此,一是要培养规则,二是给游客行一些方便,你尊重他,他也会尊重你的规则。


我更想建议的是,在路口可以树一些告示牌,比如欢迎拍照,文明打卡,但请不要用长焦窥探隐私,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占道。



还有年轻女生如果在附近换衣服,我提议可以在某处设一个移动帐篷,请他们到帐篷里来换装,不要在弄堂里边。


我接触过有些居民老太太,是真的看到游客小姑娘换衣服非常生气,那个年纪的人是真的不知道吊带衫可以穿在外面的。


居民间的默契与边界感


在武康大楼里面,也有一种居住的规则,上海的老大楼中居民都有这样的默契。比方说,你不可以把家里的东西堆在楼道里,走廊里不许放自行车等等。


有些规矩来自武康大楼的特殊情况,比如很多人家是没有阳台的,大家都会把衣服晾在走廊里,那衣服就必须拧干了才能晾出来,不能滴水滴得地上到处都是。


在某些楼层会有很大公共阳台,在上面可以晒被子。解放前,那个地方是佣人去晒地毯的,听起来很高级,好像茨威格小说里那样,其实在当时这就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清洗地毯是个大工程。




老住户维持着楼里类似的公共秩序,此外他们还有另一重担忧,就是新住户进来之后对房子的过度改造。


比如周炳奎,他在这里住了60年,他们家的房子是这次访谈对象中保护得最好的,至今保持原貌,没有动屋里的任何结构,不忍墙面打洞,宁可还在用窗式空调。


我非常理解这一点,童医生(童荣生,同仁医院医生,1963年入住)也说过,她想保护房子的基础结构,希望大家都不要破坏武康大楼原本的建筑结构,希望政府能够管得更严一点。



毕竟武康大楼在整个街区里都是很高级的房子,老一辈住户有自豪感,也有社会责任感。


不过他们不会自己去和新搬进来的人说,有些建议会通过居委会来传达,大家的边界感还是比较强的。


想留住一代人的记忆


在这个项目启动时,我们其实没有做过这样的建筑口述史,对湖南街道来说也是第一次,所以大家都在摸索当中。


包括选择哪些居民来访谈,就筛选了两三轮,有的是我们想采访的,人家不愿意,因为我们有一支拍摄小组要进入居民家里的,的确很多人会有顾虑。



还有的是居民很配合,但时间上有困难。比如我们本来计划里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先生,是解放前出生的唯一一位武康大楼住户。


我们已经各方面都敲定了,但他突然心脏不舒服住院了,家里人说等他平稳一些,静养一段时间再说,结果等了一年多,直到他去世也没能达成,很遗憾。


做口述史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采访完了进入编辑阶段,如何在对方的口语和我们的书面表达之间做好平衡。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人口述史都是从个体出发,他们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比如年份之类的细节,和大历史的标准答案常常有出入,我们一般会尊重个人的记忆,同时在文中做好备注。


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不会为了所谓的网红效应来做这么一件事了,我们是觉得有意义才会做的。


上海的变化实在太快太剧烈了,我们不想让这些街区里上一代人的记忆就此慢慢湮灭。


人来人往,武康大楼依然


在调查开始之前,我们对会碰到什么样的受访者是有大致预估的,不光是武康大楼,其他类似老大楼里的居民分布情况其实都差不多,我们家原来住过的南昌大楼也一样。


我们比较清楚什么人是会说故事的,有时候一打照面,你就可能从对方的谈吐中看出一二,文化程度、家庭历史背景等等。



身边有朋友在武康大楼里买了房,也有我们从小认识的朋友从里面迁走了,搬进或搬出,这些原因都是非常日常生活的。


比如有人觉得我买武康大楼,作为投资来讲一定保值;有的人因为父母年纪大了,要搬去和他们一起住,把这里的房子租出去等等……我相信居民的结构没有彻底的改变,但是代际更迭是很自然的。


后来等书出版的时候,我们逐渐发现有一个重大的疏漏,你看这些口述史的讲述者都是年纪大的人,竟然没有年轻人。


这次采访对象中最年轻的是王勇(上海著名节目主持人),1969年出生,也不算年轻人了。


▲武康大楼住户王勇,1969年出生/入住


后来我们反应过来了,因为拍摄需要,我们做采访的时候都是白天,年轻人都在上班啊!


以家庭为单位来看,武康大楼中大部分户主都是老人,不管是用房卡的租户,还是早期军队分的房子,它的户主都是在这个年纪的。


所以我想,可能等这本书版权期快到的时候,再做一版新的口述史,要找更多的年轻人来聊聊,也许是租客,也许是和爷爷奶奶住在楼里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和陈保平都一直很想让更多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记录一些微历史。


大历史固然重要,但微历史是对大历史很好的补充,特别是像上海这样城市变化这么快,历史又相对较短的地方。居民对于历史记录的参与是很必要的,否则很多历史细节就会被淹没。


我们把这次整个工作的过程都作为附录放在书的后面,如果有其他人想做类似的街区口述史,可以在我们的工作里找到可能合适的方式。


我们做的事情没什么了不起,但它很重要,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就会给上海这座城市留下可信的历史,进而在上海的12个风貌保护区里,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所谓的风貌保护,不光是建筑硬件的保护,它是一个精神上或者说是生活方式演进上的传承,没有居民的个人经验参与其中,很可能会变成乏味的大历史,没有血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外滩TheBund(ID:the-Bund),作者:Cardi C,图:外滩thebund,部分图片来自:《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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