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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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悲歌
7月16日,一则消息让全球都有点惊讶:特朗普选择了一位1984年生、从政不过两年的“年轻人”做竞选拍档。
J.D.万斯(J.D.Vance),和我同龄,生于美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五大湖地区米德尔敦市,是一名投资人和作家,著有《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这是我这几年写乡村问题时引用率最高的书之一。
2016年,从未从过政的特朗普杀进白宫,一度让美国主流社会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拿起这本书,了解到这群一直被他们所忽略的“乡吧佬”“白色垃圾”——后来被他们统称为“红脖子”,正是这群人的愤怒,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
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最佳注脚,作者J.D.万斯从此名声大噪。
尽管是文化迥异的两个国度,但J.D.万斯笔下的美国乡下人,他们身上的顽强以及同样顽强的劣性,充满悲剧的命运以及对命运的反抗,被时代潮流裹挟以及向时代发出的呐喊,都让我感到似曾相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他们的命运悲歌。
1930年代,J.D.万斯的祖父母生于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山区(美国的“山西”,著名的煤矿地区),一处叫杰克逊的乡下。那里有乡下典型的贫穷、人情味、善良,以及同样典型的粗暴、逃避现实,并且“满是瘾君子”。
1950年代,祖父母加入美国“打工潮”,顺利逃离杰克逊乡下,来到俄亥俄州新兴工业城市米德尔敦一家钢铁厂,实现了第一代农民进城——战后全球重建,及美国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帮助成百上千万这样的美国农民过上了典型的城市中产生活,实现了“美国梦”。
全球初代中产的想法大概类似,生活安稳后开始卷教育。外祖父母理所当然地对孩子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去读大学,摆脱蓝领身份,跻身美国大城市精英阶层,“你们这一代人将来得靠自己的脑子吃饭,而不是靠双手。就算哪天真到阿姆科(米德尔敦市一家钢铁厂)来工作,那也只能是当一名工程师,而不是焊接车间的一名工人。”
然而“农二代”并没有朝外祖父母希望的方向发展。乡下人的基因一以贯之地传承:外祖母年轻时就是个叛逆少女,老了后就像电影《三个广告牌》里的米尔德里德,成了一个整天揣着手枪到处晃荡的暴躁疯婆子;
她的后代,老大没有考上大学,只获得了夜校文凭;老三16岁染上毒品,高中辍学草草结婚;老二,也就是万斯的母亲,本来最有希望上大学,结果18岁时怀孕结婚,第二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离婚,然后陷入反复的“恋爱-分手”“结婚-离婚”,频率高的时候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一个伴侣。
最让万斯痛苦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当他开始喜欢上某一个爸爸时,他却无缘无故地消失不见。
“美国梦”也好景不长。1970年代末开始,当“城二代”们进入社会,美国已选择“脱实入虚”,放弃制造业而选择利润更高的金融和高科技产业。东北工业地区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工厂或倒闭或迁移,城市迅速衰败、社区凋敝、机器生满铁锈,因此被称为“铁锈地带”。
万斯的母亲跟很多“城二代”一样,生活得并不如意。更要命的是,她还继承了“乡巴佬”们的暴脾气,喜怒无常,经常打骂孩子,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车飙到飞快,还扬言要和车里的万斯同归于尽。万斯吓得魂飞魄散,停车后逃走还被母亲疯狂追赶。后来母亲又染上毒瘾无法自拔,一次因为工作期间毒瘾发作而被辞退,失业后更加歇斯底里。
万斯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眼看着也要变成一个问题少年。母亲对此视而不见,因为整个城市一片颓唐,有钱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都已离开,剩下那些留守家庭,“他们不仅不能靠自己找到好工作,也不能从周围的社会得到人脉资源或社会支持”。
在米德尔敦市,公立高中有20%的学生在毕业前辍学,大多数人不会拿到大学毕业证,几乎没有人到外州念大学。所有人对自己,同时也对身边的人不抱什么期望。
幸运的是,万斯的外祖父母,给予了他物质和精神上的庇护和及时的支撑,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万斯后来上了大学、参了军、又上了耶鲁法学院,成为一名投资人和作家……但是,即便已跻身前排,他也在多年后明白,那些“乡巴佬”的群体基因,譬如“习得性无助感”(以为自己做出的决定不会影响自己将来)、习惯性的逃避、愤世嫉俗、悲观怀疑等,将永远折磨着自己。
未来会变得更好吗?对那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未必。
“全世界的绝望和焦虑”
美国是西方世界的灯塔,灯塔光鲜亮丽,可以照得很远,但往往自己脚下乌漆麻黑。不论现实生活、贫富差距,还是阶层、政治,抑或移民、种族问题,割裂日益严重,曾经风行世界的普世价值观,也日益面临内部挑战。
“乡巴佬”“红脖子”们日益愤怒,反精英主义抬头,造成了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特朗普更直接点燃了这种愤怒,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开始浮出水面,愈演愈烈。
与之对应的是,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时,国人的惊诧,继而大量抱怨声音出现。而与我们的惊诧莫名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主流社会十分淡定,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迟到20年的必然的事情。
早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就批评克林顿的中国政策,首次提出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改为“战略竞争”关系,到他当选,未及兑现就遇上“9·11恐怖袭击事件”,不得不转为对华合作。
此后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先是对华合作,一缓过劲来就转为遏制。直至特朗普上台,美国国政一旦稍微平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补上这一板斧。随后的故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详。
无需上来就一顿批判这些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在传统全球化、精英视角看来,这些几乎与反智主义挂钩。
正如《乡下人的悲歌》所述,不论全球,还是美国内部,上述各种大分化和固化愈演愈烈。当美国梦不再激励人们,当精英越来越绅士、优良,而下层越来越暴躁、易怒,当“乡下人”们逃离了油锅却逃不过烈火,“悲歌”还在代际传承、看不到希望,沉默的大多数反身而出,便在所难免。
这种反抗又是全球性的。以往,美国还可以向全球转嫁发展成本,回血以支撑底层社会福利,随着全球各国的觉醒、实力的增强和反抗,美元潮汐收割日益困难,而一味“高科技+资本导向”又导致对大多数“乡下人”的价值的排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在欧洲,各国反移民、贸易争端等保护主义运动愈演愈烈,英、法等国还出现政治大转弯。比如法国近期的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势力大涨,结果群众也很懵。
他们因为对现实和主要政党不满,不知道怎么办,但又必须改变,结果选出来一个让自己都惊讶的非主流极右翼政党。
时代已变。种种迹象表明,二战以来,以全球化、精英主义为导向发展至今,全球的“乡下人”都面临共通的命运和抉择。简单批判和压制他们的声音无疑是片面而愚蠢的,主流社会、精英阶层需要重新倾听“乡下人”,并在推进发展的同时改良社会对话、流动和分配机制,才是根本办法。
开启反思
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人类近现代史的主要脉络。全球化由大航海启动,现代化由资本主义萌芽启动,经过数次工业和科技革命走向成熟。
因此,“全球化+现代化+科技发展”,不断加快着人类社会的价值流通效率,几百年来,又累积出一个全球性的主要矛盾——社会收益日益集中和社会成本日益摊薄的矛盾,即在“全球化+资本化+高科技”助力下,社会收益日益高效地集中到少部分人手里,而社会成本被日益高效地分摊给大多数人和自然环境。
全球皆是如此。
而上述各种“反智”思潮,本质都由这个矛盾引起。所以,越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精英群体,就越需要看到这股潮涌,就不应只是惯性地简单批评,而不去讨论、触及根源。
譬如粮食问题。在农业社会,一个主要的社会矛盾就是粮食供给和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古代耕地面积、粮食作物种类和种植技术都有限,社会一旦稳定发展一段时间,人口达到耕地供给极限,人口与粮食的对立关系便开始紧张。此时,一旦遇上兵乱、旱涝、虫灾之类事件,脆弱的平衡告破,必然爆发农民起义,在王朝更替的同时无情地消耗一部分人口。如此周而复始。
按说,人类全球化、现代化几百年来,粮食生产和流通已不成问题,但缘何全球饥饿人口还在增加(2023年为7.35亿,相比2019年新增了1.22多亿)?且每隔三年五载就要酝酿一次粮食危机?
事实上,全球粮食危机的根源并非产能不足,而是产能过剩。历史数据表明,粮价越是剧烈波动的时候,往往越是与供求无关。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粮食金融化。
少数完成了农业产业化、金融化的国家,高效地掌握着国际粮食流通与定价权,资本为了逐利,往往制造粮价波动。——不要说收入分配,就连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粮食分配,全球化与现代化也始终未解决。
再比如著名的“二八法则”。工业革命以来,全球20%的发达国家及其人口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享受着80%人口的服务。但随着中国成功融入现代化、全球化并快速崛起,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个法则就可能变成“四六”。
未来,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还有可能走向“五五”,那还怎么“微笑”?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会接受真正的平等、共治吗?很难想象。要么就将中国束缚住,继续按在“二八法则”之下,显然他们已做出选择。
美国内部,平衡同样不断被打破。在J.D.万斯祖父母一代的推动下,美国梦本已基本形成“大城市工业中心-区域工业区-地方工业园”的相对平衡的城市工业格局。
随着工业经济成功“升级”为“资本化+高科技”,这套相对平衡、共同繁荣的体系逐渐崩塌。日积月累,中部铁锈地带形成,连五大湖区都快速衰落,人才和资源不断向东西海岸、尤其是西海岸聚集。
反过头来,其东西海岸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全球人才的汇聚,又阻止了普通美国人的进入,而美国向全球分摊成本的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照顾到平民和落后地区,红脖子与特朗普、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纷纷由此而生。
而J.D.万斯也在采访中声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如果他当选,将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立场;在谈及俄乌冲突时,他表示将推动俄乌和谈,“迅速结束这场战争,这样美国就可以专注于真正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他还呼吁“广泛征收关税,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商品”……
全球化发展至今,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全球化的后进者成了拥护者,而原本的发起者们却成了反对者。
综上,人类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经过七百余年发展,到了需要开始反思的时候。全球化和现代化,也未必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否定全球化和现代化,而是要跳出传统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思维惯性,去动态反思和探索,在几百年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还有可能是什么化?
悲与喜
人类的悲与喜,其实是相通的。美国“乡下人的悲歌”,民粹主义的兴起,共和党激烈的保护主义政策,其实都不难理解。
虽然一定历史时期内,尤其对中国来说,阵痛必然明显,但放之于人类历史发展,又是可喜的——这样的反抗,主流与“乡下人”之间的互相倾听、重新融合与社会改良,都是必要且有益的。
那么我们呢?
好在,我们的社会改良早已在推进。从脱贫攻坚战役,到新型县域城镇化、乡村振兴,再到共同富裕,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低碳经济、生态文明,再到一带一路,由内而外,正在探索整体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发展与分配的根本平衡。
对此,我们应当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而非按照传统全球化、精英主义思维惯性地简单评判。
去看到“乡下人的悲歌”及其时代变局,去尊重、融合与改良——而非死命抱着全球化、精英主义视而不见,才是人类未来向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