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联网大厂离职的人，他们在想什么？

上个星期我在深圳，有两个重要收获：第一是实地调研了传说中的“三和大神”（尽管只是浮光掠影），第二是与几位互联网大厂离职（或正在打算离职）的朋友深入交谈。后者其实是我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做的调研的一部分：在当前的宏观和职场环境下，从互联网大厂离职的人，究竟去做什么了？促使他们离职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想什么？

通过日常微信聊天，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与朋友线下见面时也会经常聊到这些话题。上次去深圳，我获得了相当宝贵的信息，算是能够支撑一次有意义的调研了。当然，这个调研仍然是小范围的，涉及人数仅有几十人（真正离职了的仅有十几人）。由于样本数量有限，不可能使用统计学方法，只能以案例分析为主。

不过，我很幸运拥有一个优势：这些朋友都比较信任我，乐意讲述自己心底的故事和想法（前提是保证其个人隐私安全）。所以我听到了很多鲜活的故事、真实的想法，这些有可能是外界尚未认识到、或者忽视了的。

我决定将迄今了解到的情况，整理撰写出来。我非常欢迎有类似经历或想法的人，以各种方式与我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是一次长期的、持续的调研，只要互联网大厂离职潮还在持续，就有必要继续下去；也非常希望能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见证对这个主题的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的诞生。

从大厂离职的原因

打工人离职的原因无非两种：被迫的，以及主动的。直接被裁掉，当然是被迫；被转岗降薪、予以羞辱性待遇，直至不堪重负主动走人，其实也是被迫。2023年以来，互联网大厂降本增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心理准备。不止一个大厂员工告诉我，他或她“将在一个季度内被裁掉”，因为各个部门和团队的裁员名额几乎是公开的，很多人知道自己躲不脱，温顺地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以及N+1）。

然而，仍然有许多人选择主动离职。越是年轻的人似乎越倾向于主动离职——至少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是如此。90后和95后员工更加重视尊严和工作氛围，也更愿意在没有下家的情况下“裸辞”。下面是我亲耳听到的一些“裸辞”原因：

• 公司对请病假的员工要扣除当天全部工资，而且直系领导毫无同情心。

  
  

• 直系领导频繁对员工进行PUA，例如“好好想想你们对不对得起公司付的工资”。

  
  

• 所在团队要求毫无意义的加班，哪怕无事可做也要在办公室坐到深夜11点。

  
  

• 对分管本部门的大老板（公司高管）失去信心，认为公司烂透了，只是尸居余气而已。

  
  

• 对公司食堂、健身场所或办公场所整体条件不满，认为损害了自身健康。

上述一些理由，对于80后或更老的员工而言形同天方夜谭；老板就更无法理解了。80后员工极少因为任何原因裸辞，不仅仅是因为观念不同，也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的年龄难以找到新工作，“裸辞不起”。考虑到现在大厂基层员工中的95后（乃至00后）比例越来越高，职场PUA作为一种控制员工的手段正在迅速失效。站在打工人整体的角度，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不过老板和HR的看法肯定恰恰相反。

内卷的无意义持续

从2021年开始，部分大厂的部分部门先后提出了“降低加班频率”乃至“反内卷”的口号。但是据我了解，这些口号仅仅是故作姿态而已。在我调研的对象当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大厂内卷在过去两年有所松动，也没有人期待未来会有实质性松动。很多人因为对内卷彻底失望而选择了离开互联网行业。

具体而言，互联网行业的内卷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为了博取财富和地位的内卷，可以称为“上升型内卷”；第二种是为了保住饭碗的内卷，可以称为“自保型内卷”。在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大批打工人自愿加入第一种内卷，憧憬着升职、加薪和股票增值，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一跃进入财务自由行列。

按照我的一位熟识多年的老朋友的话：“大家天天加班到凌晨，你要相信劳动人民总能创造奇迹。”（此对话发生于2018年底。）人类最强有力的驱动力永远来自内心，不是来自贪婪，就是来自恐惧；在互联网和资本市场整体不振的情况下，贪婪已经不足以驱动打工人前进，现在恐惧成为了主要驱动力。

我的绝大部分在大厂工作的朋友，都提到了“恐惧型”或“表演型”加班：因为恐惧丢掉饭碗，被迫向上级表演努力工作。由此导致了一个悖论——活儿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待遇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加班反而更剧烈了。有些比较人性化的团队领导，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要求员工延长在岗时间，甚至开发出了“轮流加班”的演技：每天都至少有一个人在岗呆到半夜，以应对上级不定期的检查。

上级领导乃至大老板又是怎么看的？是真心认为加班提升了生产率，还是将其当做一种“服从性测试”工具，又或是仅仅拿来当做裁员的借口？这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哪怕对他们进行调研，他们也不会说真话。

在此我想指出另一个视角：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成长速度过快，来不及形成良好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准确地说，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界在管理制度上都还比较落后。在遇到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它们无法以科学的方式解决问题，只有求助于简单粗暴的服从性机制。就像那些教学水平一般的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只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考勤、抓内务，虽然效果极差，但那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大厂离职员工的去向

在传统上，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以及外企，都是高学历年轻人扎堆的高收入行业；现在三者都在经历裁员降薪。过去几波互联网招聘下行周期当中，离职员工的选择其实不少，这一波则大不一样了！

当一个人刚刚离开大厂，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轻松一下”，例如去旅游或回家躺平一阵子；超过一个月之后，就必须严肃考虑今后的生计问题了。即使是那些在大厂工作期间颇有积蓄、暂时不愁生计的人，也不能承担长期脱离职场导致与行业脱节的风险。就我的观察，他们最主流的选择有如下几种：

• 留在互联网行业的人仍然是最多的，如果回不了大厂，就去中小厂或创业公司。很多人会“蛰伏”小厂，伺机回到大厂。

  
  

• 离职后考公考编的比例不低，这一点令我有些吃惊；不过上岸之后立即感到后悔的也不在少数。

  
  

• “回老家”当然也可以选择，但它不是真正的选择；“回老家”之后，要么考公考编，要么寻找本地企业下家。

  
  

• “数字游民”也是一种颇为流行、而且越来越流行的选择。对于这个选项，让我们留待下一节详细探讨。

先说第一条。大部分大厂离职员工，除非彻底厌倦了互联网行业，否则首选还是留在这个行业。那些致力于“反内卷”“反PUA”的年轻员工，也更倾向于在互联网行业找一家没那么卷的公司；因为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其他行业的内卷和PUA可能更严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互联网行业非常大，总归有稍微好一点的公司和团队，前提是必须耐心寻找。有些从大厂离职超过半年以上的人，不一定是找不到下家，而是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下家。

在外界看来，AI创业公司应该能提供不少新岗位——但那只是假象。国内大部分AI创业公司还很缺钱，它们拿到的投资很多是以算力方式提供的，而且它们的主营业务盈利遥遥无期，从上到下都不太敢花钱。

坦白说，当前中国的AI创业热潮，远远比不上多年前的移动互联网创业热潮，吸纳投资和就业的能力均不可同日而语。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大厂员工离职去做出海的人，都比去做AI的人更多。如果你是基础研发人才，则另当别论；现在整个国内科技圈子最容易找工作的可能就是AI基础研发人才（但这些人的比例相当低）。

再说第二条。大厂离职考公考编的人数其实不少，按照一位深圳的朋友的说法，“南山书房里每天坐着的可能有一半是大厂离职复习考公的”（肯定略有夸张）。一线城市的公务员待遇很好，但是很难考，而且要求本地户口；因此大部分考公考编的人都会先回到老家，这样还可以利用在当地的社会关系。考虑到他们本来的聪明才智，若愿意再努力内卷一次，考上的概率其实不小（视具体岗位而定）；考上之后立即感到后悔的比例也不小。

有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生动案例（不是他本人）：考公一次上岸，位于某省会城市，但是收入降低到了在大厂的四分之一，关键是工作仍然很累。在小红书、B站和知乎上，人们总是畅想上岸之后就能“躺平拿工资”，乃至明目张胆地摆烂；可是大部分公务员岗位不能这样，少数能这样的岗位则非常难进。

至于考公群众畅想的所谓“社会地位”“仕途”，对于绝大部分普通公务员而言更是痴人说梦。这种巨大的落差，很可能阻止了更多大厂员工投入考公。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超过35岁才离职的人已经无法选择考公，而30岁以下的人又总想再看一看更多机会；真正严肃选择考公的人，其年龄段非常狭窄。

不止一个目前还就职于大厂的朋友对我说，一旦自己离职了，就选择回老家“躺平”，完全依托过去的积蓄和家庭关系为生，在本地找清闲的工作或小生意做。可是在现实中，我尚未看到任何真正离职了的人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可能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允许，也可能是因为观念；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可惜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数字游民”的理想与现实

我确实接触到了不少从大厂离职做“数字游民”的人。数字游民最早的聚集地是大理（其实现在也是），其次是长三角周边的安吉，以及珠三角周边的惠州。广义的数字游民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有所谓“正规单位工作”，但是上级允许其远程完成工作的人；第二种是自雇者或自由职业者。绝大部分数字游民是第二种，尤其是在大家摘下口罩之后，允许长期远程办公的“正规单位”越来越少，想维持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往往只能自雇。

大理之所以成为数字游民的中心，不仅因为它风景秀丽、基础设施不错，还因为它形成了数字游民的社区和文化氛围。很多大厂离职员工会选择去大理进行“身心灵修炼”，试图修复高强度工作带来的创伤，找回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于大理的生活成本较低，即使没有收入来源的人也可以居住相当长的时间，但那就不属于“数字游民”了。真正当上了数字游民的人，有些会长期居住在大理，有些则将此视为一个中转站；很难判断二者的比例孰高孰低。

数字游民的赚钱手段看似很多，可是其中最主流的无非三种：

• 做博主（自媒体），有些也可以从这条路走向创业。

  
  

• 接外包订单，尤其适合程序员等技术工种。

  
  

• 做投资或金融交易。

大厂离职员工最经常试水的平台是小红书——“离职博主”甚至成为了小红书的一个热门赛道。当然，离职员工可以做各种赛道的博主，视自己的资源禀赋而定。除了小红书，很多人会同时选择抖音；选择微信生态（公众号+视频号+微信群）的也有一些。

上述选择很容易理解：小红书的社区调性和用户画像非常符合前大厂员工的人设，近年来也具备了一定的变现能力；抖音拥有最大最全面的流量基础，而且商单变现门槛极低；微信视频号则是现在唯一还在爆发式增长的内容平台，而且在私域运营方面具备天然优势。

然而，绝大多数博主会遇到“僧多粥少”的问题：做博主的人越来越多，来自广告主的预算盘子却没有增加（甚至有减少）；至于知识付费的盘子就更小了，其适用面十分狭窄。我认识的做博主比较成功的人，不论作为主业还是副业，基本都在2022年以前就开始了，其中许多在2020年以前就开始了。2024年才姗姗来迟做博主的人，要花费十倍、百倍于当初的努力，才能积累最基本的粉丝盘；至于变现则遥遥无期。因此，对于新近离职、缺乏自媒体积累的大厂员工而言，做博主很难成为一个合理选项。

接外包订单相对容易很多，因为不需要你自带流量，只需具备技术实力和经验即可。这些人同样面临着需求下降的困境，因为外包需求是跟着宏观环境走的；因为我不懂技术，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发言权。

至于投资或金融交易，最近两年通过炒美股或炒虚拟资产赚钱的人不少。如果你的本钱足够，并且具备投资境外资产的稳定渠道，确实可以以此为经济基础（能持续多久很难说）。请注意，在任何情况下，炒A股都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幸运的是，互联网大厂主要在美股和港股上市，其员工普遍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极少有人把宝押在A股上。

可以看到：把上面三种手段加起来，能够容纳的数字游民数量仍然很少。移动互联网流量井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前的微博、十年前的斗鱼/虎牙、六年前的抖音、四年前的小红书/B站和两年前的微信视频号，对新人博主都非常友好，很容易拿到大批流量并建立用户心智——那都是过去的好时光了！

外包订单的丰满程度最终取决于软件开发等“泛信息科技需求”的强度，就算这个需求没有根本性下滑，其上升的空间也不大。至于投资，在本质上是“看天吃饭”，没有任何严肃的中产阶级家庭会将其视为主要收入来源——除非已经有很多本钱了。

互联网大厂的“去精英化”

如果你看过十几年、二十年前，互联网行业高速成长初期的创始团队和业务骨干团队的照片（这种照片非常好找），就会发现：他们毫无“精英范”可言，从神态、穿着到工作环境，浸透着一股“土鳖”的气息。哪怕是在初代互联网大厂普遍已经上市、薪酬待遇不低的情况下，互联网仍然无法与金融、管理咨询等“精英行业”比较所谓“逼格”。

确实有人因此错过了几十亿，我就认识不止一位放弃加入早期互联网公司机会的朋友，他们无奈地解释说，当时选择放弃不是因为薪酬原因，而是因为“这个行业看起来太low逼”。

然而，最近十几年互联网行业的持续发展，使得行业的“精英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按照俗话说就是“有逼格”了。不止一家游戏大厂的朋友对我抱怨说，上层招人越来越“投行化”，看到求职者的简历，“恍然分不清他是在应聘高盛银行家岗位还是游戏策划岗位”。

一家规模更大的互联网巨头的朋友则表示，自家确实招聘了很多来自高盛、大摩、麦肯锡、BCG的精英（来自其他单位的就更多了），他们一边适应这个行业，一边也在改变这个行业的文化。网上流传的许多互联网大厂“黑话”“不讲人话”，大部分实际来自这些“精英化的互联网员工”而非“原生互联网员工”。

互联网行业的“精英化”不仅体现在战略、投资、财务等中后台岗位，也体现在部分前台岗位，尤其是商分（商业分析）。例如，美团这种“商分驱动型”公司从券商招聘了大批商分，去年年底我还有熟识的朋友差点去了（最后并未成行）。

至于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等大厂也不遑多让，在其所有业务团队都能发现具备投行、投资或咨询背景的商分。哪怕是校招进来的人，也不乏出身商学院、在校期间踩着进投行或者MBB的节奏、精英光环满满的毕业生。他们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似乎到了潮流逆转的时候。按照一位自认为随时会被裁掉的大厂商分（具备投行、咨询背景）的说法，“我司没那么多钱了，养不起我这么贵的商分了”。上文描述的那位差点去了美团的朋友，最终没去的原因是薪酬远远低于预期——至于早年从券商跳槽过去的、薪酬较高的人有没有降薪，不得而知。附带说一句，这位朋友最后选择了跳槽去一家规模较小的券商，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

在这种形势下，互联网行业的“精英背景”人才比例不一定会下降，因为精英也没有太好的机会了，加入互联网大厂仍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选择。但是，互联网大厂工作环境的“精英化”必将被踩刹车。上面那位朋友说得很好，“没那么多钱了”，而“精英化”要以大笔闲钱做基础。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我们或许也将看到“大厂黑话”的退潮，乃至“土鳖气息”的回潮。不过无论如何，互联网行业不可能回到多年以前的那个“low逼状态”了，因为它已经实在太大、太重要了。

一些简短的对比

上文提到过：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主要指券商/投行和基金）、高端外企，是高学历的中产阶级白领最密集的三类单位，也是最有可能实现“打工致富”梦想的地方。但是它们彼此存在显著区别——金融机构和高端外企是两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雇佣的白领体量有限，而且自身业务进化速度比较缓慢；互联网大厂则呈现出极强的开放性、剧烈的变动性，白领员工规模也要高出一个数量级。

虽然当代中国还谈不上什么Old Money和New Money的区别，但是或许可以得出一个不太严谨的结论：金融机构和高端外企更像Old Money，互联网大厂更像New Money。

因此，同样是在行业增长减缓、裁员降薪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大厂员工（无论是否已经离职）表现出的积极主动性、求新求变的意志，明显更强一些。这种“求新求变”，不等于“内卷”——很多大厂离职员工都是反内卷的先锋；它更像是一种“我到底想活出什么人生”的探索姿态。

所谓内卷，本质上是放弃了自我设定人生道路的权力，在他人设定的赛道上永无休止地奔跑；互联网大厂员工曾经是内卷最厉害的一拨人，现在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了最先最彻底放弃内卷的人。

虽然大厂员工经常自嘲“有厂味儿”，“陷入了大厂的虚荣陷阱”，但他们的心态还是远比金融业或外企从业者更加开放务实。换句话说，他们沉浸于“职业逼格”的程度远远较浅，对于未来的态度远远更加灵活。

从其中绝大多数人身上看不到自怨自艾的气息，更没有无能狂怒（哪怕刚刚失业或很有可能失业）；即便是那些自称要“躺平”的人，身上往往也充满生机活力。这可能只是我的调研范围偏差，但这种生机活力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管在职还是离职，互联网从业者总体上与“死气沉沉”四个字不搭边，总能产生新的想法、尝试新的活法。

这就是我喜欢研究互联网行业的原因，也是我至今仍然建议年轻人加入互联网行业的原因（我自己也是年轻人，不论从心态还是生理年龄来讲，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