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华人超市打工，我看见初代移民的另一面-虎嗅网

我们这些靠父母资助的留学生，与跟着老乡到国外打拼的华人群体，本身不会有太多交集，却偏偏在今天交汇在了一起。

2019年前后，我在英国东南部的一座城市留学。那座城市不算大，但因为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中国留学生，所以城市里的每个区域都有不少中国人开的中餐馆和超市，还有些老板开了KTV。

这群华人移民，在当地社会有几大标签：福建人、偷渡、剥削留学生。媒体和舆论的声音对他们不太友好。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这群人的口碑也不好，从朋友口中或社交平台上，我经常能听到看到“中国老板喜欢骂员工”、“骗留学生最狠”等吐槽。

带着这些偏见，在英国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那些偶尔碰到的老乡没什么亲切感，对他们的生活也缺乏兴趣。直到我陷入窘境，不得不到一家中国超市兼职，我才真正接触、了解他们，看到这群人被主流声音忽视的，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待人之道。

去华人超市打工

在我生活的英国小城里，中国超市基本都是一个模样：红底黑字或红底金字的招牌，上面用繁体中文和英文写着店名。店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白色陈列架，墙边是一排冰柜，塞满了水饺面点和火锅丸子。无论大小，店铺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货物填得满满当当。

我来面试的这家店倒是格外宽敞，货架之间的距离容得下三个人并排走。超市里有点冷，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女人坐在结账处的老板椅上低头看微信，一段段语音从手机里传出来，音量刺耳。她时不时地用语音回复对方。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她的语速和表情都显得很着急，好像对面耽误了什么大事一样。后来我才搞清楚，她说的是福建方言。

“你好，我是来面试的。”我冲着女人说。过了大概有三四秒，手机里的语音播完了，她才抬眼瞄了我一下，好像刚刚才发现屋里进来了一个人。

她抬起头，不紧不慢地说：“你就是微信上那个吧。”然后开始问我问题：拿的什么签证，毕业了还是在上学，一周能工作几小时，有没有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英国社会保险号码，有了它雇主才能给员工交税，否则有打黑工的嫌疑）。她一改刚刚电话里的激动，语气淡淡的，仿佛她雇的是谁不重要，能不能雇到人来干活也不重要，什么英国职场里提倡的氛围友好，待人亲切更不重要。

但是这份工作对我很重要，我想给她留下个好印象。我太需要这份工作了，来面试的时候，我的银行卡里只剩下30镑。

根据英国政府当年的调查，一个英国人平均每周在食物上的花费是39.71镑。显然我需要更加省吃俭用，和明天有关的事情我一律不敢细想。

大概一个月前，我刚刚完成了毕业论文，从学生宿舍搬到了一间合租公寓里。当时的我踌躇满志，计划在一个月内找到一份实习或者管培生的工作，把学生签证换成工作签证，然后继续在这里生活和恋爱。父母并不太支持我的决定，所以我也不再向他们要钱。现在想想，我当时可能有点天真。

一个月的时间渐渐过去，我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没有沉海的那些，在第一轮笔试后杳无音讯。求职的挫败让我乱了阵脚，我白天坐在电脑前，像无头苍蝇一样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岗位，晚上靠在床头流眼泪。这种状态持续到十月份的一个周六，我在留学生同城群里看到一家中超正在招聘兼职。

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想到下个月的房租，我决定先找一份工作干着，一边挣钱一边找给工签的工作。

在这之前，我也吃中餐，逛中超，却从未真正接触过这个圈子里的任何一个人，更没想过要给中超或者中餐厅的老板打工。

位于伦敦的中国城

刚来英国的时候，我从媒体上读到，最早一代的英国华人有自己的艰难困苦：很多人是在老家赌博欠下了债，被送来打工还债的。也有些人是偷渡过来，想挣大钱的，其中福建人居多。他们就是最早一批开中超和中餐厅的人。

在英国留学生的圈子里，这群人的口碑不太好。我的中国朋友说，我们所在的城市里大部分中餐厅的老板都是福建男人，三四十岁，学历不高，通常和妻子一起运营生意。朋友在这座城市读书长大，大学期间给许多家中餐厅打过工。她见过一些男老板性骚扰来打工的中国女留学生，还背着老板娘和其中一些女孩“搞到一起去”，也见过老板娘得知后抓着女学生和老板当面对质的场景。

除去这狗血的剧情，网上也流传着“骗留学生最狠的就是中国同胞”的论调：中国老板粗鲁，低价雇学生打工，不给交保险，为了避税只发现金，华人房屋中介恶意克扣学生的押金……这些吐槽一搜一大堆。

对于这些言论，我不知是真是假。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年代，还有多少人偷渡，更不知道我吃过的中餐厅，逛过的中超里，有没有哪些老板真的是偷渡来的。但受到外界言论的影响，我一直对这群人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他们的生存状况也不感兴趣。

在简单的交流后，我们定好了上班时间和工资——钱不多，工时也不多，但够我每个月交房租，还能剩下一百多镑作为生活费。老板娘让一个二十岁左右，瘦瘦高高，带着眼镜的男孩带我参观了超市的前厅和仓库，熟悉所有的货品和工作流程，然后约好下周一准时上班。走之前，老板娘让我叫她Lena，那个男孩叫Jack，是她儿子。

和Lena的第一次接触让我隐隐赞同网友对华人老板“粗鲁”的定义。英国职场提倡“尊重”，服务行业更是如此。春节那段时间，Tesco（英国当地的连锁超市）的收银员甚至在结完账后会跟我说“Happy Chinese New Year”。而Lena面对我，甚至都不愿意直视我的眼睛，或者稍微笑一笑。这对刚从校园里走出的我来说，很不习惯，也不喜欢。

但当时的我也顾不了那么多。我需要钱，尊严可以先放到一边。

久违的“回家”

到岗前的那个周六，Lena发微信给我：“明晚来超市，大家聚一聚。”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周一就上班了，周日晚上还要搞入职团建吗？

我不是很想去。一是想为第二天的工作保留精力，二是从我家到超市要穿越小半个城市，如果错过火车和公交，我还要在黑暗里步行40分钟。更重要的是，我不想也没心思把精力留给挣钱和找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我宁愿在家里看几集电视剧来麻痹自己，忘掉眼前这一滩烂泥般的生活。

但是我的男朋友觉得我应该过去，他说眼前的困境把我束缚住了，如果能有机会和一群中国老乡聊聊，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他是个英国人，曾经背井离乡在东南亚上过四年班，我选择相信他。

周日傍晚，我来到超市，看到Jack在和几个中国女生聊天。我走过去打招呼，Jack和我摆了摆手便继续兴高采烈地和女生们打嘴仗，时不时蹦出来两句粗话。他兴奋起来和Lena一样，嗓门很大。

过了一会，Lena从楼上下来了，容光焕发。她化了妆，盘了头，穿着合身的旗袍和肉色丝袜，上身披了一件白色的，毛茸茸的外套，可能是皮草。

我能看出她好高兴，脸上泛着兴奋的红晕，和其他人聊着天。我发现超市里的四五个人之中，只有我在状况之外：我谁也不认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也无法插嘴他们的家常话，只是站在一边看着他们，脸上带着一丝尴尬的微笑。

聊了大约二十分钟，所有人往门外走去，进了隔壁的一家火锅店。店里的桌子被拼到一起，桌子上已经摆满了海鲜，蔬菜和各种丸子，地上放着两箱啤酒。

Lena开心地拍拍我，指着右边的桌子让我坐下，但眼睛却一直在屋子里来回扫描。她总给我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交谈时很少直视我，好像远方还有一笔五百万的单子正在处理，而她的心思都在远方的大项目上。但是每当我有这种感觉时，她又会把注意力拉回到我身上来。

大家就坐之后，一个精瘦又精神的男人走进来，个子不高，背后藏着一大束红色玫瑰花。他的喜悦也溢于言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老板娘，一言不发，嘴角却咧到了耳朵根。我猜他是Lena的老公。很快，我从别人的口中得到了验证，他是老板，名字叫Gordon。

Gordon很符合我朋友对当地中餐厅男老板的描述：中年人，来自福建，学历不高。知道他学历不高，是因为在后来的相处中我发现他经常写错字。

但是他身上也有些我朋友没提到的东西：一种油滑但又轻快的自信。

那种油滑，我猜，是来自社会的历练。

英国小城的街道上，能看到中国餐馆。（图文无关）

我听说“润出国”在中国东南部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在媒体的报道中，隔三岔五就会有一批福建人要么偷渡到英国，要么在签证到期后黑在英国打工挣钱，虽然辛苦，但是比国内赚的多，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混过来了。澎湃新闻有一篇文章介绍几个福建人在英国白手起家的故事：一天工作12小时，为了找大厨学手艺免费给人家打杂，每天说的好话“比衣服上的针眼都多”。

我不知道Lena和Gordon是怎么来英国的，但一个人在社会上经历了多少历练，吃了多少苦，都能从神态和言行举止中看出来。

至于Gordon身上的那种轻快和自信，应该是来自财富和成功的滋润。作为一个异乡人，能在英国立足，还有钱开店，雇员工，也算是混出头了吧。这种巨大的成就感当然会使人自信。

Gordon的眼神里藏着一个按耐不住的秘密，直到把花递给Lena，兴奋变成了骄傲。这时Jack提着一个粉色的双层蛋糕进来，我才知道，今天是Lena的生日，这也是她叫我来聚会的原因。

火锅热腾起来，邻座的人递给我一瓶青岛啤酒，我们开始聊天。

她们就是刚刚在超市和Jack聊天的女生，在隔壁的面包店工作，一个是甜品师，一个是店员。和她们聊天时我才知道，原来这家火锅店和隔壁的面包店都是Lena和Gordon开的，都由Lena在管理。除此之外他们还是供货商，周边许多城市的中餐馆食材都是从他们这里进货的。这部分业务由Gordon管理。

在座的十几个人里除了老板一家，还有火锅店的大厨和几个店员，面包店的三个女生员工，负责运输的司机，负责财务的，头发有点花白的香港婆婆，还有两个外国人，看长相应该来自东欧国家。他们为Lena一家干活，Lena给他们发工资，为他们提供食宿。

除了香港婆婆之外，大家的英文都不太好，只有老板一家和几个外国人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但是最让我感到神奇的是，语言的局限并不耽误他们和两个外国人亲如一家的关系。厨师对着他们手舞足蹈地比划，嘴里不断蹦出简单的英语单词，对方就能听懂，然后一起碰杯，没什么拘束，没什么隔阂。这种场景我是第一次见。

几瓶啤酒下肚后，Gordon的脸开始泛红，手搭在厨师的肩膀上开始回忆过去：他和Lena是初中同学，两个人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后来跑到英国拼死拼活地打工。如今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正在上学，一个开始接手家里的生意。他说他们现在有钱了，日子好过了，但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好好学习，多读点书。

突然有人提议为老板和老板娘干一杯，我跟着大家站起身，和隔壁的女生碰杯后将瓶子里的啤酒一饮而尽。这是十月里一个寒冷的周日晚上，屋子里热气腾腾，耳边传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中国话。已经离开中国一年多的我第一次有了“回家”的错觉。我差点忘了我还在英国，门外就是另一个世界。

我跟Lena提出要先回家，她说我还没吃蛋糕，执意让我切一块带走。我推脱了几次，她硬是把装蛋糕的塑料盒塞进了我手里，说这个蛋糕很好吃的，拿回去尝尝，然后扭头跟Jack说：“给小妹打个车！”

Jack给我叫了个Uber，把我送上车，还嘱咐我到家之后跟他们打声招呼。室外的安静和寒冷和火锅店里的热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在这天晚上，“华人老板”的刻板印象在我心里慢慢瓦解。我开始对这个才见过几次面的小店有了一丝亲切感。

被剥削，但也被照顾

周一，我按时来到超市，Lena又恢复成了我第一次见她时的样子：素颜，穿着红色羽绒服，坐在结账处的老板椅上，对着手机急躁地发送语音。

Jack把我领进办公室——一间夹在超市和仓库之间的小屋，没有窗户，只能放下两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他清理了一张桌子给我，说我之后就在这里工作就行，安静，然后递给我一部手机。

这部手机里有上百个中超和中餐厅老板的微信，每天都有人发来自己需要的货物清单和要求的送货日期。我的工作是接收并记录当天的订货单，录入系统。需要第二天出货的单子要在当天下班前整理出来发给Lena，好让她安排司机第二天一早送货。

除此之外，我还要从周边城市开始拓展新客户。Jack教给我拓客的办法：打开谷歌地图，选定一个城市，然后搜索这里所有的中餐厅，中超和疑似是中国人开的食品店，按照地图上的电话给他们打过去，推销自己。我们的卖点包括货源新鲜，种类丰富，价格合理，量大还能打折。最好能加到他们的微信，这样就能不断地给他们发些店里的广告和折扣活动。

Jack告诉我，一般中国人开的店一眼就能认出来：中国特色食品是他们的卖点，他们自然会把店名起得很“中国”，让人产生联想，比如xx’s Chinese Restaurant， xx Oriental Supermarket。我觉得很有趣，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希望能摆脱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他们却不介意往自己身上多贴几个标签。

打推销电话是一件很考验耐心和脾气的工作。接到我的电话时，大部分人会耐心听我说完前三句，然后挂断。如果有人愿意加上微信让我把当周的报价单发过去，我都会心怀感激。

我也被电话另一头的人吼过，比如“为什么又打电话？不是叫你不要打了吗？”还有“我为什么不定你们家货了，难道心里没数吗？”我不知道他们和超市之间有过怎样的过节，只能先道歉，安抚对方的情绪，然后再尝试沟通，重新建立联系。

有一次，一位年龄稍大的男老板接到了我的电话，说他不会再考虑从这进货了。还没等我想好如何回应，他又心平气和地说：“小姑娘，我知道你只是来这里打工的，不清楚以前的事情。你不要觉得为难，我会跟Lena讲的。”

我不知道该说谢谢还是什么，也不想被人看出我的委屈，最后强装镇定地说了句“好的”，挂掉了电话。

我悻悻地走到超市里跟Lena反应情况，Gordon也在那里。我转达完电话那头传来的种种怨言之后，有些垂头丧气，也有些害怕——我不知道其他老板的怒气到底来自哪里，也害怕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电话打到了和老板有过节的人那里去。

Gordon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担忧，淡淡地说了一句：“没事，不用害怕，我去处理就行，你继续做你的工作吧。”

他说这话的语气和Lena很像，看似云淡风轻，心不在焉，却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语气中的那种冷静和淡定，那种安抚人心的气场，我后来工作时遇到的大部分老板都比不过。

工作时间一长，我发现这些客户老板们和Lena有一个共同点：着急。他们永远火急火燎，希望任何事情都能迅速解决。

客户的询价和订货需求随时都会发到我的工作手机上，如果我二十分钟内不回消息，大部分客户会直接一个微信电话打过来。起初我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心想天底下有什么事能让人连二十分钟都等不了呢？为什么他们对工作有这么大的劲头，大晚上的都不休息？

如今我已经工作了三年，也理解了他们的这份“劲头”：他们是生意人，赔了是自己的，赚了也是自己的，何况有些人和Lena一样，身后还有十几号员工等着养活。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在他们眼里或许都不值一提，只有赚到兜里的钞票是真的。

但这就意味着我的工作时间在无形中被延长了。对此我没有十分介意，但我的男朋友生气了。他认为如果我下班还在工作，我的老板就要给我更多的薪水。

他的愤怒在一个周日的早晨被彻底点燃了。那天不该我值班，早晨8:30，我被手机频繁的震动吵醒，拿起来一看，Lena已经给我发了无数条微信，打了五六遍语音通话。“小妹”“怎么不接电话！”的消息在我眼前炸开。还没顾上细看，工作手机的铃声又响了。

刚一接起电话，Lena那焦急的声音就穿过话筒响彻整个房间：“小妹啊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怎么都不接！”

一下子从睡梦中被吵醒，还要面对这么焦灼的吼叫，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有一张本该过几天才送货的客户突然要求今早送货，Lena没有订货单，着急找我要，我赶紧从手机上调出来发给她，结束了一场“战斗”。

挂了电话，我依稀能听到自己还在狂飙的心跳。平日里总听她对着电话吼，今天也被她吼了一把，为什么她做生意和打仗一样。

尽管内心有各种不满，但是和Lena相处多了，我知道她并无恶意，只是一如既往的着急挣钱罢了。但我男朋友不理解，他震惊地问我：“对面的女士是谁？她为什么大早晨就要吼你？你做错了什么？”

我跟他解释了事情的缘由，他还是无法接受。“他们在剥削你！”他对我说。

他说的也没错。虽然我们明面上约定好的工作时间并不长，但是离开超市后我还要随时回微信，接电话。算上这些隐形加班时间，我的时薪已经低于当时英国的最低标准了。

反观我的男友，他下班之后几乎从来不会多看一眼工作资料，也没同事在假期联系他。我们恋爱期间唯一见他接过一次上司的电话，还是对方告诉他办公室里有个同事得新冠了，他变成了密接，暂时不要来公司了，然后对他一通嘘寒问暖，问他有没有症状，嘱咐他保重身体。

他像科普一样和我举证，说我的老板如何剥削了我，如何不尊重我，我的工资如何低于最低时薪，这些都可以举报。

他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说实话，我也不愿意被吼，我从一开始就没想做这份工作。但是我男朋友不知道的是，他们除了给我工资，好像还在精神上给了我一些别的。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一丝丝归属感。我还在不断的面试，笔试，投简历，但工签的事依然杳无音信。Lena按时发给我的工资让我觉得自己似乎还有一点价值，也让我意识到了自给自足的满足感——拿到第一周的工资时，我从店里给自己买了一盒肉松小贝，心里乐开了花。

初代华人移民的异乡梦

工作了一个月后，Lena见我和面包店的员工们年纪相仿，也聊得来，就允许我在面包店的用餐区工作。当时是疫情期间，政府不允许堂食，所以用餐区一直空着。

负责研究新品和做面包甜点的人叫赵姐，看起来不到三十岁，北方口音。来英国之前，她在国内开甜品店，总是跟我说和国内的花样比起来，这里的甜品种类有多单调，多落后。她还吐槽自己找遍了这里的大小商场，都找不到好看的蛋糕装饰品，只好从淘宝上买了一堆转运过来，每次我见她，她都会跟我念叨念叨买的蛋糕装饰品已经运到哪了，还有多久就能拿来用了。

英国小城里的餐厅（图文无关）

我能感受到她对甜品的喜爱，却不知道是什么让她留在英国。在来Lena这里之前，她在伦敦的面包店也工作过。她偶尔和我提起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够多，每次出门都得提心吊胆，经常刚走进超市里转了十分钟就被Lena叫回来。我问她为什么，她就笑笑，说“店里太忙了”，然后岔开话题。

其他几个店员也是如此。除了店里的伙计，他们好像没有其他朋友。语言不通或许是一方面，有时面包店里有外国客人来，她们就赶紧叫我来帮忙给客人介绍店里的面包奶茶。我和客人交流的时候，赵姐的脸上总有一丝局促，又有点羡慕。

除了语言不通，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原因限制了他们的生活圈。有一次学生记者想来采访面包店，Lena说自己可以露面接受采访，其他人都是她的亲戚，偶尔来店里帮帮忙。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偷渡过来的，也不敢随便猜测。我只知道非法移民的中国人，在英国留下过许多血泪史。我曾在“中国侨网”上读到过早年间黑进英国的华人自述。有的人积劳成疾患上肝癌，但因为非法移民的身份无法获得社会保障；有的人受到雇主的无尽剥削却又无法维权。中国侨网形容这群人“不敢走在阳光下”。

关于偷渡客命丧途中的新闻也有一些。2000年，多佛地区的一辆货车被发现装有60名中国偷渡客，58人被闷死。2019年，埃塞克斯郡发现了一辆装满尸体的冷冻集装箱，里面的39名死者都是越南籍偷渡者。

这是个太沉重的话题，我不敢追问赵姐，也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梦想，在梦想实现之前，有些人甘愿多吃点苦，受点委屈。当时的我也在为了留下来，和男朋友在一起而打这份工。

交汇

我和男朋友的恋爱在11月突然走到了尽头。我们在过去一周里很少讲话，他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发自己以前和朋友，前女友出游的照片，怀念青春。在我的追问下，他终于承认自己对这段恋爱失去了信心。

“你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我害怕几个月后你的签证到期，你就要走了。”

我们同时提出了分手。当时离下班还有一小时，我坐在面包房整理着订货单。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眼泪还是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我没有和超市里的任何人提过我有男朋友，所以也没和任何人说我分手了。但是面包店的气氛确实降到了冰点，赵姐和其他几个店员都不说话了。

我一边平复心情，一边沉默着把手里的工作做完，把订货单发给Lena，准备下班。这时赵姐走进来，笑着递给我一盒饺子。

“餐厅那边做的，你吃点再走吧。”

赵姐的表情一如既往，面对我脸上明显的泪痕，她选择默不作声，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但我总觉得她知道我很难过，甚至知道我分手了。

把饺子给我之后，赵姐和其他人都去后厨吃饭了，我猜她不愿意过问我的私事，想给我留些空间和自尊，所以用饺子来安慰我。我猜很多时候，她和我的感受一样：我们这一代靠父母资助的留学生和中餐厅员工，本身不会有太多交集，我们有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偏偏在今天交汇在了一起。我在共情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共情我，理解我，希望安慰我——毕竟我们都是人，还都是中国人。

我一个人坐在面包店吃完了饺子，觉得自己又有力气回家了。

在超市兼职了两个多月后，我在伦敦找到了实习工作，提前一周来和Lena请辞。她依旧坐在收银处的老板椅上，穿着红色羽绒服，用最大的音量外放着语音消息。

伦敦街景

听到了我的新去处，她平静地点了点头，仿佛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那一周里，我把手头的工作交接给同事，又给三个店拍了很多照片，给店里重新设计了社交媒体上的发帖模板。那一周里，Lena没再吼过我，她说：“你是学媒体的，你觉得店里的社交软件应该怎么搞一搞，就放手搞吧。”

周六下班，赵姐从面包房跑到店里和我告别，跟我说：“到伦敦不要忘了我哦。”Lena把最后一周的工资交给我，眼神破天荒地聚焦到了我身上，而不是盯着全屋来回扫描：“我们都是大老粗，没什么文化，说话也比较糙。谢谢你这几个月给店里做的这些，以后随时欢迎回来玩。”她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没有什么伤感，就和她生日那天一样，积极又向上。

我在这天突然明白了她那淡淡的语气和眼神带给我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独立。她的一举一动仿佛都在说“这世界没了谁都一样，明天都会充满希望”。

两个多月的朝夕相处后，“华人老板”在我心里的形象丰满了起来。他们或许有生意人爱财的一面，也有在读书人眼中看来举止粗鲁的一面，但是他们也直爽，积极，热爱生活。因为经历过苦日子，他们从不歧视现在正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养家糊口的人，无论这群人来自中国，东欧还是阿拉伯（因为战乱，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英国有一批来自东欧和阿拉伯国家的人。他们处在社会底层，收入微薄，很多人要靠政府救济金生活。因为文化差异，社会地位和语言等问题，这群人容易受到排挤，属于英国社会中经常被忽视的“少数群体”）。

更重要的是，这群人在我心里已经不再和任何标签划等号了，Lena就是Lena，赵姐就是赵姐，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