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的《明暗》：夫妻关系的本质是修罗场

作为夏目漱石的最后一部作品，《明暗》（1916年）执意呈现出了男女斗争的夫妻关系。诸如丈夫回家之类极为日常的重复动作，已经成为展开炽烈争斗的契机。

夏目漱石最后一部小说《明暗》，1917年，岩波书店

他刚打算伸手去开玄关的槅扇，还没等槅扇打开，拉门嘶地一声开了。接着阿延的身影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吃惊地盯着她那略施粉黛的侧脸……

一瞬间津田觉得阿延好像靠一种什么力量预感到自己就要回来似的。可他并无心思去问她。若是问她缘故，她一定会支支吾吾的，这看起来像是丈夫的失败。

围绕着回家时打开玄关隔扇这样一个无意的动作应该由谁先做的问题，津田和阿延两人斤斤计较起来。文中甚至用“失败”和“胜利”之类的表述来形容两人的关系，呈现出无休止的血淋淋的战争状态。

不仅仅是回家时，在“日常琐事”中，阿延屡次“有僭越丈夫的行为”，并且充分地“发挥了这一特点”。津田则时常“把她的这种行为视为闪烁在自己眼前的刀光”。这句话显示出妻子在举手投足间都对丈夫造成攻击性，就像随身携带了某种武器一样。

在游廓式的非日常的空间内，通过豪华的衣装和化妆品，以及模式化的动作所演绎出的幻想的力量，令所有的一切都看似美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完美地演绎出男女关系的技巧通常不起作用，反而在重复的日常行为中丧失了幻想的力量，而围绕“夫妻双方该由谁掌握主导权”的残酷的权力斗争随之浮出水面。

津田与阿延的这种“攻防战”在津田生病入院后愈演愈烈。津田劳心费神地揣摩妻子前来探病的时机：“只是打个电话，装作相当讨人喜欢的样子，然后再突然露面，这就是她的花招吧！”津田时刻保持戒备，以防“陷入阿延的圈套”，住院后反而更消耗精力。“她那瞬间迸发出的锐利武器般的力量，随时可以将他制服”，文中将妻子对丈夫的行为明确地形容为“武器”，丈夫感到屈从于这种威力是不堪忍受的侮辱。作品中写道：“津田必须始终承受着因对付她（而产生的压力之苦，全副武装以应战）。”面对妻子，丈夫总是要做好“应战”的心理准备。因此，夫妻的日常生活不但不能使人放松，反而变成了地狱般的存在。

如若这样，两人索性不结婚不是更好吗？津田和阿延的结合是出于所谓的“胁迫婚姻”，因此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分歧吗？其实不然，他们的婚姻堪称是走在时代最前沿的“自由婚姻”。

“阿金知道那个人吗？”

“见过面，可是没和那人说过话。”

“那么对方也没说过话咯？”

“那当然。”

“单凭这样也能结婚吗？”

在津田与姑父的对话中，津田明显表露出对想要与未曾谋面的对象结婚的、名为“阿金”的姑娘的轻蔑之情。津田的内心存在着典型的“自由婚姻”的理想，他认为结婚的男女必须相互了解对方的人格。姑父和津田之间的对话分歧，恰好与《行人》中对阿贞的婚姻感到无法释然的二郎与其周围人的分歧相仿佛。“我并不想就阿金的事说三道四，可是怎么能把婚姻大事想得那么简单呢？我总觉得不能那么草率行事。”

津田的上述婚姻观，与《行人》中无法接受和素未谋面的对象结婚的二郎的婚姻观完全一致。姑父说道：“那怎么办才好呢？大家都非像你那样才能结婚吗？”从以上一连串对话以及姑父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你”即津田结婚时，并不是与完全陌生的人结婚，而是婚前和对方曾有过一些交往。文中也有明确记述：“津田和她之间发生了恋爱故事”，因此津田夫妇的婚姻无疑是“恋爱”的结果，即所谓“自由婚姻”。

而且，对于自己的结婚方式，津田抱有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强烈的自豪感。所以“对阿秀嫁给看重姿色的那位富裕家庭的男子一事，津田始终保持着他的自尊心”，他将刨除感情要素、只凭借容貌之美就嫁进富裕家庭的妹妹暗讽为“飞黄腾达之人”，蔑视之情溢于言表。津田的女性观和婚姻观类似于“样貌虽好看，出身却下贱”的都都逸。即使是他的妹妹，对于以近代知识分子自居的津田来说，这种不具备“恋爱”的婚姻也只能是一种令他难以接受的愚蠢的行为。

他的妻子阿延也与津田持有相同的婚姻观。当表妹自鸣得意地对她说“女子非得一眼就能看穿男人不可”时，她自信满满地提出，只有具备自己选择对象的勇气才会掌控婚姻的幸福：

“我之所以说幸福，别无他意。只是在于做到了用自己的眼睛选择自己的丈夫，而不是以旁观者的眼光去嫁人。你懂吗？”

虽然没有使用“胁迫婚姻”或“自由婚姻”之类的措辞，但是所谓“以旁观者的眼光去嫁人”，无疑是对父母亲戚单方面促成的“胁迫婚姻”的批判，阿延具有在自己决定对象的“自由婚姻”中，自己选择自己人生的、作为近代女性的骄傲和自负，她有着作为拥有主体意志的新女性的优越感。

然而，与表面的自信背道而驰，“婚后过了半年，现在的阿延对于津田的想法改变了”。在实际的婚姻生活中，她最终痛感婚前的“只要是自己选择了结婚对象婚姻就必然会幸福”的信念是何等天真。即便如此，她的自豪感并未褪去。阿延“不知道依据什么先见之明，她在继子面前，将自己标榜为能够天生享受幸福的少数幸运儿”，她试图劝导自己，无法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女性不过是受人轻视的旧时代女性，只有自己才是有“先见之明”的“少数的幸运儿”。

“只要爱他，而且也要让他爱自己。只要这样，获得幸福的希望要多大有多大。”“管他是谁！一定要爱自己认定的人，而且一定让他爱自己。”

阿延表现出仿佛被鬼魂附体般的对“爱”的执着，她在“爱”中寻找男女的幸福，并将其设定为结婚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她如实继承了明治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夫妻之爱”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明暗》中她的婚姻观的确比其他女性的婚姻观更为“进步”，而且她具有渴望在男女关系中获得女性主体性的新观念。阿延与津田的妹妹秀子之所以感情不融洽，也是因为在以男女关系为代表的全部人生价值观上有分歧。

《明暗》原稿

然而，对他人抱有强烈优越感的津田夫妇的“进步”“文明”的婚姻内幕，也同样是一个修罗场。挚友小林敏锐地看穿了这一真相，一言戳中了津田的痛处：“你也许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娶了阿延，但是现在的你绝对不能满足阿延。”对此，津田虽然极力争辩：“既然这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这也是不得已的事，不是吗？”但这与其说是反驳，不如说他坦率地承认了对现在婚姻生活的不满。即便顺应了“自己的喜好”，实现了“自由婚姻”，也未必会对婚后的对方满意。

在这一现实面前，津田的婚姻观不再具备任何说服力，他批判阿金与素未谋面的对象之间的婚姻“不认真”后，立即遭到了姑母的反击：“有人挑来挑去的，结果把妻子娶回家后，还觉得没有挑好。和这样的人比，我们怎么会是连什么是‘认真负责’都没搞明白？”他们的婚姻也是与“完全陌生”的对象相结合的结果，而这一切并未给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不幸，姑父姑母的雄辩正是出于这种自信。

正如有人所论述的那样：“婚姻实际上是神圣的事，然而今人将其视为比授受物品更为草率的行为，轻易地决定彼此的结合抑或分离，好似幼儿在玩家家酒一般。”津田将当事人双方婚前没有任何交往的婚姻视为“不认真的”、草率的这种婚姻观，正是继承了明治知识分子的“自由婚姻”的观念。但是，姑父姑母并未将近代的自由意志视为万能的东西：“可是嫁的人真想去，娶的人真想要，哪里会冒出不认真来呢？”“她来到素不相识的我的家里时，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你婶子真的在进门之前和进门以后都是一样认真的。”

从“自由婚姻”的立场来看，或许“胁迫婚姻”被视为不“文明”的、压抑个人意志的“野蛮”风俗，但是对于称赞“胁迫婚姻”的婚姻当事人来说，他们决不认为自己是“野蛮”的，他们甚至毫无被“胁迫”的意识，他们打算在时代赋予自己的精神框架内，十分“认真”地生活下去。

“只有这桩事很奇怪。根本不认识的人，到了一起也未必一定感情不融洽；坚信非此人不成夫妻的一对，也未必就能白头偕老。”

姑母的婚姻观与《行人》中一郎的婚姻观大致相同。她认为，比起一味试图坚持自己意志的婚姻，顺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反而更加幸福。正如津田也承认，人类的理想永无止境，因此既然“世上本无完美之人”，那么无论和哪一个对象结婚，都会被一些不满所纠缠。津田认为，倘若如此，拥有选择的自由，反而只会重新为人们带来选择的苦恼。

“自由始终是幸福的东西。然而，它也始终是无法得到的东西。所以，自由是一个缺憾。”

“自由婚姻”可以增加人类的释放感和幸福感的观念是一种错觉，事实上这只会助长他因认为幸福“始终是无法得到的东西”而产生的遗憾。津田的这种烦闷表明了他对近代的“自由”信仰的怀疑。虽然小说中没有使用“自由婚姻”这个词，但是可以说漱石以男女关系为线索，对近代引入的“自由”的价值观本身提出了质疑。

《明暗》扉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阿延和津田的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是津田依然无法忘怀在阿延之前交往的一位名叫清子的女性，这也从反面说明，他们婚姻的不幸“并非是自由婚姻本身存在的问题”。津田的确还在留恋不明原因便和他分手的清子。

为了追随她的身影，津田决定前往箱根。上文引用的津田对于“自由”的怀疑，正是他在追随清子前往箱根的途中所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津田隐约领悟到，即便如愿在箱根与清子再度相逢，他也找不到消除自己苦恼的方法。无论行至何处，理想永无止境。正是由于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渴望获得＂自由”，才导致他婚后只能恋恋不舍地追随其他女人的身影。渴望与一心向往的女性清子相见的津田，难以应对近代的所谓的“自由”。

对于他来说，从一开始就有三条路，并且除了这三条路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路。第一，永远是如此优柔寡断，但却能保持今日的自由；第二，宁可失去体面也要进行下去；第三，既不有失体面，又能使自己得到满意的结果。

在这三条路之中，他只以第三条为目的而离开东京。

如上，津田梳理了自己启程前往箱根的心态。第一条虽然并非出自本愿，但是需要维持现状；第二条，这是一场充满欲望的赴约，他与清子一定会发生点什么，而津田不能取舍，或者说无法取舍；第三条的可能性是他所希望的折中方案。

这第三个选择，想必是现实中最为睿智的选择。这个选择不会使自己的人生陷入整体崩溃的危机之中，而且能够获得一种妥协的满足。这样一来，为了避免“愚蠢”的行为，津田在这件事上自行疏远了男女关系中具有神话色彩的解决方式。由于镜花在爱中只认同第二个选择——“即使愚蠢也无所谓，决定奋勇向前”，因此他作品中的大多数男女皆以死来达成完美的“一体化”。

正如你所知……我想听听各地的故事，所以踏上了去北方的路。但是，自己……我本身就能成为一个故事。……当你来到这里后，也就成为这个故事里的人。……我更是这个故事本身。

正如在《夜叉池》中与百合二人幸福生活的晃，贴切地将自己形容为“故事本身”，镜花作品中的男女已经化作唯美的神话和幻想本身。而且，作品皆以“顺利地”死亡从而实现具有神话色彩的“一体化”结尾。然而，漱石虽然曾经一时与镜花一并被称为“梦幻派”，但是他不屑于始终沉浸在“传说本身”的幻想的男女关系中，他在距其一步之遥处停住了脚步。

“松色与水声使他记起至今已全部忘却了的山岭与溪水的存在。丝毫也没有忘却的她，想象中在眼前不时隐现的她，特地从东京尾随而来要追逐的她，将给他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寒冷的山间空气，以及被那山岭润饰着神秘昏暗的夜色……

津田在被“水”和“山”环绕的“神秘的”空间内寻找过往的恋爱之梦。他此次的旅行地点颇似镜花的《夜叉池》中的夫妻所发现的休养生息之地，使人感到仿佛踏入了山中的异界和幻想空间。为了重拾梦幻般的恋爱，不得不逃离日常空间，躲避到有山丘和温泉的非日常空间之中。

拥有“清子”这个与水结缘的名字的女性，类似《草枕》中的那美小姐，是一位身居异乡的“水之女”，被美化成颇似宁芙一般的存在。若是渴望永续美梦，只能在那里永远不回去，即选择死亡。如《夜叉池》中的两人，抑或《门》中的夫妇一样，想必津田与清子两人只能远离世间，悄无声息地在深山里生活。倘若如此，漱石是否会以这对男女携手启程踏入异界作为故事的结局，从而描绘出镜花式的感情净化的世界呢？但是一如所见，津田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这种可能性。

假如在箱根，清子与津田相互确定了过去的爱，以彼此有丈夫和妻子的身份而选择情死的话，对于恋爱来说，想必是完美的大团圆结局。正如《外科室》中的贵船伯爵夫人和高峰的死一样。然而，《从此以后》也好，《行人》也罢，主人公虽然走到了幻想空间的入口，但最终并未进入，故事便戛然而止。在此，漱石依旧无心引入所谓“爱与死”的、司空见惯的解决方式。漱石考虑到，对于“贤明”的近代人来说，完全化身为“愚蠢”的代名词，草率地解决男女关系是颇为困难的。

漱石并未将二郎和阿直写成是保罗和佛朗切斯卡，他很难认同镜花之流的爱的解决方式。正因为镜花所描绘出的神话般的感情净化世界并不能轻易获得，因此漱石发掘出了近代男女宿命般的决裂和疏离。而且，由于漱石未能提供根本性的解决方式，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下，我们才看出了近代男女关系的实态。

二叶亭虽然有使文三发疯的构想，但是他并未执笔，事实上《浮云》是以未完成的状态告终，这也与《行人》如出一辙，显示出近代男女关系中“神话性”结局的倒塌。据说红叶曾有令《金色夜叉》中的宫子发疯的设想，但是由于红叶的死而中断，从“因恋爱而发疯”的具有神话色彩的解决方式难以实践的意义上来说，上述作品结尾的一致性绝非偶然。

是否可以说，不论是未完成的《明暗》《浮云》还是《金色夜叉》，这些作品都象征了脱离了发疯和死亡的草率的具有神话色彩的解决方式的、所谓“没有出口”的近代男女关系的命运。这样想来，《明暗》的未完成状态与《浮云》和《金色夜叉》一样，我们不得不认为，其本身强有力地道出了漱石所关注的近代男女关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