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一定是负面概念吗？

“产能过剩”一定是负面概念吗？

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眼中，推动世界经济运转的，不过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词汇。所谓“产能过剩”，即相对于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资本价值增值的需要而言的过剩，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供过于求”，产能利用率过低，导致了生产资料的空置和浪费。市场从来不是完美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有很多方法可以调整，但为何人们一听到“产能过剩”就本能地与负面概念相挂钩？

在世界经济史上，关于“产能过剩”最有名的案例莫过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1929～1933年）从美国开始蔓延的经济大萧条，当时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左右，社会陷入治安恐慌。当时的美国奶农是受到的经济打击最大的职业之一。

在一些中西部州，农民组织了“牛奶罢工”以抗议经纪人支付给他们的低廉价格。由于市场需求减弱，为了将牛奶尽快售出，奶农们也纷纷打起了“价格战”。为防止其他奶农以更低价出售牛奶，部分有组织的罢工奶农竟然强行倾倒其他奶农的牛奶。由此，“产能过剩”在人们心中偏离了经济学的概念，其隐含的意思往往与经济衰退挂钩，甚至成为经济崩盘的前奏。当西方频频给中国扣上“产能过剩”帽子之时，就可以发现，这是一记具有“杀伤力”的拳头。

随着 1929 年华尔街崩盘和大萧条的影响波及美国，罢工的农民们倒掉从威斯康星州伯灵顿附近运送乳制品的火车上取下的牛奶（图源：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档案馆）

实际上，产能过剩本身不一定是坏事。随着供应过剩，价格下降，这对消费者的钱包以及从低价材料或者商品中受益的行业而言都是好事。今年以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降价潮”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产能过剩通常源于创新，即市场中挤进了改进或可替代的产品，与现存在市场上的产品并存，这往往会导致产能暂时性过剩，从而冲击一部分行业和相关从业者。但这是由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产能过剩”，对整体经济是有好处的。在理想状态下，当需求下降时，生产通常会放缓，过剩的供应逐渐被消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供给和需求最终会重新实现均衡。

如今，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产品热销海内外。显然，我们处在新旧版本并存时期，市场上的燃油车、混动车、电动车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存。也就是说，“产能过剩”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通常来讲，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位于价值链中低端的产业可替代性强，竞争力不强，一旦供应链或者销售渠道出现波动，其过剩的产能则无处释放；从长远来看，源于技术创新则不同，好比缝纫机代替了手工纺织、机械臂代替了人工组装等，这些以创新驱动的产能即使短期造成一定的产能过剩，但最终会带动整个行业的升级转型。

因此，即使“产能过剩”不断提醒我们过度生产会带来市场无法消化的风险，但事实告诉我们，国家和行业还是会倾向于提高供给效率，这是决策者和生产者在创新路上必须要冒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源于技术创新的“产能过剩”对整体经济非但无害，反而成为行业进步和国家商品繁荣必要的手段。

“产能过剩”的负面影响是可以避免的吗？

也许人们会问，既然“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结果，那有没有可能将其负面的、隐藏的危机降到最低，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答案是有的。在一个由商业和贸易活动以及各种贸易协定交织的现代全球经济中，有大量的最新数据可供政府和企业进行复杂的预测，目的是将“产能过剩”的危害降到最低。但现实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和企业都能做到利用完整的最新数据。原因很简单，现实不是经济学中简化了的理论模型。

人类自工业化以来经历了好几次因产能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动荡的典型时期。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应对，有些国家虽然解决了内部问题，但同时也将问题矛盾外部化，使之出现溢出效应。

19世纪20～40年代，英国纺织业产能过剩，英国就通过对外倾销和殖民扩张，为其过剩的工业品寻找市场，但这个过程充满了血腥和野蛮；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政府通过增加开支，实施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工程以扩大就业，成立产业管理局以统筹工业生产，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提供失业救济等。

这些综合性措施又被统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它开创性地运用国家力量应对危机：一方面对美国经济起到了关键的提振作用；另一方面也对世界经济和政策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催生了福利主义，为西方各国仿效和进一步应用。继英美之后，日本也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东南亚国家则因外资大量涌入，刺激了产能扩张，但由于内需不足无法消化大量产能，最后在1997年陷入了亚洲金融危机。而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同样，“产能过剩”也被视为危机的诱因之一。

历史上因产能过剩而导致经济动荡的时期出现之前，各国政府和企业从来就没有准确地预测到危机的到来，又或者说，尽管意识到危机将至，也无法仅凭一国一企之力扭转乾坤。这是因为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处理政治变化、技术突破、市场放松管制、消费者偏好甚至天气和气候等变量时，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影响特定市场，进而影响相关市场，并通过更大的经济产生连锁反应。“产能过剩”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诱因，也可能是最后的结果，它不过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经济中最容易让公众感到不适的现象。

也就是说，过剩产能往往是观察者眼中的问题。但资本的逻辑中，在一个朝阳行业里，扩大产能是理性行为。生产商明知已经进入了一个饱和的市场，但他们仍坚信能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生产更高质量的商品，从而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比如比亚迪最近就发布了热效率达到46.5%的发动机，搭载第五代DM超级混动系统的车型最低售价10万以下。

又或者说，在一个市场增长期中，如果生产商愿意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销售他们的产品，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对应需求，进而“俘获”他们的目标客群。更何况，一些周期性行业甚至可能故意过度建设，比如钢铁、水泥等行业。因此，我们很难精准预测在任一给定的时间点上，去评判什么样的价格和多大的产量才是适当的。

总的来说，“产能过剩”只是一个描述人类经济活动的词汇，只有当“产能过剩”在给定的时空条件下成为问题时，我们才能说“产能过剩”是个问题。

疯狂扩张的“产能过剩”，是否有经济学的解决方案？

即使“产能过剩”已成问题，经济学家们早已给出各种解决方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行业或企业等主体就要从狂热的扩张中冷静下来，把关注点放在是否重组或以其他方式改变现有安排，又或者完全退出相关业务。不过，这种“急刹车”的行为，对个别企业来说尚属容易，但对一个行业或者一国政府来说，通常出于各种原因极难推进，不管自愿还是被迫，只能继续扩张。

那么，要往哪里扩张呢？资本会往生产要素的洼地扩张。据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新合同，到2027年合同结束时，工资最高的汽车工人每小时将获得40美元以上的收入。虽然这是美国汽车工人抗争取得的成果，但从汽车制造商的角度足以说明美国的劳工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欧洲的汽车制造商面临同样的情况，甚至比美国劳工成本还要高，EM Motive（德国博世旗下电机制造商）主席Alex Humpert坦言，他们在德国Hildesheim工厂一线工人的时薪大约在36欧元到40欧元之间，以一周工作40个小时计，一名熟练技工的月薪约为6400欧元，约合5万人民币。

面对如此高昂的人力成本，企业很明显知道应该在哪里建设和投资，他们会关掉本地的大量产能，将资源重新部署到对其友好的海外市场。中国为美国资本出口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然而，所有这些都会带来社会后果，最直接的就是收入差距扩大。越来越多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技能较低的美国和欧洲工人看到与他们能力相匹配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国外，也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口中所称“美国工人被中国偷走了饭碗”。

但是，美国内部的问题理应通过内部解决。比如引入基本的国家健康保险、收入所得税抵免、可转移的养老金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来保护受威胁的劳工阶层。但很可惜，奥巴马等民主党人推行的“全民医疗”胎死腹中，一系列旨在保障底层的措施在美国选票政治和政客操弄的民粹主义浪潮中被淹没。

这意味着，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生产中移除产能（产业空心化、去工业化）的同时，其内部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潜力随之升高。最终，美国还是将其内部问题归咎于中国，“产能过剩”便是这一套叙事的说辞之一。

西方在“产能过剩”上的教训

回头看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固然吸引了外资，但本地人的低工资无助于他们购买本地生产的制成品。由于他们自己的内部需求和消费不足以产生收入来刺激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者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为了提高他们庞大且迅速增长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就会寻求大规模的生产出口。

曾经的“亚洲四小龙”还有中国大陆就是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这个动态的产能转移中，许多行业创造了大量的过剩产能。过去，欧美制造商传统上一直是这些行业的主要参与者，或者说是主要的获益者。

当中国大陆在个别行业出现技术领先，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口高附加值、高回报的工业产品之时，鉴于许多心理和政治障碍，无论是西方传统制造商还是政客，都难以接受“自己正在衰落”的迹象，更何况是那些以传统汽车制造引以为傲的国家。毕竟，汽车制造这种被认为是最基础的，又最能保障就业和海外声望的行业是不允许失败的。

相较于美国，欧盟对中国车企加征关税的目的不是要将中国拒之门外。从欧盟有差别地向不同中国车企征收关税可以看出，仅用高额的关税保护本地企业是不够的，迫使中国企业将其创新的产能和绿色技术转移到欧洲，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才是目的。在与中国人多年的交易中，欧洲人也学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招数。

进入21世纪以来，“产能过剩”作为一个经济和商业因素，在收入日益不平等、发展导向、生产密集和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变得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国家和企业在面对产能过剩时，依然会采取一种全力以赴、无惧无畏的态度。在这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链重组大潮中，企业出海寻找外部市场，是唯一的出路。

这让人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金句，“没有什么比过度更成功的了（nothing succeeds like exces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作者：黄紫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