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题图来自：东方IC
前不久，英国演员艾玛·沃森在接受《Vogue》杂志采访时，创造了“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这个词，来描述目前的单身（single）状态。
即将迎来30岁生日的她坦言了自己所遇到的年龄焦虑，“到了29岁时，我感到压力很大。我意识到这是因为周围充斥着这样的信息……如果你快30岁但还没有组建家庭，没有丈夫和孩子……是很需要感到焦虑的。”
她说，“我以前从不相信‘我单身我快乐（I'm happy single）’这种宣言，但现在我非常享受单身，我叫它‘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
艾玛·沃森的这个创造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支持她的人表示，“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代表着一种新的身份，它意味着我可以照顾自己，满足自己，依靠自己而并不需要一个伴侣。
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可能并不真正想要结婚，只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认为自己应该约会，寻找另一半。所以，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要结婚，单身是一个完全合理和令人满意的选择，可能是一种启示和巨大的解脱。这会帮助那些享受单身的人过快乐而毫无歉意的生活。
但同样也有人提出质疑，创造这样一个新的词语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单身（single）”这个词语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单身的人被一个崇尚夫妻关系的社会不公平地边缘化了。
而这也是今天我想要探讨的问题，用“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来替代“单身（single）”去描述一种独自生活的状态，可以改善“单身”的污名化吗？
“单身”污名化：不结婚就低人一等吗？
类似于“剩女”，社会语境对单身人士一向不太友好，尤其是对于大龄青年，单身仿佛自带“可悲”“孤独”“价值低”的负面标签。
其中一个难以否认的原因，就是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仍然被异性恋霸权（Heteronormativity）所统治。
相比于一种人生选择，结婚生子组成核心家庭的做法更像是一种行为规范。在这种语境下，单身则被视为“不正常的”“有缺陷的”状态。
还记得《逃避虽可耻但有用》里，研究生毕业却求职受阻，最后只能选择契约婚姻，并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新垣结衣吗？或者是《咱们结婚吧》里，相亲到狼狈不堪终于遇上真命天子的高圆圆？还有《BJ单身日记》里独自坐在客厅，疯狂抽烟喝威士忌，直到爱情来临生活才起了波澜的蕾妮·齐薇格？
大众媒体塑造的单身群体的生活，常常是这样不堪且残缺。好像他们必须活在某种寻找和等待之中，等到那个“对的人”出现，生命才得以完整和被拯救。
这样的话语建构加剧了人们对单身群体的负面印象。“单身”不断被贴上孤独和痛苦的标签，单身的人也被认为可能是更缺乏吸引力、更不快乐、更不成熟的人群。
《奇遇人生》第二季里发生过这样一幕。刘雯在与别的女孩闲谈时提到自己从未恋爱过，“工作就是我的男朋友”，但生活依然很开心。导演却在一边很不认同地反驳她：不可能，一定会有遗憾的，你是选择性记忆才会以为自己一直开心。
这段对话的潜在含义即是，不管你事业怎样成功，有多少朋友，和家人的关系多么亲密，只要没有伴侣，就是失败的。
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指出，污名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成为在本质意义上与群体特征对应的“指称物”。
正如刘雯的例子所展示的，对于单身群体来说，孤独和不快乐之类的刻板印象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一般将他们无差别地罩了起来。不论里面的人怎样高声大喊“我过得很好”，外面的人都拒绝听到。从这个意义上，“单身”早已被污名化。
创造“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是单身群体的反抗
如果说“单身”的污名化反映的是异性恋霸权规则下，结婚的主流群体对单身人士的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那“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这个词语的创造则不失为一种边缘对主流的反抗。
语言在塑造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体验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作为思维的基础，它与社会结构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
话语和表达从来都不中立。就像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一个词的意义并不是由独立于我们的力量所赋予，使词语具有合法性的，是该领域演说者的权力。
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权力不是专供某些人占有的东西，而是弥散的，是运作中的各种力量的关系。话语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每个团体和个人既行使权力又服从权力。
尽管强势群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通过塑造语言来享有权力，又以权力来加强语言在运用中的强势地位。但是，边缘群体仍然存有反抗的希望，可以通过掌握话语来扭转这背后的权力关系。
在异性恋霸权的文化环境之下，结婚被认为是正常和规范的，“单身”被则污名化为一种残缺的，有问题的存在。而“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这个词语的创造表达了单身群体对污名的拒绝。
使用“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去描述独身的生活状态，避免了“单身（single）”这个词所带来的许多负面联想。它更关注没有伴侣的积极方面，是一个与自主选择，关注自身和自我发展相联结的有力量的词语。它意味着你享受与自己在一起的时光，也并没有在寻找别人。
通过使用“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来自我定义，单身群体建构出了一个新的合理的身份。
“重新命名”（renaming）似乎是一个反抗的好办法，尤其在应对本身就带有歧视意味的词语时。前段时间，有台湾的性别机构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个正名活动，号召大家使用“阴道冠”来替代“处女膜”。
因为“处女膜”这个命名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导向谬误，而且非常不科学。它本身并非“膜”，而是由黏膜组织构成的弹性褶皱，且大多呈现中空，中间有孔洞可以让月经流出。瑞典性教育学会早在2015年就开始提倡使用阴道冠（Vaginal Corona）而不是阴道前膜（Hymen）来称呼这个组织。
由于阴道冠不是一层阻隔的膜，因此性行为不一定会造成破裂，破裂也不一定会流血。各种媒介中出现的对于“落红”的叙事，毫无疑问，是对男性“处女情结”的迎合和满足。
这种正名活动，不仅可以消除“处女膜”这个词语天然所带来的误解，同时也是对父权制下，以贞操来束缚评判女性的传统价值观念的直接反抗。
重新命名不是反抗污名的唯一方式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单身”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是因为全社会对婚姻和核心家庭的推崇。“不正常”不是“单身”的固有属性，而是通过不断地话语建构，贴在单身群体身上的标签。
社会学家Howard Becker在他的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中指出，各种社会群体都会确立一些凡是违反它们，就构成异端行为的规则，然后将它们加诸特殊的人群。也就是说，那些被视为异端的行为并不是天然“错误”的，而是被其他人群解释为“错误”。
而污名化过程中最可怕的，是受污者对标签潜移默化的认同。同性恋脱口秀女演员Hannah Gadsby在一场表演中谈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因为性取向所受到的困扰。她说：“我们给孩子灌输羞愧，也等于给其他人权力去讨厌他们。”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不正常”的判定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而对所谓“正确”的反思，则是我们解放自己进而掌握权力的第一步。拒绝被定义，才会有下定义的可能。
对语言污名化的纠正，“酷儿”（Queer）不失为一个正面的例子。
“酷儿（Queer）”的本意是“古怪的，异常的”，最开始被媒体用来强调同性恋的非正常状态，并在各种恐同的仇恨言论中被广泛使用。
然而，在八九十年代的同性恋抗议活动中，“酷儿（Queer）”这个词语被重新定义了。酷儿朋克（Queer punk）走上街头，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酷儿，我们不会生活在恐惧中（We’re here, we’re queer, we will not live in fear）”为口号，向主流社会宣战。
反抗者们这样解释他们对“酷儿（Queer）”的改造意图：
“我们自称酷儿，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也是告诉自己，我们不必是智慧和迷人的，我们要保持生活的边缘化。”
“酷儿（Queer）”就这样变成了某种标榜，它不仅是反叛的明确象征，也是对各种恐同言论的直接回击。
到今天，年轻人大都无法联想起这个词的负面含义了，“酷儿（Queer）”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有用的总括性术语，用来描述所有非二元性（男／女）的身份。而这种身份是正常的，能在阳光下大声说出的。
“酷儿（Queer）”这个词语的含义从对同性恋的贬低转变到一种身份认同的过程，恰恰证明了我们其实可以掌握定义“正常”和“正确”的权力。
美国学者Bella DePaulo在回应艾玛·沃特森的言论时表示：
“我非常理解‘单身（single）’这个词仍然带有的污名，因而我理解有些人不愿意用这个词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我不会逃避使用它，我拥抱它，我想要重新定义它。在我谈论、思考和写作关于单身人士和单身生活的27年里，它是我的快乐之词。”
这似乎给出了问题的另一种解法。或许没必要创造一个新的词语，我们可以像重新定义“酷儿（Queer）”一样重新定义“单身”。这样当我们说出“我单身”的时候，就不用再去强调“但我过得很好”。
“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这个词语的出现是积极的吗？是的。那是必要的吗？不一定。因为重新命名并不是消除污名的唯一手段，我们也可以拥抱它，然后改变它。
一个词语的污名，一个词语的创造，尽管看上去只是话语使用的变异，实际上这背后无不牵涉社会群体之间力量关系的角力。我们要意识到话语建构现实的能力，在已有的话语结构里去质疑，去寻找，去创造，去改变。
关于“与自己相伴（self-partnered）”的讨论到这里已经足够，最后只有两个小建议：
别强迫自己去做“正确”的事。
对话语保持警惕，因为它同时是“阻止我们成为我们”的工具，和“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武器。
以及，最后的最后，祝你自由。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