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如何撕裂美国社会

美东时间13日下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时，遭遇枪手袭击，他的右耳受伤。此消息一出，立即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同时也激起了全球对美国政界的广泛讨论。

回想2016年，共和党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伴随而盛的“民粹主义”成为学界解释与关注的焦点。这位地产大亨、真人秀节目主持人、出言不逊的共和党候选人，以相当的优势赢得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叛经离道之人终究入住白宫。

分析人士陷入了疯狂，他们称之为民粹主义的胜利，而认识更深入的人称其为工薪阶层对精英阶层的报复。但在冰山一角之下，或许这一切有着更深远的、结构性的原因——打破优绩主义的神话。

特朗普的成功并非点燃了社会大众对优绩主义的怒火，而是抓住大众对优绩主义的不满趁势而起。他充满批判和否定的选举策略撕开了优绩主义那代表希望的虚幻面具，为众人提供了抒发不满的渠道。

与此同时，那些深受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之苦、处境不稳定的中产阶层也迫切希望能有一位“理解（他们）对这个国家有多么失望”的候选人。J. D. 万斯指出，这些选民“认为现代美国的优绩主义制度并不是为他们建立的”。他们对精英阶层的意见抱有反感，例如米歇尔·奥巴马提出的有关营养儿的建议。然而这种不满“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说得不对，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知道她说的是对的”。

优绩主义如何瓦解中产和吞噬精英

优绩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将美国的中产阶层排除在了魅力十足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之外，让他们无缘向上流动，无法触碰到社会地位、荣誉奖励和财富积累的门槛。尽管优绩主义理念具有的能量、雄心与创新曾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但是它将这些充满活力的创意之源日趋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的手中，使其越来越远离广大中产阶层的现实生活，甚至超出其想象范围。

优绩主义让美国常春藤盟校、硅谷和华尔街成为野心勃勃的精英们的竞技场。这里的创新能够重塑世界—斯坦福大学和谷歌的创新者改变了互联网，哈佛大学和脸书的创新者改变了社交媒体，普林斯顿大学和华尔街的创新者改变了金融业，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领域。 

然而，对于在优绩主义制度下被置于边缘地带的中产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不仅不太可能是下一个伟大创新的引领者，反而更有可能是未来创新的受害者。优绩主义已然将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公民驱逐至社会的边缘。中产阶层的孩子因此受困于平庸的学校，而中产阶层的成年人则被限制在毫无前途的工作之中。

尽管美国的顶尖名校一直强调它们的选拔重点是学业成绩而非家庭出身，但事实上，中产阶层的孩子在这些学校的招生选拔中明显没有胜出的机会。从学生比例来看，精英学校显然倾向于录取富人家的孩子。 简而言之，如今在美国的优绩主义制度下，教育的服务对象是精英阶层而非普罗大众。

优绩主义同样使工作机会更倾向于在顶尖名校接受过精英教育的毕业生。于是，学校教育产生的不平等进一步延伸到了职场。良好的个人能力和职业素养已不再能确保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个日益强调精英教育和大量培训的职场中，中产阶层没有顶尖名校学位的加持，处处碰壁、屡遭歧视。

优绩主义阻碍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在这些实质性伤害之外，它所代表的价值理念还平添了一份道德羞辱。它一方面剥夺了中产阶层接受优质教育和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将一个人在学校和工作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变成荣耀的化身。

优绩主义阻碍了人们为达到它所宣扬的标准而付出的努力，从而确保大多数人无法满足这一标准。精英阶层之外的美国人对此深有体会。精英阶层的活力只是凸显了中产阶层的懒散倦怠、无精打采。即便物质条件的差距尚可忍耐， 优绩主义之下的不平等也让中产阶层的精神生活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缓慢而具有毁灭性的沉沦之中。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优绩主义带给精英阶层的不再只是优势和特权。它将过去平均分布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和工作机会集中在了少数精英手中。然而，规模有限的精英阶层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重任。当初耗尽中产阶层的重担，如今也让精英阶层不堪负荷。

如果说贵族是天生的，那么精英一定是培养出来的。旧的世袭贵族依靠与生俱来的继承权，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社会地位与特权传递到子女手中。上一代贵族撒手人寰，下一代贵族自动继承父辈的头衔和豪宅。相比之下，优绩主义则要求：凡是期望下一代能继承并延续优势的家庭，必须不断建立和积累他们的特权。换句话说，每一代人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来确保其精英地位。精英阶层的成员通过让子女接受精英教育来完成这一目标。因此，旧时贵族对子女的教育既欠缺热忱又缺乏能力，相较之下，当代的精英——尤其是女性，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事业也要履行精英母亲的职责——越来越将财富、技能与精力投入子女的教育之中。 

富人家庭的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接受教育。在人生1/3的时间里，即从出生到成年，他们在受惠于精英教育的同时也在背负沉重的学业压力。这种压力是今天出身于中产家庭的孩子，甚至是富人家孩子那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祖辈都无法想象的。美国宪法规定，年满35岁的成年人才有资格竞选美国总统。这个规定是为了确保参选者具备担当一国重任的成熟心智。然而，如今一名35岁的精英很有可能还在求学。 

优绩主义制度越成熟，精英阶层的压力就越大。今天，那些曾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社会顶层的人也转过头来开始声讨这种高强度的恶性竞争。千禧一代是完全在优绩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他们对这种重负的感受尤为深刻。千禧一代的精英阶层可能娇贵又脆弱，但他们绝非嘲讽者口中的“独一无二的雪花”。面对竞争压力，他们既没有伤心难过，也没有萎靡不振。他们既不放荡也不颓废，只是充满了紧张与疲惫。 

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日渐强烈。可以说，我在耶鲁大学的学生就是在优绩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的范本。面对自己享有的明显优势地位，他们并没有流露出自满甚至自信，反而更多的是深感压力与困惑。他们想要在业已取得的成绩之外寻求意义，并以一种近乎绝望的胆怯态度来回看这一路的过关斩将。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已被过度渲染，并在心底里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拥有各种特权。（特权主导着美国顶尖大学的校园文化。因此，少数出身普通的精英学子为了缓解自己在进入一个陌生世界之后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开始“抱团取暖”，通过建立“第一代大学生”社团来彼此互助。）

来自精英家庭的学生在被大力培养的同时，也在接受学校的熏陶、调教、训练、塑造——所有的不懈努力都是为了确保他们学业出色， 进而能够继续保持其阶层优势。同时，他们又对这种垄断优势的操作方式嗤之以鼻，并揶揄自己是身处其中的同谋。他们充满了一种在事关收入和地位的“声誉经济”中拔得头筹的“集体狂热”（援引最近一项调查中的话）。

优绩主义如何撕裂美国社会

优绩主义所带来的压力层层叠叠、环环相扣，犹如一个主题衍生出来的不同变体，又或是一场灾难的两副面孔。这套综合机制聚焦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一方面将中产阶层排除在了获得真正优势的可靠机会之外，另一方面又迫使整个精英阶层过度追求有名无实的成果。结果，精英阶层与中产阶层、富人与其他人陷入了一个互为关联却又彼此充满敌意的漩涡之中。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普遍存在的敌意、误解、摩擦、冲突以及公开的对立。优绩主义正在滋生一种系统性的阶层冲突，而这种冲突正在撕裂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中产阶层觉得是精英阶层侵占并剥夺了他们原本（在教育、工作、 收入、地位等方面）拥有的机会和优势——强加给他们一种“你不够努力、不够优秀”的屈辱感。因此，他们无法原谅精英阶层将自己排斥在外的行为。这种排斥自然孕育出了对彰显优绩主义理念的理想及制度的怨恨和不信任。

渐渐地，在中产阶层眼中，精英学校、大学和专业机构成了“异域之地”：往好了说是纵容怪异价值观念，往坏了说是将这些价值观念强加在每一个人身上——就像社团，成员们聚在一起读无用之书，谈政治正确，充斥着傲慢的以权谋私的暗箱操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因为被排斥在外而产生的怨恨齐齐投向了优绩主义高调宣扬的社会包容性，尤其是优绩主义倡导的多元文化精英的理念（常见于对政治正确的抱怨中），尽管这种聚焦是符合深层的内在逻辑的。而且，这些怨恨导致了直接而强有力的后果，甚至足以改变世界。

唐纳德·特朗普正是通过不断地攻击现状，否定他所谓的“当权派”， 并将美国的“衰落”归咎于精英统治与外来文化的共同腐蚀而登顶大位，成了这个富有、强大且向来以乐观著称的国家的总统。

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以世界末日式的阴暗论调取代了昔日明媚的美国梦。他声称美国正在向下沉沦，深陷于被贫穷、犯罪和经济衰退捆绑的“国之浩劫”。他那凭空想象的世界形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譬如他喊出的“美国优先”口号），激发了美国普通民众对这个国家的失望和愤恨情绪。在内，他们正饱受国内经济大衰退之苦；在外，他们承受着经济危机和战争失利的打击。一个强大繁荣的社会怎么会是这么一副失败屈辱的模样？优绩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所滋生的怨恨恰好解释了美国为什么会如此糟糕。 

特朗普主义所传播的怨恨以及它所追求的对“当权派”的否定，恰恰反映出了在优绩主义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民众的精神负担。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国家中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再也不会被遗忘了。”最令这些底层民众兴奋的是，特朗普要用“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救赎性叙事来取代传统政治中的进步叙事。

调查显示，有将近 2/3 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表示，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样阴暗且愤怒的演讲完全表达出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感受。同时，在共和党内部，有将近3/5的人认为高校对美国有害无益。

优绩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和阶层冲突，包括被精英阶层鄙视的特朗普政治的操作方式（再次让人感到讽刺），同时也在侵蚀精英阶层本身。中产阶层的孩子被排除在优势之外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富人家庭的孩子就可以高枕无忧。

随着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使社会分层的金字塔越来越尖，即使是享有特权者也会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精英们生怕丧失阶层地位，随之而来的焦虑感自然使他们疏远中产阶层并表露出自身的优越。此外，精英们知道优绩主义的砝码实际上更偏向于自己。他们怀疑那些为精英阶层增光添彩的力量同时会给中产阶层蒙上一层阴影，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对这种局面要做何解释。无论精英阶层的动机有多纯粹，无论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胜利果实，他们，连同他们引以为傲的成就，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他们所谴责的不平等之中。

人们对特权及其责任的常见理解仍然将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与公共利益视作是一致的，暗示着只要精英表现良好，必然会造福于全社会。然而，随着精英的负担加重，社会的不平等加剧，这些观念成了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早期优绩主义制度下精英阶层的崇高的必胜信念，如今已让位于夹杂着恐慌和脆弱的傲慢。

脆弱的精英为了避免自我怀疑，对中产阶层的习惯和价值观嗤之以鼻。他们崇尚功成名就，轻视平凡，这其实是为了抵御内心的不安。他们坚守任何能证实自身优势和价值的态度与做法，从荒谬的食物鄙视链到冷酷无情的企业裁员，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并确保自己在他人特别是在自己心中的优越地位。这种扭曲又混乱的态度进一步引发了中产阶层的反感，同时削弱了精英阶层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时至今日，美国的精英们对美国政治已不再抱有幻想，无法再将一种洋溢着乐观气息的社会愿景重新赋予美国政治，甚至在他们内部也难以维系这一愿景。这种不满情绪使特朗普的悲观民粹主义主宰了政治想象，甚至在那些持鄙视态度的精英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摘编自《精英陷阱》，作者：丹尼尔·马科维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