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zhczyj），作者：安文，图片来自：东方IC
一份重要的文件发布了。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这份具有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的文件提出，从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应对人口老龄化。
规划专门提出，把技术创新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涉及人口、经济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一直是舆论热议的话题，并常常被负面解读——老龄化将削弱活力、增加负担，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事实果真如此吗？人口老龄化到底是什么？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其带来了哪些压力，又存在哪些机遇？今天库叔就来跟大家详细聊一聊。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是，伴随生育率下降与人均寿命延长，少年儿童与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及占比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数量及占比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7%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当这一比例达到14%时，即成为“老龄社会”；而当其达到21%以上的时候，则成为“超老龄社会”（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也是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之一。在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中，人口年龄结构一栏划分为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故本文皆将65岁及以上人群定义为老年人口）。
2011-2018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数据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6.96%，意味着自此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随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逐年攀升，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达11.93%；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中方案预测，2025年这一比例将达14%，届时，我们将进入“老龄社会”。
而到2050年，这一占比将接近30%，届时我国将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并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注：联合国一般按照高、中、低和目前生育率四种方案对全球人口形势进行预测，本文涉及联合国人口预测的数据选取的皆为中方案）。
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10.05亿，随后开始持续下降，预计到2050年将降至8.3亿；受政策影响，0～14岁少年儿童人口在2011年略有反弹，但整体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2.9亿降到2010年的2.2亿，而到2050年将进一步降为1.98亿。
谈“老”色变
针对这一进程，有了“劳动力萎缩”“人口红利消失”“养老黑洞”“人口危机”等各种看法。不少专家与网络大V认为，老龄化将带来劳动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养老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等问题，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概括来看，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人口总量面临萎缩，大市场优势渐失。
这类观点认为，我国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婴儿数）一直徘徊在1.6的水平，明显低于人口自然更替水平的2.1，出生人口持续减少，人口总量将于2030年前后见顶，随后进入持续负增长。人口增速放缓、人口总量面临衰退引发总需求急剧收缩，我国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因此下降。
二是劳动力数量衰减，经济潜在增速下滑。
这类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奇迹主要得益于近乎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适龄劳动力总量于2013年见顶，随后开始持续减少，直接后果是劳动力成本提升与劳动年龄结构老化，人口红利削减，经济潜在增速下滑。
三是老年人口增加，财政支出压力加大。
这类观点认为，我国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大，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政府与社会面临沉重的医疗与养老负担，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挤压政府对科技、教育等方面支出，甚至可能迫使政府提高社会税赋水平，因此增加企业负担，制约经济活力。
四是储蓄水平下降，资本积累不足。
这类观点认为，老年人口属于经济中的“纯消费型人口”，老年人口增加将带来国民储蓄率下降，对资本形成产生“挤出效应”，储蓄与资本积累不足必将制约经济增长。
2017年，我国国民储蓄率比2008年累计下降了5.8%，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老年人口增多是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这些说法，看起来实在是有理有据，让人不由得不信服。
然而，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5年报告所说，“人口老龄化悲观论”认为只有人口结构在变化，而相应的公共政策、社会及个体行为却静止不变，这是对证据的片面性解读。
社会进入老龄化了，生产力水平就一定倒退？可以再多看看其他证据和观点。
国力“发展中”，老龄“已发达”？
老龄化本身真的是个“坏东西”、代表着不健康的社会发展趋势吗？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来看，恰恰相反。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与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延长的直接后果。
这两方面指标是公认的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与不可逆转性。 说人口死亡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具有进步性容易理解，生育率的下降为何也代表着社会进步呢？
在农业经济时代，每生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尤其是男孩，被称为壮丁。那时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人们只能养儿防老，加之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死亡率较高、避孕措施缺乏等因素，生育率普遍较高。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死亡率的显著下降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人类的生育行为开始远离功利，家长对孩子的期望逐渐由增加家庭财富转变为长大成才，越来越注重孩子的教育与健康问题，抚养成本水涨船高，加上避孕节育技术的发展、女性对家庭和自身社会角色认知的改变等，民众特别是女性的生育意愿开始下降。
20世纪2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相继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经济）高增长阶段过渡，老年人口数量与占比不断攀升，纷纷进入老龄化社会。随后，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这一进程中。据快易数据，截至2018年，跨过老龄化门槛（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7%）的国家与地区已达92个。
整理自快易数据、世界银行
老龄化程度最高的20国，除日本外均为发展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其中除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外，其余18个均为发达国家（综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发布的资料来看，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仅有49个）。
老龄化程度最低的20国则全部来自西亚和非洲，全部为发展中国家，无一发达国家。其中的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巴林等中东国家，虽依靠石油出口较为富裕，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工业体系、先进的技术等，普遍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为发达国家。
从这个维度来看，老龄化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发达程度相互关联。这里就有人说了，中国的问题在于作为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程度过快，与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匹配，是未富先老。
这种观点该怎么看？
首先，我国老龄化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老年人口基数庞大，这是事实，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老龄化初期阶段。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1.9%，在世界的排名为62，仍远低于上述发达国家。就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而言，发达国家面临的压力远大于中国。
但现在压力相对小，不代表未来压力不大。多方预测显示，我国老龄化水平将于2050年追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如何应对确实是需要从现在就开始认真研究和准备的问题，而早于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诸多国家，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联合国中方案2012版预测的各国老龄化水平发展趋势
其次，中国处于“边富边老”阶段。
有些人经常用“未富先老”来评价我国老龄化的发展状况，认为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远低于同阶段美国与日本的水平，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但是，这种静止论的判断并无法概括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全过程。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9000美元，较2000年增长了9倍，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期老龄化水平从7%增至11.9%，经济发展速度还是远超人口老龄化速度。
渣打银行2019年初发布的报告显示，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排名世界第一；据联合国预测及IFs模型，届时我国人均GDP也将接近20000美元。可以说，我国“老”与“富”的匹配度在不断提高，中国的老龄化虽然没有“先富再老”的基础，但从发展态势看，将是一个“边富边老”的过程。
老年人是“纯消费型人口”？时代不同了！
老龄化会带来劳动力数量下降，这个说法看起来无懈可击——在人口总量稳定、未来呈现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老龄人口占比持续增加，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不过，这个说法也有不同的解读。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的人口总量与劳动力存量到底会“削减”到什么程度呢？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的方案，我国总人口虽然在2030年左右可能进入负增长，但到2050年仍将保持在13亿以上，直到2100年依然维持在10亿以上，稳居世界前二。
可以说，人口数量庞大是我国现在和未来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人口总量对提升消费、支撑细分行业发展、扩大市场容量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联合国人口预测的中国总人口趋势图（2019年版）
目前，我国仍处于老龄化前期，劳动力数量虽在减少，但是存量依然巨大。
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及其团队预测，203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维持基本在8～9亿，这个数量相当于欧洲各国家人口的总和。假设中国保持经济新常态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高贡献，考虑劳动产出弹性变化的可能，2030年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求量约为6～9亿，因此劳动力供给完全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联合国人口预测（2019年版）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势图
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老年人简单隔绝出劳动力群体、看作“纯消费型人口”，这种看法也要与时俱进。
众多专业人口学者认为，即使到2050年我国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劳动力数量进一步减至7～8亿，但届时随着教育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大量有经验、有知识的老年人将逐渐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形成“老年人口红利”。
社会常常对老年人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年老力衰，在各方面都不如年轻人。然而，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并不一定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多年累积的经验、技能与知识不仅不会随生理老化而下降，反而会随之增长。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表示：“在一些对经验和技术要求高的行业内，老年人的竞争力并不比年轻人弱，越来越吃香才是常态。”“特别是教师、医生等职业，年纪大的往往比年轻的更令人放心。”
这种“老年人口红利”，在老龄化社会发育程度较高的一些国家已经有不少先例。被誉为“敏感症之祖父”的英国医生威廉•弗兰克兰（William Frankland）今年已经107岁。65岁退休之后，他一直义务为病患诊断，是全世界服务年限最长的医生。
他在说：“我太老了，身体存在很多问题，譬如耳背，有些事情我已无法做到。但我每月都会读很多科学期刊，我的大脑一直都在运动。”进入100岁以来，弗兰克兰的思维依然活跃，至今已完成了五篇学术论文。由于在过敏研究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他在103岁时被授予了大英帝国勋章。
图中分别为年轻和老年时的弗兰克兰，现年107岁的他依然在工作、思考
英国画家萝丝·怀利（Rose Wylie），年轻时从绘画院校毕业后，曾为抚养孩子、照顾家庭放弃了自己的绘画事业，直到40多岁才重拾画笔，直到70多岁，她的作品才逐渐引起关注，80多岁才真正迎来事业高峰。
2014年，80多岁的萝丝以一幅《PV Windows and Floorboards》获得英国顶级的当代艺术奖项——约翰•莫尔绘画奖，她的年龄是上一位赢家的两倍。她的经历表明，生理老化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力与思维活力的下降，老龄并非成功的障碍。
图为萝丝与她的画《PV Windows and Floorboards》，利物浦美术馆馆长认为她的画给人一种新鲜、不可预知和前沿的感觉。
这些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社会经济发育程度较高，早早建立起较完善的教育体系，因此那里的老年人，多数从年轻时就开始积累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年龄大了仍有竞争力。
在我国，也开始呈现出相似的趋势，老年人口的知识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其竞争力，且有助于改善其健康水平，为“老年人口红利”的发挥奠定了基础。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中有11.2%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在50～59岁的准老年组（2030～2039年进入老龄）中，这一比例为22.0%，几乎翻了一番；在20～29岁（2060～2069年进入老龄）年轻人群则高达57.0%。
换句话说，未来，老年人会“一代更比一代强”，并且，时代的前进会让老年人“扬长避短”，固有的生理上的劣势可被相当程度地抵消。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等技术的蓬勃发展，老年人的生活、出行、社会参与愈发便捷，使数量更多、年龄更大的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
例如，随着5G技术开始落地应用，影视荧屏里的未来感十足的“全息沉浸式通话”技术有望走到我们身边，远程讨论时的视觉与感觉将非常逼真，营造出面对面谈话的氛围，不管在哪里都能进行沟通与工作，这将使那些有意愿、有能力但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更加便捷地发挥所长。
图为全息通话技术模拟场景，这可以让人随时随地进入虚拟工作空间中
还有人担忧，老年人继续参与工作将“霸占”年轻人工作机会。
“这更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说法，这个命题隐藏的前提条件是工作岗位是有限的。”著名老年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杜鹏认为，“实际上，市场上的工作机会从来不是固定有限的，而是人们劳动创造的结果。老年人与年轻人各有所长，两者从事的工作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只要按照绩效而非年龄对其进行考核与管理，确保公平竞争而不是根据年龄来论资排辈，就不会产生谁霸占谁工作岗位的问题。”
未来，不再单纯比拼劳动力数量
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中国适龄劳动力数量衰减，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人口红利”逐渐消除。“上述悲观看法有详细的数据支撑，听来颇有道理，但细究起来，基本都经不起推敲。”杜鹏对库叔说，“这些论断主要基于过去的发展经验与思维惯性，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及经济发展方式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老年人是社会的负担与累赘等，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未来，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以及传统的“人口红利”重要性大大降低，围绕“劳动力”这一要素新的“红利”将产生，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正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正在倒逼政府与企业为保持竞争力更积极地投入技术研发与应用，进行智能化改造，提升劳动生产率，带来“智能红利”。
在这个过程中，低技能、高重复性的工作岗位逐渐被机器替代，经济发展将愈发依赖劳动力质量的提升，缓解劳动力数量减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也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促使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近期，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的调研就显示，因用工成本过高，许多企业正在应用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智能化生产线。在实施智能化改造后，90%的企业员工总数减少，平均减幅达18%，其中低技能、高重复性的工作岗位显著减少，对自动化控制、产品设计等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加；64%的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了30%。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秋霖基于跨国与跨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人口老龄化进程越快的省份，使用智能生产的企业数量就越多，而智能技术的应用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机器人安装密度每上升1%，当地的GDP总量就上升约0.17%。
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质量水平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红利”愈发凸显。
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对高质量劳动力的需求，将进一步促使政府、企业乃至个人努力提升劳动力质量。例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100万人”计划，将为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及农民工等群体提供受教育机会；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则致力于全面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水平。而劳动力质量逐渐提升，又将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提供支撑，人才与技术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使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成为可能。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质量已得到极大提升，为经济转型发展积累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据教育部数据，从2004～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累计超过9200万人。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可以预见政府、社会与家庭用于孩子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将相应增加，未来劳动力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世界银行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增多将带来总储蓄率下降；另一方面，人们预计到自己退休后的消费期更长了，所以也会增加个人储蓄。两者相互抵消，使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总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老龄带来了老年消费需求的扩张与升级，长期将促进老龄金融、老龄用品、老龄服务、老龄房地产等老龄产业的发展，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发达国家经验已表明，老龄人口消费支出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高于青年群体。
《大健康产业蓝皮书（2018）》显示，2011年我国老年人均消费开支约1.18万元，是全体居民人均消费开支的1.15倍。中国老龄协会预计，2020年我国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3.79万亿元，2050年将增至106万亿元。
老龄产业的广阔发展前景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2018年11月，国际咨询公司巨头埃森哲发布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影响下，未来十年将有大量工作岗位消失，而医生、护理等岗位将增加1800万，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老年人口的就医与养老需求。
稳定养老金支付，有这些办法
随着老龄化的日益加剧，我国养老金支付的压力正不可避免地持续增加，不少人对未来的“养老金缺口”产生了担忧甚至恐慌。想理解我国养老保险面临的严峻挑战，要先从养老保险的结构体系入手。
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采用世界银行1994年提出的“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政府），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是商业保险。
不难看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承担主要的责任，第二支柱仍然很弱，第三支柱建设刚刚开始。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第一支柱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据人社部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群已达9.42亿，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并且连续十多年不断上调养老待遇。
然而，也正是由于基本养老保险一“支”独秀，引发了大家对其可持续性的担忧。缴费的人少了，领钱的人多了，面对这一趋势，国家正采取多种措施应对：
一、可增加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
利用近年财政支出较快增长的机会，逐步改善财政支出结构，适当降低投资支出比例，提高社会保障性支出占比，进而改善养老保险体系的支付压力。
二、将较为薄弱的第二、第三支柱做大做强
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强调自愿性与灵活性，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第一、二支柱的重要补充，为个人养老提供了额外的保护，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措施。政府在积极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同时，也加紧完善监督立法，切实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引导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三、可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
目前，中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和对应缴费年限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规定标准更相去甚远。
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超过60周岁，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5岁、女性60岁；荷兰、丹麦、德国、西班牙法定退休年龄则男女均为65岁，美国为66岁。不仅如此，上述国家都有进一步推迟职工退休年龄标准的计划。
可以说，逐步推迟退休年龄是短期内快速缓解养老金收支失衡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经济社会逐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据原新团队预测，如果将退休年龄从60岁渐进推迟至65岁，2015～2050年，中国累计可增加约1亿劳动力数量，等量的老年人口将随之减少。当然，延迟退休或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必须尊重劳动者个体的实际情况与意愿，科学论证，逐步推进，设置合理、公平、有弹性的方案。
四、可采取方法提高养老金投资规模和收益率
通过全国统筹扩大养老金管理规模和投资规模，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进而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2018年6月，国务院决定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实质性地推进了养老金全国统筹的进程。
通过以上及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金提速扩围等新的养老金改革措施的稳步推进，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与保障水平完全能够得到不断提高。随着经济的转型发展，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正不断提高，促使“经济蛋糕”不断做大，为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发展提供经济基础。
总而言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从年轻型成长为老年型社会的必然趋势，关注其给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的同时，也不应忽视随之而来的老年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产业转型升级等发展机遇。一味消极看待人口老龄化，不仅不利于我们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而且会限制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错失发展机会。
当一个社会的“年纪”越来越大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就需要我们保持创新与适应力，从经济发展、公共治理、伦理文化等层面出发构建与老龄社会相适应的制度与体系。
应该看到，十八大以来，中央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立场愈发清晰。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前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所言，只要有积极的态度、明智的政策与到位的服务，人口老龄化完全可以被视为新的发展机遇，前景是乐观的。
总之，对于老龄化，要严肃正视其带来的挑战和压力，积极行动，提前应对，但大可不必消极茫然，以至悲观和恐慌。人类，进化数百万年，创立文明数千年，进入工业化时代才一百多年，全球范围内解决基本温饱也不过三四十年。
老龄化相对于人类历史，只能算是瞬间出现的问题，因此，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保持耐心，多些远见，也许，一百年后看一百岁的人，仍然只是少年！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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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昉：开发老龄人口红利大有可为|中国经济网，2018.10
11.任泽平：2019中国生育报告|泽平宏观，2019.07
12.Shouldwe fear population aging? |Ivailo Izvorski，Brookings，2019.0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zhczyj），作者：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