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女博士遭遇导师性骚扰

前两天，一名人大在读女博士在微博上发布“导师王 XX 性骚扰举报信”和相关证据链。

▷ 【Trigger Warning】在录音的开头，教授表示要亲一下，要跟学生做夫妻。学生拒绝，说可以做父女，但不能做夫妻。教授又说：很多干女儿和父亲是“夫妻”。

她写道，因自己拒绝了导师，遭到对方打击报复长达两年（包括不限于辱骂、长期干没有报酬的杂活），并被威胁不能毕业。

昨天晚上，人大回应情况属实。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2018 年 1 月 1 日，留美女博士罗 XX 发布一封对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 XX 的实名举报信。

这封信晚来 12 年。

陈 XX 也曾是罗 XX 的博导，包括她在内已知受害者达 7 人。陈 XX 快速遭到撤职。一篇报道称，北航的这一举动给所有高校“好好上了一课”。

当这样的事在高校内再次发生、反复发生，我们要问：这是一个个体的师德问题，还是更广泛的权力系统问题？

读博，这意味着什么？

遭到性骚扰，这在博士生中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占比 15% 的高频现象。一个个体站出来了，不代表没有更多。

2019 年，国际权威期刊 Nature 发表一篇对全球 5700 多名高校博士的生存环境调查，名为《PhDs: the tortuous truth（博士：曲折的真相）》。

这份调查显示：

• 45% 的人曾因攻读博士而感到焦虑、抑郁；

• 15% 的人报告遭遇性骚扰，超过半数的受害者无法脱离恐惧地去谈这件事（害怕被报复，而报复太容易）；

• 博士生工作时长超负荷。一周工作超过 50 小时是家常便饭。该报告指出，自 2017 年，这种状况就没有变过。

许多人还说，他们的工作压力大，担心自己的未来没有保障，不知道努力是否会得到回报。

博士是名副其实的心理健康高危群体。有研究发现，他们患抑郁症和其他常见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大约是一般人的 2.5 倍（Levecque 等，2017）。

▷ 我们经常在后台收到类似投稿，诉说被导师蔑视和 PUA 的感受

除此之外，导师与学生后半段人生路径紧密相关。调查发现，一位合适的博导与学生的成功之间存在强烈且重要的关联。

目前我国博士生延毕率高，教育部的统计数字是“超过 60%”——当一名试图性骚扰学生的导师掌握了“她”能否毕业的大权时，受害者的拒绝和举证都并非易事。所以，对高校性骚扰事件的分析，不能脱离权力的框架。

性骚扰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滥用

1. 权力失衡，会影响受害者抵抗（说不）的能力

拥有权力，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影响对方的生活，可以操纵他人，满足自己的欲望。

权力较小的人可能会感到压力、焦虑，同时被迫向权力较大的人让步，因为拒绝有可能产生负面后果。比如：被社会排斥，失去经济或社会地位，遭受暴力，无法承担与之抗衡的后果。

2. 10% 的女性因性骚扰离开

性骚扰的后果被严重低估了。心理学家 Barbara Gutek 调查发现，10% 的女性曾因为性骚扰而离职。

《临床心理学》指出，绝大多数性骚扰后果严重且持久。比如：

• 影响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和职业发展，造成婚姻和工作的不稳定；

• 损害“自我”感，产生自我怀疑，自尊心和自我评价降低；

• 使受害者对他人的信任感降低，严重影响人际关系。

3. 性骚扰很少是出于性欲实施，而是出于对权力的滥用和享受

大量证据表明，性骚扰，在女性是新手和少数的职业、工作场所发生得最为频繁。

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工作的女性，更容易受到性骚扰。

以及，性骚扰大多由男性向女性实施，女性也可能对男性实施性骚扰。针对男性的施害者，大部分也是男性。

这是因为，“性骚扰是一种古老的、贬低和驱逐女性进入权力中心的手段”。骚扰者需要通过将女性降级为“从属于性目的的存在”来强化父权主导地位（Berdahl，2007）。

如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所说：“性骚扰是一种微妙的强奸，强奸更多关乎恐惧，而不是性”。

4. 性骚扰将“矮化”女性的专业（职业/学术）能力

从更泛的方面来看，权力高位者的性骚扰一旦被默许，环境中的女性都可能被“贬低为性对象”，强化整个职业场合中的性骚扰“氛围”。

无论组织级别如何，性骚扰都会将人“物化”，且不成比例地将女性矮化为性对象（Quinn，2002），损害她们的职业能力。性骚扰者常常通过唤起人们对其 sexuality 方面的关注，来贬低 ta 的专业角色。

性骚扰与其说是性欲，不如说是控制和支配（Berdahl，2007）。

性侵害举证与结构性厌女

有人对该事件发表评论称：是不是条件没谈妥？

潜台词是：女学生作为一种性资源，是能够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切身利益的。如果你能好好利用，反倒是性别优势。

这是典型的对受害者的物化行为。

在 APA 的《女孩性化问题》报告中，Gutek（1985）用“性别角色溢出（gender role spill-over）”一词，指代传统性别角色在不相关或不适当的工作环境中的延续。比如，女性（比担任类似职业角色的男性更多）被期望通过行为、外表或穿着来表现自己的性别身份，从而成为不必要的性关注目标。

这可能导致工作环境的性化。比如：黄色玩笑被默许，性言论被容忍（也被间接鼓励）。

还有一类质疑说：两年了，你为什么没有及时报警？

我们常常会发现，当性骚扰事件发生时，人们质疑和放大受害者的瑕疵——比如，你是不是没有明确拒绝？你是不是穿得太暴露，致使对方误解你也有意愿？

这种反应基于“公正世界谬误（Just-world hypothesis/fallacy）”。人们往往通过假设世界绝对“公平公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让自己感觉安全——只要我行动妥当，道德正确，及时报警，自己就不会陷入相同的境地。

康晓光、冯利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9）》指出，受害者犹豫要不要求助，是因为向正式途径求助，会让受害者面临再次对抗权力的风险。这本身是一场对创伤的重现。

更遗憾的是，性侵害举证本身困难重重。

哈佛法学教授 Catharine MacKinnon 跟踪研究校园性侵害事件数十年。她发现，通常需要三到四名女性对同一名男性做出指证，才能稍微攻破施害者的否认。这意味着，对于性侵指控中“证词的有效性”，一个女人只能算作四分之一个人类。

在权力不平等的性中，权力上位者常误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属于“性胁迫（Sexual coercion）”，而属于“利益交换”。因为“男性自古以来就用权力吸引女性”。

不受制约的权力就能创造特权。在这样的系统中，受害者站出来，或不站出来，皆会恐惧。

参考文献：

Ida Linander， Isabel Goicolea， Maria Wiklund， Anne Gotfredsen & Maria Strömbäck (2021) Power and subjectivity: Making sense of sexual consent among adults living in Sweden， NORA - 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 29:2， 110-123， DOI: 10.1080/08038740.2021.1903553

McLaughlin， H.， Uggen， C.， & Blackstone， A. (2012). Sexual Harassment， Workplace Authority， and the Paradox of Pow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4)， 625–647. DOI:10.1177/0003122412451728

Woolston， Chris. (2019). PhDs: the tortuous truth. Nature， 575(7782)， 403–406. DOI:10.1038/d41586-019-034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