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作者:简单心理,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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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一名人大在读女博士在微博上发布“导师王 XX 性骚扰举报信”和相关证据链。
▷ 【Trigger Warning】在录音的开头,教授表示要亲一下,要跟学生做夫妻。学生拒绝,说可以做父女,但不能做夫妻。教授又说:很多干女儿和父亲是“夫妻”。
她写道,因自己拒绝了导师,遭到对方打击报复长达两年(包括不限于辱骂、长期干没有报酬的杂活),并被威胁不能毕业。
昨天晚上,人大回应情况属实。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2018 年 1 月 1 日,留美女博士罗 XX 发布一封对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 XX 的实名举报信。
这封信晚来 12 年。
陈 XX 也曾是罗 XX 的博导,包括她在内已知受害者达 7 人。陈 XX 快速遭到撤职。一篇报道称,北航的这一举动给所有高校“好好上了一课”。
当这样的事在高校内再次发生、反复发生,我们要问:这是一个个体的师德问题,还是更广泛的权力系统问题?
读博,这意味着什么?
遭到性骚扰,这在博士生中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占比 15% 的高频现象。一个个体站出来了,不代表没有更多。
2019 年,国际权威期刊 Nature 发表一篇对全球 5700 多名高校博士的生存环境调查,名为《PhDs: the tortuous truth(博士:曲折的真相)》。
这份调查显示:
45% 的人曾因攻读博士而感到焦虑、抑郁;
15% 的人报告遭遇性骚扰,超过半数的受害者无法脱离恐惧地去谈这件事(害怕被报复,而报复太容易);
博士生工作时长超负荷。一周工作超过 50 小时是家常便饭。该报告指出,自 2017 年,这种状况就没有变过。
许多人还说,他们的工作压力大,担心自己的未来没有保障,不知道努力是否会得到回报。
博士是名副其实的心理健康高危群体。有研究发现,他们患抑郁症和其他常见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大约是一般人的 2.5 倍(Levecque 等,2017)。
▷ 我们经常在后台收到类似投稿,诉说被导师蔑视和 PUA 的感受
除此之外,导师与学生后半段人生路径紧密相关。调查发现,一位合适的博导与学生的成功之间存在强烈且重要的关联。
目前我国博士生延毕率高,教育部的统计数字是“超过 60%”——当一名试图性骚扰学生的导师掌握了“她”能否毕业的大权时,受害者的拒绝和举证都并非易事。所以,对高校性骚扰事件的分析,不能脱离权力的框架。
性骚扰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滥用
1. 权力失衡,会影响受害者抵抗(说不)的能力
拥有权力,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影响对方的生活,可以操纵他人,满足自己的欲望。
权力较小的人可能会感到压力、焦虑,同时被迫向权力较大的人让步,因为拒绝有可能产生负面后果。比如:被社会排斥,失去经济或社会地位,遭受暴力,无法承担与之抗衡的后果。
2. 10% 的女性因性骚扰离开
性骚扰的后果被严重低估了。心理学家 Barbara Gutek 调查发现,10% 的女性曾因为性骚扰而离职。
《临床心理学》指出,绝大多数性骚扰后果严重且持久。比如:
影响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和职业发展,造成婚姻和工作的不稳定;
损害“自我”感,产生自我怀疑,自尊心和自我评价降低;
使受害者对他人的信任感降低,严重影响人际关系。
3. 性骚扰很少是出于性欲实施,而是出于对权力的滥用和享受
大量证据表明,性骚扰,在女性是新手和少数的职业、工作场所发生得最为频繁。
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工作的女性,更容易受到性骚扰。
以及,性骚扰大多由男性向女性实施,女性也可能对男性实施性骚扰。针对男性的施害者,大部分也是男性。
这是因为,“性骚扰是一种古老的、贬低和驱逐女性进入权力中心的手段”。骚扰者需要通过将女性降级为“从属于性目的的存在”来强化父权主导地位(Berdahl,2007)。
如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所说:“性骚扰是一种微妙的强奸,强奸更多关乎恐惧,而不是性”。
4. 性骚扰将“矮化”女性的专业(职业/学术)能力
从更泛的方面来看,权力高位者的性骚扰一旦被默许,环境中的女性都可能被“贬低为性对象”,强化整个职业场合中的性骚扰“氛围”。
无论组织级别如何,性骚扰都会将人“物化”,且不成比例地将女性矮化为性对象(Quinn,2002),损害她们的职业能力。性骚扰者常常通过唤起人们对其 sexuality 方面的关注,来贬低 ta 的专业角色。
性骚扰与其说是性欲,不如说是控制和支配(Berdahl,2007)。
性侵害举证与结构性厌女
有人对该事件发表评论称:是不是条件没谈妥?
潜台词是:女学生作为一种性资源,是能够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切身利益的。如果你能好好利用,反倒是性别优势。
这是典型的对受害者的物化行为。
在 APA 的《女孩性化问题》报告中,Gutek(1985)用“性别角色溢出(gender role spill-over)”一词,指代传统性别角色在不相关或不适当的工作环境中的延续。比如,女性(比担任类似职业角色的男性更多)被期望通过行为、外表或穿着来表现自己的性别身份,从而成为不必要的性关注目标。
这可能导致工作环境的性化。比如:黄色玩笑被默许,性言论被容忍(也被间接鼓励)。
还有一类质疑说:两年了,你为什么没有及时报警?
我们常常会发现,当性骚扰事件发生时,人们质疑和放大受害者的瑕疵——比如,你是不是没有明确拒绝?你是不是穿得太暴露,致使对方误解你也有意愿?
这种反应基于“公正世界谬误(Just-world hypothesis/fallacy)”。人们往往通过假设世界绝对“公平公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让自己感觉安全——只要我行动妥当,道德正确,及时报警,自己就不会陷入相同的境地。
康晓光、冯利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9)》指出,受害者犹豫要不要求助,是因为向正式途径求助,会让受害者面临再次对抗权力的风险。这本身是一场对创伤的重现。
更遗憾的是,性侵害举证本身困难重重。
哈佛法学教授 Catharine MacKinnon 跟踪研究校园性侵害事件数十年。她发现,通常需要三到四名女性对同一名男性做出指证,才能稍微攻破施害者的否认。这意味着,对于性侵指控中“证词的有效性”,一个女人只能算作四分之一个人类。
在权力不平等的性中,权力上位者常误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属于“性胁迫(Sexual coercion)”,而属于“利益交换”。因为“男性自古以来就用权力吸引女性”。
不受制约的权力就能创造特权。在这样的系统中,受害者站出来,或不站出来,皆会恐惧。
参考文献:
Ida Linander, Isabel Goicolea, Maria Wiklund, Anne Gotfredsen & Maria Strömbäck (2021) Power and subjectivity: Making sense of sexual consent among adults living in Sweden, NORA - 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 29:2, 110-123, DOI: 10.1080/08038740.2021.1903553
McLaughlin, H., Uggen, C., & Blackstone, A. (2012). Sexual Harassment, Workplace Authority, and the Paradox of Pow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4), 625–647. DOI:10.1177/0003122412451728
Woolston, Chris. (2019). PhDs: the tortuous truth. Nature, 575(7782), 403–406. DOI:10.1038/d41586-019-03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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