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我,博士,35岁,在高校,已经看开了》,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原文标题:《我,博士,35岁,在高校,已经看开了》,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各行各业,皆有或隐或显的“年龄门槛”。在科研圈的职场上,以35岁现象为代表的年龄焦虑更为明显,几乎约等于“危机”“焦虑”和“淘汰”。然而,科研人的35岁不应被贴上如此残酷的标签。35岁,正是科研者职业成长的黄金期,它不该是警戒线和终点线,它应该是“窗口”和“起点”。与之更匹配的标签,应叫作:未来可期。
01. 时间表“围城”
科研圈的“35岁大关”,体现在青年基金项目申报的年龄限制与多数高校的招聘年龄限制上。从迈入科研圈开始,青年科研人便需要练成擅长“跨栏”的“文武全才”。由于“非升即走”制度与青年基金等项目申报的年龄限制,青年科研者必须在限定的时间里步步为营,升级打怪。
“非升即走”背景下,在大多高校里新入职的青年教师想要达到第一聘任期的考核要求,申请到“国自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是必备之一,35岁便是第一个时间节点。男35岁女40岁、男38岁女40岁与男45岁女48岁,依次对应着科研人员获“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各类创新人才计划赞助的年龄限制。
图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同时,科研经费、SCI论文发表数量等皆有较高要求。完成第一聘期考核后,还有进一步的职称评定。为了“跨栏过槛”,青年科研人员除了多发论文、还要多申课题以厚实履历。无形的鞭子赶着青年科研人,更快产出、更多产出。
此外,高校在招募毕业博士时,相应地,也会要求博士年龄符合条件。在高水平大学,“未满35周岁”基本是标配。
图源:某985高校2024年度公开招聘教师岗位信息表
科研圈“年龄门槛”近年来引起的焦虑增强,是因为竞争的加剧增大了科研人职场生存难度。一方面,“非升即走”聘任考核标准,完成时间有限,需要积攒的成果量水涨船高;另一方面,科研群体人数增加,僧多粥少加剧。
纵观中国科研人员数据,近20年来规模急剧增长,2009~2022年,R&D(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全时当量分别从229.1万人年增长至571.6万人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R&D人员全时当量指数近年来增长相对较快,年均增速为7.5%,以2015年为100,2022年指数值为165.6,比上年增长9.2%。同时,国内博士毕业生在读人数到了2023年已达56万,是10年前的两倍。
基于此,年龄限制不变情况下,赛道上挤满了运动员,基金项目申请获得资助的难度逐年增大。数据显示,2009~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量从9.7万项增长到29万项,资助率从22.91%下降到16.3%,2022年,约23万人折戟而归。
尽管竞争激烈,要想科研事业得到足够的资源配置,大多青年科研人依然“前赴后继”地进入“围城”,遵从科研圈时间表的规训,为自己每一阶段“跨栏”设置倒计时。
02. 35岁是“难关”,但不是“生死大关”
35岁,作为第一重要时间节点,其被提出在历史规律上是有迹可循的。科学家赵红洲于1979年首次提出“科学创造最佳年龄”。经过对世界上1928项重大科学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人才的个体发展存在着最佳年龄规律。其中,杰出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是在25~45岁。20世纪杰出科学家的成名年龄、最佳峰值年龄分别为33岁、37岁。也就是说,对科技人才的发现和使用一定要尽早,错过最佳年龄可能造成人才浪费。
基于此,青年基金申报年龄限制设计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为青年人才能够在同层次科研者中适当竞争,限制年龄实际上初衷是保护青年科研人。此外,国内科研各个“门槛”的年龄限制,展现出追求人才年轻化的趋势,这背后有着对标国际水平,着眼于人才的储备厚度的考虑。
35岁之前,是科研人员夯实基础、储备实力与展现潜力的时期。国内头部高校招聘年龄条件大多会以此作为节点,为筛选更优秀人才,无可厚非。还应注意的是,并非全部高校都会限制35岁“门槛”,而是在大多博士毕业生的目标都瞄准了头部高校的情况下,形成“人才局部过多”,竞争压力增加。某种程度上,倒逼了头部高校在招募人才上开启了限制并压低年龄的趋势。
可以说,科研人的时间表是现有体系与科研圈共同体一起构建的“围城”。时间表上的“35”大关,是客观存在的第一黄金节点。然而需要正视的现实是,它也并非什么要命的“生死关头”,每位科研人都会度过它。科研人的35岁时期,比起成长焦虑期,更是个人能力跃升的关键状态期。
03. 冲破35岁“漩涡”
面对35岁“漩涡”。青年科研人不应任由其吞噬希望,而是冲破它,在时代潮流中勇往直前。
35岁,是科研人的“起点”,而非“终点”。“35岁现象”不仅有“危机”一面,还有“成功”一面,两者并不完全对立,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可以转换互补。不少科研者用实际行动证明:追梦的步伐足够坚定,年龄就只是符号。
35岁时期,科研人开始认清自己。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的罗敏,35岁那年,彻底明确了自己想做且适合什么,毅然决定去美国深造开始追梦科研,离开了在深圳的稳定工作和3岁的女儿。45岁作为复旦的研究员,与丈夫合力问鼎Nature。她谈及35岁这个“门槛”,她说:“只要一个人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不管多大年龄,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35岁时期,科研人也足够坚定目标。空军军医大学的副教授张丰,35岁“改行”,40岁发首篇SCI,48岁“叫板”诺奖。35岁之前,张丰博士毕业后留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空闲时总是喜欢钻进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直到35岁时,张丰决定从临床转向科研,前往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后回到学校任教。作为“大龄”青年教师,张丰也曾尴尬地站在亮起“红灯”的十字路口。面对“回到临床工作收入会更多一些”的建议,他拒绝接受,对自己的选择非常坚定:“人到一定年龄时,人生之路需要做出取舍。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避免终生的遗憾。”后来,坚持潜心科研,他在42岁时晋升为副教授,48岁时发了Nature。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看似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但张丰相信:每个拐弯都在无形中指向着目标。
35岁时期,科研人更能够蓬勃发力。科研圈历史上,在35岁之后“大器晚成”“厚积薄发”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三战考研上岸,读博读了7年,32岁才获得博士学位。35岁时期前后,他开始并坚持保持年平均高达5000小时的工作投入度,足够热爱加足够刻苦,终于在他51岁时,实现了国际上首次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称为诺奖级别。还有熊远著、冯其庸、柴继杰……如果这些科研大师当年将自己受制于年龄桎梏中,恐怕早已经被埋没在人潮里。
摒弃固有思维,冲破阻碍。当环境已经给我们构建了难以忽视的漩涡,我们自己就无需再给心里上一道枷锁。也许漩涡的力量很强大,但没有一颗勇往直前的心,就必然不能突破它。很多前辈的经验告诉我们:击碎年龄的隐形天花板,并非没有可能。
04. 破局:解除封印
解除封印,并非寻找逃避出口,而是给“年龄困境”一个有力还击。科研人缓解和克服35岁“危机”,并非要彻底消除“35岁现象”,而是需将自己与“限制”解绑。
在现有体系的实际框架下,作为青年科研人,正视自己在科研职场中的定位,放弃“既要学术理想,又要生活安逸”的幻想,才是摆脱年龄焦虑的正解。
若追求科研学术名誉,便置身事内,不畏艰难。毕竟,科研圈的升级打怪本身就是一项“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事业。尽管,我们依然提倡每个公民通过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己想要的物质或者精神目标,但对科研圈来说,超常的刻苦与付出是事业有所作为的最基本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是成不了科学家的。”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对学生的“实在话”。无独有偶,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张启发也常告诫自己的博士生:“每天工作12小时是正常的,少于这个时间就不正常了。”当然,“支持系统”和“快乐源泉”是科研生涯中解决迷茫和困境的法宝,若想“卷”得愉快,兴趣爱好的“疗愈”,和家人的陪伴鼓励是必不可少的。
若追求纯粹学术钻研,便降低对“帽子”的贪念。专注研究志趣,做好为学术付诸青春和接受稍显清贫生活的准备,做不了“短跑运动员”,可以做“马拉松运动员”。61岁成功登上Science封面论文的作者谭垦,36岁才开始读博,41岁才发表了人生第一篇SCI论文。科研生涯比一般人慢了不止一步,但那又如何?谭垦说,科学研究从来都是一场长跑。他的内心的信念是:所有的好事终将来到。无独有偶,王晓琮,14岁考入北大的天才少年,毕业后选择了“隐世人间”,担任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数学基础课教师,致力于培养后辈学子。曾经带领学生为中国拿下100个国际一等奖,享誉国际。
令人讶异的是,4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却始终未能被授予正式职称,还有传言称他曾窘迫到鞋子破洞。事实上,他认为评职称浪费时间,选择了专心教学和指导学生,生活省吃俭用也是为了资助贫困学生。他无惧世俗,初心不移的行为和信念,不仅启迪学生,也为科研界注入一股清流。堪称视“帽子”为粪土,纯粹专注于学术的大师。
若在头部高校的竞争激流中无法脱颖而出,反向流动也不失为在“下沉中突围”的理性选择。当下,一些毕业年龄已过线的“大龄”博士,选择向下兼容,有一位37岁毕业的博士匿名分享:因年龄太大留不到一线城市学校,去往偏远地区高校,成为学校稀有的博士人才。在资源倾斜和学校支持下,他不仅发了一些好的论文,拿了一些省部级课题,还在权威出版社出版了著作,获得了科研奖励,现在已是学校的中层干部。
另一位也在35岁后才毕业的博士也分享了自己的成长之路:因年龄太大他选择了“门槛”较低的高职院校,为招揽人才年龄设定在45岁以下,尽管随着成果积累逐渐厚实,有其他学校“挖人”,他仍然选择留在“伯乐”学校,现在是学科带头人,开始致力于为自己的学校与学生谋求更多发展机会而努力。在“小庙”里能尽可能地最大实现自身价值,也是一种幸运。
除了科研者自身行动以外,当下,环境也正在为缓解压力创造条件,现有体系有不断优化“年龄困境”的趋势。如中国人民大学在评聘中深化人才评价体系改革,按岗分科,分类申报、评审并优化破格晋升赛道,青年科研人在这类体系中能最大程度不受制于年龄限制。近期,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将女性申请年龄由35岁拓宽至40岁,这一变化降低了社科领域“年龄”对女性青年科研人发挥力量的壁垒阻碍,可以说,是让青年基金项目的年龄设置回归了“保护青年人才”的初衷。
科研之路怎么走由自己说了算,可以波澜壮阔,也可以静水流深。选定了自己的路,大步向前走,不回头。30多岁正明媚,40岁也灿烂,50岁、60岁光辉依旧……当我们自己掌握定义人生里程碑的主动权时,年龄就仅是数字标签而已。
要相信的是,每一位奋勇前进的科研人的身上,各个阶段的年龄标签皆会成为一枚枚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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