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谭山山,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
在辛爽执导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里,剧中人物王阳的这首诗,写出了时代的撕裂与变迁,也埋下了命运的伏笔。
这首诗题目叫《漫长的……》,出自《漫长的季节》同名原著小说,是作家班宇所写。原著小说与电视剧,二者讲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却传递了相似的意涵。
在“香港书展2024”上,85后东北作家、《漫长的季节》文学策划班宇带来了题为“比漫长的季节更漫长”的讲座。他讲述自己对城市结构变迁的观察,以及在东北的种种过往:酒吧里的摇滚乐、年轻人五颜六色的头发、逐渐没落的工人村、墙上更换的挂历……
他还谈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东北年轻一代对新生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谈记忆中的工人村;谈对于一个东北作家来说,精神原乡究竟居于何处;谈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那个“往前看,别回头”的结局。
下文为班宇的现场讲稿,因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写作的精神原乡
我今天想讲的第一个话题,和作者的文化基因有关。或者说,不只是作者,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基因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很多朋友会问我:每次一提到香港,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想到的是位于深水埗的一家唱片店。那里卖很多CD和黑胶(唱片),选品非常好,每次去逛,我都能选到心仪的唱片。其实,我写作的起点,跟音乐相关。
我的初、高中时代(1999—2005年),是在家乡沈阳度过的。那时的沈阳,处在一个典型的、分裂感非常明确的时期。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人经历了体制的动荡,失业、下岗,情绪低落,忽然丢掉赖以为生的工作,人们不知道该怎样继续命运的轮转;另一方面,丢掉工作这批人的子女,此时正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龄,年轻的力量以一种近乎危险的姿态一点点地生长。
那时候,沈阳所有小孩都想要最前沿、最酷的东西,突然间,就特别喜欢摇滚乐。摇滚乐和打口碟变成了一种时尚挂件。你就感觉到,有一种年轻的、荷尔蒙的、迸发的力量,在这个城市里像火焰一样四处乱转。
我是1986年出生的。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场景是3岁那年,最后一个月,家里墙上贴的挂历要换成1990年的。我奶奶出生在1935年,她说,感觉自己活了好长时间,进入90年代了,一切都马上会变得越来越好。
90年代初,所有东北人似乎都抱着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和冲动: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大家见面聊天,会聊“今年你涨了几级工资?”。人与人之间、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
1998年、1999年是企业改革的重大节点。当时,沈阳有两个超过10万人的厂子突然倒闭,一个是我父母所在的沈阳市变压器厂,还有一个是沈阳冶炼厂。沈阳冶炼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冶炼厂,鼎盛时期,(全厂)有30万人左右。
王兵老师有一部纪录片叫《铁西区》,拍的就是沈阳冶炼厂的场景。其实,整个的制度改革从1992、1993年就已经开始了。最开始是一些比较小的厂子,比如毛线厂、面粉厂、高低压开关厂等。到了1998、1999年的时候,人们会有一种预感:下岗这个事早晚会轮到我。
所以,当下岗真的降临在他们头上那一天,他们并没有特别激烈的反应,而是“这一段命运我早就知晓了,我现在做的不过是更好地迎接它”,或者,“这段命运就落在我的身上了,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未来,要如何遮掩这道疤痕,如何让这道疤痕不断地提醒自己该如何生活,是他们接下来可能想完成的使命。
对我来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基地或者精神原乡不一定必须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写作原乡不是某一个地点,而是时间,而是历史。
如果只是诚实面对一个地点,在今天你能挖掘出来的东西就会很少。而时间,可以作为一个不怎么太会枯竭的素材,来支撑个体的写作。
如果诚实地描述今天的景观,那就是直播平台的一些主播对于这个时代的叙述方式。而那个东西是不属于文学的,或者说,至少不是我想在文学里表达的。我还没有想好。
在东北,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被保护得比较好。
一方面,东北社会对小孩没有什么很高的期待;另一方面,你又感觉到社会中巨大的、明确的撕裂时刻的存在。那么,在这两者之间,你就会产生一种表达的愿望和冲动。
我特别想表达、写作的愿望,可能就是在2004、2005年的时候产生的。我们以前看那些“新概念”作者写的小说,会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好像跟我们永远都扯不上任何关系。上了大学,我忽然发现表达的愿望特别强烈。我当时总想跟音乐发生点什么关系,想“曲线救国”。对我来说,要搞个乐队什么的,音乐天赋太有限了,也不太现实。所以,我开始写关于唱片、乐队的评论,做乐队的采访。
那时候,我才慢慢接触到写作这件事。音乐评论写了10年,但是写来写去,总觉得这个事好像不如想象中那么自由。你还是不断仰仗别人的作品来说你自己的故事和心声,想表达出来的那部分,总是很轻易就带过了。而这么多年来,真正在梦里困扰你的事情,好像总是挥之不去。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写过一段时间的小说。那时候的状态特别像一个初学者。我喜欢欧美现代派作家,比如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就会模仿他们的短篇,写一些东西。写完也就扔掉了,没有发表过。
等到再写的时候,就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忽然想写一写自己生活过的那些地方。
我最早在铁西区住的地方叫工人村。说是“村”,其实它是铁西区最早的有城市概念的部落。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它已经相对没落了。更高、更好的楼房盖起来了,工人村变得像一个被遗弃的角落。
我从小在那个区域长大,会觉得里面更迭的人(和事)很多,像一个不稳定的集合。最开始接触的,可能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职工;那代人过世后,就是他们的子女在住,生活状态就各异了;再之后,他们的子女可能搬出去了,会有一些外来者、打工者来租住这里的房子。在这个切片里,好像能看见整个城市的结构处于什么样的变迁状态。
我很感慨,就写了《冬泳》里那组工人村系列小说。小说里有足疗店的夫妇,有在工厂上班的最后一代,有倒卖假古董的。我很想把那些人怎么活的以及怎么活下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这就是我在小说里想表达的情感。
《冬泳》里还写了一个男孩,这个形象来自我的一个朋友。他爸跟我爸是工厂里的同事,他跟我同龄,但他没有去读书,而是一直在练足球。他踢得特别好,但是要从事运动事业,在当时是一项巨大的投入。有天赋还不够,只是刻苦勤奋也还不行,你可能还需要一个很厚的家底,来不断支撑你一级一级地往上提。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他爸爸来找我爸爸喝酒。他爸爸说:“为了让我这个儿子在某一场类似练习的对抗赛里上场十几二十分钟,我都把妻子的金戒指、金镏子典当出去了,换了一些钱送给教练,我儿子才能打上那么一会儿。”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很有天赋,但是没有办法把儿子供养得更好,给予他更多的机会。
又过了几年,我再和这位朋友见面,他已经不踢球了。不踢球,他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每天在我们这个街区来回地走,谈了个女朋友。他不想当小混混,但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是很多跟我同龄的人都面临的一种状态。即便我在学校读书,我也不确定自己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都不知道各自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未来”这个词,好像从字典里已经剔除出去了。我们的人生忽然走到了一个小小的尽头,好像在这里,生活从此被悬置了。
也许我们都知道,在过后的某个瞬间,生活还可以继续,还一定会持续,并且一定会无限次地启动。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望向对方,都是悬置的状态。
这不只是当时年轻人的状态,整个城市仿佛都进入了这种被悬置的时期。
“往前看,别回头”
关于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我被导演打动的一点是,他说大家一拍东北就拍下雪,但他印象里东北的秋天是最好看的,想把东北秋天金灿灿的感觉拍出来。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剧,拍到1997、1998年,就是范伟老师饰演的王响年轻的时候,画面的整个色彩是金灿灿的;而在拍到2016年前后的时间段,颜色就相对写实。
我觉得导演有一个特意的设置。1997、1998年,正好是那代人的黄金年代。虽然在王响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的儿子牵扯到案件里,但那时是他一生中最有力的阶段。
《漫长的季节》剧名取自我的一篇短篇小说,但除了那首诗之外,小说跟剧集没有任何关系。我的那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女孩照顾她生病的母亲的故事。她母亲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病,生命一点点被耗损,所以我把女孩陪伴母亲的最后时光称为“漫长的季节”。
我把这篇小说拿给导演辛爽看,他和我有了共识: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30岁或35岁之后,就不再是以分、秒、天、月、年来记录这个世界,而是以生命里的事件作为时间节点。
比如,对于小说女主角而言,她此后的生命,就根据她母亲患病的时间节点来计数。此前是一分一秒、一天一天地过,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昼与夜、四季,对她来说可能都没有那么分明了。
对于王响这个角色来说,同样如此。从他儿子出事的时间段开始,他的生命就陷入一种“我永远忘不了我儿子,他不可能是自杀”的状态。人的生命会因为这种事件的切入而被隔断,从此变成只跟这件事较劲的状态。这也是生命的常态。
这个“季节”,有时以我小说里女孩母亲将要去世的、未完成的时态为准,有时是王响那种也许永远没有结果的、向前追索的时态。这就是我们把它命名为“漫长的季节”的初衷。
但有一点,我和辛爽的设想是不太一致的。最后一幕,我觉得导演还是藏了一点自己的坏心思。王响一个人走到玉米地,想方便一下。他出来之后,玉米地里,有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倒下了。走出玉米地的王响跟着火车,说着“往前看,别回头”,同时耳畔响起了《再回首》。
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表达的事情又确实是一致的。“往前看,别回头”,有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回头,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敢回头,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得不往前看。但我们心里所想的,一直是那首《再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