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谭山山，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
在辛爽执导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里，剧中人物王阳的这首诗，写出了时代的撕裂与变迁，也埋下了命运的伏笔。
这首诗题目叫《漫长的……》，出自《漫长的季节》同名原著小说，是作家班宇所写。原著小说与电视剧，二者讲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却传递了相似的意涵。
在“香港书展2024”上，85后东北作家、《漫长的季节》文学策划班宇带来了题为“比漫长的季节更漫长”的讲座。他讲述自己对城市结构变迁的观察，以及在东北的种种过往：酒吧里的摇滚乐、年轻人五颜六色的头发、逐渐没落的工人村、墙上更换的挂历……
他还谈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东北年轻一代对新生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谈记忆中的工人村；谈对于一个东北作家来说，精神原乡究竟居于何处；谈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那个“往前看，别回头”的结局。
下文为班宇的现场讲稿，因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写作的精神原乡
我今天想讲的第一个话题，和作者的文化基因有关。或者说，不只是作者，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基因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很多朋友会问我：每次一提到香港，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想到的是位于深水埗的一家唱片店。那里卖很多CD和黑胶（唱片），选品非常好，每次去逛，我都能选到心仪的唱片。其实，我写作的起点，跟音乐相关。
我的初、高中时代（1999—2005年），是在家乡沈阳度过的。那时的沈阳，处在一个典型的、分裂感非常明确的时期。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人经历了体制的动荡，失业、下岗，情绪低落，忽然丢掉赖以为生的工作，人们不知道该怎样继续命运的轮转；另一方面，丢掉工作这批人的子女，此时正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龄，年轻的力量以一种近乎危险的姿态一点点地生长。
那时候，沈阳所有小孩都想要最前沿、最酷的东西，突然间，就特别喜欢摇滚乐。摇滚乐和打口碟变成了一种时尚挂件。你就感觉到，有一种年轻的、荷尔蒙的、迸发的力量，在这个城市里像火焰一样四处乱转。
我是1986年出生的。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场景是3岁那年，最后一个月，家里墙上贴的挂历要换成1990年的。我奶奶出生在1935年，她说，感觉自己活了好长时间，进入90年代了，一切都马上会变得越来越好。
90年代初，所有东北人似乎都抱着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和冲动：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大家见面聊天，会聊“今年你涨了几级工资？”。人与人之间、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
1998年、1999年是企业改革的重大节点。当时，沈阳有两个超过10万人的厂子突然倒闭，一个是我父母所在的沈阳市变压器厂，还有一个是沈阳冶炼厂。沈阳冶炼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冶炼厂，鼎盛时期，（全厂）有30万人左右。
王兵老师有一部纪录片叫《铁西区》，拍的就是沈阳冶炼厂的场景。其实，整个的制度改革从1992、1993年就已经开始了。最开始是一些比较小的厂子，比如毛线厂、面粉厂、高低压开关厂等。到了1998、1999年的时候，人们会有一种预感：下岗这个事早晚会轮到我。
所以，当下岗真的降临在他们头上那一天，他们并没有特别激烈的反应，而是“这一段命运我早就知晓了，我现在做的不过是更好地迎接它”，或者，“这段命运就落在我的身上了，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未来，要如何遮掩这道疤痕，如何让这道疤痕不断地提醒自己该如何生活，是他们接下来可能想完成的使命。
对我来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基地或者精神原乡不一定必须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写作原乡不是某一个地点，而是时间，而是历史。
如果只是诚实面对一个地点，在今天你能挖掘出来的东西就会很少。而时间，可以作为一个不怎么太会枯竭的素材，来支撑个体的写作。
如果诚实地描述今天的景观，那就是直播平台的一些主播对于这个时代的叙述方式。而那个东西是不属于文学的，或者说，至少不是我想在文学里表达的。我还没有想好。
在东北，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被保护得比较好。
一方面，东北社会对小孩没有什么很高的期待；另一方面，你又感觉到社会中巨大的、明确的撕裂时刻的存在。那么，在这两者之间，你就会产生一种表达的愿望和冲动。
我特别想表达、写作的愿望，可能就是在2004、2005年的时候产生的。我们以前看那些“新概念”作者写的小说，会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好像跟我们永远都扯不上任何关系。上了大学，我忽然发现表达的愿望特别强烈。我当时总想跟音乐发生点什么关系，想“曲线救国”。对我来说，要搞个乐队什么的，音乐天赋太有限了，也不太现实。所以，我开始写关于唱片、乐队的评论，做乐队的采访。
那时候，我才慢慢接触到写作这件事。音乐评论写了10年，但是写来写去，总觉得这个事好像不如想象中那么自由。你还是不断仰仗别人的作品来说你自己的故事和心声，想表达出来的那部分，总是很轻易就带过了。而这么多年来，真正在梦里困扰你的事情，好像总是挥之不去。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写过一段时间的小说。那时候的状态特别像一个初学者。我喜欢欧美现代派作家，比如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就会模仿他们的短篇，写一些东西。写完也就扔掉了，没有发表过。
等到再写的时候，就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忽然想写一写自己生活过的那些地方。
我最早在铁西区住的地方叫工人村。说是“村”，其实它是铁西区最早的有城市概念的部落。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它已经相对没落了。更高、更好的楼房盖起来了，工人村变得像一个被遗弃的角落。
我从小在那个区域长大，会觉得里面更迭的人（和事）很多，像一个不稳定的集合。最开始接触的，可能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职工；那代人过世后，就是他们的子女在住，生活状态就各异了；再之后，他们的子女可能搬出去了，会有一些外来者、打工者来租住这里的房子。在这个切片里，好像能看见整个城市的结构处于什么样的变迁状态。
我很感慨，就写了《冬泳》里那组工人村系列小说。小说里有足疗店的夫妇，有在工厂上班的最后一代，有倒卖假古董的。我很想把那些人怎么活的以及怎么活下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这就是我在小说里想表达的情感。
《冬泳》里还写了一个男孩，这个形象来自我的一个朋友。他爸跟我爸是工厂里的同事，他跟我同龄，但他没有去读书，而是一直在练足球。他踢得特别好，但是要从事运动事业，在当时是一项巨大的投入。有天赋还不够，只是刻苦勤奋也还不行，你可能还需要一个很厚的家底，来不断支撑你一级一级地往上提。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他爸爸来找我爸爸喝酒。他爸爸说：“为了让我这个儿子在某一场类似练习的对抗赛里上场十几二十分钟，我都把妻子的金戒指、金镏子典当出去了，换了一些钱送给教练，我儿子才能打上那么一会儿。”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很有天赋，但是没有办法把儿子供养得更好，给予他更多的机会。
又过了几年，我再和这位朋友见面，他已经不踢球了。不踢球，他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每天在我们这个街区来回地走，谈了个女朋友。他不想当小混混，但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是很多跟我同龄的人都面临的一种状态。即便我在学校读书，我也不确定自己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都不知道各自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未来”这个词，好像从字典里已经剔除出去了。我们的人生忽然走到了一个小小的尽头，好像在这里，生活从此被悬置了。
也许我们都知道，在过后的某个瞬间，生活还可以继续，还一定会持续，并且一定会无限次地启动。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望向对方，都是悬置的状态。
这不只是当时年轻人的状态，整个城市仿佛都进入了这种被悬置的时期。
“往前看，别回头”
关于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我被导演打动的一点是，他说大家一拍东北就拍下雪，但他印象里东北的秋天是最好看的，想把东北秋天金灿灿的感觉拍出来。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剧，拍到1997、1998年，就是范伟老师饰演的王响年轻的时候，画面的整个色彩是金灿灿的；而在拍到2016年前后的时间段，颜色就相对写实。
我觉得导演有一个特意的设置。1997、1998年，正好是那代人的黄金年代。虽然在王响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的儿子牵扯到案件里，但那时是他一生中最有力的阶段。
《漫长的季节》剧名取自我的一篇短篇小说，但除了那首诗之外，小说跟剧集没有任何关系。我的那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女孩照顾她生病的母亲的故事。她母亲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病，生命一点点被耗损，所以我把女孩陪伴母亲的最后时光称为“漫长的季节”。
我把这篇小说拿给导演辛爽看，他和我有了共识：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30岁或35岁之后，就不再是以分、秒、天、月、年来记录这个世界，而是以生命里的事件作为时间节点。
比如，对于小说女主角而言，她此后的生命，就根据她母亲患病的时间节点来计数。此前是一分一秒、一天一天地过，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昼与夜、四季，对她来说可能都没有那么分明了。
对于王响这个角色来说，同样如此。从他儿子出事的时间段开始，他的生命就陷入一种“我永远忘不了我儿子，他不可能是自杀”的状态。人的生命会因为这种事件的切入而被隔断，从此变成只跟这件事较劲的状态。这也是生命的常态。
这个“季节”，有时以我小说里女孩母亲将要去世的、未完成的时态为准，有时是王响那种也许永远没有结果的、向前追索的时态。这就是我们把它命名为“漫长的季节”的初衷。
但有一点，我和辛爽的设想是不太一致的。最后一幕，我觉得导演还是藏了一点自己的坏心思。王响一个人走到玉米地，想方便一下。他出来之后，玉米地里，有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倒下了。走出玉米地的王响跟着火车，说着“往前看，别回头”，同时耳畔响起了《再回首》。
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表达的事情又确实是一致的。“往前看，别回头”，有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回头，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敢回头，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得不往前看。但我们心里所想的，一直是那首《再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