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不是世外桃源

2022年初，因为疫情，我在深圳寸步难行，决定找一个没有管控的地方，呆一段时间。筛选了一圈，大理成了最佳选择：山清水秀，交通便利，配套成熟。

人们内心，总是渴望世外桃源，向往美好生活，但一线城市，人们彼此隔离，大家是冷漠的原子；三线的故乡，人们边界不清，彼此过度粘结。只有旅居异地，大家是熟悉的陌生人。不知从何时起，大理成了桃花源和理想国的化身。

但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的那样：“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生活的麻烦就像是地心引力，你可以假装不在乎，但没法彻底摆脱。哪怕你逃到大理也没用！

阿明的故事

“他的生活没有秩序，没有节制，他自以为他的生活方式，是快乐的，自由的，是幸福的，并且要把他坚持到底。”——柏拉图《理想国》

大理的路边酒摊（南七道摄）

 “阿明死了。”在微信上看到这条信息时，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尽管这会深圳正是40°的酷暑。

阿明是我在大理最早认识的人之一。

当时大理没有游客，物价像是被拼多多砍了一刀，出奇的便宜。我在大理苍山半山腰，每月8000元租了套两层别墅，每天在苍山里徒步和闲走。熟悉之后，开始去大理周边自驾游。我租了一辆日产，车况很好，每天租金只要20元。后来这台车，带着我逛遍了大理附近的城镇和山野。

那天下午，我开车到洱海白马村，在环海路拐弯时，一辆咖啡车停在路边，摊主坐在折叠椅上弹吉他，没有一个客人，另外一把椅子上，放着梭罗的《瓦尔登湖》。尽管我不懂乐器，但我能判断，这家伙应该没法弹吉他维生。我点了杯冰美式，他制作咖啡的水平，和吉他不相上下。

我问他，“你今天卖了几杯了？”

他说一杯。

“那我这是第二杯？”

“不是，你是第一杯。”他哈哈大笑，显然，他很清楚自己的手艺，说完，显摆式的使劲在地上蹬着他脚上的“踢不烂”的黄色靴子。“那再来一杯吧，我带走。”他自娱自乐的精神，有点打动我，再说前面还有50公里的车程。

于是我们认识了。来自北京的他，最喜欢说的一句流行语，“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 他在北京一家软件公司做设计师，朝九晚五，但他说“忍受不了傻X资本家”，在看了一篇逃离北上广深的文章后，下决心辞职了，然后来了大理。

刚开始每天在人民路的酒吧、叶榆路的咖啡厅，洱海边的餐厅和民宿游荡，来体验他说的“自由”。不到五个月，积蓄花完了。

但他爱上了这个自由的地方，也爱上了那些同样追求自由的姑娘，他决定留下来。但“不想再伺候资本家了。”于是开始创业，花五千块钱，买了一辆八手的面包车和咖啡机，把座位都拆光，带上咖啡机、发电机、折叠座椅，开到大理大学、三月街、洱海边卖咖啡。咖啡机需要发电机，每个月要上千元油费。自己喝掉的咖啡，比卖出的咖啡还要多，每月连加油的钱都不够。大概过了三个多月，除了在洱海边晒得发黑和一肚子的美式咖啡，加上赔了几千块钱，啥也没赚到，于是宣告倒闭了。

大理的工作机会极少，他只能去给餐厅和民宿送货，有时在民宿兼职做点事，赚点生活费和房租，勉强生活，一个月赚3～5千。

“这比上班伺候傻X老板好多了，起码自由。”

阿明喜欢喝酒，喜欢熬夜，我几乎在大理每个路边的廉价酒摊上都见过他，那种随地在路边搭把椅子，甚至席地而坐的摊子，很多瓶子的标签上的文字，已经比我80多岁奶奶的眼神还模糊了。他一直穿着“踢不烂”的大头靴子，即使在大理酷暑里。和酒友们通宵喝酒，高谈阔论聊着人生和自由，眼神迷离的望着来来往往的路人，有时喝高了，把酒瓶砸在古城青石板的马路上，甚至因为扰民还招来了警察。我劝他喝点好的，实在不行，本地人酿的普洱酒、玫瑰酒或米酒也挺好的。

“你不懂，年轻人要的就是这种自由的感觉。”

再后来，我去了大理附近的鸟吊山、风车山等徒步，每天在外面晃。很久没见过他，再见到他时，是在叶榆路的如是咖啡，他蹲在地上，逗着老板的狗，他明显瘦了，眼睛没有了光。最经常穿的那件皮衣，在身上晃晃荡荡。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是不是不舒服？”

“最近就是不想吃饭，有些累。”

“最好看看医生，去下关那边的医院”。

“不用了，大自然是最好的疗愈，多晒晒太阳，吸收能量，比什么药物都要好。”

然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几个月后，有天在洱海门的茶马古道餐厅吃饭，遇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小哒，“阿明病得很重，是肝癌。” 但阿明没有钱，北京社保也断了，回不去。他去探望，阿明对他说想在楼顶晒太阳，但已经爬不上楼梯了。大理古城的房子一般都是2-3层，没有电梯。

小哒说抱着1米7的他，就像随手拿起一条浴巾，“他已经瘦成了一把柴了。”但他很要强，不想其他人知道。我转了两千给小哒，让他买一些日常用品送过去。也就在那时，阿明常去的猫咖咖啡的老板娘，也得了癌症。后来离开了大理，回老家成都治疗，但听说效果很不理想。

这是我在大理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

老张的故事

“钱意味着权力、地位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一个人应该去赚钱，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显然是他一生应该追求的。”——毛姆《刀锋》

大理的稻田咖啡（南七道摄）

在大理，最受追捧的作家是梭罗和毛姆，他们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和《刀锋》，几乎在每个咖啡厅和文艺青年的背囊中都能找到。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追求自由，出尘脱俗，反抗平庸，放荡不羁。

但很多文艺青年不知道的是，梭罗的爸爸是企业家，哥哥是大法官，他修建小屋的地皮，是朋友购置后赠予他的，他每周会回到父母的大别墅过周末，喜欢泡酒吧，最后他继承了这栋大房子，并在父亲的铅笔厂工作，经营得很出色。

而毛姆一生爱钱，收入颇丰，喜欢穿高级毛呢套装，抽雪茄，住大别墅，去世时留下400多万美元的遗产，相当于现在过亿美元。毛姆说：“钱意味着权力、地位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一个人应该去赚钱，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显然是他一生应该追求的。”“我以为一个人能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不断追求对自我的完善。”

老张（化名）的故事，在大理路人皆知， 他50多岁，因为整天风餐露宿，住在苍山的山洞里，吃野果，喝泉水，齐肩的长发，长期没有清洗，打结得像老树盘根，无法捋直。须发皆白，满脸皱纹，成了大理的奇人。

在大理的每个角落，可能都有关于老张的传说，我也零零碎碎听了一些，慢慢拼凑出了他的人生画像。老张是云南本地人，父母是公务员，他重点大学毕业后，当了公务员，结了婚，又去了国外公派留学，读了硕士。然后回到机关继续工作，但是在单位里一直郁郁不得志，觉得自己的才华不被欣赏，他弟弟大学毕业后，去北京做生意，发了财，开奔驰、住别墅、娶美女。

这对他刺激很大，他一直觉得自己比弟弟聪明。果断辞职，老婆提反对意见，于是离婚，前往深圳一家民营企业做主管，深得老板赏识，月入数万，这可是在 2000 年左右。但有一天，他发现老板包养的情妇，每个月零花钱比自己工资还高，觉得受到了深深的侮辱和巨大刺激，一怒之下辞职回了云南。

这一次，他决定和现实世界彻底决裂，不出家不入世，和现实世俗生活死扛到底。他在大理苍山无人区，过上了山野生活，住山洞，吃野果，喝泉水，衣服鞋子都是捡来的，或者别人送的，有时甚至不穿鞋子。唯一的财产就是一部手机，就这样他在野外住了9年。

不知道何时开始，那些在大理的人，开始以和老张沾上关系为荣，他甚至成为了大理精神的图腾：

做新式教育，想找老张开发课程，开启孩子们的独立精神；

做旅游的，想包装老张的山野之旅，开发新世纪陶渊明的新概念旅游；

玩摇滚的，要和老张一起做音乐，寻找世俗中叛逆的力量；

做灵修的，要找老张做活动，一起抚慰世俗孤独的灵魂；

做直播的，要拉老张做IP，一起把自由精神洒向人间；

甚至还有做区块链的，去找老张一起，做一个元宇宙的项目。“老张的精神，正是元宇宙中自由的象征。我们很需要这种正能量。”

2022 年，大理突然来了很多WEB3.0从业者和数字游民，天天讨论着风口和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趋势，大理的每一个咖啡馆，都有他们的身影，每个人眼睛贼亮，口里都谈着上亿的项目和交易。直到有一天，警察突然包围了当时最大的一场活动会场，那些人作鸟兽散装，后面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但是，热闹过后，就是没一个人愿意真金白银的掏一分钱出来，所以老张只能蹲山洞里，继续啃瓜嚼菜。偶尔下山来古城的素菜馆改善下生活。

大理有很多吃斋饭的餐厅。都是素食，白菜粉条豆腐之类的，每顿饭大概是2块钱，有的甚至免费，都是一些餐厅老板做善事。最知名的是文庙附近的一家，每天饭点时，路过那家餐厅，一堆20多岁的来自全国的追求自由的年轻人，蹲在地上，拿着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餐具，他们基本都是自带餐具，因为用店里餐具需要多交5毛钱。

他们吃饭时，呼呼啦啦，很像大理苍山清碧溪正在泄洪。这声音估计能治疗好这个世界上，最深度的神经厌食症。点评上看这家的菜品，竟然好几条负面评论，主要是说吃到的菜，油水不好，所以差评。老板回复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几个月后，这家餐厅因为入不敷出，无法维系只能关门。

我在一个书店兼咖啡厅的活动上，见过老张，那次他们做一个关于《理想国》的读书会，我到的时候，七八个人坐着，每个人在朗诵柏拉图的金句。作为深圳过去的我，平时耳濡目染全是世俗和搞钱，面对这种场面，开始还有点震惊，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了更震惊的事，这里面除了我，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看过这本书。但是，他们又是说的那么激情肆意，有个做“生命能量”的大姐中途热泪盈眶，说她最喜欢柏拉图的一句话，“答案在风里，自由在路上。”老张来得很晚，最后谈了关于宇宙、能量、隐喻、生命，因为太深奥，我听完昏昏沉沉，在家里睡了好久才缓过来。

2024年，听说老张也要出山创业了，开始做自己的IP，定位是“生命原创艺术家”，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做成课程，传授给世人。还要把自己穿过的衣服鞋子，用过的帐篷等物品都拿来拍卖。

老马的故事

“大城市的（理性主义）精神生活跟小城市的不一样，确切地说，后者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情感和直觉的关系之上的。”——齐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

老马送的蔬菜（南七道摄）

在大理，人际交往像开盲盒一样，得看运气。

和老马认识很偶然。那天我在三塔寺后面的一家粤菜馆吃完饭，开始下小雨。大理就是这样，风雨像是青春期的少年脾气，来得很无厘头。我想着赶紧回家。走到三塔寺大门口，有个光头从面包车的车窗伸出来，用黏糊糊的本地口音问我，“要车吗？”

于是租了他的车，一路闲聊。当他听说我从深圳来，还开过公司，他突然说，“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你能帮我解答下吗？”他说他和老婆很努力，也很吃苦。老婆在家里种了10亩地，种满了西红柿、茄子、黄瓜，一亩地一年只能赚2000左右，他开车拉游客，家里还出租一些闲置房间。

但是不管怎么努力，赚的钱，总赶不上村里那些小年轻。他们发发朋友圈，拉下微信群，就能招来很多游客，然后把客人分给老马这样的人，一趟环洱海，大概是500元，中介抽取100，老马得400。但一天最多只能拉一趟，刨下油费和吃饭。赚不到太多。“但那些年轻人，吹着空调，玩着手机，一个月下来，比我轻松，比我赚得多，为啥？”老马说这个问题，一直想不通。

“因为杠杆，你只是在利用你自己的时间，你一天只有24小时。但中介是同时利用多个像你这样的人的时间，他有很多个24小时。所以你可以自己发朋友圈，短视频，然后你自己做中介，利用杠杆赚更多，不能光靠自己吃苦。”

我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老马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他咧着嘴，黢黑的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有开心、不甘、也有点迷茫，很像我吃了没煮熟的见手青的样子。

为了打破尴尬，我没话找话，“你们这的西红柿很好吃啊，日照充分，温差大。”他说这有啥稀奇的，他突然转了下方向盘，从宽阔的水泥路面，拐进了一条泥巴小路。我有点懵，但没说话。很快，老马开到一大片农田边，指着地里西红柿和茄子说，“这是我种的，随便摘。”我摘了四五个，他很不满意， “这是看不起我啊。”于是找了一个大袋子，摘了满满的一大袋番茄茄子豆角辣椒，足足有20～30斤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9月，我去无为寺，又租了老马的车。老马说现在大理没有游客，车子没啥生意，他准备把自己在银桥的院子收拾出来，10多间房，整体租给别人做客栈，这样可以缓解经济压力。“很便宜，一年3万块。”这确实是一个特别便宜的价格，在以往高峰时期，一年可以租到30万～40万/年。但是，在当时的行情，哪怕3万也很难租出去。

不过老马运气不错，一对从上海过来的小夫妻，租下了他的院子，收拾了一番，自己住，多余的客房准备做客栈。

时间到了2022年底，疫情结束，房价暴涨，老马后悔了，他要求租客要么立马搬走，要么立刻涨租到30万每年。这对小年轻，自然不答应，还拿出了合同对质。这难不住老马，在他们出门时，老马带着侄子们，强行换了门锁，回收了房子。在大理租房和开客栈的外地人，有一句话——没被房东毁约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我问老马，“你不担心被告吗？”老马吐了口唾沫，“怕个屁，在自己地方，我的房子，想收就收。”但后来听说，大理旅游业恢复的并没有那么好，房子也不是很好租。

2023年，老马在微信上说，说大理要退林还耕，所有的蔬菜都要改种水稻，以后吃不到自己种的西红柿了。

2022年底，疫情结束了，刘亦菲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热播，大理又开始火了，物价开始回升，大理的文艺青年们，开始逐渐离开，有的去了攀枝花，更远的去了泰国清迈、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随之而来的这个春节，感觉全国一半人去了海南，一半人来了大理。洱海边的套房，卖到了8000元一个晚上，仅仅半年前，这个价格仅是500元，还配送一堆服务。

于是我离开了，我爱大理，但它不是世外桃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七道，作者：南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