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生生不息的人生,有很多难以言说,或者没法进入批判现实主义的内容。人生是非常尴尬的,《繁花》我认为就是尴尬、不合适,你一生中肯定会遇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唐心悦,编辑:桃子酱,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觉得生生不息的人生,有很多难以言说,或者没法进入批判现实主义的内容。人生是非常尴尬的,《繁花》我认为就是尴尬、不合适,你一生中肯定会遇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唐心悦,编辑:桃子酱,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电视剧《繁花》的爆火,离不开导演王家卫电影级别的呈现。他的独特审美,为整部剧营造出梦幻般的氛围;细腻的人物描绘及剧情的跌宕起伏,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对原著小说产生了解和重读的兴趣。
在刚刚落幕的“香港书展2024”上,主办方邀请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与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进行对谈。二人一同探讨小说的创作背景、大获成功的原因,以及原著和电视剧背后的中国故事。以下是对谈记录整理,因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图/新周刊记者摄)
“我要找到我自己的语言”
许子东:请金老师讲一下,《繁花》一开始是怎么写的?
金宇澄:这一段,实际上我不知道讲了多少遍,我还准备一开始讲上海什么的。不过,许老师是专家嘛,做文学研究的,我想也只能用一种新的办法来讲。实在不好意思,我又要老调重弹了。
上海有一个“弄堂网”,全世界的上海人都在这个网上说话,讲段子,写各种东西,发照片什么的。有一天我发现了这个网,开始用“独上阁楼”这个名字——也是小说的序章首句,在上面写上海普通人的生活,每天写个几百字。
(图/longdang.org)
写了一个礼拜不到,我再看自己写的“陶陶卖大闸蟹”这一段,发现好像从来没见过这种写法。我是做编辑的,我们编辑就特别渴望能收到好稿子,不管你长得好不好看,你的文学观是什么,主要还是看你的文字。因为读者第一个接触的不是整个故事,你用10句话、100句话能不能打动我?
这样一段,来来回回,标点符号非常简单,也不分行。那天我意识到,我要一直这么写下去,因为这个样式是(以前)没有的。不仅是标点符号的运用,我的小说里还用了很多“鸳鸯蝴蝶派”的句子。那是为什么呢?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正好是中国大量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时期。我记得当时流行法国新小说,有一个中篇(小说)叫《变》,从头到尾都用第二人称,没有对话,都是在描述:从巴黎到米兰,描述火车上面的门把手、电灯,各种细节,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看清楚了,原来男主人公有两个女朋友。80年代写作的人,都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我(写的东西)一定要有识别度”,最好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我要找到我自己的语言,就算故事零零碎碎也不要紧。
法语版《变》(1980)封面。
没有经历过80年代的作家,可能会觉得重要的不是语言,不是写作的文字、文本样式,而是故事,你的故事有多好看。这是因为,到了90年代,我刚才说的这种文学实验就结束了。
90年代,经济得到发展,就像《繁花》这个剧所反映的1992年、1993年,每个人都在想办法做生意。作为写作者,你突然发现你的文字可以变成电影、电视剧。这样一来,不需要你的文本,不需要你的标点符号,不需要你的文采,甚至于你的漂亮的对话或者样式都没有了。这就变成一个立体的、另外的世界。
所以,我个人认为,追求文字、文体,这种样式上的东西,也就短暂的不到10年时间。直到我写《繁花》,那个时候我每天写几千字贴到网上,那些看文字的人不高兴了,说“你把我的眼睛都看得要掉下来了,你怎么不分行”。我就坚持不分行,写到后面3000多字,一块一块都是那样,而且就是逗号、句号。写这个小说,我放进了自己在80年代那种所谓“追求”,就是想这么做。
第二人称,上海话叫“侬”,如果用的话,可以想见这本书有很多人不会看。因为这违反了本来的阅读习惯,就是老是出现“侬侬侬”。还有上海话,像“阿拉”(我们)。所以我在里面做转换。转换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这本书非上海读者基本能看,上海读者也能看。每一句我都是用上海话念一遍,心里用普通话念一遍。前后磕磕碰碰修改了20多遍,最后在《收获》首发的。
《繁花》首刊于《收获》长篇小说2012年秋冬卷。(图/《收获》)
填补“男女世情”小说的空缺
许子东:哎呀,我本来想好好地在这里歌颂一下《繁花》这个小说,因为电视剧热播,我相信很多人会去找小说来看。
讲讲正经的吧,我做了点准备,讲讲你的这个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它是最近几十年——保守地说是最近20多年,或者宽泛一点,最近40年——中国比较重要的小说之一。我有三个理由这样来说。你先别得意啊。
第一个理由,《繁花》的创作,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目前的文学生产机制。这个作品一开始是(金宇澄)在网络上写专栏,而且是互动,是连载。但是,中国文坛又不是网络支配的,存在一个“作协体制”,简单地说,叫“茅奖体制”。
介绍金宇澄,如果一上来说“著名作家金宇澄”,你就错了。如果在内地,第一句要讲“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就像中国香港获得“太平绅士”头衔。《繁花》出来以后很成功,很多不懂上海话的人也都说好。但是直到获得茅盾文学奖,他的地位才算安全。所以,现在他不是一个网络作家,而是一个茅奖获得者。
(图/新周刊记者摄)
第二个理由,刚才老金讲了,就是方言入文。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中国文学界的有心人,胡适也好,张爱玲也好,当年都特别推荐《海上花列传》,因为他们希望中国文学不只是由北京话支配。更不要说,后来春晚小品都被东北话支配了。
我们知道,《海上花列传》是四大名著以外,对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作品。我是上海人,但我看它的苏州话版本,也把我绕的。张爱玲知道我们很累,晚年她花了很大心力,把《海上花列传》翻译成普通话。她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儿来改编?因为她和胡适知道,方言入文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对此他们有使命感。
《繁花》小说版和后来的剧版,都将方言纳入主流的叙事,这个要佩服。我读《繁花》时,用上海话读,读得很顺。北大教授陈晓明跟我说,他也完全可以读。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奇怪,陈晓明不是上海人,我读得开心,他也读得开心,他凭什么开心?他不懂上海话的。现在我才知道,老金搞了那么多花样。比如他没有用“侬”。
第三个理由,就是《繁花》填补了中国文学空缺。
鲁迅研究透中国各种小说以后,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将中国传统小说分为四大门类。不如我们想一想,用这四大门类来概括当代小说?这么一想呢,我就大胆地想象了一下。
第一类是历史演绎,这是中国文学的大宗。虽然数量庞大,但从质量上来讲,只有一部作品是被大家记得的,那就是《白鹿原》。白鹿原是这40年来写民国历史写得最精彩的,没有之一。
第二类是水浒类,也是一个大宗。《红高粱》《平凡的世界》《活着》,是这一类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写民众的苦。
第四类是神魔奇幻。说实话,100年来,文学里的神魔奇幻是相对空缺的。比较不容易的倒是香港,我们有查先生(金庸),他多多少少弥补了一点空缺。回顾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小说,这一类只有一部没有竞争,那就是刘慈欣的《三体》。
第三类是最有争议的,叫男女世情。这一类里,数得出的作品有《长恨歌》《废都》《繁花》。老金刚才讲的一句话,说出了他作品的一个核心东西,就是上海普通人的生活。里面没有好人,没有坏人,也没有英雄,但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都是普通人的故事。这让我们想起了《海上花列传》和《金瓶梅》。
在我看来,《繁花》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填补了“男女世情”这一大宗。
自然主义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
许子东:《繁花》的写法,我的概括——当着作家的面做概括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概括得再多,他到时候说“我没想过,不是这样的”(就否了)——或者说我的观感,他的小说就是碎碎念、细腻、写实主义。你们记住,人物不重要,故事不重要,细节重要。他的很多故事,我都不记得,细节我记得。
有一个人物叫陶陶,在卖衣服的女人和他老婆之间,还有一个叫潘静的女子对他有好感,把家里的钥匙给了他。小说是怎么写的?钥匙装在陶陶的口袋里,他的手就去摸那把钥匙。钥匙有四个齿,一个尖的,三个短的,他摸着摸着,摸到手指发痛。
金宇澄:陶陶在考虑到底跟她好还是不好,因为举棋不定,就用另外一个方式表现出来。
许子东:引子也很有意思。通常长篇小说的引子,都要讲些富丽堂皇的大道理,他不是,他讲了一个捉奸的故事,对不对?这么低格调的故事,作为引子,当初是怎么想的?
金宇澄:因为我是做了30年文学编辑的人,我的感受和评论家、作家都不一样,是“第一个看你作品的人”这个角度。我刚才已经讲过,你要找到你的语言,让编辑看得放不下来。
也包括我刚才说的文字改变。我首要考虑的,就是我要让更多的人接受。非上海读者看不懂的,我就尽量少用。比如“邪气”,上世纪30年代作家一直用这个词,上海话的意思是“非常”。这个“邪”是歪门邪道的邪,“邪气”在字面上就不好看。你说“这个姑娘邪气漂亮”,一看就肯定不是一个好女孩,对吧?
你不分青红皂白,用那些方言字,用得不好就是自毁长城。所以我把“邪”改成“霞”,“霞气漂亮”,就比较正面。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改良。
我有个朋友叫阿城,他说我这个是自然主义的写法,我说一点没错,确实如此。因为我觉得国内的批判现实主义,批判得太灵敏了。左拉的一篇小说,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他写两姐妹,都在巴黎一个百货公司上班。姐姐的梦想是找一个小职员结婚,生两个小孩;妹妹是月光族,想跟贵族结婚,进入上流社会。如果按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妹妹肯定要被批判的,爱慕虚荣之类。但左拉就平静地写两姐妹的一生,每个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刚才说到《海上花列传》,讲到男女世情,这一块确实是《繁花》里最主要的。上海作家陈村说,“我一看到这个引子,就拼命往后看”。当然这也是一个所谓“策略”啊,你要吸引读者进来。其实《繁花》也有很多沉重的内容,但都埋伏在比方说200页、300页、360页那种地方。
我觉得生生不息的人生,有很多难以言说,或者没法进入批判现实主义的内容。人生是非常尴尬的,《繁花》我认为就是尴尬、不合适,你一生中肯定会遇到。
《繁花》为什么这么红?
听众:想问一下金老师,在设计人物的时候是突发奇想,还是参考了某些人物写出来的?
金宇澄:基本上都有原型的,因为有原型才生动。王家卫导演最喜欢的那个小毛,半夜里有一个女人跟着小毛回家洗衣服,这是导演最喜欢的桥段。这就是有原型的,你想都想不出来的人物关系:半夜三更,一个女的跟他回去,两个人一句话不说,就洗衣服。第二天一早,就说“我走了”。
听众:许老师,做文学评论的时候,你最看重作品里面的什么?
许子东:我比较注重作品的影响。因为我不单是评论一个作品,它非常畅销,构成了一个现象,就有足够的需要进行评论。
《繁花》为什么这么红?除了小说语言技巧的成功,还有电视剧改编的策略。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现在,商人在中国文学中都是负面形象。假如说你女儿喜欢了胡歌这样的人,你一听说炒股票的,开个皮包公司在和平饭店,谁都知道这个饭店是住不久的,对不对?而且不单是对你女儿有意思,他还搞七捻三(上海话,“纠缠不清”),三四个女的在那里。
怎么把他的形象扭转过来呢?单凭胡歌的美貌?后来我才理解王家卫的一番用心,大家看看他给宝总找的女朋友,每一个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杜鹃(饰演雪芝)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纯情,而这个纯情无情地被经济力量所粉碎。你喜欢一个女的,可是她喜欢money,你怎么办?没办法,错过。
第二个马伊琍(饰演玲子),我很喜欢她,讲上海话很可爱。她是最符合上海女人形象的,她对于这个男主人公其实是很爱的,但是嘴里很凶。她的戏,还有那帮小朋友,代表了民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
90年代以前,晚上8点以后,在上海是没有地方吃东西的。后来,进贤路、巨鹿路那一带,出现了我们当时称之为“小资本主义”的店,晚上可以喝啤酒,喝到10点、11点。多大的突破啊,这就是马伊琍那帮人在上海、在中国经济当中产生的巨大作用,就是民众要追求这样的生活。
但是改编得最好的是汪小姐。虽然我很烦她声音太吵——烦她那我们就把声音调低一点,但这是编剧改编得最出色的地方。厚嘴唇的那个叫什么,辛芷蕾(饰演李李)?那个是要表现财经的风波。
王家卫这些东西是来之有据的。中国文学中最典型的一个男的、几个女的这种关系,就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这是中国最早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后来香港的小说全是这个模式。
和《繁花》同时走红的是《漫长的季节》。只有明白《漫长的季节》,才能懂得《繁花》今天的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唐心悦,编辑:桃子酱,校对:黄金周
支持一下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