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公众号：李子的人间博物馆（ID：museumofus），作者：李子李子短信，Photo by Sean Pollock on Unsplash
居住在大城市的我们，仿佛已经习惯了在高楼中的生活。摁开灯光灰暗的电梯，祈祷最好能一个人一口气上到自己的楼层。万一有人走进来，那么礼貌的微笑后，会尽可能避免眼神接触。
我们栖居在高楼间，一个面积不大的、还算温馨的地方。打开窗户看出去，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是数不清的这样的“家”，鳞次栉比，像森林一样；而被照亮的路，像河流一样在车灯里流淌。
那些无数暖色灯光后面的悲欢，我们无从得知。而在那森林中潜伏着的魔鬼，却早已爬上了高楼，在静默中俯瞰众生。
我们先从一个遥远的城市开始讲起。
图 | Mosaic
格拉斯哥，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曾经英国的北方工业重镇，但现在却成为了英国平均寿命最低、生活状况最差、犯罪率最高的城市。生活在格拉斯哥的人，65岁之前死亡的可能性，比英国平均高出大概30%。而这里的自杀率，比类似的老工业城市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要高出整整70%。
毫无疑问，造成这种惨状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衰落之后的贫穷，以及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隔离。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即使控制了收入、年龄和性别等变量，格拉斯哥的社会状况，依旧全英国最糟糕的。在格拉斯哥生活的穷人，比在英国其他城市生活的穷人，要惨上不少。
为什么？2010年，格拉斯哥公共健康中心的教授 David Walsh 博士和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试图寻找答案 [1]。他们分析了包括营养摄入、肥胖、政治倾向等等40多个经济社会变量，用一个统计模型仔细查看了可能的因果联系，搭起各个因素之间可能的链条——比如，贫穷和健康状况负相关，但是这个负相关是怎么呈现的？中间发生了些什么？而格拉斯哥比其它地方又更糟糕在哪里？
结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城市规划要背锅。
Red Road Flats | Mosaic
发生了什么呢？上世纪50年代，格拉斯哥市政为了解决城市中心的人口拥挤问题，在近郊规划了很多公屋住宅。这些住宅大部分都是高层板式建筑，整齐划一，密度很高，设施也相对完全。
这个办法来自当时的城市规划报告（1945年的 Bruce Report 和 Clyde Valley Report），而市政府照办的速度也很快，不少新城被修建起来，而迁入的大部分也是不甚富裕的工人阶级。
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双赢的事情：市政府解决了规划问题，穷人们也搬离了原来破旧拥挤的房子、住进了还算宽敞的两室一厅。
当然，格拉斯哥也有许多近郊非高层的高密度建筑，这种高楼只是比较典型一些。| The Guardian
然而，事情在二三十年后开始变得糟糕起来。这些统一规划的郊区住宅中，开始出现严重的酗酒、毒品和犯罪问题。许多住在这些地方的人，都能回忆起悲惨的童年生活：被醉醺醺的父母毒打甚至抛弃，而在成年后被精神疾病折磨，从而走上酗酒和吸毒的恶性循环。
精神健康恶化、家庭暴力层出不穷、学校学生的成绩变差等等，让这里的人难以脱身；而伴随着失业和贫穷，人们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而这又加剧了贫穷本身。
图 | Mosaic
那这和建筑和规划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是存在的。被强行安排进高密度住宅的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而这其实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尽管你可能意识不到。
70年代，纽约石溪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个十分著名的对照实验 [2]：他们把一群学生平均分到两种宿舍里面。其中一组是几十个人分别住在单人间里面，中间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过道上的公共卫生间与客厅公用（类似于酒店）；而另外一组，是4个到6个人共用一个小型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小套间）；其它一切都是一样的。
研究者发现，在那种几十个人的大公寓里，人们面对着来来往往的这么多陌生人，压力程度更高，居住体验和情绪都更差，更不愿意与人合作。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性环境过载”（socially overloaded environment）。这种高压，其实来自一种“不可控”“缺乏自主”的感受。许多心理学实验都重复了这一点——在不可控的环境中，人们会感受到演化赋予的逃生本能。
而共享小空间的居住者，在心理和情绪上面的反应都更好。他们会和身边的人更快地熟络，共同料理公共空间，也不会被压抑的陌生感淹没。
拆除中的格拉斯哥高层建筑 | Timeout
个人的控制感、社会的支持网络，以及压力、疲劳等，都会受建筑环境和规划的影响。特别是压力水平，与许多的生理和心理指标都是相连的，而它又会作用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让本身悲惨的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回到格拉斯哥的高层公寓里——人们不认识邻居，没有了工作以外的社交；而拥挤的楼道、人来人往的过厅和楼间，又是一个根本不可控的环境，不宜久留，更不能让小孩在外面玩。对于富人们来说，他们还能雇佣管理人员打扫清洁公用环境，而那些工人公寓的公共空间，则完全被遗弃，变得愈加肮脏、危险——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不可控环境”的恐惧。
在英国北部，寒冷的冬季里，唯一的社交空间，只有小酒馆（英国所谓的 Pub，原本就是 Public House 的缩写）。酗酒，可以说是更多健康和社会问题的导火索，收工之后的工人们昏天黑地一杯接一杯，不仅加剧贫穷，还让暴力、犯罪等一发不可收拾。
Walsh 等人的研究结论也表示，环境的糟糕以及经济的不振，增加了人们对酒精和毒品的依赖，而这种依赖一旦形成，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摧毁无数个家庭的生活，早逝或者被疾病折磨成为了常态。
而这种影响，不仅仅只局限于一代人。从小生活在压力环境中的人，成年之后遭遇精神疾患甚至自杀的可能性会更高。童年环境带来的遭遇，在二三十年之后才会酿成苦果；同样的，当政府意识到不合理规划带来的苦果的时候，一代人的命运已经就这么被葬送了。
直到今天，你到格拉斯哥的“东区”（East End）转转，看到的也是和西边的格大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而在这里生活的人，也很难看到走出来的希望。
图 | inews.co.uk
不合理的规划，会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不便。
然而，最脆弱的、最容易将“不便”酿成公共健康问题的，是各式各样的弱势群体。即使是那些看起来美好的愿景，也很有可能演变出不一样的结局。
美国的 Pruitte Igoe 是另一个类似的例子。1949年，伊利诺伊州圣路易斯在郊外建设了一个巨大的高楼小区，作为公共住宅提供给市民。设计师是日本著名的现代建筑师、世贸中心的设计者山崎实。当时，这一系列建筑是科学和美学的结合，建筑师论坛将其称为“最好的高层住宅设计”，空间效率高，电梯先进，还有绿地作伴。
1957年，有超过2500户居民住进了这个小区。然而，20年过去，这个小区只剩下了不到600人。那时，种族隔离刚刚开始解体，拥有汽车的白人纷纷逃离市中心、迁入了郊区；而这个小区的居民只剩下了无法挪动的底层黑人以及移民。公共空间因为疏于打理而迅速恶化，犯罪率攀升，基础设施崩坏。而这一切，只加速了人们逃离的速度，这个小区于70年代末被拆除。
Pruitt Igoe | The Guardian
既然高密度、人为规划的住宅有负面作用，那么美丽的“郊区童话”，对穷人们来说又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呢？其实也不甚乐观。
二战之后的美国规划抛弃了高密度的城市以及公共交通，以私人汽车为中心，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Interstate）网络。然而，人们的健康却日益恶化了——窝在车上，缺乏行走、锻炼是一方面；大超市、快餐厅的普及，又是另一方面。
以车为中心的规划让穷人陷入到了“食品沙漠”（Food desert）中。城内的商业区因为郊区化而凋敝，没有车的人们除了加油站、快餐店以及“一元店”之外无处可去。危险的街区、缺乏公共设施和绿地的市中心，也让户外活动难以开展，“寸步难行”。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富贵病”，在美国却盯上了穷人和少数族裔。
也不仅仅是健康。有研究发现，在更适宜步行的城市中，底层和少数族裔会获得更大的上升空间。在这样的社区里，人们能够进行更有效的社会互动 [3]，而步行友好的地区设施更丰富、商业活动也更活跃，下一代也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4]。
那些步行不友好的街区带来的孤立、停滞和阴暗，和格拉斯哥的高层其实如出一辙。
图 | The Guardian
有人可能会争论说，其实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底层人口，其根本原因是经济不振带来的贫穷，或者在美国的案例里，是种族隔离与不平等。然而，糟糕的居住环境扮演的，是不平等与贫穷的“放大器”。有钱的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超越环境、改善环境、甚至逃离环境，但是，贫穷的人更加依赖生存环境里所有的一切。
规划，特别是大规模的新建、动员以及搬迁，实际上是把旧有的环境打破，再新建一个环境，并且将人放置进这样的环境中。旧有的、生长出来的联结，很多时候被硬生生地抹去，又无法在新的环境中扎根。
而他们的声音，通常在城市规划的图纸上是见不到的。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某一种规划方式或者建筑方式固有的缺陷。高密度的城市能够集中资源、缩短距离、提振经济，高楼与集体住宅也并不总是代表着压抑和孤立（比如国内八十年代的“筒子楼”的社会联结其实是非常强的）。问题就在于，建筑形式和人应有的生活之间的不相容。对于生活在压力中的阶层来说，自主的丧失与缺乏、无力感的扩大，都会恶化现有的生存现状。原本就脆弱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在不合理的规划中不堪一击。
这才是高楼里最可怕的魔鬼——你甚至看不见。
图 | flickr
对于格拉斯哥而言，这一段并不算美好的故事，正在告一段落。市政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规划，包括 Red Road 在内的这些高层，有些已经被拆除，有些正在拆除的路上。伦敦或许是他们学习的对象——有机生长的本地社区，不同群体的交错分布，以及步行友好的规划，成为了下一个阶段的重点。
我们至少学到了，多问问人们的“感受”——可能这和给人一个地方“住下”同等重要。否则，萦绕着高楼的魔鬼，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参考来源：
[1] Walsh, D., McCartney, G., Collins, C., Taulbut, M. and Batty, G.D. (2017) History, politics and vulnerability: explaining excess mortality in Scotland and Glasgow. Public Health, 151, pp. 1-12.
[2] Baum, A., & Valins, S. (1973).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group size and crowd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 van den Berg, P., Sharmeen, F., & Weijs-Perrée, M. (2017). On the subjective qual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social cohesion and mobility choice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106, 309-319.
[4] Oishi, S., Koo, M., & Buttrick, N. R. (2018). The socioecological psychology of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 Fleur Macdonald, Urban living makes us miserable. This city is trying to change that, Mosaic, https://mosaicscience.com/story/urban-living-city-mental-health-glasgow-cities-happiness-regeneration/
[6] Corburn, J. (2004).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in reconnecting urban planning and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4(4), 541-546.
[7] Evans, G. W. (2003).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80(4), 536-555.
[8] Pruitt-Igoe: the troubled high-rise that came to define urban America,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5/apr/22/pruitt-igoe-high-rise-urban-america-history-cities
这篇文章起初在微博（@李子李子短信 ）上发布的时候，引来了很多讨论。很多人提到了国内的高层小区。其实，这种高层小区虽然也有问题，但大部分都是管理以及设施良好的小区、公共活动的空间充足。然而，一些城市的动迁房、廉租房等等，状况就没有那么理想了。由于时间和资料都有限，没有能够对这些区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果有线索也欢迎提供。
也有人提到了深圳对面的那个城市……其实，香港的 case 也还蛮特殊的，九龙城寨、天水围等等，虽然也是压抑拥挤、缺乏公共空间的设计，但是有研究表明，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应该是社会和市民文化在起作用。总之，不管是哪里的政策制定者，都需要从居民福利的角度去思考居住以及相关的社会心理问题。
虽然我不是学城市规划出身的，但是我的研究领域也会关注设计和所谓 built-environment 和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这个领域推荐大西洋旗下的 CityLab，他们每周的 Newsletter 我都会仔细研读，得到了很多启发。也欢迎推荐其他城规相关的信源：）
本文来自公众号：李子的人间博物馆（ID：museumofus），作者：李子李子短信（佐治亚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PhD 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