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量百万,他拍的农村没有滤镜
2024-08-07 10:03

播放量百万,他拍的农村没有滤镜

如果你经常在B站看视频,很可能刷到过“遇真纪事”的作品。这个专注于乡村领域的账号,近年来创作出多个播放量超过百万次的视频。


“遇真纪事”的主创是两位前传媒人,他们坚持纯实地拍摄记录,希望能够让被忽视的小地方、小人物,也得以被看见。关于没有滤镜的乡村生活,我们与“遇真纪事”聊了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作者:刘车仔,编辑:陆一鸣,题图来自:新周刊(由受访者提供)

文章摘要
"遇真纪事"专注于乡村领域的纪录片,记录真实农村生活。创作多个播放量超过百万次的视频,呈现没有滤镜的乡村景象。

• 💡 专注乡村纪录片,记录农民生活,播放量超百万

• 🎥 摄影团队坚持实地纪实拍摄,关注被忽视的乡村人和事

• 🌾 真实展现农村生活,引发共鸣,传达农村人的声音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的龙脊梯田,因为层层叠叠的金黄稻田而成为当地最著名的景点。尤其在航拍镜头下,大片梯田美不胜收,像是世外桃源。镜头逐渐拉近,最终我们的目光落在了一个收割水稻的农民身上。


农民正在坡度极大的梯田上收割水稻。


烈日下,浑身晒得黝黑的农民,正弯着腰麻利地割稻子。游客眼里绝美的梯田,并非天赐风景,而是人工一点点开凿的田地。


这是“遇真纪事”镜头下的龙脊梯田,没有田园牧歌,只有真实的劳作过程。


美丽的梯田坡度很高,地块又狭窄,因此机器无法上去,人在上面爬上爬下,耕作十分艰辛。即便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级景区的人们,也需要辛苦种田以及外出打工。


三四年来,赵玉顺和搭档贞贞走遍全国1100多个村镇,拍下村镇的生活、农民的生计、农作物的生长、两代农民工的不同境遇等,做成了“遇真纪事”这个个人化的纪录片账号。


作为B站up主,他们不追热点,甚至专门去没有流量的地方,去关注那些被惯常主流叙事遮蔽的人和事;他们拍的乡村,没有滤镜,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


遇真纪事账号。


2022年夏天,长江流域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干旱,但网络上,相关的讯息少之又少。赵玉顺和搭档前往四川自贡、泸州、宜宾等地。所到之地,土地开裂。40摄氏度的高温下,茄子萎缩发黑,玉米竭尽全力,也只供养出了干瘪的苞子。荷塘已经不像荷塘,水干涸、地裂开,连湖里的螺蛳都已经成了标本。风中,干枯的竹子碰在一起发出脆脆的声响。四十天没下一滴雨了。


大片柑橘林里,柑橘因为极度缺水暴晒,已经呈现灼烧的颜色。一位光着膀子的种植户说,现在已经不指望果子收成,只希望保住柑橘树。柑橘树最多还能再挺一周时间。在镇上,随处可见人们在街头摆满了水桶,人们正急切地等一场雨。


田里,叶子干渴焦黄。


这是遇真纪事的另一条片子《长江流域历史级干旱,农民正在经历什么?》。有一个农大学生的评论颇有代表性,他说:“今年暑假我实验的一小片苎麻也几近绝收了,让我头一次切实又直观地理解了干旱的重量。在大学里守着水源精心呵护的实验作物尚且如此,实际生产中的作物只会更让人痛心。当我着意去关注有关消息时,才发现在这场天灾中,农业相关的话题所占的比重实在太少了,农民和真实的农村在互联网的时代几乎没有声音。”


类似这样的农村题材,关注度本身很小,更不具备爆火的体质,但却能引发很大程度上的共鸣。赵玉顺说,这是因为全国各地大约有3万个镇,60余万个行政村,这么庞大的地区和人群,我们却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2022年8月份,在拍了一年视频之后,一条讲述农民生存处境的视频《7.6亿农民不需要被赞美》突然间让他们的粉丝从1万多突破了10万。满满的弹幕里,几乎是有过村镇生活经历的人。


在做遇真纪事之前,赵玉顺和贞贞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表达者”,从事传媒相关的职业,但那些年的表达里,几乎没有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作为农村出身的人,他们感觉到城镇化叙事中局外人的处境。


赵玉顺在拍摄途中。


从2021年开始,两个人前后辞职,一开始只是想去看看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地区是什么样子,一年后,他们的探索范围逐渐扩展到全国各个省份的村镇。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人替村镇人群说话,“我们就把话筒拿到田野、城中村、工厂,让农民和工人说话”。


我们聊了聊这4年来拍摄的经历,以及他们对村镇题材的执念。以下是赵玉顺的口述。


去没有流量的地方


工作时,我们对广州、深圳已经比较熟悉,拍摄视频的初衷就是想把珠三角发达地区之外的村镇走一遍。一开始,我们是先后辞职的状态,用一个人的工资去支撑拍摄成本。一般乘坐高铁、动车到达当地后,再租一个车,沿着国道走。


我们从来不会走高速,因为高速没办法回头,也没办法停下来,像是一个隐喻。


在村道或者乡道上,你可以获得关于一个地方更多的信息量。比如在山西,走着走着就会看到窑洞,看到各种各样的大货车拉着煤南来北往,很多铁路正在修建。我们不知道要拍什么,就是先看到一些情境,然后自然而然地推动,最终看看我们能拍到什么,再把这些信息给整合起来。


在山西一处窑洞前。


很多时候,我们故意不做任何预设。比如我们要去福建漳州,如果去检索这个地名的相关信息,可能就会找到漳州港,或者看到最有名的土楼。检索信息的过程的确可以增进对一个地方的了解,但其实也是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囚牢,你会不自觉跟着这些方向去。


这意味着你看到的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看到的东西。但漳州真的只有漳州港跟土楼吗?其实不是的。这两个地方只占漳州很小的部分。就比如有人开始为某个贫困小学捐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各种企业都来这个小学捐东西了,但这其实是一种懒惰。


但是当没有了这些预设,你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不是大多数人能看到的。一般我们到一个地方,会不断地和当地人聊天。在湖北,看到人们在打莲藕,我们就下去一起玩;在海边遇到渔民,我就会问,“你们一般打什么鱼”“什么时候出海”“今年的鱼和去年价格有什么变化”等等。大部分村里的人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友善的,不像城市里的人对陌生人很设防。


等到后期,当你对农民和农作物有了更多了解之后,会对信息更加敏锐,形成一些选题的思路。我们在粤西和广西、福建都看到了特别多桉树。我觉得桉树笔直漂亮,但网上却有人说它们有毒,常常被叫作“抽水机”“断子绝孙树”。


一开始我也以为它们真的有毒,但后面过了一年多,我们开始慢慢去想,如果有什么危害的话,为什么大规模种植?为什么过去种了几十年,周围的土壤也没什么问题。那一年多我们经常能看到桉树,它这么常见,我们对它的了解却这么少。桉树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人去种植的,桉树所代表的可能是人的处境。所以我们决定把它作为选题。


路上总有成片的桉树林。


我之前也做新闻,知道如何去检索信得过的资料,但很多信息线索是在现场获得的。比如在村里我们看到一个标语,说“种桉树前先问居委会”,看起来有点荒谬,实际上每个标语都是有原因的。之后,我们又看到很多林场。最后我们发现,大部分桉树跟农民是没有关系的,是国有化的种植,国家队把桉树作为战略储备林。


直到广东雷州一个村民告诉我们,之前田里种稻子,稻谷不值钱,又改种甘蔗,后面发现甘蔗也不值钱,地也不能荒着,就种桉树。我们突然意识到,农作物种植的变化,意味着村庄的变化。桉树很好打理,只要种完树就可以出去打工,需要施肥的时候请假几天。这么看来,桉树就是最好的打工树。


那天晚上拍完,正好要回家,吃完饭天已经黑了,在微弱的天光下,我感觉地里面一个个站着的桉树好像是一个个人站在那里,好像人离开土地之后,桉树就替代了人。站在那里的桉树越多,就代表人越少。


其实,从这些年的了解来看,现在大部分的粮食蔬菜种植主要是国家队在做,几乎占据一大半。除此之外,还有大中小型的个体承包户,他们一般会承包农民的地。那种传统的农民自己种植的已经很少了。


实际上,中国人均耕地非常少,如果是山地丘陵地区,每个人分到的地就更少。就算在河南平原,一年算种植两季麦子,一季玉米,理想情况下,一年几口人的收入也不到8000元。所以农民一般会把土地租给别人拿租金,自己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农忙时帮老板种地,按天算工资。等到年纪超过60岁了没办法在外地打工了,他们才回到家里重新种点田。


农民成为新的农业零工。


直到现在走过了山西,我们可以说走过了全国30多个省级行政单位,大概有100个乡镇,超过1000个农村。随着到处游历,村镇群体在(视野里)慢慢扩大,才会发现“村镇”其实是一种处境。虽然全国每个地方风土人情不一样,有的下海捕鱼,有的进山种植,气候、饮食都不一样,但是相比起各地的差异,我感受到的是各地的统一。


农村没有工作,没有好的教育资源,你必须要外出,往大的城市走,乡村空心化、儿童留守化。还有农作物种植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支撑这些问题。所以说,人们的悲欢为何相通?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选题就会枯竭,因为每个乡村,当你进入它的内部,就会发现它的结构实在是太丰富了,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又不一样。很多人问我们拍这些对提高农民收入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帮助,但我觉得至少要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


青壮年外出打工,村里经常只剩下老年人带小孩。


沉默的麦田


在河南平原,生产着全国1/3的麦子,麦子可以磨成面粉,变成面条、饺子、比萨、面包,但我们对麦子的了解有多少呢?于是我们决定去河南拍麦子。


2023年4月中旬,我们在河南看见麦子郁郁葱葱,原计划丰收时再来对照记录。但是,5月25日以来,河南南部出现严重的“烂场雨”,雨连续下了五六天,导致即将成熟收割的小麦发芽、发黑甚至倒伏,本该到来的丰收变成了减产。


5月30日到5月31日,我们从广东出发,先后到信阳和驻马店。此前连续的阴雨天,让农机无法下地收割湿润的小麦。5月30日雨停了,但6月3日前后预报还有雨,间隔的这几天必须抢收。中午时间,农民来不及吃饭,都在田里面抢收麦子、晒麦子。以往每斤能卖1.5元的麦子,后来只能卖1.2元甚至不到1元钱。那一次,我们拍下了《河南农民抢收记》。


2024年,我们第三次来到河南的麦田里。相比前一年,今年应该算是丰产年。我们遇见的农民,那些看起来年纪没那么老的,大多都是专程赶回来收麦子的。收完麦子,卖到收购点,再施肥,种玉米,浇地,忙完这一阵,再次奔赴各地工厂和工地。


当时,我们有一种感觉,河南人好像是沉默地在面对一切,沉默地收麦子,沉默地晒麦子。从历史上来讲,河南是那么重要的中原之地,遭受过很多的苦难,但面对这一切,它没有悲也没有喜,只是沉默地接受。


晒麦子的老人。


既然他们沉默地接受这一切,我们就沉默地关注这一切,只要把沉默传达出来就行。所以我们拍的这一期《麦田上的河南》没有以往的旁白和讲解,也没有对话。相机就是我们的眼睛,麦克风就是我们的耳朵,不需要用语言去讲它,每个人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让大家自己去理解。其实我们最新的一集,叫作《普通人的博物馆》,也没有旁白,就是呈现最真实的乡村。


农民好像总是习惯了沉默、习惯了忍耐。他们发出的声音非常微弱,以至于一直以来只能任由城镇化的叙事来主导对他们的看法。四川干旱的时候,在玉米地里,一位阿姨看到我们拿着的相机,就说,“可惜了,今年没有大丰收给你们拍了”,我当时心里五味杂陈。


对于外来者来说,农村是田园牧歌的想象;但真正对于农民来说,山水没有诗意,田园也没有牧歌,种地是为了生存的,不然“我”为什么要在大太阳底下锄地。在工厂打螺丝,从早打到晚,你会觉得有诗意吗?


很多时候人们看到的村镇,都是一种外部视角,即便是村镇出去的人,也掉进了那套城镇化的叙事里面。所以我们的纪录片要做到的是一个自内向外的如实表达。像很多文旅纪录片,会用第三视角去观察里面的人和事,配以一些地方历史文化的讲解,我们不想这么高高在上,好像对一个地方有多么宏观的掌握。我们的片子里,一般采用第二人称,内容经常是对话。有时候我作为村镇的一分子,也会沉浸式讲自己的感受。


我很喜欢生祥乐队。林生祥说最开始做交工乐队,就是想拿着话筒走到地里,把话筒递给农民和工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农民没办法走到镜头前,那我们就把镜头移到他们面前,让他们站在地里拿着锄头就能告诉我们他们的处境。


交工乐队专辑《菊花夜行军》封面。


其实,很多时候农民是很有表达欲的,只不过他们没有麦克风。有一次一个农民跟我说:“小弟,现在种地不挣钱,你看我们农民好辛苦,你把这个照下来发到手机上,我给你们的短视频点赞。”


我觉得关注本身就是力量,倾诉也是一种宽慰。


什么是真正与我有关的?


在决定出来拍片之前,我在一个医疗公司短暂做过文职,也曾经在海南三亚一座小岛上做过三年的传媒工作。当时有一个文旅宣传项目,我们每天做的就是挖掘岛上村民的生活,比如婚礼怎么办,每天的饮食是什么。我记得有一道菜是炒仙人掌,当时还拍过一个片子讲当地从秦始皇以来的文化。但任由它历史如何丰富,我没法感受到这些地方跟我的联系。


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受到新闻专业的感召,立志自己以后要做一个记者。我的第一份工作的确是记者,在地方报社,实习加试用期差不多满一年。就在好不容易熬到转正的第七天,我辞职了。


做记者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热线电话,说小区业主和物业因为停车位发生了矛盾。我去了之后,物业说业主“你为什么不交费”,业主说“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停车位划分不好。”我把他们各自说的话记录下来,去找物业协会,最后讲了一堆废话就结束了。


采访完之后,我在路边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回出租屋。路上,有一辆车开过去,还按喇叭“嘀”我,那一瞬间我觉得很生气。在这座城市里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我却在帮有车的人解决停车位的问题,这很荒谬。


在大城市停车难的确是个重要问题,但对我自己来说,我真的关心这些事情吗?比起这些,我更关心水稻收成怎么样,经济作物能不能赚到钱,留守老人和儿童怎么办。我发现,我的根还是在村镇。


赵玉顺在稻田旁边拍摄。


我的老家在湖南邵阳底下一个村子,村子的名字我不想提了,因为我的原生家庭非常糟糕,下意识地会有一点抵触。我很小的时候,爸妈离婚后各自成家,我成了留守儿童。我有一对糟糕的父母,所幸爷爷奶奶对我很好。


我从小在村小里上学,只有一到三年级,每个年级就十来个人。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课本有一节说地球是一个村,我们有彩电、冰箱和洗衣机,还有互联网和电脑,我们可以把全世界连在一起。还有小明和李华周六约好了要去少年宫画画、弹吉他。


当时我就在想这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洗衣机,冰箱倒是见过,村头小卖部才有。还有整个县城范围也没有少年宫。为什么书里的孩子都穿得漂漂亮亮,跟我不一样?


一直等到四年级的时候,我被父亲接到云南西双版纳去,那时候我意识到了,原来我是农村人。但在西双版纳没有待多久,我很快又被送回了老家跟爷爷奶奶生活。


在不断长大的过程中,我知道了,我应该好好读书,去城里上大学,工作。


后来,我在北京、广州、深圳和三亚都工作过,我发现,工作的这些地方花花绿绿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上班,住在郊区,每天固定6点多起来,先坐公交,坐完公交坐地铁。我甚至熟悉公交哪一个站会上来哪个人,我知道有一个背蓝色书包的男孩下班时间是下午6:30。一切都非常准时,我感觉有点像“楚门的世界”,好像生活已经被安排好了。某一刻,你会觉得很恐怖。


我渐渐觉得不大想过这样的日子,贞贞跟我一拍即合,就决定先去看看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地区,想看看不被讲述的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贞贞是湛江人,同属于广东人,她却感觉自己像“零余者”,是不被看见的。


在农村,经常有静静坐着的老人。


这些年,我们的工作状态其实是很疯狂的。有时候为了赶路起得非常早,去的地方经常没有信号,去爬黄土高原也没有饭吃,只能吃提前准备的面包,夏天还要冒着高温,风餐露宿的。如果没有两个人彼此扶持,可能做不下去。


拍摄前期,我们几乎入不敷出。这半年来好了一点,逐渐有了商业合作,但收入也很不稳定,目前还是收支不平衡的状态,只能靠接一些写稿拍摄的单子来补贴账号的创作。


去做这些事情的确需要勇气,但这几年一直走在路上,见不同的人,对这片土地更加了解,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在延长。


(除特殊标注外,文中配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作者:刘车仔,编辑:陆一鸣,校对: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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