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秦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布拉德福德·德龙的《慵懒地迈向乌托邦》是我在书评《改革的决心与改革的诚意》中的译名，中信的译本书名被译做《蹒跚前行》，怎么翻译确实要通读了全书后更能明白作者的心意。我的译名把德龙的追求也含在其中，那就是迈向乌托邦，而这个追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龙的行文，作为在经济史中求索乌托邦的轨迹的经济史学家，很自然地让德龙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每一段经济思潮的转变，不过通读《蹒跚前行》，似更能传达德龙对于经济学或者人类的经济发展在“加长”版的二十世纪迟缓甚至徘徊不前的失望。
《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
[美]布拉德福德·德龙|著
余江冯伟珍|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5月
德龙加长版的二十世纪是1870年—2010年，在他看来，这140年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终结了普遍的物质贫困，从而是有可能实现理想中的乌托邦的开始。这个时间划分对经济学的意义在于，那些组织经济活动的不同制度可能，都曾存在于人类漫长的贫困史中，但是却从没有机会发展成主导的或者更清晰界定的制度形式，可能是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经济发展水平突破得益于技术革命的突破——1870年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德龙认为，标志着这个宏大叙事的开始有三件分水岭的事件，分别是全球化、工业实验室、现代公司，有了这些技术条件，将经济发展交由市场经济才成为可能。于是，1870年前后，财富增长率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之前的0.45%上升到2.1%，人类财富实现了显著的积累，即使考虑人口的增长，人均的财富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实现人类生活改善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总量要增长，第二个是增速要快于人口的增长，这样，人均意义上的生活水平才得到根本的改善。
一
如果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乌托邦，那么人类就不能仅停留在财富水平的提高，人类发展另一个指标是人均意义抹杀的人们之间的差异。
德龙认为，市场经济带来发展，但只注重效率不重公平，因此是不平等的罪魁祸首。市场经济自身没办法解决自己的这个顽疾，因此就需要有新的发展经济的理论，这个理论更注重公平，致力于改善大众的福利。代表这两种经济理论的经典，站在市场一边的捍卫者是哈耶克，而站在“社会正义”一边的是卡尔·波兰尼。
不过对乌托邦具体什么样，不同的经济学家们的畅想大相径庭，比如十九世纪70年代初的斯图亚特·穆勒，他认为1770年—1870年的人们过着辛苦而禁锢的生活，他眼中的出路是政府控制人类繁衍行为，禁止没有能力妥善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人去生养。卡尔·马克思的畅想是对照《使徒行传》人们达到天国后的场景：所有人都尽所能贡献，并从丰富的公共储备中各取所需。德龙的乌托邦大致是追求人类整体生活的无限改善的过程。可以看出，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们对于乌托邦本身的想象才更加具有“乌托邦”的质地。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1770年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而技术的进步速度却只有1870年之后的四分之一，德龙认为，实验室和公司的出现，将技术和非技术工作进行了分工，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爱迪生与特斯拉的直流与交流技术路线之争，特斯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专利出售给了西屋公司，西屋则因过度向摩根和乔治·贝克举债，失去了特斯拉发明的控制权，最终特斯拉彻底与自己的发明无缘。
全球化让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实现了理查德·鲍德温所谓的生产和消费地的第一次松绑。中国和印度作为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国，庞大的输出并没有带来本国平均工资的提升，但是输出到相对发达的经济体的这部分劳动力，收入却实现了很大的提升。
二
加长版二十世纪，有3个较为明显的时间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70年—1914年，此时也似乎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分化，北方国家在1914年之前就实现了工业化，而南方国家有的则甚至出现去工业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和投资的蓬勃发展，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1865年，全球共有2万英里铁路，到1914年已经发展到30万英里。金融则把资金从资本充裕的英国引入自然资源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实现了最先进的发明或应用都可以在地球的另一端落地转化。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技术没有在南方国家取得发展？德龙举了很多经济史学家的分析。乔尔·莫克尔认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发展出来的思想和知识交流，为北大西洋核心工业强国所依赖的工程实践群体奠定了基础。但这个问题也许从“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更能找到答案，阿诺德·汤因比说，工业革命的本质是自由竞争代替了中世纪对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各种管制。
哈耶克在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中也指出，英国经济活动的自由对财富的增长如此有利，最先可能是源自十七世纪偶然的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彻底改变了君主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开启了人们对于权力和民主的思考，促成了议会成为国家主要权力机构的改革之路。而直至这种好处被广泛地注意到，经济学家才开始捕捉两者间的联系，并开始呼吁取消对商业自由的其他限制。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
秋风|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
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诞生，除了技术的进步，经济学理论也在英国发端并奠定了经济理论的基础：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讨论了财富的本质，想用工业自由取代当时的禁锢体系；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主要讨论的是财富的分配问题。
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事后看都差强人意，因为这一阶段仍是各种制度的准备阶段，除了英国经历重大调整，逐步崛起成为全球的商业霸主，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卷入与欧洲国家的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尽管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对英国的影响远小于其他内陆国家，但是战争过程中敌对国之间都实施了贸易封锁，对整个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工业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在其他主要北方国家，民主制度准备也在同步进行，1792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实施男性普选权的国家，1830年美国白人男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取得胜利。相较而言对于南方国家来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还在逐步地走上巅峰，马克思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短期是严厉的诅咒，却是长期的最大福音”，他认为殖民为印度的独立做好了物质准备，同时训练印度人军队也完成了武力准备。
德龙认为，帝国主义至少有4个方面的好处：自由贸易、产业聚集、自由移民与自由投资。当然，这样的历史评价必然会有很多争议，并且从几个被殖民对象印度、中国、埃及后来的历史看，他们并没有顺利走上富裕之路。不同国家的政客与民众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无关系，日本在维新变法后最终入围北方国家的成果有目共睹。
三
加长版二十世纪第二个阶段的重要的特征，就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以美国为叙事主线就顺理成章了。首先，美国建国之初的制度顺应了全球民主制度的潮流，躲过了二十世纪的几次现代战争的摧残，甚至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主导重塑了战后的全球格局，战后国内的两次思潮的转变，代表了一个世纪全球的政治动向，当然在未来可能仍将主导或者成为影响全球政治走向的力量。
两场全面战争对之后的世界格局、世界政治走向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909年，诺曼·安吉尔的《大幻觉》面世，他指出所谓的幻觉就是指“战争与领土征服是实现道德和物质进步的两种主要手段”，并提出贸易是比战争取得经济成果更有成本优势的方式，这显然并没有对欧洲的任何国家产生警醒的效果。
《大幻觉》
[英]诺曼·安吉尔|著
吴越屈多朵|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2023年1月
德龙认为，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北方国家的民主意识也逐渐觉醒，但是在个人煽动下国家机器却为民族主义所用，当人们认为生存或身份面临危险，“投身一场战争是为了减少未来战争中的损失”成为信仰，欧洲大陆如个人所愿的变成现代战争的演练场。
一战结束，战败的帝国面临解体，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各自被不同的政治派别拢获。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认为，战胜国应该帮助战败国，而不是施加严厉的惩罚使其走上民主和平的反面。如果战胜国要为此承担一定责任，那么不仅如此，在政治上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在金融上英国想借恢复金本位来稳定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锚定战前的英镑与黄金比价造成了严重的紧缩，英国1926年爆发了大罢工。政治和经济都为极端势力的崛起营造了条件。
《和约的经济后果》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
于占杰|译
商务印书馆
2022年8月
四
德国的战败有一部分原因是物资补给跟不上，自1915年，英国就实施了严厉的禁运，包括路经英吉利海峡的中立国运输，战后世界各国的全球化都在退潮，因为担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被用作武器，对外依存度太高普遍被认为是政治风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后，195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经济活动比例下跌至9%，回到1800年水平。美国自1915年起，奉行孤立主义，对内也出现对移民和开放边界的抵制，并更加注重国内工业体系的建设，最终发展出一套“以低利润率来做大生意”的“福利资本主义”制造业体系。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全球爆发了大萧条。囿于类似熊彼特对“萧条是市场自我调节的方式”的认识，大部分政府对维持预算平衡的保守，同时又缺乏国际协调，主要的北方国家都深陷泥潭。大萧条强化了“旧制度已经失效，需要革命式改变”的信念，采取非常规政策的日本被军方强硬派把持，德国被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绑架，他们敢于采取非常规的政策，完全是因为追求军事目标的激励。
大洋彼岸的美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为了走出大萧条，进行了一系列的复兴改革，为二战后走上社会民主主义打下了基础，通过《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结束了通缩预期与财政收缩，推出《社会保障法案》建立了覆盖全民的联邦养老金制度，依靠《瓦格纳法案》提升工会地位来解决劳资冲突，这一定程度上背弃了经典的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精神。
急切需要变革的社会共识，孕育出了法西斯主义，在欧亚大陆再次冲击北方国家。另一种社会构想，则是在俄罗斯践行现实版的社会主义，列宁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付诸实践，市场经济在分配制度上的缺陷，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类幸福的障碍，因此应当由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国有化私有财产。为了保证苏维埃政权的政令通达，他们首创了意识形态“双重领导”的政委制度。最终由于控制力有限而转向“新经济政策”，并在领导人更迭和不断的政治清洗后，留下了“古拉格群岛”这样让人警醒的制度遗产。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起初身处第二国际的工人阶级阵营，然而他很快意识到民族主义有更强大的凝聚力，于是摇身一变开始反社会主义，宣扬阶级利益应服从民族利益。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抵制社会主义对文明的威胁，二战就在混乱的夹杂着不满与恐惧的社会氛围中孕育，其中少数民主制度的北方国家之间以及现实版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互相猜忌与算计，最终让战争爆发。
希特勒不断突破《凡尔赛和约》又不断为英法所纵容，斯大林想要坐收渔利而签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最终还是靠美国的工厂和后勤支援，红军才得到足够补给得以有机会反击，美国的陆空援军也让英美重新掌握主动权。在太平洋战区，罗斯福冻结日本在美的全部金融资产，相当于切断了日本的石油来源，最终让日本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德国紧随其后对美宣战，至此美国正式加入二战，最终历经4年结束了这场让欧亚大陆伤痕累累的战役。
五
二战后，同盟国内部出现两大阵营，从这个意义上讲，二战实际上也是北方国家内部寻求出路的制度探索。轴心国家最大的共通点——法西斯主义，是马尔萨斯陷阱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杂交诞下的畸形儿，在民族主义的裹挟下为政治家所利用，但正如他们来势汹汹，随着强权人物的谢幕自然就烟消云散，北方国家开始漫长地向一战前的秩序回归，只是此时的北方国家也不得不响应新的社会主义形态的挑战，纷纷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更加快步的迈向“乌托邦”。
这个横亘长达半个世纪、后来被定义为“冷战”的开局，似乎有着积极的意义，赫鲁晓夫在1959年谈及美苏对立时做过这样的阐述：“……继续一起生活，而且可以并应该演变成一种和平的竞赛：如何以最佳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让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哪种制度更为优越，以战争之外的方式开展竞争，这远远好于比赛谁能造出更多武器、谁能把对手摧毁。”冷战的结束方式正如赫鲁晓夫期望的：一种制度显而易见地给改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当然，冷战的实际背景是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的失败，加之乔治·凯南的遏制主义在战后民众对强权的恐怖鲜活记忆下深得美国民众认同，转而推出“马歇尔计划”，并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组织的成立，支持去殖民化运动，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开放；另一方面，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忠诚的定义转为领土扩张，而不再是等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普世信条，于是，对抗加剧。
经济上西欧国家奉行经济民族主义有滑向社会主义的风险，“马歇尔计划”以财政平衡、汇率稳定为条件稳定了欧洲的经济和金融，美国援助和国际合作让西欧国家的经济很快有了起色，重新找回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冷战只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意义上的成立，期间的局部冲突、正面对抗危机、中间地带去殖民化后的血腥国内屠戮都难以美化这一段同样不堪的历史。
冷战实际上只是决定了世界的格局，但是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步调，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世界科技、制度与经济的发展重点仍然在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从二战开始的1938年到1973年间，北方国家践行社会民主主义最终取得了30年的繁荣发展。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有三个特征：第一是竞争，不能被技术垄断；第二是国家支出让私营部门取得成功；第三是通过改善分配，防止不平等把民众推向市场经济的对立面。
1946年，美国颁布了《就业法案》，把稳定就业、提升产出和购买力作为立法目标，相当于强调了财政在经济中的稳定器作用；1956年《国家州际和国防高速公路法案》开启州际高速公路网建设。1950年，通用汽车带头制定了《底特律条约》，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安排，发起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福利国家是市场经济改善分配状况的核心。
德龙认为，这是对市场分配不公的纠正，也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牺牲市场效率的优势体现。同时期，西欧国家坚持社会民主主义，成功在1953年—1973年实现了4.8%的GDP增长。社会民主主义也在另一个层面改变了美国，让其朝着一个更多元、公平、开放的社会转变。1964年，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把就业歧视认定为非法，1965年为保护黑人选民权利通过了《选举权法案》，这些制度变革很大程度改善了种族间经济不平等的状态。
去殖民化后的南方国家，随着宗主国的撤出，民主政治迅速崩塌。于是在即便技术全面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与北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非洲在二十世纪60年代被寄予经济发展厚望，然而在赢得独立后农作物产量和出口量均下降，作为多数劳动力依附农业的大陆，非洲大量的出口收入却用于进口食品。
于是，非洲与其他南方国家也渐行渐远。有学者认为，非洲经历千年的奴隶劫掠，社会文化的不信任状态已经根深蒂固，但正是去殖民化后才沉渣泛起。迈克尔·克雷默有一个O型理论，认为劳动分工和价值链越现代化、生产率越高，对经济启动的要求也越高，这就让低起点的国家难以打破恶性循环。
从政府的角度，南方国家普遍的“攫取型”政府而非“发展型”政府，更是让他们积重难返，攫取型政府很容易通过平衡在位者与潜在进入者的利益，而获得长久的支持。失败的国家，本质上都是统治者为了获取既得利益者支持，采用各种扭曲的政策和掠夺式的分配政策，最终将本国经济体系摧毁，想要恢复正常时不仅面临巨大的改革阻力，也已经无法与世界经济体系建立起曾经的联系。
在美国的马遏尔计划支持下，涌现了很多成功的典范，比如日本这样以出口导向模型为代表的发展型政府。在它的影响下，韩国、台湾地区成功实现了追赶，同时为后来的马来西亚、泰国提供了借鉴。不过，东亚模式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承担了贸易赤字，但这显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六
在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下，不少国家推行大量生产型企业公有化，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低效和浪费的矛盾可以被掩盖，但是当经济难以维持高增长，摒弃社会民主主义就具备了政治基础。1980年代开始，人们重新重视那种“让经济活动免受半掠夺型政府干扰，避免政府收入分配向政治强势团体倾斜，尽量减轻政府危害”的新自由主义。
不过，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交上漂亮的答卷，1973年—2010年，北方国家的生产率年均增速1.6%，与1938年—1973期间的近3%相比显著降低。沃克尔临危受命压制住了通胀，却以牺牲就业创下失业率新高为代价。
德龙认为，如果政府、企业能够和劳动者达成限制名义工资上涨的协调，解决通胀问题可能代价会小很多。这种理想化的方案是希望社会民主主义能够自救，但明显，这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善工人分配地位的主张是相悖的。德龙这么“畅想”也许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新自由主义在解决随之而来的失业时，借助的是减税并鼓励企业投资，这无疑将分配的天平再一次向资本倾斜，让本身就因就业扰动而境况恶化的普通民众不平等的地位有所加剧。并且减税的同时还增加了军事支出，让美国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进一步减弱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增加了就业的不确定性。
新自由主义是想抓住二战前的经济思维的救命稻草，英国工党甚至也放弃以工会为中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在布莱尔任内完成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美国两党则是寻求社会保障私有化，政府公共投资下降，支持私人投资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以排污权市场交易取代污染管控。其结局自然是市场经济的顽疾所预示的，顶层0.01%家庭的收入水平由100倍提升到500倍。尽管新自由主义饱受皮凯蒂这样的经济学家批评，但是马克斯·韦伯早已预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宿命，即政府必将走上极度膨胀，而非马克思想象的“消灭”。
当前，中美之争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在跨国分配不公的体现，新技术让全球化在更深层、更广泛的领域拓展，不同国家在不同产业链环节的受益程度有天壤之别。
丹尼·罗德克研究发现，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扩张带来的收益却在递减，同时工作岗位转移的速度在加快，数量庞大的人口被置于动荡之中。正如社会民主主义自身也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全球化很难在新自由主义的范畴下妥善解决，它必须要通过跨国家的政治安排，如果对问题的认知是有共识的，可能会通过和平的、协商的方式解决；但如果对问题的认知有较大差异，最终将不得不通过冲突的、对抗的方式解决。
《蹒跚前行》是一场乌托邦的求索之旅，自然充满了批判的精神，但是正如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场公审的起点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救赎，终点也将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制度不断进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