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维舟，作者：维舟，头图来自：Midjourney
这些年回岛，很少还能在田间地头看到劳作的身影。大片的良田都已变成了树林，虽然偶尔还插花式地种几行蔬菜，但大片的杂草无人来除，任它四处生长。回家说起，母亲淡淡然说：“也正常。你想，小的不会种，老的也慢慢种不动了。”
老家河边
不知不觉间，岛上的乡村已和我二三十年前所熟知的样子全然不同了。这在节假日时尤为明显：在漫长的春节期间，人们常常只感觉一阵无聊，特别是现在连电视节目也越来越无趣，就使得假期的时光显得尤为漫长。
如今，打麻将是邻里之间主要的娱乐方式，而饭后散步则差不多是唯一消耗体力的活动。连母亲这样勤劳一辈子的人，也找不出多少事来做，因为每天那点家务，一两个小时总归做完了，现在除开小块的蔬菜地，也都没田地了，那又不必天天照看。
有一次忽然想起这个问题，母亲自己都觉得奇怪：“以前的人为什么不感到无聊？”1980年代初我童年的时候，许多人家甚至都还没电视机，那时打麻将之风还不像现在这样盛行，可是我记忆中，那时的人们极少会感到无聊，相反，一年到头总是忙忙碌碌——对农民来说，那份闲暇几乎是奢侈的。
崇明乡下的金瓜花
我曾看很多人在散文中回忆乡村生活，将之美化为仿佛是一首田园诗，但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深切地知道“田园”在我的记忆里与其说是诗意，不如说是劳作。
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兰州工作，母亲带着我耕作那一亩三分地的薄田，三四岁就要跟着她下地，摘棉花、捡麦穗、插秧，虽然小孩子帮不上多少忙，但就像乡下老话里说的，“无牛狗耕田”，任何一点劳动力，都要充分调动起来，不能闲着。
那时的人们耗费了太多时间和心力在劳作上。七老八十的人仍佝偻着背在田里摸索，这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像我外公，那时每天都要下地去看看，有时也不为什么，但总要去“巡视”一遍，哪怕看到杂草拔几根也是好的，仿佛看过了才心安。在那个年代，土地是人们产出的唯一来源，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恐怕是现在的人们所难以感受的。
最重要的是，原先的器具，大多都是人们自己造的。我爷爷是木匠，家里的木床、桌椅等等，无不都是自己做的；我父亲也会做简单的木工活，至少做个凳子、锯下树枝、劈一堆木柴之类，那都是没问题的。小到草绳、草鞋、扫帚、编个篮子，大到简易的茅屋，自己动手做都是家家户户平常不过的事。
我小时候的衣裤已经多是镇上买的了，但毛衣、围巾、手套、帽子仍多是妈妈织的，更不用说鞋子了——那时大家穿的都是布鞋，做布鞋很麻烦，一层层地，中间浆好，再一针针地扎好针脚，做双鞋着实不易。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妈妈好像一年到头都在打毛线或做鞋子。逢年过节的话，还要做各种糕点。崇明糕是很有名的，但做起来却耗费时日，从打粉到最后蒸熟出锅，足可忙上几日。
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些就都成了往事。如今年轻的一辈，如果去田间，更多是出于对自然环境的喜爱，而早已不把它作为生计的依赖了，因为人们早就明白，地里种不出几个钱来，所以失去土地很平静地就被接受了，即便在乡下也没激起什么波澜。
商品经济的渗透更是无孔不入，所有的器具、衣物、食物，没有哪个年轻人还会自己去做了，他们也做不来，除非是新式的DIY玩法，否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买来的。所以，十来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镇上的菜市场卖竹篮、码头边的摊位卖崇明糕时，那份新奇和震惊迄今记忆犹新——以往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也就不可能会有人拿出来卖了，因为根本没有潜在的买主。
就这样，人们的生活渐渐摆脱了劳作，只要他们有稳定的收入，便足可买到任何自己想买的东西，而不必再像以往那样费心费力。新式的厨具和电器，无不节省了人们的时间（至少你不必再花一个小时洗衣服了），然而此时，人们对于这份新到手的自由并不知道如何处置，仿佛摆脱劳作之后，只得到了无聊。
在乡下，很多人操劳了一辈子，早已习惯忙碌而紧凑的生活，但如何安排突然多出来的闲暇时光，却是需要重新学习的事。这乍听起来似乎很好笑，难道玩还需要专门去学？但事实如此，就像当年刚迈入后工业时代的美国人，多出来的闲暇时光只是让他们变成了电视机前的沙发土豆，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说得对：“当现代人没有迅速地做某些事情时，他们便认为，他们丢失了某些东西——时间；然而他并不知道怎样利用他赢得的时间——除了打发掉它以外。”
不夸张地说，仅仅三四十年时间，崇明人就从农业社会跨进了后工业社会，农业已经从几乎唯一的谋生手段，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这意思是说，我们不再靠从土里刨食，身居乡间而无劳作，这可能才是祖祖辈辈以来第一次能真正享受“田园诗意”。
现在的新问题是，当人们从劳作中解放出来之后，如何去利用多出来的闲暇时间，创造一种可欲的良好生活。无论是办有机农场、做民宿、钓鱼，还是单纯的乡村隐居，这都开辟了新的可能。也许，这就是新一代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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