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年轻人,我不想谈恋爱
2024-08-13 15:50

我是个年轻人,我不想谈恋爱

本文摘自《不谈恋爱的年轻人》,有删减,来自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 (ID:non-fiction702),作者:[日]牛窪惠,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日本年轻人对恋爱、性和婚姻观念的变迁

• 💔 恋爱不再是青春必选项,恋爱至上主义终结

• 📉 低收入和非正规雇佣导致恋爱消极

• 🏠 单身寄生族现象普遍,恋爱意愿低下

“好想结婚啊,但谈恋爱好麻烦!”


“我不需要丈夫,只想要孩子。”


“就算是恋人也要AA制。”


“和爸妈待在一起比较开心。”


“离婚便是恋爱的不良债权”……


当代日本年轻人惊人的心声表露背后,是恋爱、性和婚姻三位一体格局正在崩坏的现状!恋爱不再是青春的必选项,恋爱至上主义的终结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吗?


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当今没有伴侣的20多岁的年轻人在女性中占七成,男性中占八成,许多单身年轻人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我不需要恋人!”


年轻人为什么不想谈恋爱了?


《不谈恋爱的年轻人》作者牛窪惠通过对600位年轻人的样本调查和访谈,深入探讨了未婚率激增的根源。同时从历史维度审视了平安时代至今婚姻观念的变迁,以及现代性别平等观念与旧有价值观的碰撞,穿越泡沫经济的繁华与萧条的对比,展现出当代青年恋爱观的变迁,直指经济、社会结构变革下年轻群体的心理涟漪。


一旦偏离轨道便无法回头的“希望格差社会”


(前文提到)明也好,光太郎也好,他们都是被父母寄予厚望的男性,分别在高中、大学前走过独属自己的精英之路。如果没有在关键时刻病倒,两人应该都会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然而在当今日本,一旦偏离轨道,便很难再回头。尽管从低谷“东山再起”也并非绝无可能,但在那之前,他们会绝望地认为“反正像我这种人做不到”“简直是无稽之谈”。那正是如今年轻人的心牢所在。


2004年,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在其书中将该现状称为“希望格差社会”


这一说法基于美国进化心理学家尼斯(Randolph M.Nesse)论文中的记述,“人们认为努力会得到回报时,便会燃起希望”“但如果认为即使努力也是徒劳时,便会陷入绝望”。


“正式员工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盼望着升职加薪。如果努力得到了上司和同事们的肯定,也会充满干劲。然而,非正规雇佣者,无论再怎么努力工作,都不会晋升,加薪幅度也微乎其微。反倒可能明天就被解雇,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山田昌弘如是说。


这就是为何非正规雇佣者无论对工作还是生活都变得心灰意冷。


正如前文所述,三重大学教授南用“悠然生活的女性”与“容易受社会闭塞感影响的男性”来说明当今男女的恋爱状况。


南的研究表明,那些不仅不想谈恋爱,而且对恋爱抱有消极态度的男性,尤其容易受到社会闭塞感的影响。


“由于受到长期经济萧条等因素的影响,知难而退、量力而行、轻松生活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的观念已深入年轻人的内心。若他们对恋爱的态度没那么积极,便会认为‘没必要谈恋爱'‘不想通过投资来获得爱情'”。


如此说来,前文提到的明和光太郎,并非毫无恋爱经历的未恋男性。然而过去的经历使他们确信,“恋爱也是精英获胜的一场战役”“如果没有正规工作,就无法在女朋友面前挺直腰杆”。他们对于性与恋爱本身,原本便没有好印象。因此才更容易认为“反正我做不到”吧。


有钱没时间恋爱的正规雇佣者与有时间没自信的非正规雇佣者


随着《劳动者派遣法》的修订,低年收入、非正规雇佣者人数显著增加。该法律1986年时开始在部分行业施行,此后经过多次修订(1999年、2004年、2006年),不仅所谓的白领阶层,连制造业的派遣工也在事实上得到了认可。


此后,在泡沫经济繁荣期时仅占3%的25~34岁非正规雇佣男性,2014年增长至17%,即每6人中便有1人为非正规雇佣。在15~24岁群体中,该比例更触目惊心,46%的男性为非正规雇佣者,几乎接近半数。正是该状况导致了前文所提到的别说结婚、连恋爱也消极面对的“恋爱荒”年轻人与日俱增。


尽管如此,2015年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事实上废除企业在同一岗位连续任用派遣员工“期限(最长为3年)”的修正案。日后,如果参议院也通过此案,企业只需更换“负责人(个人)”,便可以在同一岗位永无止境地任用派遣员工。这样的法律内容哪里能让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抱有希望?


受经济萧条影响,20多岁男性的年收入也开始走下坡路。周一至周五全职工作的男性平均年收入在1997年是360万日元,2009年(雷曼危机后)降至306万日元,降幅高达50万日元以上(国税厅)


“非正社员”的情况更加不堪入目。截至2014年,上述年龄段男性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86万日元,平均月收入大约15.5万日元(2015年/厚生劳动省)这意味着他们连约会的花销都负担不起,更不用说婚姻生活了。


本次调查中,问及“为换取爱情可以失去什么”时,回答“金钱”的单身男女占比10%。


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表示:“我深刻理解为何秉持现实主义的年轻人会认为恋爱不符合‘性价比原则’。”


我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也介绍了年轻人认为“恋爱不符合性价比原则”的想法。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在不确定的事物上花费时间和金钱。想必不确定性最大的便是恋爱吧。


如今的时代,是正社员也无法安稳度日的时代。


支撑着经济高速增长期及泡沫期“拼命型员工”的终身雇佣制度,事实上于泡沫经济崩坏后的1990年代中期近乎崩溃。进入21世纪后,以制造业为中心,各行业进行了大规模重组。截至2014年,共计1324家企业中的231558名员工“自愿提前退休”(2014年/东京工商业调查)


当然,年轻一代也未雨绸缪地担忧“或许明天就会轮到自己”。PRESIDENT杂志对正社员展开某项调查(2009年)的结果显示,20多岁年轻人中“非常(多少有些)担心自己会被解雇”的人大约占四成,比例相当高。


不仅如此,即使有女朋友,也认为“约会不如加班”的年轻人同样不在少数。


自昭和四十年代后半期起(1970年开始),每年都会对新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日本生产性本部的调查结果(2014年)显示,八成以上的男女“放弃约会去工作”。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影响,近年来“对私人生活(约会)的重视”略有增长,但即便如此,“拒绝加班去约会”的占比仍不足二成。


“在日本,金钱略宽裕的人太忙,没时间谈恋爱,而没钱的人虽然时间充裕但缺乏自信,同样无法恋爱。”山田昌弘如是说。


简直是至理名言。为了改善这种现状,调整男性工作时长、平衡工作与生活,或许会有效减轻其工作负担,以便他们能够专注恋爱吧。


的确如此。人们常说,日本的工作时长总也不见缩减。


尽管泡沫经济崩坏后,雇佣者个人的工作时长看似有所缩减,事实上却不过是兼职工等短时间工作人数增加的结果。


从雇佣者整体的“总工作时长”来看,泡沫经济时期(1991年)约为2100小时,2000年约为2000小时,2012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内阁府)


该现状未必因为大家都热衷工作或者“希望得到上司的认可”自愿加班,而是与“加班费”密切相关。


从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月度劳动统计调查”来看,以“加班费”为核心的规定外收入额在1995年时大约为25万日元,到了2013年时已超过30万日元。这一部分规定外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率,与1995年的5%相比,2013年已增至近7%。


归根结底,原本也有人希望少加班,将精力投入约会与婚活之中,然而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加班以保住一定的收入……


在此,经济萧条同样是使得如今年轻人试图远离恋爱的原因所在。


男性的矛盾:既想娶事业型的妻子,又喜欢家庭型的可爱女性


女性正面临着与男性截然不同的困境。


和泉(24岁)是一名体育老师,从未交往过男朋友。她留着一头短发,像个男生,初高中时期在女校一直是篮球队主力,很受学妹欢迎,还曾在情人节时收到过12块巧克力。


但是当和泉进入体育学校后,周围清一色都是男性。和泉总是被他们戏弄:“你对男人感兴趣吗?!”在为数不多的女性中,受欢迎的无一不是可爱又有女人味,集训时还会做高颜值便当的人。如此明显的差别对待更让和泉确信“果然男人都是白痴”。


毕业后,目前和泉在一家健身房担任健身教练。由于七成会员是男性,受欢迎的显然还是“有女人味”的女教练。在会员当中的受欢迎程度与工作评分密切相关,如果将头发留长些,再化上妆,或许评分会有所提升。


“我不想为了业绩向男人献媚,但确实觉得自己吃亏。如果过了30岁,我还是这样(没谈过恋爱)的话,百分之百会成剩女。”


和泉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在担任健身教练的同时,她还在努力备考会计和医疗管理资格考试。“如果没有一技之长的话,我会恐惧未来。”


尽管如此,“无论我有多少资格证、多么独立,也完全不会给我的女性魅力(恋爱力)加分。”“男人宁愿选择不独立的女人。”和泉苦笑着说。


很遗憾,调查数据上同样清晰可见。


当问及“喜欢什么类型的女性?”时,最令20~26岁单身男性心动的“温柔、包容”(61%)、“家务做得好”(58%)“长得漂亮”(54%)三种类型。当问及“想和什么样的女性交往?”时,回答也是如出一辙。


相反,仅有一成左右的男性希望与“工作能力强”“收入高”“有地位、有名望”的女性交往。每3名男性中只有1人心仪独立女性(2014年/R&D)


即使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男性仍然偏爱“漂亮”“有女人味”“家庭型”的女性。在这里,男人们自相矛盾。


某女性杂志的调查结果显示,如今25~39岁男性中九成以上希望“未来的妻子也能工作”(2011年/《CREA》文艺春秋)。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如果妻子一点儿薪水都不赚,仅凭自己一人恐怕无法养活整个家庭。


然而,前文也提到他们所追求的“恋爱”对象主要是“有女人味”的女性。虽然这么说多少有些露骨,但比起和泉般为自己未来考取资格证、“不想献媚”的上进型女性,男性的确更喜欢穿着淡粉色连衣裙参加联谊、宣扬自己“正在上烹饪课”的女性。


因而,对恋爱心灰意冷的女性会认为“傻瓜才恋爱”“男人就像白痴”。


单身寄生族男女难以恋爱的真正理由


还有一点,“寄生”也是如今年轻人难以步入恋爱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女性。那是一种与前文提到的“超恋父母现象”相关联的,直到结婚为止一直与父母同住的生活方式。


国家第三方机构关于“单身寄生族”演变的调查结果显示,从泡沫经济时期来临前的1987年起到前一段时间为止,男女(18~34岁)“寄生族”的比例都几乎没什么变化,男性大约70%,女性大约75%。


但最近,人们开始关注不同“雇佣形式”下的同居率差异问题。前文提到过“女性的恋爱情况并没有那么受年收入与雇佣形式所左右”。然而,在与父母同住的未婚女性中,非正规雇佣者明显高于正规雇佣者。


截至2010年,在未婚女性中,与父母同住的女性平均占总体的77%。若将范围仅限于做派遣工作、家政服务、打零工和兼职,便会多出大约一成,寄生族占86%左右。


众所周知,近年来未婚率急速攀升。1980年时占比为51%的20多岁女性未婚率,2010年时上升至75%,实际增量近25%。


不仅如此,近来非正规雇佣女性人数同样急剧增多。1990年,15~34岁女性每4人中有1人为非正规雇佣者,2010年时,该比例已然翻倍,大约每2人中便有1人(总务省)。2014年时,三分之一的职场单身女性被视为“贫困女性”(年收入低于114万日元),该表达也逐渐为人所熟知。“单身不等同于优雅贵族”的现状初露端倪。


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指出:“如今的寄生族们与1990年左右时情况有所不同。”


正如前文所述,如今20~34岁的单身男性,近三成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从父母的角度而言,他们不可能对由于非正规雇佣,收入一成不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贫困寄生族”孩子说出“赶紧去独立”之类的话。想必这些孩子根本无法独自生活吧。


同时,对于生活稍微充裕的“小富寄生族”来说,与父母一起生活也比与恋人同居更具吸引力。除了无法满足性等生理需求以外,在父母身边比离开家与恋人同居更快乐。因为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过上更充裕的生活。


如今通情达理的父母越来越多,年轻人无论在金钱方面还是生活方面,与父母同住都大有裨益——既能够避免无端的争吵,还能够获得内心的安定。


前文中恋父母一族的大学生艾米莉曾说过:“比起在男友身旁,与妈妈一起时更让我心动。”为了未来的发展,她也在考虑与男友同居,只是一想到同居后的“生活”就心烦意乱,连恋爱都无法投入了。


“因为现在一日三餐也好,打扫房间也好,几乎都是我妈妈在做。但如果跟男朋友同居,他肯定会认为‘女朋友做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吧。那样的生活可比现在糟糕多了。”本次采访的20多岁女性也大多是单身寄生族。与艾米莉一样,多数人想到婚后的家务,便会脱口而出“大概会很烦吧”“很累吧”。这也难怪,我们以前与积水住宅进行联合调查时也发现,九成以上的二三十岁女性寄生族几乎不做家务。


另一方面,男性寄生族有着截然不同的烦恼。


例如,同样在前文中提到过的俊夫。尽管他父亲总是对母亲居高临下,对他却通情达理。尤其令俊夫开心的是,父亲支持他的爱好。


俊夫20岁时,父亲为喜欢摩托车的他改建了车库旁的空地,让他可以“自由使用”。当他晚上在房间里听音乐时,母亲唠叨他“早点睡觉吧”,可父亲却说“看似浪费的时间也很重要”,还时不时给他零花钱买CD。


“我无法忍受因同居或结婚失去追求自己爱好的自由。”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连那种快乐都不能拥有,工作的动力也会随之消失殆尽。


通常情况下,不愿谈恋爱的男性似乎都不愿意失去他们的“爱好时间”。


在某项面向没有交往对象的男性调查中,也存在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想与女性交往”的理由是“想将时间花在兴趣爱好上”。相较于排在第二位“与同性朋友一起时更快乐”(19%)的占比高出一倍以上,稳居首位(2014年/日本法律资讯)


即便如此,仍想结婚的理由是?


与父母同住比与恋人同居更快乐。同居或者结婚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占用自己兴趣爱好的时间,太可怕了……但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想未来永远不结婚,答案是“NO”。


近九成年轻人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想结婚”。特别是近年来,以年轻男女为中心“希望尽早结婚”的愿望日益显著。


为何不向往同居与婚姻生活的年轻人会执着于“结婚”?


兵库教育大学助理教员永田夏指出:“这是因为如今的日本社会对没成家的人不利。


当然,“男女经历结婚生子才能独当一面”的“大环境”问题仍然存在,但除此以外在社会制度(保障)方面,单身人士的待遇普遍不如已婚人士。其中,像没结婚继续工作的女性、找不到好工作的男性、缺乏恋爱经历的男性等离所谓的“成家”十万八千里的男女,在社会中尤其容易感受到压迫。永田如是说。


另外,众所周知,近年来“单身焦虑”同样备受瞩目。


2004年,我在拙著《男性不知道的“单身贵族”市场》(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一书中,表达了对职场单身女性的积极看法。托大家的福,第二年该书最终入围了该年的年度新语·流行语大奖。两年后,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出版了《一个人的老后》。大众对于单身人士的积极看法暂且持续了一段时间。


然而,2008~2009年“婚活热潮”来袭,紧接着2010年NHK综合频道播放的《无缘社会》引发了热议,舆论掉头转向“一辈子单身太可怕了”“果然还是得结婚”。


(日)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著,高培明译


想必是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此为契机,“家庭纽带”被大肆呼吁,“家人重于一切”“孕育生命是件伟大的事”之类的想法深入人心。


2013年,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生命设计白皮书》也显示出,“想要日后加强陪伴的人”占压倒性第一位的是家人(71%)。与2001年(63%)相比,提高了近一成。“东日本”地区男女对家人的呼声尤为强烈,较其他地区比例(69%)多出5%,高达74%。


在消费领域中亦是如此。震灾过后,家人,甚至包括祖父母在内的二代、三代消费备受瞩目,人们热衷于创造家人的共同回忆,纪念日消费现象节节升温。最近,就连婚礼上也不仅是新人,而是“全家”一起切蛋糕的现象正在成为常态。


大概其背后也隐藏着前文所提到的20多岁年轻人特有的想法,即“无论发生什么,家人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父母和亲人才是最后的堡垒”。


此外,那些认为“如今并非像泡沫世代般无忧无虑谈情说爱的世道”的年轻人,唯独对结婚持乐观态度。究其原因,或许与他们对我们泡沫世代“反泡沫”“反败犬”意识有关。


我虽说在30岁时结了婚,但婚后忙于工作,错过了生育的最佳时期,算是败犬中的一员。真正的泡沫世代女性(45~50岁)是得益于《均等法》的第一代人。在职场中不输男性工作麻利的她们被视为“女强人”。因此,不少女性过了30岁后仍专心于工作,不知不觉便错过了适婚适育期。这便是被称为“败犬世代”的原因所在。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未婚女性一旦超过35岁,结婚的可能性大约仅有一成(总务省)。这便是曾经经济评论家胜间和代所主张的“35岁单身界限说”。加之女性过了35~37岁的年龄段之后,怀孕的概率也会急速下降。拖得越久,情况就越严峻。


“35岁仍未婚的男女会认为‘事已至此’‘不愿将就',决心等待着逆风翻盘。然而实际现状却是,错过适婚期的时间愈长,被卷入的竞争便愈加残酷。”(永田


前文中所提到的“榜样的缺席”不仅仅是针对父母。悲乎,年轻一代无论在职场上,还是身边,都很少能找到让他们“想成为那样”的前辈。相反,“不想成为那样”的父辈们却不计其数。


格差社会孵化出的切实恐惧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近年来,尤其得益于科技的发展,简单重复性劳动被信息技术(IT)所取代。即使同为白领,技术工作者与内勤(在日本主要是兼职和派遣员工)之间的工资也已经出现了巨大差距。


加之日本目前年轻一代多为非正规雇佣者,他们正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压迫。


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表示,在美国,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待遇几乎无差。即使是管理岗位的正式员工,只要公司不再需要,也会存在立即被解雇的可能。相反,即使是兼职员工,只要能力超群,便可以扶摇直上。哪怕是自由职业者,收入高于正式员工的也比比皆是。


也有些人煽风点火地说:“日本年轻人也触底(非正规・低年收)反弹、咸鱼翻身不就行了吗?”


然而,当今的日本社会,弱者们甚至从一开始便认为自己出人头地的愿景“总归是天方夜谭”,即出现了前文所讲述的“希望格差社会”。


以下是一些有趣的研究结果。


我们先来看看经济学家梅丽莎·S.科尔尼(Melissa S.Kearney)和菲利普·B.莱文(Phillip B.Levine)的论文。他们聚焦于美国各州10多岁少女怀孕率的巨大差距,调查研究“收入差距”对10多岁少女怀孕率的影响。


若干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原生家庭贫困的年轻人往往性经历更早。其背后隐藏着年轻人“留恋肌肤的温暖”,抑或是(尤其女性)“通过作为性伴侣被需要,来确认自身存在价值”的内心想法。


他们同样关注年轻人在性行为中是否采取防止意外怀孕的“避孕措施”,发现在收入差距大的州,青少年女性(13~19岁)怀孕(不避孕)比例更高。另外,从“贫困女性20岁之前的生育比例”来看,收入差距大的州比差距小的州高出5%以上。


在此基础上,两位研究者的判断如下:


“在收入差距大的地区,‘无论怀孕与否,眼前的艰难生活都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也没有必要专门避孕’一类的绝望在年轻人之间蔓延。也就是说,年轻时怀孕的成本意识正在下滑……”


另一位经济学家本杰明·考恩(Benjamin Cowan)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公立社区学院的学费与10多岁青少年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考恩指出,社区学院学费每上涨1000美元,高中生们“难以拿出这笔学费”“反正学习也没有什么意义”之类的想法会相应增强,学习热情随之下降6%。相反,学费每下调1000美元,17岁高中生的性伴侣人数会相应减少26%,留下的少数性伴侣会更受重视。


总之,如果降低社区学院学费,让年轻人怀着“明天会一点点变好”的希望,不那么容易感受到与高收入家庭之间的“差距”,那么,他们便不会对生活敷衍了事,会积极乐观地面对一切。对恋爱和性也不会因为一时兴起、“怀孕了也无所谓”,他们会积极地去呵护爱。


但如果学费上涨,差距感受拉大,“反正也……”之类的想法肆意蔓延的话,一时兴起式的恋爱及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升高。于是,目睹了如此状况的周围年轻人“不想自己落到那般田地”,便开始对认真的恋爱及性本身产生了抵触情绪。


基于以上结果,《爱情市场》的作者、加拿大著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气讲师的玛丽娜・艾德谢德(Marina Adshade)得出结论如下:


“‘恐惧’在10多岁青少年性行为的冷静对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也有同感。那是一种(中略)拼尽全力还被落在社会最底层的恐惧”。“年纪轻轻就有了孩子的话,一辈子会越来越穷。它会让年轻人们对待性行为更加谨慎。”


的确,让年轻人远离恋爱的不仅仅是变本加厉的低收入与非正规雇佣。随着贫富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呈现出“意外怀孕”的年轻人有所增长,或者说是“低收入层群体中的部分人意外怀孕”倾向有所增加。于是,中等收入层群体“不想自己落到那般田地”,便也开始远离恋爱和性。


因此而批评他们多少有些不妥。归根结底是格差社会孵化出他们“只是不想被落在社会最底层”“至少想待在如今的位置上”的恐惧与切实的愿望。


行为经济学用语中也有“损失规避”的说法。


失去1万日元的痛苦感远比获得1万日元的满足感大得多。因此,人们会为了避免失去而过度保护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年轻人身处于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失去之物不可能复返的世界中,这一态度恐怕会更变本加厉。


在巨大恋爱风险与不良债权已然暴露的现代社会,如果要告诉年轻人“不要害怕”“要勇敢地去爱”,那么大人们理应充当中坚力量,创造出一个能够重获失去之物,即使置身底层也可以逆袭翻身的社会。


《不谈恋爱的年轻人》

作者:[日]牛窪惠,译者:李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 (ID:non-fiction702),作者:[日]牛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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