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导演，懂什么逆行人生？

如坐针毡的2个小时。

外卖电影《逆行人生》开场40多分钟了，没有任何情节点。眼前一帧一帧轮播着脸谱式的PPT串烧。整个影厅只有我一个人，冷气开得特别大。影院这种地方，人被困在椅子上，进不去电影里的世界，就会对现实世界和环境的感受特别敏锐。

当徐峥饰演的前大厂员工、新晋外卖骑手，因为送外卖凑不齐房贷而焦虑时，我蜷着的脚趾也在洞洞鞋里抠出了两室一厅。

一、花钱看了两小时PPT

每当剧情推动不下去时，暗调的滤镜、细碎夸张的剪辑和鼓点一样刻意的配乐就上来了。每隔一段时间，情节快断片时，画面里就会轮播一次骑手怼脸拍。

当类似的镜头，重复穿插到第三次短视频笑脸集锦时，我从不适上升到了愤怒——前面在笑的都是演员，后面不笑的才是真实的外卖员。

搞文艺的，先讲好一个故事吧。

开局《骆驼祥子》结尾《王者归来》。在《逆行人生》里，观众只看到，生活的苦难，被一个个鸡汤和狗血，包装成了雕花的屎。戏剧冲突和矛盾，被偷换成了底层人民之间的“为难”和“压榨”。

整部电影没有实质的剧情，没有鲜明的人物，只有符号。把所有和大厂员工、外卖骑手人群相关的符号，一股脑地怼在一部PPT里了。

《逆行人生》这部电影，是对骑手群体实实在在的冒犯。

二、挥之不去的成功学气质

如果说，创作者剧作中不接地气的上帝视角和乱七八糟的剧作结构，是业务能力问题，那么影片最后的价值导向，把外卖员群体的奋斗目标定位在“成为单王”，就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坏了。

在夜店冲击单王的那几分钟，整个电影连成功学的气质都出来了：月入过万，都有保险，打榜作战，更快更强。你的苦难在于你不够努力，在于没有开放的心态和超越速度的觉悟。

整个电影就是一场成功学的放下。

然而，生活比电影唏嘘。《逆行人生》上映热炒话题期间，骑手和保安之间的群体性冲突再次真实上演。8月13日，据杭州警方通报，某外卖平台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与园区保安发生冲突后下跪，引发现场人员聚集。

在视频画面中，有人指着园区保安制服的方向大喊：你再说一句外卖员是狗？！都谁先骂的？另外一个人群聚集的画面中，穿着外卖员制服的人群爆发出情绪激烈、节奏感很强的呐喊“道歉，道歉，道歉。”

真实世界里发生的这一幕，跟电影《逆行人生》里大屏幕上尽带黄金甲的画面，倒是对上了：大面积的小黄把小蓝碾压，小蓝根本不是对手。

三、骑手根本逃不出系统

电影里，徐峥饰演的外卖骑手通过开发新的算法小程序，成为系统里跑得更快的人。但在现实世界里，骑手要想绕开平台，搭建自主的配送系统，就只能被封号。

在外卖生态的上帝视角里，骑手不是“人”，而是平台“运力”的一部分。而作为“运力”的宿命，是所有骑手总结出来的配送捷径，最终都会被算法归纳成常规时间。下一次算法驱动下的系统，会要求骑手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快”。

算法没有极限，但血肉之躯扛不住机器这么碾。

杭州骑手和保安的群体冲突本质，是平台对配送时间有要求，骑手为了交付系统要求的“更快”，会在线下场景各种找捷径而侵犯到保安的权益。这两个群体的冲突由来已久，可真正的问题在资本和收益面前是个悖论。最终成为埋在配送场景中的一个雷，隔三差五给社会添负担。

北大社会学系陈龙在《“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中发布了他的研究结论：资本控制系统的三要素（即指导工人工作、评估工人表现、和对工人实施奖惩）在外卖场景中经历了重新分配：在骑手的劳动过程中，负责指导骑手工作的是平台系统，负责对骑手的工作进行评估的是消费者，而最终对骑手进行奖惩的工作再由平台系统完成。

在控制权被重新分配后，劳资冲突的对象首先发生了转移。

四、消费者在无形中成为了替罪羊

消费者看似获得了监督与评价的“绝对权力”，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劳资冲突的“替罪羊”。

更加讽刺的是，在消费者和骑手相互抱怨的时候，外卖平台公司反倒成了冲突的“调停者”，因为消费者会通过平台系统向公司投诉骑手，而骑手也只能通过平台系统向公司申诉。

骑手这个行业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这是一个将被遮蔽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场景完全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的行业。此前《逆行人生》还没上映就因为耗资2亿，预售仅167万被骂。上映后宣传了温情和感动的情节，但很快被“消费苦难”的风评反扑。

这也充分说明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离普通观众和真实生活太近了，容不得作假，一作假就失真。

现在的观众，已经不那么好骗了。

骑手的职业跑单场景是公开的，但把人变成机器的算法始终是个黑盒。社会学研究者陈龙还在《“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中表示：“不难预测，‘数字控制’与骑手自主性的较量总会以‘数字控制’获胜而结束。因为前者通过对后者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数字控制”的过程也是骑手的自主性空间被不断蚕食的过程。

最后，尽管平台系统用于管理骑手的数据是客观的，但其背后存在利益导向。技术不管再怎么飞跃，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资本。而对技术神话的盲目推崇，时常让我们放松对幕后操作的警惕。

近年来，围绕外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冲突不断。增加派单费用，高层步梯加费用，都能解决问题，缓解矛盾。需要步行的小区增加时间，也能优化用户体验。

但这些机制，在外卖的系统里迭代了这么多年，骑手的空间被逼到了当街飞车。到了需要资本让利的部分，就没有然后了。本身这个矛盾冲突由平台不合理的机制引发，但最后大家只会记住保安和外卖骑手两个职业的冲突。

五、系统背后的残酷真实

2018年5月，34岁的巴勃罗·阿文达诺（Pablo Avendano）骑着自行车在费城为硅谷投资的食品配送应用程序Caviar工作时，被一辆汽车撞死。巴勃罗的家人和朋友认为，“零工经济杀死了巴勃罗。”

按照硅谷初创公司的惯例，Caviar认为阿文达诺是合同工，他没有资格获得公司的医疗保险和工会保护，他死后，他的家人也无法享受任何福利。

在英国作家杰米·K.麦卡伦的《过劳悲歌》一书中，记录了巴勃罗的朋友们在线筹集丧葬费的全过程。他的朋友在GoFundMe网站上声称，他死的时候“从事一项因物质鼓励而在危险和恶劣天气骑自行车的零工经济工作”。他最好的朋友乔治·西卡列洛·马厄说，“阿文达诺被撞的那天，他已经在恶劣天气中骑行了好几个小时。”

当站在人的视角看到的场景是危险时，作为资本和外送平台的Caviar看到的却是机会。此前一天，这家公司刚给外卖配送员发了一条充满表情符号的鼓励短信：“下雨的时候，Caviar也订单如雨……快来上网赚钱吧！”

六、导弹视角的电影是一种赤裸裸的恶

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骑手能真正赚到钱。不管他们工作多长时间，或者骑车速度有多快。

在2014年之前，Caviar公司的配送员每次送货的收益接近10美元。然后，该公司改用了另一种算法，摩根大通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算法的优化，Caviar公司的利润飙升，但服务于这家公司的外卖配送员，每次送货的工资却下降到远远不足10美元了。

电影《逆行人生》之所以让人感受到冒犯和愤怒，是电影里故事的主线人物虽然是外卖员，但创作的视角在大量失真的符号化感动碎片之外，用视听语言大掰开了揉碎了去解释平台，并把骑手困境的源头指向了和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需求和服务。把责任推给消费者，暴露了创作者选择的视角和价值定位——始终是聚焦在算法、平台，甚至是上帝之上的。

历史上，最震撼、最冲击的战争画面，是搭载在导弹上面拍摄的。

这就是我讨厌外卖电影《逆行人生》的全部理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陌生人肖像计划，作者：几何小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