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郊隐居的人
2024-08-16 16:18

在燕郊隐居的人

本文摘编自《逃走的人》,作者:李颖迪,由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头图来自:《请回答1988》

文章摘要
申牧在燕郊隐居,收藏电影,记录生活痕迹,探索自由。

• 🎬 收藏几千部电影,电影票和11个硬盘

• 🏠 收集生活痕迹,不扔任何物品

• 📚 从修飞机工厂辞职,探索自由与隐居生活

“隐居”也不总要去往远方。在帝都边缘的燕郊,青年申牧主动选择把自己封闭在一间公寓里。他从一家修飞机的工厂辞职,不出门、不社交,长期一个人生活。


但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收藏着十一个硬盘的几千部电影,有一整箱的电影票,那些导演和影片中的人,似乎都和他待在一起;在电影里,他可以抵达无限的世界。


作者李颖迪从几年前开始关注“逃离者”这个群体,她前往过鹤岗、鹤壁等偏远的城市寻访,却也在北京周边同样遇见了选择类似生活方式的人。“家里蹲”、“躺平”,或当代“隐居者”,她持续追踪这些主动选择逃离的人的故事,走进他们紧闭的家门,也打开他们的内心,最终完成非虚构文学作品《逃走的人》。


书名:逃走的人

著者:李颖迪

书号:978-7-5496-4264-9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以下摘自《逃走的人》,略有删改,由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

 

最初,在听说申牧的故事,还有见到他那天,以及后来我反复想到他时,我实则想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为什么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换言之,这个问题——后来我向来鹤岗生活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实则是,这种逃离,如果我们能称其为逃离的话,究竟能不能通向自由?所谓自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吗?就像人站在一个广场,或是一条漆黑的甬道,此刻,面前出现一些不同的分岔,像手指离开手掌那样延伸开去。分岔尽头会是什么?亮光?一片朦胧不清的雾?又或是黑暗?


……


申牧,三十四岁,失业接近五年,负债,远离亲人、朋友,待在河北燕郊一间租来的公寓,不与任何人见面或交谈。


公寓在十九层,他在窗户上贴了一层磨砂,这层磨砂令他无法透过窗户看见外面的风景,天空、鸟、对面正在修建的楼房。


长期一人生活,他开始收集房子里为数不多的声音。电饭煲里沸腾的米饭,冬奥会花滑运动员的冰刀划过冰面,纪录频道中藤蔓生长,用筷子将食物送入口中后的咀嚼。他将它们录下来,在电脑里存放。他细心分辨门外快递员和外卖员走路的脚步声。每次点外卖,他都会在订单里备注:“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放在门口!”像个警告。外卖员仍然咚咚地敲门。后来他就不点外卖了。


每隔几个月,他的睡眠开启一次循环。第一天晚上11点睡,次日早上6点醒。第二天凌晨1点睡,次日早上8点醒。第三天凌晨3点睡,次日早上10点起。有时是下午2点睡,晚上10点起。黑夜和白天没有分明界限。


有时他出门买菜。一次,他在超市里买来一袋馒头,有个像被老鼠啃了一口。他还是将馒头一直放在冰箱。他不扔东西。按照他的解释,他尽可能保存生活中的所有痕迹,就好像那些物品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因此,申牧家里放着各种各样的物品。首先是曾经真实属于他的:穿过的衣服,鞋子,恋人送的MP3,明信片。更多是独居后的生活痕迹。冰箱旁放着十六个大纸箱,纸箱半人高,装过牛肉面、宫保鸡丁的铝制薄膜和纸质的方形外卖盒,清洗干净,叠在一起。一个纸箱里装着各个餐厅赠送的纸巾。另一个箱子装着纸质咖啡杯,星巴克的,肯德基的。杯子上有不同活动的印花,春天是樱花,圣诞节是帽子。还有个箱子放着必胜客的比萨小三脚架。


随咖啡赠送的黄糖,随薯条赠送的番茄酱,薯片桶,洗洁精桶,护手霜,柠檬水中的柠檬,滤过的茶叶,剥去米粒的玉米芯,橘皮,鸡蛋壳,鸡的骨头(他将肉剔干净,骨头留下来),还有他的头发,剃须刀刮下的胡须,从耳朵里掏出来的碎屑。这些物品像待在一个现代生活博物馆,各有各的位置。他不会轻易移动它们。


如果单从数量来说,申牧拥有最多的物品也许还是电影。他收集了一整箱电影票,有些票据已经褪色、字迹模糊。他有十一个硬盘,分别装着美国、欧洲、拉美、韩国和中国的电影,已有几千部。锡兰、费里尼、侯麦,这些导演和影片中的人都住在了他的硬盘里。有一个硬盘像铁盒一样,12T容量。他专门用来存放日本电影。


最初半年,申牧和我在网上断断续续聊到他的生活,还有他的过去。


他出生在中国甘肃的一个村庄,那是一片干旱荒凉的土地,当地农民主要靠种植花牛苹果为生。申牧家里也有一个苹果园。他的家境在当地人看来不算好,但也不算坏。少年时期去另一个镇子读书,每周走二十公里泥路,有时太累,中午睡在树林里,走得太久,布鞋磨破了,就用绑带绑住鞋子。他考上一所大专,遵循父亲建议选择飞机维修专业。毕业那年,他的同学们大多数去了航空公司。他选择更稳定的维修基地,来到北京。


维修基地在首都机场附近。经过两年培训,申牧正式上岗,签订一份须工作满六年的合同。每天,他换上深蓝色工服,手持虎钳或是测量标尺,来到车间,维修各式各样的被拆解过后的飞机发动机,检查发动机叶片是否存在划痕或变形:几厘米,多深,方向,位置,是否烧蚀,是否腐蚀,然后在叶片打上“超标”或者“未超”的标识。他有时会用专门的孔探仪,更多时候靠眼睛。他的眼睛总是很酸涩。


他不常加班,除了春运或国庆前后工作会变多。下班后他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各种各样的酒店标间。他生活的范围不超过那个园区。他和同事们说不上话,也不爱参加要喝酒的聚会。他逐渐感觉自己逃不出这个硕大的车间。


工作两年后,他开始去电影院看电影。起初是看一些商业片,回到宿舍也看,《7号房的礼物》《教父》《肖申克的救赎》。后来开始看杨德昌的《一一》,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在电影中,他几乎可以在视觉上抵达任何一个国家,看到人们的生活,那里的街道,风景,树木和海洋。然后是法国新浪潮,再然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天下班,他一口气看完了《灿烂人生》,一部时长六小时的意大利电影。看电影时,他似乎把自己都忘了。


申牧很难说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改变。但他认为,眼前的生活绝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花了两千元在网上报了一个学习班,开始在上班间隙学法语。在一张“发动机零部件附件交接单”上,他抄下许多单词:

 

Monalisa 蒙娜丽莎

Louvre 卢浮宫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Tomber amoureux de quelqu’n 爱上某人

 

他看到一部叫《小森林》的日本电影。电影中,桥本爱饰演的女主角无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一个叫小森的村子,森林围绕,她一个人住,秋天收获水稻,夏天喝自酿的冰镇甜酒,早晨吃自制面包和磨碎的果酱,一日三餐,周而复始——我能否离开北京,回自己的家乡过这样的生活?


他在一个论坛上发帖:“二十八岁工科男,目前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员。除了电影没别的爱好,想明年转行,成为一位真正的电影从业者。”


许多人劝他不要冲动,但也有人鼓励他。他说,想到一辈子都要在流水线度过就后背发凉。


有一个自称是纪录片导演的人联系上他。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两人商定,由申牧出钱购买一台red one摄影机,另一人进行拍摄,拍摄完纪录片后,器材归那人,但电影版权归申牧。他们起初决定拍一部返乡题材的纪录片:以申牧辞职离开飞机维修工厂,返乡和父亲一起种植苹果作为故事线。剧本里,他们设定电影叫《爸爸的苹果树》。但合作很快失败了。那人迟迟不随他返乡,另有自己的拍摄计划。相处十来天后,两人散伙。申牧花钱买的机器仍然留在男人手上。


春节,申牧回家,父亲认为他受骗了,也不同意他转行的想法。父亲说,你既然喜欢电影,最开始怎么不去学电影?既然现在已经学了飞机,就好好干飞机。申牧还是带了一台相机回家。冬天,父母需要给苹果树修剪树枝,他拿着相机在一旁拍摄。但父亲看他不干活,嫌烦,把他的相机摔到地上。相机摔坏了。


申牧回到工厂。又过了两年,他再次提出离职,此时离合同期结束还剩一年,须赔偿大约六万块。离职后他先在北京通州租了一间隔断房。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分成五个房间。他和一对夫妻、一个写代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一个高中生住在一起。半年后,他决定在同等预算下租一个完整的空间。位于河北的燕郊是不错的选择,来往北京市区有通勤大巴车,半个小时就能抵达国贸,而且房租很便宜。

他决定去燕郊。此后五年,他离那个过往熟悉的世界越来越远。


鹤岗的房东提醒我,近期情况不明,建议我备好食物,减少出门频次。不过我已习惯了,无论在鹤岗还是北京,都一样。因为新冠,那年生活总是时时变化。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谈论未来了。我打开外卖软件,下单几瓶矿泉水,西红柿,鸡蛋,鸡胸肉,面条。一小时后,敲门声传来。我和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外卖员打了声招呼,再将那一大袋东西拿进屋,逐一分类,摆在冰箱。


我坐在桌前,重新翻出申牧发给我的照片。有些是他囤积的东西。比如一盒外卖,已分辨不清原来的食物样子,绿色黄色的霉菌入侵了塑料盒,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随着时间逝去,霉菌张开了身体,菌丝复杂,如同迷宫,也像火山的熔岩。还有碎的卤鸡蛋壳,装苹果的塑料盒,剪下的指甲。他将这些东西铺在一块黑色的布上。在黑布的衬托下,碎指甲就像遥远的星星。


他在日记里写道——

 

发霉的土豆

像火山喷发一样

泄露了大量的岩浆

 

晚上,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翻来覆去,失眠了。半夜3点,我干脆起来到洗手间洗了把脸。我从门口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回门口。最后,我回到桌前。我翻开了《纽约兄弟》,一本小说。我曾被这个故事打动,现在,我决定再读一遍。

 

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就是要面对恶劣环境里的艰难真实的生活,要知道只有生、死以及各种人类的痛苦才能模糊掉上帝这样的形象。

 

一位朋友推荐了这本书,他觉得申牧就像是书中的主角。后来,我发现这本小说改自一个真实故事,写的是20世纪初的一对纽约兄弟。他们原来身处一个体面的中产家庭,哥哥意外失去视力后,为了照顾哥哥,弟弟也辞去了工作。两人渐渐退出社会,在家里囤积大量物品。


被问及为什么选择与世隔绝,弟弟回答说:“我们不想被打扰。”


1947年3月,警方接到匿名电话,发现两兄弟死在家里。由于家里有太多物品,警察无法打开门,只能打破窗户后进入。他们取出约一百二十吨“垃圾”,包括十四架钢琴,两万五千本书,保龄球,腌制的人体器官,旧款T型底盘,马车折叠顶部,数百码未使用的丝绸和面料,一匹马的下颚骨,生锈的自行车,照相机,婴儿车,无数的报纸和杂志,等等。每天都有两千多人站在屋外观看清理工作。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将这对兄弟评价为现代的第欧根尼。据说古希腊人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中,他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根棍子、一个面包袋。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并询问有什么能帮到他。他说: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就像那天,当我最初去到申牧的那间房子,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同样的情形。


本文摘编自《逃走的人》,作者:李颖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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