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宫斗剧,你不可能了解历史”
2024-08-21 07:52

“只看宫斗剧,你不可能了解历史”

学者王笛说,历史作品不能像宫斗戏那样只写精英。正是有感于此,他才要去研究街头文化、袍哥和茶馆,去发现历史的角落和小人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odbo,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历史学家王笛对成都茶馆的研究从晚清一直延续到2000年。在他看来,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洗礼,这个曾经无比活跃的商业结构正在失去活力。“破破烂烂”的街角茶铺对于追求精致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显得“色衰爱弛”。他们宁可花上大几百元去装修精致,有隔断、包间的茶楼里“窃窃私语”——年轻人对隐私看得很重,拼桌这种事情绝对令人无法忍受,也绝不愿意在没有空调的茶馆里和一群打着赤膊、大呼小叫的陌生人拼桌“侃大山”。


这听上去没有什么问题,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个时代正变得越发紧缩。这种紧缩感首先是意识上的,诸多年轻人骄傲地以“I人”自居,他们对和陌生人攀谈毫无兴致,结果就是人们对空间的需求变得前所未有地强烈,距离感也随之而来。


其次,城市的结构变化塑造出全新的社交方式——没有社交。尤其是年过三十的群体,除了一年到头和密友会见三五次以外,人们和熟人圈以外的人正变得“永远陌生”。正如王笛所言,“现在没有人会让孩子去邻居家借酱油了”。


即便像成都这样有着中国最为丰富和喧嚣的市民生活的城市,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文明社会的“陷阱”——精致、封闭和自我。但好在,成都依然是成都,它远离正统,但算不上离经叛道;热衷娱乐,却不乏厚重的文化底蕴;成都的GDP虽然进不了全国最前列,但成都人对生活的满足感常年领先。


“成都人精神状态领先国人20年”,这句话绝非空穴来风。没有“气球哥”“二仙桥大爷”这些鲜活的语言大师,《谭谈交通》很难创造出收视神话;说唱歌手诺米仅用一首《谢天谢帝》,让成都成为继香港、上海之后中国“第三座拥有迪士尼”的城市;成都人不讲规矩,在地铁上睡觉,在垃圾桶上打牌,在高铁大厅里摘菜,在街上遛“机器狗”……凭借这一系列的超现实主义操作,成都蝉联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15年。也因为如此,时至今日,成都仍然是研究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好题材。


以下是《新周刊》专访王笛实录。


茶馆,是一种中国式的公共空间


《新周刊》:和欧洲的一些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常常被认为缺乏公共空间。你研究了多年的街头茶馆,而茶馆正好是一种中国式的公共空间。你认为,茶馆是如何在中国自发形成的?


王笛:那是西方对中国城市的误解。在中国西南省份,尤其是四川,茶馆非常多。它一开始并不是为公共生活服务的,而是出于一种刚性的需求——和生存环境有关系。成都大部分是丘陵地带,如果拿这里和华北平原比较的话,在传统社会时(晚清至民国时期),华北平原的运输靠的是马车、牛车、驴车;但在崎岖的西南地区,靠牲畜拉车很少,只能靠人力。


四川这里很多人用“鸡公车”,也就是独轮车。它要靠人来推,费力而且效率低,但是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所以,不管是运货还是运客,对人的体力消耗都很大,使得沿途自然形成了一些提供喝茶的地方。


茶摊的雏形就是支个摊子卖大碗茶,后来逐步发展成搭棚子,或在街边修一个简陋的房子,这就是早期的茶馆。


另一方面,成都的茶馆多,也是因为那个年代城里的井水含碱量高,需要人力从城外运水进城。如果是一家一户送水的话,运输成本会非常高,而茶馆则有专门的水车负责送水,这让很多老百姓非常依赖茶馆,也让茶馆变成了生活必需品。上世纪50年代,还有很多人搬家前要先去了解一下附近有没有茶馆。


家里面一来客人,就会约着去“口子上的茶铺”见面聊天。所谓“口子上”,就是街口,所以茶铺也变成了成都人的“会客室”。茶馆在成都如此必要,很多人就萌生了做茶馆生意的念头。


传统社会中没有多少聚会或休闲的地方,人们天天跑到茶馆里消磨时间。从吃早餐一直待到晚上听了评书或者看了川戏才回家。民国时期有种说法:茶馆是半个家——家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


茶客。《那间街角的茶铺》插图,王笛绘。(图/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认为成都的茶馆有哪些功能和特点?


王笛:它首先是一种慢节奏生活方式的结果,其次是日常生活的设施,最后是社交的需要。过去有一种误解,认为在茶馆里面待着的都是些没事儿干的人,(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


好多人在茶馆里面办事、谈生意、做买卖,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在那里开会,逐步形成了一个功能空间。根据我的观察,在20世纪前半叶,也就是1949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公共空间能像茶馆这样提供这么多的功能。


《新周刊》:你在美国居住多年,你是否会认同中国比较缺乏公共空间?


王笛: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哈贝马斯首先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比如说咖啡馆、沙龙、图书馆、教堂、广场等,但这些都是西方概念中的公共空间。


其实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追求公共生活。所谓公共生活,我的理解就是走出家门,到一个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在我看来,公共空间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公共空间还是很多的,庙会在宋明时期就非常发达了,还有成都平原的“赶场”(市集),都是公共空间。


农民去赶场不一定是做买卖。我年轻的时候在农村待过,实际上农民不做买卖的时候,仍然会去赶场,特别是在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住得非常分散,不像北方农村那么集中。这使得成都平原的农民彼此之间的联系很少。你看北方农村,村民们天天都能见面,那么成都平原那些农民去哪里寻求公共生活呢?


所以他们需要赶场。每次赶场,从各个乡来的农民都坐在茶馆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它就变成了社交需要。


只写精英而忽略普通人,是错误的


《新周刊》:你在20世纪90年代初去美国之后开始了解到微观史学,并发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很少。而你在80年代写的《跨出封闭的世界》中,也很少涉及对人的描写,但从《袍哥》开始发生了转变。这种对历史的书写方式的转变,对你而言有什么价值?


王笛: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向。我们读大学的那个时候,受的训练就是研究历史一定要研究重大问题,所以我们都会选革命、改良、经济、战争或农民起义等议题去研究。我在本科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我们的教科书也是同样。教科书基本上都是王朝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写了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思考中国怎样走向现代化,尤其是长江上游地区,它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的进程中间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个体和人的研究,最多也只是研究群体。


《跨出封闭的世界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王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0


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我开始阅读新文化史的著作,比如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想做街头文化,但一查资料就发现,关于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能找到的参考书非常之少。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对普通人如此缺乏研究?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史学观的问题,而且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过去西方也是这样,都一心扑在“大问题”上。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界开始转型,兴起了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


英雄和帝王史观带来的结果就是关于普通人的资料相当匮乏。其实,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才是组成历史的重要部分,因为99%以上的人可以算是普通人,但历史所记载的是那些万分之一都不到的人。这使得绝大多数人在历史上完全消失了。


这引起我的警觉。毫不客气地说,只写帝王,只写精英,只写重大事件,是错误的。我们打开电视就是没完没了的宫斗戏,好像这就是历史的全部。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有了我后来研究街头文化、研究袍哥和茶馆的动力。


《新周刊》: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除了《袍哥》以外,你的大部分著作似乎更关注群体,具体到某个人物的命运,似乎描述较少。你是如何考虑的?


王笛: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的确觉得应该把茶馆中的某些人继续追踪下去,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但问题是没有资料。准确地说,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任何一个完整的普通人的故事。


《袍哥 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王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0


《新周刊》:地方志里会不会有一些个人故事的记载?


王笛:地方志里更没有,因为受到官方文化的影响,一般只会记载一些地方官员或地方精英,普通人是很难被记载的。《袍哥》里有对一个家庭的记录,是因为我刚好碰到了一个调查报告,非常珍贵,但这种资料是可遇不可求的。


《新周刊》:如果拿你的《袍哥》和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做一个横向对比,会发现一些共通之处——都是从底层社会或者移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来介入,讲述一个地区的社会流变。你为什么会选择关注相对底层的社会阶层,而不是中产阶层?


王笛: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反复阅读《街角社会》,希望能够从社会学家那里获得一些方法。但是社会学家做研究和我们不一样,他能够到社区里对这些人进行采访,能拿到一手资料。


但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只能通过文献(进行研究),而且文献还很少,所以确实存在很多局限。对我来说,历史学家一定要坚持的准则就是,没有史料支撑的话,一句都不能说。尽管我尽了极大的努力,但很多时候甚至找不到一条有用的信息。所以一旦发现任何线索,我都会把它追踪下去。


因此,哪怕我们选好了一个研究对象,也可能因为缺乏资料,而没办法把它进行下去。对我来说,底层是过去很少涉及的一个社会阶层,因为缺少记录,所以对我来说就更具有挑战性和吸引力。


现在的茶馆,隐私性加强了,但公共性减弱了


《新周刊》:你没想过写现在吗?因为几十年以后,现在就是历史。


王笛:其实《茶馆》第二卷已经写到了2000年,中间有很多田野调查和采访的故事。我采访了那些掏耳朵的师傅,还有算命先生,因此也比只依赖文献资料多了很多细节。


《茶馆 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

王笛,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7


《新周刊》:你之前对北京和天津这一带的茶馆做过调查,和四川的茶馆相比,有什么区别?


王笛:我在写成都茶馆的时候,对南京、杭州、北京等地方都进行过研究,主要为了进行比较,谈不上深入。像老舍写的《茶馆》,其实非常接近成都的茶馆,但是老舍笔下的茶馆后来几乎消失了。


从数量上来说,北京的茶馆数量从来没有达到成都那么多,因为市民的生活不像成都人那样,和茶馆联系得这么紧密。另外,北京和成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北京的整体节奏比较快,很少有人能在茶馆里一待就一天。


民国时期,不管是上海还是北京,都已经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在茶馆里消磨时间已经不适合城市的生活节奏了。


而且在北京坐茶馆不是很舒服的。老照片里的北京茶馆都是长凳子,不是椅子,没有靠背和扶手。人在凳子上是坐不久的,但成都的茶馆里都是有靠背和扶手的竹椅,这就很不一样。


《新周刊》:我经常听一些南方朋友,尤其安徽、江浙一带的人会说要去茶楼里谈个事情。茶楼和茶馆又有哪些不同?


王笛:现在不仅仅是你说的那些地方了,成都现在也是以茶楼为主,它属于时代的产物。


在我看来,茶楼就是更高级的茶馆(茶铺),后者是很简陋的,喝的茶也不讲究,而茶楼的装修高档,有空调,冬暖夏凉。过去一到夏天,茶馆里的男人们都光着膀子,人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可以随意聊天。因为茶铺里都是方茶桌,一般会安排四到六个人坐在一起,谁来了都可以坐。


现在的茶楼是熟人社交,很注重隐私,不可能把不认识的人凑到一桌去。虽然隐私性加强了,但它的公共性减弱了。大家在茶楼里说话都比较斯文,但过去那些街角茶铺不一样,人们把嗓门扯得很大,因为茶馆太吵,以至于你不把声音提得很高的话,根本听不见别人说什么。


从空间来讲,茶铺和茶楼也不一样。茶铺和街道是连接在一起的。每天早上一开门,店家就会把门板一块块卸下来,茶铺的空间就很自然地延伸到街沿上了。


成都人的慢生活,反而变成了优势


《新周刊》:你是否会认为中国的西南地区和其他地区相比,市民生活似乎更为活跃,人们普遍更热衷娱乐和消遣?


王笛: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可以这么认为。西南的特点,是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在传统社会时期,要想从北京给四川总督发紧急文书,就算“八百里加急”也要跑好几天。这使得西南地区有了一些自我发展的空间,所以无论从言论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


20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逐步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地方文化的自主性,包括地方自治逐渐式微,被纳入国家管理和国家文化的系统之中。这个变化是缓慢的,到20世纪中期,四川相对于北京、上海,受官方文化的影响还是要弱一些。这一点,我在今年刚出的《消失的古城》(增订本)里有讲述。


《消失的古城(增订本)》,王笛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4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四川人对闲适的追求?


王笛:过去,四川人是比较自卑的,因为四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相对落后的。2000年左右,国家开始西部大开发,四川政府和媒体便不断强调,说我们要破除“盆地意识”——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


这种自卑感也表现在普通市民身上。


2000年时,很多人认为,四川人沉迷打麻将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人家外商来投资,一看到处都是打麻将的,印象大打折扣。这引起政府的担忧,被认为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但20多年过去了,大家逐渐意识到,经济发展和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对立的。成都人的“慢生活”反而变成了优势,成为一种特色。


《新周刊》:有一个流行的词叫“精神状态”,你怎么形容成都人的精神状态?


王笛:在我看来,成都人的精神状态比较乐观。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哪怕收入不会很高,也尽量能随心所欲,比较容易满足。总的来看,成都没有其他省会城市或者一线城市的弦绷得那么紧。


成都人比较松弛。一到天晴的时候,那简直倾城出动,人们都跑到坝子里边或者露天茶馆里聊天、晒太阳。


《新周刊》:你研究了几十年的茶馆文化和公共空间问题,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了哪些趋势、变化?


王笛:变化很大。中国最大的变化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再加上这几十年的城市化建设,这些都影响了茶馆的生态。


茶馆的兴起依托于传统的城市结构,它隐秘在小街小巷中,就存在于人们居住的街道两旁。成都过去标准的建筑就是两层的“铺面房”——下面一层用作商铺,楼上就是住家。但是随着城市的大拆大建,人们的居住模式改变了,几乎都住进了公寓楼,这就引起了社交方式的变化,邻里关系开始疏远,茶铺也就失去了天然的生存土壤,但让更高级的茶楼有了发展的机会。


《那间街角的茶铺》,王笛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10


但我认为,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城市设计者和城市文化的研究者需要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人们居住环境的变化、街道设计的改变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使得现代城市越发缺少日常的、随意的、开放的公共空间。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来,这个问题对于公共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个问题,我在《那间街角的茶铺》里面进行了集中的描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od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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