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疲浪主义（ID：dada_molly），作者：毛利小张，封面来自：东方IC，原标题为《驯化、病菌，以及鼠疫》
每天窝在家里，除了看书就是陪鲁班玩。把《枪炮、病菌与钢铁》拖出来重读了一遍，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注意过的细节，也很应这疫时的景，总结出来算是读书笔记了。
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动物被驯化需要满足的条件。
一般来说，哺乳动物、群居、不排异、性格温顺等特点对于驯化来说都很重要。而另外一条更重要的特点是，那些在本来野生状态下就群居且具有阶级性的动物，更容易被驯化。
野牛的社会会按照一头公牛加好几头母牛来组成，母牛各有不同的阶级，它们在任何时候的相处都会按照公牛、母牛A、母牛A的后代、母牛B、母牛B的后台……这样的次序。
这样的动物在天性中懂得顺从，它们知道那个走在前面的生物是需要顺从的对象，所以在和人类的长久共存中，也会把人类填补成那个顺从的对象。
想一想鲁班这个傻狗，不但远古祖先是野狼，而且现在它的眼里，我大概就是走它前面的那个领头狗呢。
更应景的是病菌。
人类社会中的传染病从公元前一万多年，随着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就已经和人类相伴了。大部分的病菌都来自驯化过的动物，它们在和人类的朝夕相处中转化变异，从而形成了只在人类之间传播的传染病，
动物可以被人类驯化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在很多条件中只要有一条不够满足，它们就很难被驯化成功。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在人类最早移民后的不久，大型哺乳动物就几乎全部灭绝了，而非洲大陆的大型哺乳动物虽然很多，满足被驯化条件的却非常少。
亚欧大陆在“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这项竞争条件中得天独厚，因而发展出了最早的农业定居社会。顺便的结果就是，也获得了来自驯化动物的最多的病菌和传染病。
病菌也是生物，作为一种需要寄生在宿主身上才能生存的生物，病菌有自己的演化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尽可能多地传染其他人，让自己拥有更多宿主，同时还不能太快让宿主死亡，因为宿主死了病菌自己也就玩完了。
那些致死太快的病菌属于演化中的“差生”，在把自己传播出去之前就让宿主死亡，这也导致了自己的灭亡。于是留下来的、和人类社会长期共存的病菌，都保持了适当的致死率和潜伏期，以期感染更多的宿主。
这些留下来的病菌也会进化。某种意义上来说，病菌届最厉害的优等生就是进化到今天的流感，它们每年都在变化，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始终和人类共存，也始终无法被消灭。流感虽然致死率较低，但传播率极高，在巨大的基数下每年也会夺去30多万人的生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2019冠状病毒确实在演化上比17年前的非典更进一步，它们致死率似乎更低，但传播效率显然更高了。
在长久的共存和演化中，病菌杀死了很多早期农民，但人类也产生了一定的免疫，拥有和病菌共存的能力。
所以当大航海时代到来，欧洲人前往美洲和澳洲殖民的时候，没有经历这个共生演化过程的原住民土著，突然遭遇进化了几千年的病菌，结果就是那段悲惨的种族灭绝史，我们都已经在历史书上学到过了。
虽然社会形态和技术的进化也影响着不同大陆之间的实力差距，但从量化的数据来看，传染病杀死的原住民数量，远远远远超过欧洲人通过枪炮屠杀掉的数量。
说病菌屠杀死美洲原住民，它们大概还会感到无辜，毕竟杀人的时候它们从不区分人种，黑死病的惨烈状况也还留在欧洲的史书里呢。
所以如果把传染病的来袭当成一种因果报应——就像很多人反复在诅咒那些吃野味的人一样——虽然不算错误，但我总觉得，这个归因确实太肤浅了一些。
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因果报应”，但这种因果关系却是从上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的。
人类征服土地的同时也被土地绑架，从此失去了作为采集群族的自由。被季节和收成固定在土地上劳作，并且随着自然环境被人类活动影响，人类只能在这条道路上不断走下去，再也不可能选择回到狩猎采集时代。
只有极少数在很晚的时间里移民到与世隔绝海岛上的人类社会做到了从农业返回采集社会的“倒退”选择。
这种绑架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当然具有进步意义，定居的农业社会可以发展更加复杂的组织关系，从而取得技术上的进步；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却是灾难性的。
农民为了拥有稳定的食物来源吃饱饭而走上耕种的道路，但耕种并没有让农民吃饱，他们的收成变成了税收，被用来养活不事生产的社会其他阶级。
随着这个不可逆的和土地绑定在一起的关系推进的，还有不可逆的对整个自然环境的影响。
人类的到达灭绝了两个大陆上的大型哺乳动物，其他很多的物种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消失了。最早的农业发源地新月沃地，发展早破坏也早，这片区域如今遍布荒漠和退化的土地。
人们时常以为对自然的破坏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新鲜事，但其实这些对自然环境和其他生物的影响，从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耕种农田、养殖牛羊猪开始，就已经开始了。
当然从纯粹的宏观的人类史角度去观看现实生活，这个行为是很残忍的，抽离和旁观，让人把今天发生的一切归于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因果环。而现实生活分明有另一套感知逻辑，无论我们多么明确这一套叙事因果环，也无法改变一个个微观个体正在经受灾难折磨的事实。
所以从微观的角度，我又去重读了一遍《鼠疫》。人们时常认为鼠疫在描写一个城市经历传染病的过程，认为它描写了人类面对传染病的表现，同时也在讽刺政府对待传染病的处理不利，
以前看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次看越发产生这样的感觉：生活在西方民主社会的作者们，大部分时候对真正的体制悲剧实在缺乏想象。在奥兰这座城市里，城府唯一的不作为居然仅仅只是瘟疫初期对公众对部分隐瞒，而城市中的生活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悲伤却有序的。
或者我们可以认为，《鼠疫》本质上是在写一篇治愈的小说，人们被瘟疫淹没，人们被迫分离，人们对此各有态度，但总的来说，希望会到来，一切都会过去，爱可以战胜很多东西，即使爱的人早已离去。
但遗憾的是，我从现实中学到的不是这样的。
爱很多时候只负责扮演那个无能为力自我安慰的角色；问题不是靠爱解决的，大部分时候靠的是监督、反省、透明，以及权责分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疲浪主义（ID：dada_molly），作者：毛利小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