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TikTok禁令的事实基础和法律逻辑，美国学者怎么说？

美国总统于2024年4月24日签署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案》（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以下简称“TikTok禁令”）禁止TikTok在美国境内分发，除非中国字节跳动出售TikTok。TikTok及其母公司在2024年5月向美国法院提出起诉后，美国司法部近期提交了答辩状，提出的首要论点是：中国对 TikTok 的控制基于数据收集和外国宣传而造成了国家安全威胁。

本文将重点放在后一个问题：TikTok 的推荐算法是否让中国对美国人的思想、信仰和政治行为产生了不可接受的影响——美国政府将这种威胁称为“隐蔽的内容操纵”。

笔者在此文想强调的是，意图和影响之间是有区别的。除非听众希望宣传奏效，否则任何宣传不会奏效。信仰无法被社交媒体公司凭空捏造出来，TikTok不太可能造成比其他社交媒体巨头更多（或更少）的伤害。

一、宣传实际上不起作用

美国国会试图通过 TikTok 禁令解决的重大担忧，是外国势力通过内容选择和推广进行操纵的威胁。正如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解释禁令动机时所说，“你们把信息控制权交到了美国最大的对手手中。”

但效果如何呢？美国政府的禁令似乎建立在“注射”说服理论之上，好像社交媒体用户可以被诱骗去相信那些不符合他们的世界观或信仰、对自己或社会具有破坏性的内容。按照政府的隐性逻辑，接触内容就像病毒进入眼睛并感染大脑一样。

但是，我们从美国社交媒体公司的经验中了解到：他们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除非用户已经对此产生了兴趣，否则社交媒体无法对用户信仰和行为做出太大的改变。如果推荐算法无法为用户提供他们最想要的内容，用户就会离开。

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理由假设这些“煽风点火”的努力对美国人的实际信仰和政治行为有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威胁是高度推测性的。

人们担心中国影响力的力量，但对社交媒体的实验结论却与之相反。在实验中，试图说服人们接受他们原本不会做的信念或行为的努力都失败了。这是因为人们倾向于信任和参与反映他们已有信念的内容。说服他们放弃既有信念出奇地困难。即使是最大的平台或影音媒体也无法仅通过吸引眼球和耳朵来控制文化或辩论。

以下是一些重要的研究例证：

1. 逆序研究

Meta曾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进行了一项实验，将近50万名Facebook和Instagram用户随机分配到默认算法的信息流（对照组），以及按时间倒序排列的信息流（实验组）中。那些认为推荐算法是权力来源的人，通常认为倒序时间线是对抗两极分化和舆论操纵的解药。但除了大幅降低参与度外，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信息流并没有显著改变问题两极分化、情感两极分化、政治知识或其他关键态度的水平。

（参见：《社交媒体信息流算法如何影响竞选活动中的态度和行为？》，刊载于《科学》2023年第381卷）

2. 好友网络、曝光度和选择研究

上面这张图表来自《科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在Facebook上接触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新闻和观点》，它提供了社交媒体用户具有独立思想的最具启示性的证据之一。这项实验表明，如果Facebook用户随机浏览可能出现在Facebook上的内容，他们将看到超过40%的政治内容是交叉的（即通常被认为来自与用户所持政治立场相反的观点）。社交媒体用户选择朋友是造成“信息茧房”现象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对于自由派的Facebook用户来说更是如此。

换句话说，Facebook的算法实际上试图在某种程度上遏制部落主义和政治隔离，但用户们还是会自行其是，平台实际上很难说服用户去面对来自非本方观点。

二、总的来说，我们很固执

《自然》杂志2024年6月5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误解网络虚假信息的危害》，全面调查了社交媒体如何影响虚假信息和极端主义内容传播的研究。作者“记录了一种模式——虚假和煽动性内容的曝光率实际上是较低的，且这些内容仅集中在一小部分有强烈动机寻找此类信息的边缘群体中。”

当令人不安的社交媒体内容“病毒式”传播时，立法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很容易指责平台算法将不利的观点注入用户头脑中。但因果关系大多是相反的：有机的、预先存在的社会或政治现象导致社交媒体内容的增加。

即使将内容强加给用户确实对改变信念产生了一些影响，但这种操纵带来的短期收益从长远来看也会成为社交媒体公司的负担。推送用户不想要的内容会导致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减少或完全放弃该平台。毕竟，正如美国政府也承认的那样，“TikTok 吸引力的支柱是其专有的内容推荐算法。”美国政府仅强调算法“专有”的风险，但要想产生持久的影响力，算法还需要具有“吸引力”。

前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用户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按时间顺序推送的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花费的时间大大减少”，点赞和评论行为的差异也非常显著。

信息不是武器，而是营销。数十年来一直处于大数据技术前沿的专业说服者——美国广告公司，都很难让消费者真正改变购买行为。当数字广告活动看起来奏效时，这种“提升”也只是幻觉——很多时候，数字广告后的点击量实际上来自那些本来会购买此类产品的人。

三、谁有资格决定哪些想法不可接受？

当然，社交媒体影响着社会，促成了各种原本不会发生的好事和坏事。但这些影响主要取决于先前存在的信念：社交媒体公司最多能做的，就是围绕人们已经倾向于相信的事情，推动或抑制一致性和协调性。

因此，美国第一修正案民主协商理论的最大弱点是，美国人（和所有人类一样）过于执着于自己的信仰，过于倾向于使用动机推理，太喜欢通过精心挑选的信息来证实他们或他们的部落已经相信的东西。但就这些人性缺陷可以被利用的程度而言，我们的问题比中国大得多。国内政党在社交媒体上利用动机推理、部落主义和从众心理的理由与外国行为者一样多甚至更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给予这种政治言论最高程度的第一修正案保护，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政治演讲者有良好的意图，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资格决定哪些想法是不可接受的。

TikTok禁令的主要目标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坏想法”的侵害。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也不大可能实现，除非政府禁止美国人参与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无论所有权如何。

相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制定某种社会、经济甚至法律政策，帮助美国人以更强的批判性思维消费社交媒体。

四、对宣传的恐惧不能凌驾于言论自由之上

急于对外国宣传作出反应是美国言论自由历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事实上，美国人今天享有的第一修正案权利是由最高法院塑造的——最高法院当年就曾厌倦政府对言论的限制，这些限制源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的道德恐慌。

在社交媒体时代，新的载体可以用来施加影响和策划阴谋，对此感到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法院必须负责任地管理宪法权利，抵制住打击宣传的诱惑。最高法院就是耐心和怀疑的制度化身。

美国国会没有合法利益保护美国人免受其自愿参与的言论的影响。TikTok 通过推荐算法进行“秘密操纵”所带来的威胁被大大夸大了。在公众看来，政府没有提供哪怕一丁点证据证明 TikTok 成功地引发了政治信仰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本身不会发生。

总的来说，外国宣传不太可能对美国人的信仰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