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作时我 30 岁了，没有对象也没有工作

去年，胡安焉凭借《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走入公共视野，在1999至2019年间，他换过19份工作，包括酒店服务员、加油工、杂志美编、服装店老板、快递骑手等，然而他坦言自己“看着大街上洪洪的人流，很清楚自己已不想融入其中”。

在新书《生活在低处》中，他讲述了自己从三十岁开始找到了写作，那是他真正想干的事情。然而，这并不是一份能养活人的事情，反而可能更需要一份工作去养活“自由写作”。

我身上没有可被称为志向的东西

作为一个写作者，有时候难免要问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写作？毕竟生命短暂，我们拥有的时间是那么少，可以做的事情却那么多。我知道，有的人从小就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还有的人很早就显露出某方面的天分，而我在写作上不属于上面两种情况。

不过写作对我来说确实很重要。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消化自己的一些经历——从最初我就怀有这种念头，因为那些经历假如得不到有效的消化，可能会令我变成一个不那么好的人。具体而言，我可能会以某种不那么好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周遭的人事，而结果自然是令自己过得更不好。

不过假如写作的意义就是使人变得更好和过好生活，那么它显然不是唯一的途径，否则就应该人人都在写作才对。此外它在我身上也不是自然而然或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我开始写作之前，我已经在这个世上度过了三十个年头。所以后来我开始写作，其中必然包含了一些偶然的因素。但对于这些偶然的因素，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探究的，就像天必然会下雨，只是你不知道在哪天下。我感兴趣的是另一部分，即我身上偶然包含的某些必然因素，这些必然因素既反映我写作的根由，也揭示我写作的目的。

我可以清楚地说出自己开始写作的日期，起码可以准确到月份，那是在二〇〇九年十月。但是我无法记起自己最初萌生写作这个念头的时刻。这就像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但很少有人知道父母是在哪一天创造了自己一样。不过我在梳理自己的记忆时，发现有一些不那么确定的时刻，它们或许不是唯一和决定性的，但肯定曾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比如我回溯到二〇〇四年，当时我和几个朋友离开广州，一起搬到了北京通州。我们对外宣称是为了创作漫画，我们也确实画了一些漫画，但和总体花费的时间相比，我们的产出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几乎不怎么画画，多数时候只是在到处闲逛和聊天而已。此外对于合作画出来的漫画，我们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因为我只是负责撰写脚本，对画画并不很擅长和喜欢，所以借助朋友的手实现自己的想法，我心里是满意的。

但我的一个朋友却觉得我的脚本写得太详细，使他作画时缺少自由度，因此也就没有了乐趣，他喜欢有一些发挥的空间，而不是充当我的作画工具。另一个朋友则没有那么在乎自己的空间和自由度，但他认为我写的故事太感伤，而那种感伤不像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实际上他连年轻人的感伤都不喜欢，更不要说我那种不年轻的感伤了。我对他的意见很认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我只能想出那种感伤的故事。顺带一提，当年我二十五岁。就是在这个时期，有一天我们又在外面闲逛，路过一个食杂批发市场时，其中一个朋友没头没尾地对我说了一句：“我觉得你更适合写作。”

老实说，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我当时没有追问。有人向我提建议时，我习惯点头说好，而不是问为什么。此外和朋友在一起，我喜欢充当听众，而不是表达观点。因此我常常交到喜欢表达的朋友，而不是和我一样沉默寡言的朋友，否则相处起来就会很尴尬。后来我常常回想，当年在朋友眼里，我有展露出什么写作上的才华吗？我觉得并没有，因为当年我根本没写过任何称得上作品的东西。要不就是我的谈吐比较温文尔雅？这倒是有可能，尽管这只是我给人的一种错觉。因为我顶多只能算是性格温和，但谈不上什么文雅。

和同龄人相比，我情绪比较平稳，几乎从不激动，此外我很少不加修饰地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些特点都很容易让我的朋友误以为我是个有修养的人，但这显然还不足以被看成是某种写作上的天赋。所以当时朋友随口说的一句话，或许仅仅是看到我在画画上起点太低、悟性太差，觉得我还不如另辟蹊径算了——这就是我最后对那句话的理解。

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成为一个打击，我身上好像从来没有可被称为志向的东西。我确实曾想过做成一些事情，但那些想法既不强烈也不持久，显然无法称之为志向。如果说我真的不适合画漫画，那我就不画好了。我没有那种坚持己见，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去证明别人对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动力。相反我倒经常理性地察觉到，我并不总比别人看得更准，尤其是在看待自己时。

当然，我也可以画了但不拿给别人看，那样我就不必在乎自己画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了。可是不给别人看我就没有画漫画的动力，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画画，甚至也不能说是喜欢写作，起码不像我的有些朋友那么喜欢。我之所以去尝试除了面对面交流以外的一切表达形式，只是为了表达有些我在面对面交流时无法表达的内容。因此我的创作必须有读者，我也愿意取悦读者，我甚至愿意取悦任何人，或许只对那些特别坏或对我特别不友善的人例外。这才是我的本性。

我的朋友对我说我更适合写作的那一刻，或许不是一个对我后来写作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时刻。因为我在听到那句话之后，又足足过了五年才真正动笔。而在这之前我早已放弃了画漫画。当然我不否认，我确实是一个迟钝的人，经常在事情发生时听不懂别人想表达什么，而到了事后才省悟其中的含义——可那也不至于要花五年才理解一句这么简单的话。不过这句话应该还是触动了我，或者给了我某种自信——自信向来是我极其缺乏的东西——令我朝写作的方向靠拢了一点。这有点像一枚钉子得经过反复的敲打，而不是被一锤就砸进墙里去。

我麻木的外壳破裂了

有件事对我后来写作产生过推动作用的事情，严格来说更像是一个隐喻。这件事发生在二〇〇九年底，我刚离开南宁，回到广州还没几天。一个中午，我走在一条马路上，马路对面突然拐来一辆电动车，逆行朝我冲了过来，直到车轮擦到我了才刹停。我被吓了一大跳，不过并没有受伤，那是一辆搭客的“摩的”，但车上只有骑手一人，他是为了赶在绿灯的最后几秒冲过马路，所以才开得那么急。可是他显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不但没有向我道歉，反倒质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听到他这么说，我瞬间情绪失控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所失控，我反问他为什么逆行，他避而不答，于是我用拳头砸了他的肩膀一下——不过那只是象征性的，并不是能打伤人的一拳。

他看到我暴怒的样子，有点愣住了，虽然仍在反驳，但声音很小，语气也收敛了。就在这时，旁边站出来一个男青年，挡在了那个骑手身前。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今天我已不能一字一句地回忆起来，大意是说那个骑手属于弱势群体，挣钱很不容易，我不该欺负他。而我好像反问了他假如骑手蹭到的不是我，而是一个孕妇，那该怎么办。我和他就这么拌了几句嘴，最后他说，你要打架就和我打。不过当时我们站在一个公交站旁边，有不少人在那里等车，其中多数是老年人。我们吵架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围观，当男青年说到打架时，几个老人马上站了出来，把我们俩分开。老人们对我们说，年轻人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冲动。虽然我很生气，但老年人的话确实有道理。

这次小小的冲突，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街上情绪失控。在此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一面，也不相信自己会在大街上朝人大吼大叫。由于我暴露出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一面，这触发了我的反思。继而我认识到，从南宁回来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完好无损的我。曾经我的精神被一层厚厚的外壳包裹住，尽管因此变得反应迟钝、感知麻木，但同时也不容易受到刺激或伤害。可是这层外壳在南宁已经磨损并破裂，令我失去了保护，变得敏感和脆弱，同时又易怒和歇斯底里。过去我不在乎的一些事情，如今却变得非常在乎；而另外一些我从前在乎的事情，这时却变得不再在乎了。

此时，我看着大街上洪洪的人流，很清楚自己已不想融入其中。可是孤独地在漫无目的中摸索，我又害怕被那虚无的深渊吞噬。无论是什么，我希望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投入其中，同时又不必为此和我厌恶的现实打交道的。这一年我刚好三十岁。 

我很清楚自己的写作，从最初就怀有一种逃避的动机。比如说，躲到想象和虚构中，而不是活在现实生活里。我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去上班也不交际，因为我还要写作——这或许不是个很好的理由，但毕竟算是个理由，而且不妨碍别人什么。这也称不上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为了逃避而投入写作。但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就像个溺水的人，能捞到什么算什么。再说，哪里有那么多好的出发点啊？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不是个好的出发点，那么凭什么我的写作会有一个好的出发点？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我必须克服的问题：不是关于出发点，而是关于一种端正的心态。

或许直到今天，我都没能完全克服它。

开始写作时我三十岁了，没有对象也没有工作

我是在父母对我的担忧中开始写作的。二〇〇九年我已经三十岁了，没有处对象，没有工作，每天关在房间里，还把房门闩起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我的担忧很少直接地向我表达出来。我父亲偶尔会在我耳边喊一句：“该去找个对象啦。”但他说这句话时从不看向我，而是看向一边，而且从不在句子前面加上“你”这个主语，就像是在自言自语。有时他劝我去找工作也一样，仿佛看我一眼就要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似的。不过他尽管希望我去工作，却从不直接反对我写作。

或许因为他没有合适的反对理由，毕竟写作既不低俗，也不违法，只是收入方面没有着落而已。恰好在我们家庭内部的日常语境里，个人的得失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对待。无论这是被洗脑也好、入戏太深也好，我父母确实极少提醒我重视自己的利益，因此这时他们也不好以此为理由反对我写作。

我父母并不是文化人，而是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对文化的尊重要远甚于对财富的尊重，而且他们对文化的尊重不是出于通过掌握文化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功利目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母亲的态度甚至比我父亲更彻底。我父亲对有钱人其实怀有一种隐蔽的仇恨，他是贫农出身，十几岁就参军入党，复员前是一名副连级军官。或许出于阶级立场，他对私营经济和有钱人都持反对态度，他讨厌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令他后来在单位里无法立足，但他并不是不想发财，只是缺少发财的能力和门路而已。

他对文化人的态度则比较暧昧，表面上他尊重文化人，毕竟一般认为文化人不贪财——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他衡量好坏美丑的重要依据。但在心里他并不关心和在乎文化本身。我母亲对有钱人倒是丝毫不仇恨，事实上她不恨任何人，可能只对犯罪分子怀有义愤。她对文化的尊重是出于一种“精神重于物质、知识大于财富”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她身上不全是自然形成的。

上面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想暗示，自己因为写作的缘故，已经跻身文化人的行列了。我确实因为写作认识了一些有文化的朋友，但一般人不会把我看作是和他们同一类的人。另一方面，我父母也不认为我和文化之间有什么关联，毕竟我从事过的工作在他们看来都和文化没有关系。实际上直到今天——父亲对我的观点已经永远停留在他去世的那一天——他们都把我看作是个一事无成的人。或许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只是我不认为做成了事的人都比我优秀。我认为他们应该能够辨认出我优秀的方面，因为他们对我的影响是那么深，可是他们并没有辨认出。

近年母亲还经常在微信上给我转发文章，从那些文章的观点里不难推断出她对我的评价和忧虑，视乎其内容的不同带给我的感受分别有失望、屈辱或愤怒。老实说，那有时挺刺痛我的。何况她转发的文章全部很愚昧，有的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连我都吃不准她是在老了之后失去了思考和判断能力，还是一直就如此，只是从前没有机会暴露出来。不过后来我试着不要被她对我的评价困扰，很大程度上我今天做到了。

我在这里主要是想说明：我的写作从来没有遭受过家人的反对。直到后来我姐私下告诉我，当时父母因为我的情况有多么焦虑，我才意识到他们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开明。那些焦虑没有促使他们干涉我，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此前我在南宁开店两年多，其间只有春节能休息，这或许令他们有些心疼我，觉得应该让我歇一阵子。

另一方面，他们察觉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已经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既然在方方面面都无力给我建议或施以援手，那么相应地似乎也不太好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不是说这种想法是对的或成立的，只是说他们很可能有这种想法。除此以外，我父亲早年也曾考虑过写作，或许出于这个缘故，他对我要写作的想法多了一点理解和宽容——尽管他的理解完全是误解。

我父亲在一九八九到一九九〇年经历了那一系列不成功的手术之后，身体状况便一落千丈。到了一九九六年他办理了病退，这一年他才五十三岁。其实他的身体虽然不太好，但不至于连班也上不了，因为他的工作只是一份闲差；他要办理提早退休，主要原因还是在单位自负盈亏后，他的职位已经岌岌可危。或许因为觉得自己还没老到不能劳动的地步，所以刚刚退休的那会儿，他告诉我姐和我，说他准备去摆地摊，等老到摆不动，就动手写自己的回忆录。

最后这两件事情他都没有做——不是没有做成，而是没有做。他确实打听过摆地摊的细节。有次他告诉我，他向一个离开单位去开小卖部的同事请教过，商品的定价大概是进货价的一点五倍最为适宜。不过他说这话是在他告诉我想摆地摊之前，而我当时还在上学，完全不能理解他的处境，更不清楚他说这些的目的。直到很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察觉他其实很早前就盘算过摆地摊的事了。

至于后来他为什么没去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要写回忆录的想法，虽然最后没有兑现，但在我看来并不可惜。因为后来我发现，他构思中的回忆录，主要是参照他爱读的那些开国元勋的回忆录。而按照那种回忆录的样式来写，我不觉得他的生平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光辉事迹，或是曲折跌宕的发展轨迹。

不是感觉不到匮乏，而是善于克服自己的匮乏感

曾经有一些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的物欲那么低。其实我不是感觉不到匮乏，而是善于克服自己的匮乏感。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很不善于满足自己，对我来说克服自己要比满足自己容易得多。在同龄人里，我好像很少碰到比我更无欲无求的人。尽管我不是真的无欲无求，而只是压抑了自己的欲求。无论我选择哪种方法，我最需要的是一种平和的心境，否则我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生活就像变了质的食物一样，不但不能为我果腹，甚至还要带来痛楚。这算不算一种逃避？我觉得算。不过在必死的命运面前，谁又不是能逃一天算一天？如果我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很多问题确实应该想办法解决掉。可是生命却有限而短暂，好比一个人只有一千块钱，却花了五百块买一只保险柜，只为了把自己的钱保管好，这么做划得来吗？

不过，一旦涉及划不划得来的考量，那就已经是在做出利害的计算，无论在过程中我有没有意识到，它都无关高尚纯洁或卑鄙猥琐——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只是因为我不断地在权衡付出和收益，并做出对自己来说划得来的选择。哪怕有些选择表面看来像是对我有害而不是有利，但实际都是我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正是这些选择一步步地塑造了我，使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可是这个塑造的过程看起来倒像是在削减我，而不是在扩展我。或许这只是一种错觉？比如说，因为我渐渐看清楚了自己的可能性，所以我的可能性才显得越来越有限？换言之，早年的我只是还没有看清楚自己，才以为自己拥有无限广阔的天地？

关于自己的可能性，我想我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大概能做到还行或不错的水平。但是要做到真正的好，做到独一无二的地步、自成一格的水平，那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天分才行。或许我就连这样的一种天分也没有。这实在太可悲，当我察觉到自己的可悲时，才发现我原来也有过或许不切实际的志向。早年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不屑一顾，是因为我发现工作不需要我做得多么好，甚至常常不允许我做得太好，而只要求我迎合市场的需求。

不过我就连这也没有做到过，因为我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中。我总是一边抗拒一边屈从，对自己做的事情嗤之以鼻；我很清楚哪怕我把工作做好了，也不会因此获得快乐和满足，更不要说成就感了。毕竟大多数工作都要求人嵌入社会，而不是成为其独特的自身；而人一旦嵌入到社会机器中，就成了一个可被替换的部件了。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清楚该做什么才能获得快乐和满足，我不喜欢和人竞争，也不喜欢去争取个人的权益。早年的我甚至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都会有人主动给我，而所谓的争取不过是想僭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尽管我的欲望水平比大多数人低，可我并没有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知足常乐。当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快乐时，我发现症结在于我既不甘于平凡，又怯于付诸行动。我害怕失败，害怕被取笑，害怕暴露自己的不自量力，可我又把那些换谁去做都一样的事情看得一文不值。

实际上我从没在自己身上发现过什么过人的才华，方方面面我都只是中等之资。我的智力中等，体魄也中等，从小到大无论学什么，我都不是学得最快的，但也不是学得最慢的；我既不属于学得特别好的那拨人，也不属于学得特别差的那拨人。

不过，这倒不会妨碍我的追求，或者说不会妨碍我想象中的追求。因为我自小崇拜和渴望的并不是才华，而是英雄主义，甚至直到今天，我羡慕的都不是天才，而是那些被人永远铭记的英雄事迹的主人。因为天才往往自私，才华本身也是一种特权；而英雄却是无私的，他们把自己奉献给某种崇高的理想或正义。尽管后来我察觉到自己对天才和英雄的认识有多么肤浅，但建立在这种肤浅认识上的喜恶感却很难随着认识的刷新而改变。

《生活在低处》

作者：胡安焉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年: 2024-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文化，作者：胡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