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河豚影视档案（ID：htysda），作者：王雅莉，原标题：《“和宋丹丹抢泡面”，娱乐产业非典辛酸往事》
2003年9月7日，一个平常的秋日。上午九点半，香港著名监制黄百鸣来到武汉一家影城，宣传五天后即将在内地上映的电影《非典人生》。
这是内地与香港经贸更紧密合作协定签署后，第一部由内地和香港合作拍摄的影片，也是国内首部公映的SARS题材影视作品。《非典人生》是一部喜剧，旨在传递民众在SARS时期乐观向上的精神。
可惜，这部集结了曾志伟、黄日华等众多明星的电影在上映后遭遇滑铁卢，总票房不过数万元。
时任《青年参考》主笔黄章晋毫不客气地写道，这类试图将SARS涂抹上一层温情的影片，显然低估了人们对SARS的深刻记忆，“健忘的，不是曾笼罩在SARS恐惧阴影中的大众，而是几部急功近利的电影。”
人们都在逃避这段悲伤的集体记忆。比起看电影，大家更愿意把热情挥洒在路上。6月15日，本身不属于SARS重灾区的湖北省开始解禁。当日的武汉街头，就涌入了万余名因SARS憋闷了近两个月的市民。黄鹤楼、东湖等热门景区数天之内就有近万名市民报名参团。
谁能想到，17年后的今天，这座从未遭受过重大疫情打击的城市竟成了孤岛。被封近二十多天，城中哀嚎一片，各行各业都按下了暂停键。
接到娱乐资本论的采访电话时，青雨传媒总裁、制片人张静正在日本。17年前，SARS刚在北京暴发，怀有身孕的她从北京迅速“逃回”当时的定居地武汉；17年后，新冠疫情暴发，被困在日本的她立即捐赠了一批口罩发往老家湖北孝感。
而小娱采访的另一位资深从业者——现江何工作室制片人吴玉江，则在SARS时期留守北京，闭关二十天，吃了二十天方便面，写出了人生中第一部电视剧作品。经历过SARS时期的影视人，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
理查德·普雷斯顿在《血疫》中写道，埃博拉是地球对人类启动的免疫反应。那么人类又能从一次次瘟疫中获得什么免疫力？回望SARS，当时并不发达的娱乐产业遭受重创，过了至少半年才恢复元气。如今的行业总量急剧扩大，却也面临着更多未知的考验。
SARS之下的影视人：逃离疫区、闭关写剧本、和宋丹丹抢泡面
SARS对中国娱乐产业的打击最先从香港开始。
2003年3月31日，香港人民永远记得这一天。港府隔离了淘大花园的一幢公寓，因为该公寓暴发了SARS疫情，已有超过100人受到感染。此后流言四起，香港人民的恐慌情绪达到顶峰。巧合的是，第二天一代巨星张国荣自杀，震惊整个娱乐圈。
几天后，之前数次传出将延期的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如期举行。由于疫情严重，张艺谋、章子怡等原定要出席的内地明星俱未到场，台下也有不少人戴着口罩。颁奖典礼开始前，主持人曾志伟给大家打鸡血，“我们不能退后，今天的晚会一定要做！……我们家里有事，不可以自乱阵脚。”
最先被确诊的演艺界人士是导演谢飞。4月22日，谢飞因感染SARS入院，和他同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的导演姜伟得知此事，一下子慌了神。当时他正在为电视剧《沉默的证人》写剧本，很快就要写完建组。接下要怎么办？他立即拨通了《沉默的证人》制片人、现青雨传媒总裁张静的电话。
彼时张静正心急火燎地赶往当时的定居地武汉，那里还没有一个确诊案例。此前一个朋友已经告知她谢飞被感染的消息。因为当时张静正怀着孕，夫妻俩当即决定离开北京。“回去就好。”电话这头，姜伟放下心来。张静却在路上越想越怕，此前总觉得SARS离自己很远，可这次连身边的人都染上了SARS，太可怕了。
SARS时期关于谢飞患病的新闻报道
两人是开车离开北京的。“出了北京城，氛围就紧张起来了。”张静向娱乐资本论回忆，当时各个路口都有穿白大褂的人检查登记，神情严肃。幸而他们的车是武汉的车牌，没有受到太多的盘问。
晚上到了郑州，夫妻俩要歇一晚上。住酒店时，他们也不敢说自己是从北京来的，一如现在许多在外地的武汉人都不敢说自己来自武汉。第二天一早，两人就匆忙启程，赶往武汉。快到家时，远远地，他们看见小区门口已经拉上了横幅，要求居民举报来自广州和深圳地区的外来人员。
回武汉后的张静总算松了口气。武汉的SARS疫情并不严重，每个星期她还能和朋友聚一下，不至于一禁足就是十天半个月。但留在北京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和张静一样，现江何工作室制片人吴玉江当年也入行没多久。他和妻子何静都留守在北京，疫情暴发时，两人正在筹备电视剧《中国造》。因疫情严峻，无法外出大量见人，再加上那个年代线上沟通困难，两人此前找专业编剧试写的结果也不理想，就决定自己上阵写。
“当时做编剧，完全是赶鸭子上架。”吴玉江告诉小娱，决定自己写后，他们就去望京一家现已拆迁的超市采购了一箱方便面。当时超市已经出现了抢购潮。吴玉江印象很深，他还在超市偶遇了宋丹丹，两人的手同时伸向一包方便面。
回家后，吴玉江就闷在家里开始以一天一集的速度写剧本。当时没有电脑，只能手写，二十天后，剧本写完了，方便面也吃完了。至今，他的手上还留着一个“坑”——那是长时间握笔磨出来的。
SARS期间，线上娱乐并不发达，宅在家里看剧是很多人的消遣方式。闭门创作的这段时日，吴玉江和妻子最大的精神食粮，就是疫情暴发前托朋友买的《流星花园》DVD，“我们足足看了三遍。”
和现在湖北地方台狂放电视剧一样，当年北京卫视也开始每晚5集连播《射雕英雄传》，CCTV6为了鼓舞大家，推出了多部反映抗洪救灾的众志成城影片，如《惊涛骇浪》。央视广告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媒体，原本五六月份是电视广告淡季，但5月央视12个频道广告收入6.5亿人民币，比2002年世界杯期间还高。
SARS之下的电影行业：《手机》不停工被骂，影院欠《英雄》500万
并不是所有从业者都像张静和吴玉江一样，项目处于前期筹备阶段，没有遭受太多损失。和如今一样，许多已经建组或者正在拍摄的剧组，都损失惨重。
比如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2》，开拍仅一天就被迫停机；电视剧《隋唐英雄传》，原本打算请赵文卓演秦叔宝，但延期后赵文卓没了档期，就换了黄海冰来演。
不过，由于当年疫情的发展速度没有如今这么快，各大影视基地也没有下发停拍通知，仍有剧组没有停机，比如在北京拍摄的电视剧《皇太子秘史》。但剧组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主演被禁止外出，群演由组内工作人员兼职。
还有剧组因为北京疫情严重，转战青岛拍摄，比如为了赶贺岁档的电影《手机》。媒体曝光后，当地居民集体抗议，要求剧组就地隔离14天。为了安全起见，剧组抵达青岛后，就立即前往疾控中心体检，平时拍摄都封闭在一幢18层酒店里。
尽管如此，《手机》剧组还是受到了不少当地人的排斥。拍摄时，有人远远地指着他们的“京”字车牌说是“SARS牌照”。以往葛优在外地拍摄，总有人上前握手和索要签名，这次人们却退避三舍。因为他个子高且是光头，引人注目，剧组成员戏称他为“SARS”代言人。
有天下午没有拍摄任务，封闭许久的剧组成员想出去透透气。一行人刚来到一家桌球房开始打球，葛优就发现身后有个中年妇女手持消毒喷雾器进行跟踪，顿时兴味索然。
5月上旬，尽管各地确诊病例已呈下降趋势，但各大影视基地依然门可罗雀。5月9日，广电总局对外提出了“慎重建组，推迟开机”的建议。横店影视城平时都有十多个剧组拍摄，但当时只剩下4个。
时任横店影视城副总经理的曾毓琳在五年后告诉记者，那年横店的营收增长率为几年内最低，有段时间甚至只有一个剧组被困在基地拍摄。旅游业务也受到重创，旅行社的退单如雪片般飞来，一些骨干员工提出辞职，“秦王宫”甚至创下了一天只卖出一张票的记录。
横店“秦王宫”景区
和现在一样，当时线下娱乐场所亦遭受重创。早在4月26日，北京市政府就下令关停所有公众聚集性娱乐场所。当时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处于低谷，前一年创下2.5亿元票房的《英雄》刚激起人们的信心，疫情的来临又把市场拖至冰点。
在疫情最严重的北京，不少影院停工后都只发基本工资。《英雄》的出品人张伟平告诉当时的媒体，因为疫情严重，影院还拖欠着他500万票款，“但在影院停业的时候说影院欠我们钱，好像有点残酷。”
其他城市的影院还在苟延残喘。坚持在4月25日上映的《指环王2》成了第一个牺牲品。“没有别的片子放，只能把原本只放到5月底的片子拖长到6月，结果票房也只收回120万元———若不是SARS，这样的大片一个月收200万元票房根本不成问题。”广州一名院线经理在疫情过后大倒苦水。
新冠疫情暴发后，人们在网上回忆当年SARS对影院造成的影响。有人戴着口罩去看《指环王2》，回来后拿84消毒液泡毁了整条牛仔裤；有人全副武装去了能容纳上千人的大影院，结果发现全场只有不到五人。
因为是露天放映，枫花园汽车电影院成了北京唯一一家没关门的影院。一部讲述实验室病毒泄露、通过飞沫传播的好莱坞老片《西部侠情》场场爆满，被人称为当时的“批判现实主义大片”。
一名央视记者得知情况，上报了北京市文化局。纠结再三，政府同意这家影院继续营业，并立即派人穿着密实的防护衣、戴着防毒面具前来检查。影院也托关系买了几十桶84消毒液，对着客人的车狂喷。因为消毒液浓度太高，不少车都被腐蚀出小白点。
但如今，因为新冠疫情发展迅速，这家汽车影院也早早关门了。被下令关停的也不只是疫情最严重地区的影院，而是全国所有影院。
后SARS时代的文娱产业：影院、剧组谨慎开工，政府救市政策不断
2003年5月16日，和SARS抗争了整整24天的导演谢飞康复出院。一周后，北京地区非典患者的救治工作全部结束，非典传播链完全切断，这场战役终于进入尾声。
谢飞出院前和医生挥手告别
但娱乐产业的恢复尚需时日。一直到6月11日，北京市电影院才在停业50天后重新开张。
按照影片放映时观众必须隔行隔座的规定，每个影厅都只开放了一半座位。购票前，观众还需要填写健康登记卡，接受体温检测，口罩和紫外线杀毒设备更是一应俱全。
各行各业相继复工。当年综艺市场并不发达，但卫视仍有一些节目需要录制。为了防止传染，央视《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甚至把与会的专家都拉到了香山公园，8人每隔一米就坐，在山顶开策划会。疫情结束后，愿意到演播室录节目的明星才多起来。广电总局的专家们，也不再各自拷贝文件回家轮流审片，而是重新聚在一起审片。
制片人张静记得，她是6月8日回到北京筹备《沉默的证人》的。当时其他地区基本已经解禁，但北京还很紧张。她和丈夫住在大运村一家酒店里，就在导演姜伟家对面。酒店旅客很少，来的第一个星期，酒店大堂和八楼以上都不开灯。
平时两人出门找地方吃饭，许多饭馆依然大门紧闭，开着的几家服务员也很少，给他们上完菜就远远地躲开了。到了晚上，他们就带着一壶茶到酒店大堂，打开灯，和导演姜伟、摄影师刘志一起开会。很长一段时间，酒店似乎都只有他们四个人。
直到6月15日，中国内地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数均为零的“三零”纪录。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人们终于相信，SARS这一战打赢了。
北京街头恢复了以往的人头攒动。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同时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删除。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一位售货员激动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北京真牛！
后SARS时代，百废待兴。7月，内地和香港签订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放宽了香港电影在内地上映的条件，合拍片在内地可享有和国产电影同等的待遇。9月，广电总局同时颁布了三个自12月起施行的规定。一是向社会开放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等环节；二是放宽了中外合拍影片的限制；三是降低拍摄立项的审批条件，下放放映审查权限。
2003年，电影市场整体低迷。即使SARS疫情已经过去，国产片也没能复制前一年《英雄》的神话，年度冠军《手机》票房只有5600万元，受疫情影响延期上映的《绿茶》《紫蝴蝶》等国产片票房更是只有三四百万元。
但受政策鼓励，2004年电影市场迎来暴发式增长，国产片总产量较2003年的140部提升了51%，《功夫》《十面埋伏》《天下无贼》三部电影总票房均超过1亿元。
相比电影，电视剧市场复苏得更快。停拍的剧组纷纷复工，横店很快恢复了昔日的繁荣。为了吸引游客，横店还推出了旅游优惠价，2003年的游客量竟然比上一年多出了30万人次。在回报最显著的2004年，横店的游客量和营业收入增长率都达到近五年最高。
经历过17年前那场SARS的影视人都更从容。这几天，制片人吴玉江都在家磨剧本。他很清楚，如今中国的宏观经济不比当年，这次疫情很可能会把行业直接从寒冬期拉到冰冻期，唯一的好处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沉下心来磨剧本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干，说不定复工后就能马上冲出来。”
身在日本的张静，前段时间刚把一批口罩物资捐给湖北。这批口罩从日本出发，由三名飞往郑州的旅客人肉托运，历尽波折才抵达湖北孝感。和17年前不同，这次她的老家是疫情重灾区，谁都不能置身事外。
如今，张静在北京的公司青雨传媒已经开始线上办公。综合SARS时期的经验，她建议影视公司现在就开始和已签约或想签约的演员、编剧、导演等沟通，以免复工后撞档期，“等大家都签完了，就不可逆了。”
不只是娱乐产业，各行各业都将跨越17年岁月，重新检验我们从SARS中学到的一切。如加缪所言，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获得的全部的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不管是60多天的SARS时期，还是如今的新冠疫情，都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段，身处其中的我们也只经历过不同的事件碎片。但这些碎片融合起来，就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就是下个时代来临前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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