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邹露，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外卖员”这一平台零工群体正在被看见。他们是新闻当事人、电影里的叙事对象，也是孙萍所观察的对象——从2017年起，她进行了为期7年的田野调查。她拒绝将骑手扁平化为单一的苦难承受者，也不想将他们放进“控制—反抗”的二元叙事框架。她更想看见他们个体的生命体验。
“如果有一天找不到工作了，你是否愿意靠打零工活着？”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学者孙萍在2023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上向观众提出的一个问题。关于零工，她给出了一个直观的数据：“未来，我们每4—5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靠打零工活着。”
紧接着她又问大家：“你愿不愿意当一个外卖员呢？”
跑外卖，似乎成为很多人考虑打零工时不假思索的选择，平台成为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角色。孙萍认为，平台在使零工规模化、制度化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劳动文化。
平台以无比兼容的姿态接入了数以亿计的零工劳动者。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在2021年发布的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人。其中，互联网灵活就业人数近1亿人，这一数字持续高速增长。
在2017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以来，孙萍就开始研究外卖骑手这一群体，并进行了长达7年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孙萍几乎每次遇到新认识的骑手就问：你为什么跑外卖？“过渡”这两个字是她最常听到的答案。“先跑跑试试，就过渡一下。”因为不知道能干什么，所以先来跑外卖，这对他们来讲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孙萍最近出版的新书《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中，她直白地说，劳动的工具性变得越来越普遍，对于平台零工劳动者来说，没有多少人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尽管他们十分勤恳。她称外卖骑手为一个“碎片化群体”，他们无所适从，缺乏对未来的规划。而正是劳动的永久过渡感，使“未来”二字变得面目模糊。
她在书中解释：“短暂性正在影响庞大的人群。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份零工可以干多久，也不确定下一份工作会是什么。送外卖就是这样一种短暂的、过渡的劳动。”
《过渡劳动》
孙萍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4-7
孙萍认为，平台化的零工劳动包装了这样一幅美妙图景：普通人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在哪个平台、几点开工、干多长时间，皆由自己决定。然而，在美好的新自由主义幻象背后，是普通劳工日渐缩减的跃升机会。尽管他们流动得很频繁，却像被困在了一堵围墙内，永久地处在“过渡一下”的状态里面。
7年来，孙萍在田野调查中结交了不少骑手，老冯算是最交心的一个。尽管才30岁出头，老冯的社会阅历却颇为丰富。小学三年级辍学后，老冯打过无数零工，做过装修，送过雪糕，给人当代驾，甚至还当过理疗师。他至今送了7年多的外卖。
2020年12月末，孙萍接到老冯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老冯说起老刘碰上店家索赔的事情，想找律师咨询，希望孙萍可以帮忙。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聊起私事。有一次，他们一起救助了一条在高速公路旁被撞得五脏裂开的狗，花了好几万元也没救活它，最后小狗还是离开了。
这是孙萍做事的风格。她拒绝将骑手扁平化为单一的苦难承受者，也不想踏入那套关于“控制—反抗”的二元叙事框架，转而关注个体劳动者鲜活的生命体验。他们从何而来，又流向何处？这关乎广大劳动者“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如何抓住机会、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
新书出版前，老冯给孙萍写了一大段封面推荐语。孙萍觉得这种原生态的粗糙感很可爱，比那些高大上的理论要好，所以她尽可能保持了原文。在推荐语的最后，老冯写道：“送外卖和快递应该不算很辛苦，但被压榨让外卖员和快递员变得越来越辛苦，尤其是劳动伤亡等保障问题，这可能是快递和外卖辛苦的根源吧。”
以下是《新周刊》与孙萍的访谈实录。
打零工迈向“永久过渡”
《新周刊》：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外卖骑手的劳动处境，包括算法系统和组织管理的转变。你的书似乎不局限于此，而是以外卖骑手出发，指出了更为广泛的过渡劳动。你是在什么语境下提出“过渡劳动”这个概念的？
孙萍：可能从秦汉时期开始，零工就存在，只是劳动方式不一样。以前在地主家放羊、当店小二，都是打零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也只有30%左右的人口是工人阶级，其他广大人口都是农民、半工半农的零工劳动者，只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不这么称呼他们。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开始往城里的工厂跑，去往皮鞋厂、制衣厂、建筑工地。
到了平台经济时代，劳动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劳动者的流动率。以我们在北京调研的一个外卖站点为例，一年内流转或离职的骑手能达到90%。在这方面，以前的工厂没法比。
这个流动率还在不断增加。到最终，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永久的过渡状态。这群人从A跳到B，从B跳到C，再从C跳到D，他们在各种各样的零工平台上跳来跳去，很多人已经回不去工厂里边了。以前我们会说，打零工的人像“候鸟”，每年折返于两地。现在我觉得他们正在变得像“小蜜蜂”，来来回回地跳动，看起来更加聒噪。
《新周刊》：这些骑手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通常出于什么目的进入这个行业？
孙萍：我们在北京地区的调查问卷里发现，他们80%以上是农民工群体。他们以前在工地或者工厂里边，这些人是骑手的主要劳动力。而剩下的20%，组成就五花八门了，做什么的都有。比如有大学生暑期跑外卖、挣点外快，也有两口子去体验生活。
我们还遇到过不少破产的小老板，有以前开台球馆的、开火锅店的、开美甲店的、开理发店的。他们可能因为疫情、网络赌博、家人生病而破产，生意倒闭。我把他们称作“曾经辉煌，现在落魄”的一群人，有的人身上还背着高额债务。
这群人来跑外卖，其实是希望能够以相对快速但又不太冒险的方式返还债务和积累财富。相较其他行业，送外卖有几个特点：第一，绝不拖欠工资；第二，多劳多得；第三，收入相对不错。
有个小伙子，疫情期间在北京开了3年台球馆，每年都亏50万元，3年亏了150万元。他就开始跑单还债。跑单一年能挣20万元，这是因为他很能吃苦。你要知道，这种“单王”一天要超长待机16个小时。
《新周刊》：你在书中提到，他们入行前会被广告中“月薪过万元”的话术所吸引。在真正进入这行之后，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这一目标？
孙萍：有，但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发现，“外卖小哥月入过万元”的话术是2015年那会儿传出来的，当时是平台扩张的早期，资本会砸钱扩张市场，补贴特别高，送一单可能给骑手补贴10块钱。如果赶上那一波红利期，月入过万元是很简单的。但这些人是少数。
在三四年间，这一话语像波纹那样一层一层地往外推开。到2020年，还有骑手会相信那样的话。所以很多后来加入者是略有失望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靠跑单赚到1万多元。说实话，万元收入的比例在不断缩小。
迅速扩张期过后，平台给骑手的补贴少了，对于每一单的计算精确度也在不断提升。疫情之后这种情况加剧，因为僧多粥少，原本一个地方一天有5000单外卖订单，有300个骑手，但现在变成有500个骑手，那么人均收入肯定会降低。
骑手与系统的游戏博弈
《新周刊》：你在书里提到了许多“单王”日常跟算法系统“斗智斗勇”的过程，包括骑手“困在系统里”，近几年不断被讨论。算法系统是如何规范骑手的？
孙萍：骑手和算法之间，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我们首先可以想象整个算法体系，它的搭建初期是依靠程序员，但后期无论是数据的生产也好，算法体系的完善也好，其实都是依靠外卖骑手。算法没有数据，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它需要不停有人给它生产数据。
那这些数据靠什么来生产呢？骑手作为不停流动的“人肉电池”供给生产。骑手每跑一单，智能头盔、手机GPS就自动生成时速、送单时间和轨迹，这一套东西传回后台系统里边，系统进行实时运算，再基于已有数据动态地掌握和细化对骑手的认知。
骑手给我看他们的送餐系统，校园的地图上清晰地标出了每栋宿舍楼对着哪一道栏杆。这些地图数据是骑手一单单跑出来的，系统把地图越做越细，包括等待商家出单和等电梯的时间。这就是算法智能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它变聪明了之后，会主动压缩骑手的送餐时间，于是就出现了“困在系统里”的问题。
在书的最后一章《数字韧性》里，我分享了一些骑手利用算法的漏洞来赢得额外收入的方法，比如集体抢单，怎么“引单”出来，又怎么“放空单”，和店家联合起来挣钱。后台发现了，很快把漏洞堵起来。你可以把它看作一款开发出来的“游戏”，骑手就是初期试玩的玩家，而平台则利用这些劳动力来不断完善算法系统。
《新周刊》：骑手在跑单过程中会意识到自己和算法的关系吗？
孙萍：他们对于算法的认知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当然知道有一套技术体系在规范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们发展出了非常有趣的“人—技”关系——他们会把算法系统拟人化，把它当作一个亦敌亦友、既合作又相互battle的事物去对待。
比如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养系统”。大强哥是个30多岁的众包骑手，他有一次坐我旁边扒了口米饭，没好气地说：“系统就是爷爷，需要时时养着！”
大强哥说，要把系统养好，首先得任劳任怨，不能老拒单。一天拒很多次，后台就会知道，它会把你定义为一个“不听话”的骑手。拒单到了一定数量，你不但接不到单，还可能被封号。所以有一些骑手会比较“听话”。
《新周刊》：除了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包括我们自身作为“玩工”（playbor，指在电子游戏中无意识地为游戏厂商劳动的玩家），都处在一种新的劳动文化之下。劳动被平台中介化，这是否导致劳动力“平替”的一个原因？
孙萍：可以这么说。关键点在于，现在平台的管理模式和以前工厂式的管理模式非常不一样。以前工厂讲究8小时工作制，管理工人在这8个小时或更长时间里最大限度地生产。它对工人的控制是很强的，比如什么时间不能上厕所，或者不能请假。
平台的管理模式则放松了对劳动力本身的控制，转而控制劳动过程。谁来送这个单，平台不在乎。平台只在乎你有没有按时送到，至于你是唱着歌去还是跳着舞去，都跟它没关系。平台控制零散的劳动过程，只需要按单计价。
在这个语境下，平台让个体劳动者的流转变得非常快，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接入这个系统。以前工厂缺人，招工时还得面试，看这个人长什么样，得安排他住宿舍，然后他才开始劳动。现在这些都不需要了，一键注册就解决所有问题。
《新周刊》：这也导致劳动者会觉得“我必须要拼命干”。劳动的“上限”被取消了，劳动者处在过度积极的状态。
孙萍：这是韩炳哲所讲的“主体性过剩”，我在论文里将其称为“黏性劳动”（sticky labor）。我和另一位老师曾合作过一项研究，发现从2018年到2021年这4年间，骑手在平台上耗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就像“黏”在上面一样。以前跑8小时以下的可能占40%，到后来可能只占20%。这就是我在书里说的“跑单上瘾”。
这也跟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模式逐渐精细化有关。这几年，骑手发现挣钱不那么容易了，要延长劳动时间才能挣到和过去一样的工资。2020年，上海一个站点的骑手从站长那里得知，跑一单的价格从8.5元变成了8.1元。他们的直接反应是，一个月跑1000单，原先能挣8500元，现在少了400元。
2020年5月，某家外卖平台经历算法改革后，单价按照骑手月送单量进行累积式计算。简单来讲，送的单量越多，单价越高。大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骑手只有在每月送单达到1600单上下时，工资才会比以前高。而一个月要送1600单，在全月无休的情况下，一天需要送够50单以上才可以。站里一位骑手说：“这么改，就是让我们这些骑手不吃饭、不睡觉地跑单，‘黏’在平台上！”
“我到底是谁的人？谁在雇我干活？”
《新周刊》：进入现代社会，劳动者普遍感到自己失去对所从事工作的控制力，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你认为当下的平台经济如何重塑了劳动？
孙萍：我想从一件事情说起。上海疫情期间，市面上的平台整个瘫痪了，怎么办呢？有民众当起团长，自发组织社区团购，实现自我的平台化。大家发现，没有平台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平台，把自己按照平台的模式组织起来，再重新分配资源。这是一种平台意识嵌入每个人生活中的直接体现。
在这种平台文化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依靠面对面的社交。以前在工厂，有工长、经理、流水线的工人，回到宿舍还有工友，维持社会信任靠的是人际关系。
但在算法中介化的平台里，你打的网约车不好——投诉，骑手送餐送晚了——投诉。整个信任机制现在被算法技术所替代，它见证了一种传统劳动信任关系的退场，同时还伴随着对中国乡村传统差序格局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效、直接甚至无情，但就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我称其为一种工作伦理的重塑。
《新周刊》：你刚才提到系统信任取代人际信任，这不仅是外卖劳动的特征，也是平台经济下社会关系的变化。最近，杭州一骑手向保安下跪的新闻引发关注，你怎么理解这件事？
孙萍：对于骑手和保安来讲，这件事关乎社区治理空间中资源使用权的争夺。高效残酷的体制会让事件中陌生的相逢变得非常不愉快，因为每个人身上都牢牢地牵着一条线，这条线的背后是各种各样对于人的规制。
《新周刊》：骑手主动或被动地转变为“个体工商户”，等于说把风险也转嫁给个人。个人会更直接地曝露在市场之中吗？
孙萍：书中提到一个从河北的县里走出来的农民，他叫阿兵。2019年，他从海淀区某个专送站点离职时，被劳务公司扣了3个月工资，理由是“没有提前报备”。在同事的帮助下，他得知与他签订劳务协议的公司地址，便找上门去。但是他到了才发现，那里只有一间空房子。
阿兵曾在电话里不止一次发问：“我到底是谁的人？谁在雇我干活？”这个问题直击平台雇佣关系的本质。平台与中介公司建立了更加隐秘的管理方式，看似管理者放弃了对于骑手的劳动管制，实则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雇主与骑手的关系。总体上讲，层层外包会导致骑手的个体化风险不断增加。
《新周刊》：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承载着大量零工生计的平台一方，应该有哪些劳工保障共识？或者有什么方法能让平台建立共识？
孙萍：我觉得这种共识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就能建立起来，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共识在逐渐形成。2020年之后，非常明显的转变是消费者对骑手多了很多理解。我也和平台方交流过，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有很多有人文关怀的人。他们也希望能帮助这些骑手。
有骑手反问我：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我们的跑单时间延长了吗？好像也没有。但是平台开始做延长等单时间的按钮，顾客开始更加体谅骑手，国家开始推出职业伤害保障，这都是好兆头。
我是乐观的人，我觉得每一个参与这个社会互动网络的个体都在一点一点地努力，有的人可能埋下了种子，种子现在并没有发芽，但总有一天它会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