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的世界观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盖茨基金会（ID：gatesfoundation），作者：李一诺

我在盖茨基金会工作这些年，一方面，看到世界的信息似乎越来越割裂和区域化。另一方面，传染病疫情暴发，又如当头一棒，提醒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高度联结的世界里。传染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通力合作才可能真正做好防控。

作为一个聚焦全球健康和发展、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的组织，盖茨基金会格外重视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从疫情暴发之初便与中国的相关伙伴取得联系、保持密切沟通，并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用于加强病例发现、隔离和治疗，保护弱势人群以及加速开发疫苗、药物和诊断方法，支持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疾病无国界，而且我们无法预测全球性传染病会在何时到来。在交通高度发达、人员往来密切的今天，全球传染病的有效控制有赖于全球各方充分沟通、信息分享、决策协同。因此我想借这篇文章，从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暴发开始，回顾近年全球传染病防控的缺口并分享一些盖茨基金会在传染病防控中的思路和做法，同时也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能更多地参与公共卫生全球治理。

传染病是对人类最致命的威胁

（图源：informationisbeautiful.net）

这是一张关于20世纪全球人类死亡的统计图（复制链接看清晰大图：https://informationisbeautiful.net/visualizations/20th-century-death/）。在20世纪的100年里，一战、二战、冷战等诸多大规模冲突导致近1.3亿人死亡，20世纪也因此被欧美国家称为“最糟糕的100年（the worst century）”。然而，同样在此期间，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16.8亿，是战争的近13倍；其中因呼吸性传染病而死亡的人数为4.85亿，接近战争死亡人数的4倍，仅一次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4000万，相当于一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在2015年的TED演讲中，比尔·盖茨先生将传染病大流行称为“最危险的全球性灾难“。

由于缺乏有效防范措施，全球传染病大流行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测算，2003年世界经济因SARS病毒损失400亿美元、2009年因H1N1病毒损失500亿美元、2014年~2015年因埃博拉病毒损失540亿美元。这其中，欠发达地区尤其受到影响。

2014年~2015年的埃博拉疫情让塞拉利昂的GDP缩水20%，相当于5年的增长。在疫区三国，年人均GDP下降125美元。欠发达国家往往缺乏保持日常健康的洁净水和卫生服务、缺乏疫情紧张时的疾病筛查工具、缺乏疾病监测工具和人力系统、缺乏可以临时集结和投放的紧急救援物资和志愿者、缺乏专业人士施行隔离和抢救、缺乏总体治理能力、缺乏灾后重建的资源。若再加上一些复杂的文化和宗教因素以及长期对医护体系的不信任，疫情往往在贫穷国家来得更快更猛。

来自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发的启示

在欧美的新闻、流行文化和纪录片中，埃博拉病毒并不令人陌生。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于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血疫》（The Hot Zone）就讲述了一个埃博拉疫暴发的故事。埃博拉病毒于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首次出现，并在此之后的30年里多次暴发并造成累计上千人死亡。

为了重现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发展，我们粗略地拉了一条时间线：

3月：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

7月：WHO经过与基金会商议决定，将WHO已获得的基金会赠款中的一部分投入到埃博拉的防控上。

8月：WHO和基金会利用当初为脊髓灰质炎搭建的疾病监测网络，成功在尼日利亚控制住了埃博拉疫情。

9月：疫情发展极为迅猛，而大部分疫情暴发地区的卫生基础设施和疾病防控应急体系都极为薄弱，更加剧了疫情的破坏力，但全球健康领域的各方资金对埃博拉事件却保持观望。时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Tom Frieden先生找到基金会全球发展项目总裁Chris Elias先生，提出25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需求，基金会最终决定捐赠5000万美元。

11月：基金会将赠款总额追加到7500万美元，并着手支持对抗埃博拉的新药研发。也就在这时，各国政府资金开始介入，埃博拉疫情的大规模防控工作得以启动。值得一提的是在埃博拉防控中， 中国的援助及时而高效——我们的卫生健康委和国家疾控中心第一时间派出了队伍，并在塞拉利昂建成了先进的P3 实验室，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后续：经过多方努力，西非埃博拉疫情在2015年得到控制，并在2016年3月由WHO正式宣布结束。

从埃博拉疫情暴发到各国政府施行援助这半年时间里，4000余人已经死去。世界早就知道埃博拉病毒的存在，可当它再次来袭时，国际社会和当地政府为什么仍显得措手不及？

为什么全球回应会如此缓慢？为什么全球传染病防控这么难？

WHO和联合国对大流行病准备（pandemic preparedness）的定义是全社会对疫情进行预测、监测、回应并有效从灾情中恢复的能力。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中，许多国家在这四方面都存在不足。

首先，疾病预测和监测能力紧密相关。在传染病流行病学分析中，数据和模型分析是疾病预测的基础。许多非洲国家由于医疗基础设施落后、检测工具缺乏、电子数据系统尚未搭建、民众对医疗系统缺乏信任，导致疾控系统很难统计早期病例。

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往往缺乏模型分析能力。毕竟哪怕在全球传染病研究中，数学模型分析仍属于新兴领域。然而，任何应对策略都要建立在对未来的准确预判上。如果缺乏高质量的数据和模型分析能力，管理部门很难及时有效地提出传染病应对策略。

其次，即使有好的数据预测和监测信息供管理部门参考，疫情国仍可能面临应对能力上的局限。一场大规模疫情的控制往往需要数万、数十万的紧急救援工作者参与运送物资、建设临时隔离设施、筛查、看护、治疗等等各类工作。如何第一时间召集应急人员？如何组织国内外专家？如何培训志愿者？临时隔离场地从哪里来？资金来源是什么？如何补偿临时工作者？

这些都是应急反应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而在埃博拉疫情中，虽然诸如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援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数千名志愿者参与基础工作，但真正应作为主力的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非洲国家当地政府都显得准备不足且反应滞后。

面临紧急的疫情，全社会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新疫情发生时，医学界往往缺乏快速筛查、治疗和预防工具。众所周知，药物和疫苗等医疗产品开发周期很长，而疫情暴发又“等不起”，所以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准备充足的资金、组织高效的科研团队、合理简化审批手续、使用快速研发工具、进行跨国合作研究，都是应对疫情时需要在研发阶段就解决的问题。

最后，疫情过后，各地需要恢复生产。贸易、交通、投资、旅游等等行业都需要重启，政府需要制定新的发展计划，一方面提高国内外的信心，另一方面缓解疾病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根据联合国测算，埃博拉疫情后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经济恢复计划共需90亿美元投入，对此各方承诺提供46亿美元，远未达到恢复所需。当然，如果疫情可以在暴发早期就得到有效控制，那么疫后恢复的难度也会大大降低。所以说，应对传染病危机，重点应在预防和控制，因为恢复成本极高。

盖茨基金会为遏制传染病做了什么？

基金会的工作，简单说是赠款，依照战略将资金给到合适的受赠方手中，由他们进行具体工作。在埃博拉病毒疫情结束后，基金会对全球传染病流行治理进行了许多反思，并制定了战略，更加系统性地资助建设全球传染病防控能力。

一方面，我们的应急回应部门（Emergency Response Team）会为突发性疾病灾害提供紧急的物资、人员、技术和资金支持。从2000年成立到现在的二十年里，基金会为许多紧急危机提供了第一时间的援助，比如2010年的喀麦隆霍乱疫情、2013年的菲律宾的台风海燕、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病毒、2019年在喀什米尔和尼泊尔发生的洪水和塌方，等等。这部分工作体量不大，以短期应急为主。

而另一方面，盖茨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通过支持创新工具（包括药品、诊断和疫苗等等）的研究开发和疾控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全球遏制传染病的应对能力。这样的资源配置秉承了基金会一贯的资助理念和策略，即支持可持续、催化式项目，做长期布局以提升全球健康和发展水平。

1. 在疾病预测方面，基金会多年来支持了许多机构进行流行病数学模型分析，为干预手段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和科学依据。例如被忽视的热带病数学模型联盟(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 Modelling Consortium)、艾滋病数学模型联盟(HIV Modelling Consortium)、疟疾数学模型联盟(Malaria Modeling Consortium)、疾病模型中心 (Institute of Disease Modelling)等等。

近年来，全球每年传染病疫情在200余次，许多专家认为全球性传染病大暴发只是时间问题，人类社会对于大规模传染病暴发准备不足。在这个背景下，2019年10月，我们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和世界经济论坛合作进行了一次名为“201事件”(Event 201)的全球大流行应对演习，模拟一种基于 SARS和MERS的假想超级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的后果。

模拟结果发现，若假想超级肺炎来袭会造成全球约6000万人死亡。这次演练帮助我们了解全球社会在传染病防控上到底缺乏多少准备、还需哪些改进。在新的疫情暴发时，全球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需要立刻重视传染病防控，储备紧急物资，同时也要相互配合、共同增强疾控系统的应对能力。

类似的紧急情况演练在军事、自然灾害和核安全等领域十分常⻅，但在传染病领域还很新颖。这次演练的本意是给全球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和建议，帮助各国提升传染病的应对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演习中模拟的疫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不适用于推算当前暴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因为这是一种新型病毒，与MERS和SARS病毒的基因组成和致病机制存在很大不同。

2. 在疾病监测方面，基金会也有许多援助项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儿童健康和死亡预防监测网络 (Child Health and Mortality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Network, CHAMPS) 。全球每年有500多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于可避免的原因，而CHAMPS是一个针对儿童死亡高发地区的疾病监测网络，通过与政府及公共卫生部⻔合作，收集、整理并分析各区域五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为当地的卫生决策提供证据。基金会在2015年投资7500万美元成立CHAMPS，并在之后四年里多次追加捐赠，迄今已投入共计2.71亿美元，在孟加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里、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和南非都设有监测点，并计划在下一阶段再增加两个国家。

有时，疾病监测网络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2014年，埃博拉病毒曾一度从⻄非三国传入尼日利 亚。由于尼日利亚的人口、经济体量和全球交通往来都超过⻄非三国，一旦埃博拉暴发，后果将非常严重。

幸运的是，由盖茨基金会和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国际组织捐赠支持的脊髓灰质炎消除计划(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GPEI) 在尼日利亚⻓期运行，在当地已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疾病监测体系。所以在2014年7月，当尼日利亚政府接到埃博拉预警时便⻢上联系了GPEI并建立了紧急运营中心。GPEI的卫生工作者调转⻋头，将过往对抗脊髓灰质炎的经验用来追踪埃博拉病人和接触情况，并汇报数据，让疫情第一时间得到控制。尼日利亚在10月份宣布消除埃博拉。

3. 在创新工具研发和部署，以及针对贫困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系统建设和加强、疫苗免疫覆盖提升和相关疾病防控能力建设等方面，基金会做了大量投入，以总体提升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应对危机的能力。

当传染病暴发时，一线医护人员需要快速诊断工具、新药物和新疫苗。这对研发技术、科研资金和研究协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要短期出结果。在这个背景下，基金会资助了全球传染病防治研究合作组织（The Glob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paredness, GloPID-R）、国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和新发感染联盟(International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and Emerging Infection Consortium, ISARIC) 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The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CEPI）。

GloPID-R是一个提供国际科研资金的平台，资助传染病暴发期间的快速研发，其成员包括英国国际发展署、WHO、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等30个国际研究资助组织，盖茨基金会也在其中。他们在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病毒、2015年巴西的寨卡病毒、2016年安哥拉的黄热病、2017年马达加斯加瘟疫的疫情中，都提供了科研经费。

ISARIC是一个国际紧急临床研究协作平台。由于传染病暴发地点、时间和规模很不确定，且主要发生在资源匮乏地区，进行诊断工具、药物和疫苗的临床试验相当困难。这便是ISARIC要解决的问题。ISARIC的成员涵盖111个国家的55个研究网络，并参与了MERS、H7N9、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的科研工作。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CEPI，因为他们最近在为新冠病毒开发疫苗。这个组织于2017年在盖茨基金会、惠康基金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挪威政府等机构的支持下成立，使命是快速开发针对新兴传染病的疫苗，提升贫困人口免疫力。

截至目前CEPI已在疫苗研发合作中投入4.56亿美元，管线产品包括MERS疫苗5个、拉萨热疫苗6个、尼帕病毒疫苗4个等。2020年1月，CEPI宣布资助三项针对中国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共1250万美元，帮助候选疫苗快速进入临床试验。CEPI将与Moderna公司、Inovio公司、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合作开展这项工作。

CEPI于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上成立（图源：CEPI）

大家都知道，疫苗研发一般耗时很久。麻疹疫苗用了9年，埃博拉疫苗用了16年，脑膜炎疫苗用了41年。而CEPI的疫苗研发目标速度是平均40周：16周发现适合疫苗生产的病毒体并准备临床试验，6周从第一针到临床验证有效，8周从决定扩大生产到释放10万剂疫苗。这次针对新冠病毒的项目便用到了疫苗快速开发技术。

由于之前有研发MERS疫苗的经验，CEPI资助的Moderna公司的mRNA技术、Inovio公司的DNA疫苗技术和昆士兰大学的病毒蛋白质技术都可能大幅缩短新冠病毒的疫苗开发时间。而NIAID也已准备好临床试验网络，在候选疫苗通过动物实验并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许可后（一般需要一个月）承接新冠病毒疫苗的一期人体临床试验。

另外， 为缩短大流行危机来临时的审批时间，盖茨基金会协助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制度。在大流行发生时，该组织专门针对危机提出具体的临床试验标准，帮助科研人员和企业在疫情期快速获得许可。众所周知，医药行业监管严格，审批手续往往很繁琐。

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时，基金会资助了一些药物临床研究。如果按照常规审批程序，这些药物的临床研究和使用将被大大推迟，无法及时回应疫情。所以当时WHO和美国FDA临时为埃博拉药物的临床试验开绿灯，允许将经过动物实验并验证安全有效的候选产品用在病人身上。

但即使有WHO和FDA的临时绿灯，仍有些本可以缓解病毒的药物和疫苗，比如VSV-EBOV疫苗，由于无法快速通过审批，最终在疫情高峰过后才进入西非三国。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由于有了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制度，企业和研究机构可以迅速开展工作，争分夺秒地将产品做出来。

除了上述应对措施之外，传染病的有效防控有赖于对新工具开发、疫苗免疫覆盖和疾控体系建设的长期不懈的投入。盖茨基金会资助的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全球基金（Global Fund）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而成立的全球组织。

PATH成立于1977年，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在疫苗、药物、诊断试剂、医疗器械、公共卫生系统和服务这五个平台推动卫生创新。PATH总部设在西雅图，在全球有1600多名员工，在20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其中11个办事处位于非洲，并在全球70个国家开展项目。

盖茨基金会一直是PATH的合作方和主要资助方。PATH与中国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有着紧密合作。2013年，在帕斯的全程技术支持下，中国中生集团开发的乙脑疫苗成功获得WHO预认证，成为首支通过WHO预认证的中国疫苗。盖茨基金会一直是PATH的合作方和主要资助方。

2015年，中国研发并生产的乙脑疫苗首次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采购被用于支持老挝的全国疫苗免疫计划

与基金会相似，PATH从2014年埃博拉疫情之后开始加大对全球传染病防控的投入，并与U.S. CDC合作，在全球健康安全日程（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框架下，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公共卫生全套应急机制。2016年，PATH和U.S.CDC与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卫生部合作，支持强化了DRC的疾病监测、实验室和卫生信息系统，并在2017年设立紧急指挥中心，用于疫情暴发期间的全国协调和数据呈现。

当2018年新埃博拉疫情来袭时，新建的数据采集和可视化系统很快派上用场，为联合国的数学模型团队和其他伙伴提供了流行病学分析依据。近期，PATH参与了DRC疫情回应系统的评估工作，并帮政府起草了国家健康安全行动计划。

Gavi是2000年盖茨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就通过捐款７亿5千万美金，与WHO、UNICEF和世界银行共同成立的新型国际组织, 目标是为让更多贫困国家的儿童获得疫苗免疫覆盖。这些年Gavi的工作让7.6亿儿童接种了疫苗，避免了1300万儿童的死亡。它也成功地将更多的疫苗和物资，以更低廉的价格引入市场。

举个例子，一剂可以预防五种致命感染的五联疫苗过去的价格是 3.65 美元，现在不到一美元。2014年，Gavi为埃博拉疫情承诺提供3亿美元采购款，这为药企继续研发埃博拉疫苗提供了动力。去年9月，Gavi表示将采购50万支埃博拉疫苗用于物资储备，为未来埃博拉疫情再次发生做准备。针对传染病疫情暴发，Gavi援助国家可免费获得紧急库存疫苗并申请防疫费用资助。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几年也成为了Gavi的供货方。刚才提到的中生集团研发生产的乙脑疫苗也获得了Gavi集中采购的“通行证”，现在这支疫苗在海外的出货量已经超过4亿支。

全球基金的模式类似Gavi，是盖茨基金会参与资助成立的另一个国际多边合作组织，旨在应对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这三大“贫困人群杀手”。自从2002年成立起，全球基金已投资超过40亿美元，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艾滋病上，全球基金的市场塑造战略大大节省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的费用。

在结核病上，全球基金是中低收入国家结核病耐药性应对行动的最大外部资金来源。在疟疾上，全球基金与合作伙伴不断改进预防和治疗工具，如研发疟疾疫苗和新型蚊帐等。基金会已累计为全球基金捐款22.4亿美元，并准备在2020-2022年追加7.6亿美元。

最后一个值得提及的机构是全球准备性监测板（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 GPMB）。这里的“准备性”就是世界应对大流行危机的准备性。GPMB由世界银行和WHO在2018年联合成立，目的是每年评估全球是否有能力应对一次新的传染病大流行危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基金会长期为GPMB提供支持，我们的全球发展部门主席Chris Elias是GPMB成员。这是全球传染病领域自2014年埃博拉危机以来的又一次新尝试。他们的第一次年报去年刚刚出版，很值得一看，了解如今全球传染病防控的能力与空缺。

为什么盖茨基金会做这些事情？

上面提到的很多工作，都非常具有开创性，通常都没有先例可循，因此需要承担很大风险。那为什么是盖茨基金会来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不是政府呢？政府的钱来自纳税人授权，这决定了他们虽资金量很大，但风险承受能力低。一旦几亿美元在试验项目上打水漂，很难向纳税人交代。而盖茨基金会所做的尝试往往风险很高且投入较大。类似于Gavi和全球基金的尝试，哪怕是比尔·盖茨先生本人最初也非常不确定是否能成功。

Gavi创立了全球疫苗采购机制，内在逻辑是通过将资源匮乏国家一个个相对小规模的疫苗市场整合成一个大买家，增强买方的购买力和议价能力，从而在和疫苗厂商谈判时可以压低价格并作为长期买家为厂商提供疫苗研发和生产的动力。但是，这种模式之前并未被验证可行。一次性拿出数亿美元去做尝试，要担很高的风险，政府很难去尝试。

为什么不是企业呢？因为给欠发达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国际组织，是没有利润可图的。但做这些组织的供应商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利润。Gavi采购时在低价的基础上会保障供应商获得一定的利润。然而，组建Gavi本身并不赚钱，这是给别人做嫁衣的工作。全球基金也是类似的道理。既然不赚钱，企业自然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那盖茨基金会为什么要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尝试呢？因为我们愿意为了超高的社会回报而投入资源进行从0到1的试验。既然研究表明，价值1美元的疫苗投入将产生近54美元的社会效益，是已知的最有效的发展援助手段之一，那Gavi就值得尝试，因为成功后的社会回报极高。同样，在传染病防控上，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全球应急能力中的种种弱点让我们意识到，若想让每个人都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就必须参与到全球传染病应对系统的搭建工作中。

如果疾控体系不完善，无法及时控制疫情，未来还将会有大量的资源花在灾后重建上，为长期缺乏预案买单。据世界银行测算，一次严重的全球性流感危机将造成近3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若传染病致死率和传播性强到一定程度，发展为人类的生存危机，那么我们甚至都不会有重建家园的机会。传染病防控所带来的超高社会回报让我们愿意投入资源，支持全球提升应对能力。

全球健康工作需要多方参与才能见成效

任何传染病防控工作都始于完善的基础卫生设施来保障国民基本健康和免疫力。然而，各国之间对于基础卫生设施投入差距悬殊。据统计，2012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为8895美元，而同年几内亚人均医疗支出为32美元、利比里亚66美元、塞拉利昂96美元。如果医疗系统之间差距百倍，那么当传染病来袭时，各国的防控水平也会有天壤之别。

过去人们觉得其他国家的医疗系统落后，那是别人的问题。可在交通和贸易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任何角落发生传染病疫情，都可能很快传入中国、美国、英国等等这些国际往来密切的地方。实际上，在传染病领域，“别人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国际社会尤其应当重视欠发达地区的卫生问题。

提升欠发达国家卫生水平的工作，不可能由基金会一家完成。在全球健康领域，投入总是比需要的小。诸多新型全球健康组织（如Gavi、全球基金、GPEI、CEPI等等）、各国的疾病监测网络、各种数学分析网络都无法依靠任何单一组织的倡导和资助而存活。公共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都需要参与到新型全球健康治理的工作中，支持全球优质的公共卫生创新项目。

良好的卫生系统很重要，但它无法完全避免传染病暴发。所以，各国仍需要完善的传染病应对系统。比尔·盖茨先生在他的TED演讲中提到，目前全球每年仍需在传染病防控方面投入10亿美元。或许这看起来很多，但做个比较，美国军方2015年的预算是5600亿美元，每年在全球各地进行演习，各部门协同作战，有完备的紧急指挥、物资、运输、通讯等一套系统，并长期开发新工具，做好军事准备。

传染病防控也需要一整套全球系统。无论疫情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发生，这套全球系统需要在第一时间通过完善的基础医疗设施得到疾病监测和预警；第一时间让研究部门获得病毒样本并开始分析；有稳定的互联网、透明可靠的数据及模型分析为应急决策提供依据；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应急人员迅速集结；有志愿者接受培训并抵达疫区；交通畅通快捷；紧急物资储备充足（例如快速筛查工具、药品、疫苗、帐篷、食物、保暖设施等等）；有运输物流能力；如需研发产品，资金、人员、技术可迅速到位，并有监管绿灯开路；各国政府充分沟通、密切配合。

在平日里，这套系统需要定期进行演习，在电脑上、现实中模拟不同传染病情景下的全球反应并找出漏洞，并及时制定和实施改进方案。任何环节的缺漏都可能造成疫情后续极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最后附一张全球传染病图，里面记录了一些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传染病。面对复杂的传染病疫情，全球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成败将取决于最弱一环。这是G7国家承诺支持76个国家建设传染病防控能力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些承诺到目前为止缺乏长期跟踪和落实。

新冠肺炎疫情或许会对全球卫生部门产生警示，督促他们重视传染病防控的长期工作。所有国家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传染病防控系统。当本次疫情结束时，全球需要新的典范，带领各国全面升级传染病防控能力，为未来死亡率更高、传染率更强的潜在传染病危机做好准备。

*感谢盖茨基金会北京办公室何流先生对本文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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