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性记录：“文化消失是一种罪过”

在云南宁蒗的油米村，无量河畔，摩梭人的故事缓缓展开。

东巴，不仅是摩梭人的宗教仪式主持者，更是他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望者。东巴文起源于纳西族，有着2000多个字符，最早可追溯至公元7世纪。时至今日，东巴文仍被许多纳西族人所使用，是世界上唯一仍在被使用的象形文字，其因此也被称为“象形文字活化石”。 油米村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东巴文化。小小的村庄，有 9 位东巴和 2 位侠武，其东巴文化活化传承的完整程度，在整个地区内都属罕见。

为了探寻这个摩梭古村的村落形态和信仰民俗，《守望东巴》作者孙庆忠教授等，在此进行了延续多年的田野调查，遍访油米三大家族的每一户人家，详细记录他们的历史文化、生活细节。《纳人乡韵》影像志收录了300余幅摄影作品，记录纳西族与摩梭人的山间岁月。《摩梭仁者》用口述史的形式对村里的东巴、侠武的人生经历、日常生活、宗教仪式、社会交往等进行了抢救性记录。

杨多吉扎实东巴精通仪式，更致力于搜集与翻译东巴经书，传承祖辈智慧。在他的世界里，文化的传承如同种子的播撒，只要有土壤，便能生根发芽。石玛宁东巴从小受爷爷启蒙，成为东巴文化的守望者。阿泽里东巴深知，东巴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责任，一种需要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而油米村资历最高的侠武石农布，希望年轻人多多地来学习、传承侠武，这样侠武文化才不会失传，因为“文化消失是一种罪过。”

他们共同编织着东巴文化未来的走向。面对时代的洪流与生活的重压，这些东巴们不仅承载着家族与民族的期望，更在探索如何让这份古老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长久存续。

无量河和虎头山目睹了一辈辈油米人的喜怒哀乐，妖女峰和神马石的神迹传说让一代代东巴的心灵纯正无邪。而今，年轻的东巴常年栖居在现代化的都市，但他们也如前辈一样，始终把心安放在油米。恍惚间，我们分明看到东巴远行打工的身影，转瞬间又重温了他们在火塘旁诵经的凝重神情。在这里，对人世间苦难的悲悯、对东巴文化的忧虑，都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守望者共同的心力，才让这个小村子始终饱含东巴文化传承的活力。

东巴行走乡里，守护一方水土，油米人受东巴教化，笃信山川神明，有礼有节、精神充盈，与自然生境紧紧相依。四季更替，人生轮转，2020 年，通往油米村的水泥路终于修通，山里山外的沟通往来变得更加便捷，而古老的油米村和代代相传的东巴文化，也将面临时代更迭带来的挑战……

油米村不是世外桃源，无法游离于这个时代的乡土社会之外。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那些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智慧的古老文化，究竟该如何走向未来？

“摩梭”意思是“天上来的人”

我于1952年农历三月十六出生，七八岁那会儿还没上学，跟着爷爷（亲爷爷的兄弟）学东巴。东巴文化是我们本家的文化，现在说是纳西文化。我们是纳西的一个支系，自称是“Moso”，汉字写成“摩梭”，本意是天人，“摩”是天，“梭”是人，意思是“天上来的人”。

我爷爷杨嘎土汝于1891年出生，属兔，1966年去世的时候76岁。他以前在永宁接触过美国的洛克博士。当时，我们村的老东巴都不敢去见他，你家几本，我家几本，拿了一摞书，25本。我两个爷爷拿这些东巴经书去泸沽湖的岛里会见洛克。洛克带着丽江的东巴和发廷（音）做翻译，叫我爷爷写三个字，我爷爷写了四个字，他说“好”。而后，我爷爷又从带去的经书中抽了一本《梭梭库》，念了一页。洛克本来是想送客，结果因为这本书与我爷爷结下了缘分。人与人之间是有缘分的，因果关系肯定有，不去总结不觉得，一旦去总结了就会发现这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我爷爷的爷爷叫杨英支塔，他好像是村落里的首领，对东巴文化相当有影响，但是他脾气很不好，在四川和云南的冲突问题上是一个恶人，不是一个善人。家丑不可外扬，但我们做研究的应该实事求是，歪曲事实就不好了，丑就是丑，美就是美。

虽说是古老的东西，但东巴文化传到我爷爷这里后，他在东巴经书里创造了好多东西，对东巴文化做出了好多贡献。他的书写水平很高，留下来的经书还有四本。他写的老鹰，老远就看得清清楚楚，虎是虎，豹是豹。我们写出来，虎豹难分，牛马难分，是耳朵还是角，水平不高的人难以区分。我爷爷教我写经文，他写三个字，让我模仿着写，错一点，他的眼睛像钉子一样盯着我，火辣辣的，让人很羞愧。写不好了把你盯一会，让你重新写，话也不多，不是一星半点的严格。

我们年轻时看过一部电影叫《林海雪原》，里面有个叫“座山雕”的人，和我记忆中爷爷的相貌像极了。我们年轻人给他取个绰号叫“座山雕”，因他的鼻子是钩着的，他看人“很痛”，盯着我们看，我们就快快地回避。他的眼睛对着人的时候会让对方感觉痛。我听说，以前的东巴会打人，我爷爷虽然从来没打过人，但是当他的眼睛盯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有好痛好痛的感觉。

我活到60岁，感觉2011年从北京回来后写的东巴文才接近我爷爷的书法。当然，他对我们的教育也有不好的地方，他是个懒惰的人。他说：“牛马不要喂，在永宁土司的脚下做百姓不要狠狠地挣钱，够吃就得了。”

一个人做了东巴，就要规规矩矩的，不要偏左或偏右。爷爷对我的教育就是僵死的东西，死板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去北京我特别高兴！从北京回来后我从来没生过病，没有感冒，没有拉肚子，以前这些病都会得，现在没有了。人的心情一旦好了，这些病痛就没了。人的心情应该好，心情好了，人的身体也同时好了。画图也好，写字也好，人心情安定的时候会做得好，心情一旦忐忑不安，写出来、画出来的都不行。我活到60岁，从北京回来，感觉自己提高了一步，因为我到过北京，这是了不得的，之后安下心来写的经书接近我爷爷的水平。

有东巴文化的地方吃饭才香

学东巴要拜师。叔叔算了个合适的日子，我拜叔叔为师学东巴。入门的时候，叔叔念《降威灵》，我那个时候心里没有什么感受。当时跟我一起学东巴的还有杨给苴、阿泽里，后来杨布里也来一起学。我们白天干活，下午六七点的时候，每个人拿着一把松明集中到我家里听叔叔讲。那时候只有松明，没有电灯、电视机、手机，什么都没有。我们点着松明，坐在火塘边。叔叔一边教一边讲故事，讲经书的意思是什么，故事是什么，这个字应该念什么。

叔叔比较严厉，我们在叔叔面前不敢闹，见到他都不敢说话，叔叔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年龄小，比较贪玩，他教起来比较吃力。他平常不会打我们，没醉酒的时候很温和。如果正好遇到他喝醉了，我们贪玩不好好念经文，不好好敲鼓，他就会骂人，用扎经书的牛皮当鞭子打我们，我们都被叔叔用牛皮鞭子抽过好几次。

我一直跟着叔叔学东巴到21岁，感觉有些不情愿了。当时村里跟我同龄的都外出打工挣钱了，他们都很自由自在。我们在家里整天学东巴，好像是父母给我们压下来的职责一样，不听父母的话也不行，感觉有点委屈。于是，我跟着哥哥到木里耳泽金矿去打工了，在那里打了三年工。我跟着湖南的老板在矿洞里打金矿，那里生活条件特别差，生活用品、机器都是用牲口驮上去的。那里海拔4000多米，气候不好，一般的人做不了。当时一个工是20元，一个月才600元。我在那里打工三年挣了三万多块钱。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不打工不行，必须挣茶钱、盐巴钱来维持生活。

在外打工的时候，我没有想村里东巴的事情，就只想着挣钱。当时在家的东巴还有杨多吉扎实老师、杨格果与两个师弟杨给苴和阿泽里，杨格果跟杨多吉扎实老师是堂兄弟。那时石家只有我叔叔一个东巴，在村里他的应达特别多，他一个人忙不过来。那时没有电话，叔叔用东巴文写了一张纸条寄给我，叫我回来帮他。叔叔的纸条上说：“如果每个人都不传承的话，我们这种民族的文化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了，就像没有灵魂一样，吃饭饭不香，尽快回来。”

看到叔叔的信时，我心里比较别扭，不想回来。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挣钱第一，谁有钱谁就是大哥。我们整天在家里是挣不到钱的。可我想起我父母跟我说过：“钱不是长久的问题，能学的话学点本领。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哥哥当时也在场，他说：“那你就回去吧，不要辜负了我们的希望。”他就这样把我催回来了，我没有退步的余地。我去木里之前学了大消灾仪式，回来后再学的超度仪式。

以前丽江的东巴特别多，他们发达了以后，文化习俗跟着时代消化掉了。如果油米村的东巴文化不实施其他措施，照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会自然而然地消失。至于我们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说不准，只能看命运，看老天怎么安排就怎么来，顺其自然吧。

现在我们就希望别的民族能多了解一点东巴文化，这样对文化的生存可能会有帮助。令我们感到很欣慰的是，有人开始珍惜东巴文化。了解东巴文化的人越多，这种文化就越不会轻易地消亡。

再苦也要把东巴做下去

其实我原先不想学东巴，是父亲强迫我学的。我们学东巴要算八字和属相，也有人不合适。父亲看我的八字和属相是合的，所以让我学东巴。我还有个哥哥阿博布（1967—1992年），他大我12岁，但他26岁时就不在了。以前儿女多，我们都很辛苦。白天要去放牛放羊干活，晚上要去下边背水，自己去推磨，那时没有机器。到了十一二点才吃晚饭，九点我就睡着了，吃晚饭时父亲才拉我起来，叫我念东巴经，我不想起来，那时候年纪太小了。

我学东巴时，父母特别高兴。

2007年农历二月初我们开始跟石玉吓师父学东巴舞，学了大概一个星期，我父亲年纪大了，那时他有点瘫，脚走不起了，我就跟石玉吓师父学。我和杨布里、石玛宁、杨给苴四个一起学的。我们去松林坪子那边，每人带一只公鸡、一点酒和食物，到了就烧一笼香，烧完香才能学舞。当时师父有点病了，身体不太好。鼠舞、凤凰舞和其他神灵的舞我们全部学了，他说以后要天天练习，不练习就会忘记。

做东巴给家庭和生活带来了很多压力，没有人支持的话，真的做不了。东巴是真的苦。如果家里有劳力，有支持的人还是可以的，没有支持的人就有点麻烦了。一般都是亲戚支持，有时需要钱就帮找点钱。现在是经济社会，什么都需要钱，我的亲戚都是支持我的，不然的话我们家有点困难。我修房子是蛇年，房子建好后我也病了，父母身体都不好，治病的钱还是向我姐姐、我老婆娘家、我哥哥这些亲戚借的，去年把借的钱都还了。

我2003年结婚，是出去打工的时候父母帮我找的对象，我就同意了。我老婆杨嘎土很支持我做东巴，不会抱怨。其实做东巴的老婆还是有点恼火的，每个东巴的老婆都不容易。我们一年基本上有三四个月是在帮人家，春节这一两个月没有时间做家里的事情，都是我老婆做，有时需要男人帮忙做的活，她也自己做。我们两个现在轮流出去打一年工，今年她出去，明年换我。

做一个东巴压力很大，有自己的家、自己的负担，因为仪式全部都是我们做。人不会没有压力，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不管自己有没有事情，有仪式我就要去。有时日子选好了，我感冒了，不去也不成，要自己去做。以前东巴只管做仪式，其他的事情全部是香灯师负责，东巴的助手是固定的。我在村里干的时候，培训阿绍龙当香灯师。现在的人有些不懂规矩，做仪式的时候，他们不懂得安排准备，会有点恼火。

学东巴对我的影响挺大。我们的经书是教育人做好事的，像我们小时候学雷锋一样。我想东巴失传也说不定。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时，他们也说不要失传，但说是这样说。有一个布落村的东巴，他说他发动了村民来学东巴，他来收徒弟，但没有人愿意学。因为东巴在经济这方面还是有点困难，现在每个人都想要钱，都想过得好。我打算以后让我的两个儿子阿多吉扎实和阿次仁多吉先去上学，如果他们上学得不到工作，就再问他们愿不愿意学东巴，如果愿意就教给他们。

我会一直做东巴的，我从小就学了东巴，不管在哪里都会做下去，这是我们的一种信仰，你信了就必须信。文化是不能丢的，但有些人是真的不想学，我学到现在已经不烦了，再苦也要做，反正我一辈子都要做下去。如果国家支持东巴的话，东巴文化肯定会传下去。村子里东巴越多越好，全部都学，互相都有照应，就比较轻松，如果只有几个人是不行的。

文化消失是一种罪过

2019年我大哥石文君去世了，他的道场是我主持的，我哭得很悲伤，这次道场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了。我是大哥最大的徒弟，从那之后，我就是道场上的总管，以前大哥会给我指点，现在没有人给我指点了。我庸庸碌碌的，有点担260心。有时候，我自己都还一知半解，侠武想要精通很不容易。我们村拜过师父的杨光次和石阿鲁，学的侠武都还不全面。他们还要继续跟着我学习，大哥的徒弟又变成我的徒弟了。

2019年我做了三个道场，两个在油米，一个在加泽，还是顺利的。在加泽的那个道场送走的人比我小4岁，因患高血压去世的。那个道场上杀了两头牛，应达女儿牵一头，儿子牵一头，杀牛就是必须招待客人一顿饭的意思了。我这个人是送了好多人了。

现在我也老了，年纪大了。去年海螺还吹得很好，今年吹海螺的时候气有些跟不上了。我认为我们村必须有七八个侠武才对。学侠武的人嗓子必须好一点，不仅要会唱，声音也要洪亮。现在读过书的年轻人记性好，学过汉文再来学侠武是比较容易的，还可以把侠武写成文字。用手机先把侠武的歌给录下来，再慢慢学。不过现在年轻人就是没有时间，他们需要供养学生和照顾家庭，都去打工了。而且有些年轻人连我们本民族的话都说不全了，还爱唱流行歌曲，我说：“你们要唱的话，我们的民族歌曲你们学一学。”我希望我们这边的年轻人多多地来学，必须是年轻人来学习，才能传承侠武，这样侠武文化才不会失传。文化消失是一种罪过。

我们这个民族有一整套的侠武规程，是用在道场（白事）上的。在道场上，东巴和侠武是相互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相连。东巴念的是经，我们唱的是歌，跳的是舞蹈。我们是武将，武将就是要压倒魔鬼，跟着东巴一起来压倒一切魔鬼。侠武和东巴一定要相互配合，东巴念到什么时候，我们侠武就要唱到、跳到什么时候。学习侠武文化必须认识东巴文化。东巴和侠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做侠武22年了，我认为东巴文化对人有一种约束作用，对人有一种教育作用，你学懂了，你理解了，就像法律一样，懂了的人就不会乱来。侠武是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学习侠武是一种修炼，我们自己的性格也豁然起来了，这是我们文化的影响。

东巴要传承，侠武也要传承，一代一代地传承到今天。清华大学赵丽明老师说得很好，她说：“在油米村，东巴文化还在传承着，还在守护，还在发展。”我也这样希望，要多多的年轻人来学侠武，把这个传承下去。

本文摘编自：东巴文化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