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格隆 (ID:guru-lama),作者:万连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图为日本山梨县,农民收割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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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米荒”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
目前,日本平均米价折合人民币超过15元/斤,比3月份上涨近一倍,创下近20年的新高。
即便如此贵,东京、大阪等地商超的货架还是空空如也,80%的便利店大米卖断货,大阪市政府甚至开始发放“大米券”。
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带头呼吁政府投放储备大米:没必要让大米在仓库里沉睡。
农林水产大臣坂本哲志直接公开拒绝:新米即将上市,不会投放储备米,以免影响大米流通……
更魔幻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今年是个丰收年。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一期《粮食展望》报告,2024~2025年全球大多数主要粮食商品供应充足,仅小麦和玉米产量可能会略有下降。
而大米和油籽产量,将达到创纪录水平。
其实全球市场根本不缺米,日本的问题根本不叫问题,只要进口就行了。
但这与惠农的政策相悖。
于是,在本国新粮还没收割、可能缺粮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不仅不投放储备粮,甚至依然履行大米出口配额。
这种做法,其实无法用单纯的对错来评价。
正如日本人对农业协会的评价: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一、打破混沌
贞观13年,魏征上奏《十渐不克终疏》,直言李世民越老越骄奢自溢,其中一条,明确批评了皇帝找理由大兴土木: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凝炼成二个字就是:疲民。
整个东方世界,包括仰慕唐宋文化的日本,自然有样学样。
开创了幕府时代的德川家康,也说过类似的话:让农民半死不活,是政治秘籍。
照这个秘籍,德川幕府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将农民置于最下级,是唯一承担重税的阶层。
这种秩序维持了几个世纪,直到工业时代到来。
借用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的一句话:如果你渴望工业化,必须先做好发展农业的准备。
而发展农业的前提,是把土地本身的生产力解放出来。
日本第一次土改,是明治维新的一部分。
其主要目标是,在不影响政府财政的前提下,做成两件事:1.土地确权;2.厘定租税。
土地确权,简单来说就是从封建领主主导的农奴制,转向中央集权的编户齐民制,给拥有土地的地主确权,把税基落实到最基础。
所谓租税,租是佃户上缴地主的租金(约60%),税是地主上缴国家的税金。
显而易见,无论是确权还是厘定租税,改变的只是收受税收主体,小农户(主要是佃户)本身的境遇并没有多大变化。
这一次土改,并不彻底。
日本明治时期土地所有权证书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土改,发生在二战后。
当时日本有约7600万人口,农业人口占一半,农业人口中半自耕农和佃户又占70%。
从20世纪初开始,大量土地不足1公顷的自耕农失去土地,拥有50公顷以上的大地主数量则不断攀升,到二战期间占全国耕地比例达到46%……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
加上战争的影响,到1944年,日本粮食生产开始崩溃;1945年战败,全国粮食歉收,日本陷入饥荒,80%以上粮食靠驻日美军接济。
以农林大臣松村谦三为首的改革派,提出改革方案:政府出面强制收购占有1.5公顷以上地主的土地,再卖给佃户使之成为自耕农。
国会驳回,理由是侵害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戏剧性的点在于,国会驳回也没用,当时的最高权力者是“太上皇”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借鉴欧美世界的法律体系,制定了一部“麦克阿瑟”宪法,土地是重点对象之一。
1945年12月9日,盟军司令部向日本政府下发《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备忘录》和《农民解放指令》,强迫对方以打破封建、保障人的尊严、扫除经济发展障碍为标准,4个月内拿出可行的土改方案。
12月29日,日本发布《改订农地调整法》,规定水田价格为地租的40倍,旱田为48倍;允许地主保留的土地,北海道12公顷,内地5公顷。
美军很不满意,地主的地还是太多,远远达不到改革要求。
迫于压力,1946年10月,日本议会通过了《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和《农地调整法改正法》,内地地主允许保留的出租土地降为1公顷,北海道4公顷,理论解放耕地面积从上一次的90万公顷升至200万公顷。
同时,发购地公债,并提供年利3.2%的低息贷款给农民,允许分期30年付款。
最最关键的是,当时日本粮食短缺、恶性通胀极其严重。
比如1946年150kg大米市场价600日元,到1947年就涨到1500日元,在黑市还要更夸张。
在这种情况下,日服对耕地的定价却限定在平均价格,旱田450日元,水田760日元。
如此一来,政府就可以白菜价强行收购大量土地,农民也几乎是白嫖到了属于自己的耕地。
购地公债
有外部力量的介入,日本土改的进度快得出奇,到1952年就基本完成。
据《简明日本通史》的数据,被强行收购土地的日本地主多达200万户,99%不在村地主和71%在村地主消失,总收购耕地约200万公顷,佃耕面积占比从46%暴跌至8.3%。
至此,80%以上农民终于拥有了产权属于自己的土地,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吃了大亏的地主申诉了近20年,才在1965年通过的《补偿法案》中,得到一点补偿……
拥有了生产资料,农民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一飞冲天。
据估算,土改之后,日本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了1万亿日元以上,对商品的需求急速攀升。
有需求,承接自美国的产业链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也被带动起来。
但凡事有好的一面,必然也有坏的一面。
二、日本方案
理论上,农业品的利润率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工业品,种地远远不如去当工人。
但事实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农民都属于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
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工业国家,都采取的是以工业反哺农业,以此作为社会的缓冲剂。
最典型的就是美国。
从1933年开始,美国就一直保持超高的农业补助,平均下来农民40%的收入都来自补贴。
这个数据,今天依然高达46%。
为什么美国的粮食产量占全世界20%,远超本身需求,却从来没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本身的生产成本很低,其他市场很难与其竞争。
试想一下,假如中国农民种一亩地,只有1000元利润,年轻人是宁愿去拧螺丝也不种地的。
但国家给你发500元补贴,积极性是不是就提高了?
如果更进一步,给农民一定程度的定价权,防止“谷贱伤农”,积极性是不是就更高了?
回到日本,情况稍微有些不同。
日本农业从发展到发达,离不开一个组织——农业协会。
早在1907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帝国农会成立,主要作用是“维稳”。
1947年,日本推行《农业协同组合法》,正式确定农协为民间经济组织,包含基层、地方、全国三层架构。
农协的功能有很多,包含指导事业、福利事业、厚生事业、信贷事业、资产管理事业……等等。
不仅为农民统一采购种子和化肥、便宜租售农机设备、聘请国内外专家进行技术指导,还承包农产品的收购→加工→销售,包装成各种地方品牌,再统一流通到市场销售。
到1950年,农协就吸收了99%的农民,承包了全国80%的农业生产资料和90%的农产品销售,基本完成全覆盖。
总的来说,不仅可以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效率也比单打独斗高得多,日本很快就完成了农业现代化。
但这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日本农民的收入,也有至少40%来自政府补贴。
但这依然不够。
根据日本农业白皮书数据,日本全国耕地面积为435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0.035公顷,也就是0.52亩。
差不多只有中国的一半。
日本农业的困境,不仅仅是人多地少而已,更关键的是80%地区是丘陵和山地、没有大平原,无法学美国那样大规模搞农业机械化。
产量跟不上怎么办?除了加大补贴力度,最简单的就是尽可能提高售价。
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属于是从废墟中重建,重工业高速腾飞,小农户即便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也远不如去城市发展。
为了避免重新陷入饥荒,日本政府出台了更激进的惠农政策,比如:以极高的价格收购农产品,确保农民的基本收入不低于城市工人。
问题是,高价收购的粮食,绝对不可能高价卖出去,否则会伤害到城市居民;更不能低价卖,否则会导致“谷贱伤农”。
这个时候,农协的作用就发挥了。
农协不仅是个经济组织,更拥有庞大的政治能量,影响国会30%的席位。
所以政府选择继续兜底,推出“减反政策”:政府根据市场需求,给农民制定一个固定生产量,鼓励农民按这个量生产。
至于多出来的耕地,不论是休耕、还是轮作,补贴不变。
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日本本就不多的耕地,弃耕面积从1975年的13.1万公顷上升到42.3万公顷。
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也从1967年的80%,一路下滑到如今的37%,在全球属于垫底水平。
为什么下滑得这么明显?
因为要营造出一种物以稀为贵的特征。
在政府、农协、民间多方面的宣传和运作下,日本开始实行“一村一品”战略,推出熊本西瓜、夕张蜜瓜、岐阜草莓、晴王葡萄等等天价品牌。
日本农产品精细、高端的形象,就此推向全世界。
包括现在,国内市场乃至绝大部分人的潜意识中,日本的食材,就是绿色、健康的象征。
至于是不是,当然不是。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竹下正哲在《拯救日本的未来农业》中早就坦白:日本农作物是在农药里‘泡大’的。
但无论如何,这波宣传是成功的,效果也非常惊人。
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全国农民平均年收入为450万日元,比东京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高出12万日元。
城乡收入差距极其小,甚至乡镇收入反而比城市高。
在整个东方文化圈,这是独一份。
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
三、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归根结底,日本农民的优渥收入,是建立在政府大量补贴、以及城市居民失去“水果自由”的基础上。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米荒?
同样的道理,日本在鼓励“高端”大米出口的同时,限制大量进口大米,以此保证本国农产品的竞争力。
就也是中国人经常调侃的事情。
这个不存在对错,本质上就是让渡一部分工业化的利益给农业,是合理的。
作为对比,国内市场的水果是便宜,但果农真赚不到什么钱。
更荒谬的是,因为便宜,还被扣上低端、劣质的标签。
其次,在日本总人口下降的同时,农业人口的下降速度更加夸张。
同样是农林水产省的数据,日本2023年的农业人口已跌至116万户,平均年龄69岁,其中60岁以下的仅有24万人。
对比之前的数据,2015年为209万户,2010年为260万户……
三菱综合研究所预测,到2050年,日本农户将降至17.7万户,相比现在降幅81%,远高于总人口16%的降幅。
具体原因,我们在《前所未有的难题》中聊过,不再赘述。
农民的收入虽然比社畜高那么一点点,但农村生活条件远远比不上城市,这是无法改变的。
先不谈产量的问题,农民数量减少,不仅意味着农协的体量必然缩小,也代表着农民群体的选票和政治力量也会降低。
其实早从90年代开始,因为缺人,农协一度陷入经营危机,只能将三级体制简化为二级。
接下来,这个组织必然更加简化。
自己人的声音变小,对农民的偏爱政策,还能不能持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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