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乐天行动派（ID：letianxingdongpai），作者：李子
新冠病毒的肆虐，大概是2020年冬春之交的最惨痛记忆，或许也是近10年对我们的健康的最大挑战。让我们焦虑的，或许不是病毒有多致命，而是这种神秘的、行迹诡异的病毒，让毫无经验的人们防不胜防。它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人类曾经用了两个多世纪，似乎是“战胜”了大量致命的传染病，将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但是否又会有新的疾病出现，对人类社会发起挑战？
我们正在面临一场自然和人类自身关系的危机，而传染病，亦是其中的一个侧影。
纽约城的怪病
1999年，这个夏天对纽约人来说来得格外燥热，许久落不下一滴雨。中央公园的树荫下横七竖八地躺着乘凉的纽约市民，小孩子顶着如火的骄阳，在喷泉附近跑来跑去。
有人发现，有几只乌鸦飞着飞着，忽地从天上掉了下来，全身颤抖。“这怕是热的吧？没喝到水？真可怜。”实际上，中央公园时有死去的鸟，这并没引起太多人注意。
但随后的事情就没那么令人乐观了。皇后区的一些人，似乎是染上了怪病。他们开始发起高烧，头疼欲裂，呕吐不止，有点像是普通流感。但当病症发展到一定程度，病人会出现类似于脑膜炎的症状，脖颈动弹不得，甚至抽搐、死亡。而城外，大片大片的鸟惨死在了沙滩边、树丛里，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火烈鸟和雪鸮也纷纷病倒、死去。纽约城陷入了恐慌，连美国网球公开赛都受了影响。
疾控部门的人急忙开始调查这种怪病。起初，他们怀疑是圣路易斯脑炎，另外一种传染病。但经过病毒的提取和比对之后发现，造成这种怪病的病毒，是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
1999年到2006年，西尼罗河病毒在全美的扩散变化。图源：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顾名思义，这种病毒大多流行于非洲、热带地区，也在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有过局部的流行。但这却是它第一次侵袭美洲大陆，并且在纽约造成了数十人感染发病，4人死亡。从此以后，美国几乎每年都会有西尼罗河病的流行报告。2002年，美国44个州总共报告了3千3百例西尼罗河热病例，一些地方达到了局部流行（endemic）的程度。
为什么西尼罗河病毒会出现在美国？这件事，甚至惊动了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早有传言说苏联曾经考虑过使用西尼罗河病毒作为生化武器，会不会是病毒泄露造成的？
西尼罗河病毒的生命周期 。图源：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答案其实没那么神秘。
大量的鸟成片死亡，引起了动物病理学家的注意。这种怪病，或许和鸟类死亡之间有关系。西尼罗河病毒是一种依靠蚊虫传播的病毒，而鸟是它的中间宿主，病毒很有可能是通过动物园从非洲运来的鸟类输入的。而那一年的纽约异常干燥炎热，加上缺乏雨水的冲刷，城市池塘和水坑乃至排水系统里的死水，让蚊虫大量繁殖。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研究者通过建模发现，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干旱炎热的气候，能预测一地随后一段时间西尼罗河病毒的肆虐情况。而随着气候变暖、干旱的加剧，病毒对于人类的威胁会提高——而我们现在还没有有效的针对西尼罗河病毒的疫苗。这种病毒，势必还会和人类共存下去。
气候变化与肆虐的蚊虫
其实，气候是疾病传播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气候的变化，哪怕是全球气温微小的上涨，也会引起连锁反应——不管是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还是大气环流带来的厄尔尼诺现象，都会导致一地的气候反常。而这种对于环境的扰动，亦会带来疫病的突然流行。而对于蚊虫和寄生虫类的疾病，合适的天气条件加上一时一地的水文、地理等状况导致的蚊虫滋生，若不及时防范，极易带来爆发。
根据《2018年世卫组织健康和气候变化调查报告》，最常见的气候敏感健康风险包括热应激、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伤害或死亡、食物、水和媒介传播疾病（如霍乱、登革热或疟疾）。图源：世界卫生组织
比如，印度旁遮普省很早之前就发现，季风的强弱与疟疾形成了此涨彼落的关系。而且，这种模式，与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紧密相关。在丰沛的雨季过去之后，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大提升。河流、湖泊旁的湿地纷纷被开垦成了水田，而致疟蚊的繁殖却并不是特别繁盛。一旦当季风衰退，干旱来袭，蚊虫便会在池塘和水田里疯狂繁殖；而刚刚经历了疟疾并未肆虐的湿润年景，人们还未建立起对疟疾的免疫防御，疟疾的威力更是会加倍。
相比起来，持续湿润或者干旱的地带，要么蚊虫并不多，要么人们会对疟疾有较强的防御力，疾病造成的危害都没有那么强。由此看来，疟疾的肆虐，并不是单纯气候的干湿造成的，而是无常的、极端的气候变化。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在一些地区，厄尔尼诺现象过后的年份，疟疾肆虐的风险会增长5倍之多。
包括寨卡（Zika）、登革热和黄热病在内的疾病传播，都呈现出与气候紧密相关的趋势。气候和水文条件，加剧了蚊虫的传播，而温暖的气候还会加速寨卡病毒在蚊虫体内中的复制，提高病毒的活性。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者在厄瓜多尔发现，强大的厄尔尼诺使环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升高，带来的湿润气流和雨水，会让第二年的蚊媒疾病加倍爆发。2016年，厄瓜多尔经历了一场7.7级的地震，而那一年又恰逢近几年最强的厄尔尼诺年份。由蚊虫传播的寨卡，在厄瓜多尔拥挤而混乱的城市人口中爆发，病例是前一年的12倍之多。
而当气候变化带来的疾病威胁，与其它“显性”的自然现象（例如自然灾害、洪涝或干旱带来的饥荒）等等叠加，产生的社会后果只会更加棘手。卡特里娜飓风便是一例——飓风之后的第二年，西尼罗河热的病例数在新奥尔良附近地区翻倍。被飓风毁坏的公共设施，外加流离失所的灾民在救助点的聚集，为政府的治理带来的极大的挑战。而谁又愿意在失去家园之后又遭受疾病的双重打击呢？
神秘的“疾病X”
WHO2018年公布的可能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八种疾病。图源：世界卫生组织
不仅仅是蚊媒传染病，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健康挑战是多方面的。从我们早已熟知的 HIV、SARS、中东急性呼吸症（MERS），到死亡率50%以上的埃博拉（Ebola），再到我们面前的这种行踪鬼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是动物作为宿主，而传播到人类身上的病毒。
吃野味固然不可取，但即使不吃野味，气候变化带来的人类和动物的意外接触，也是难以避免的。反常的干旱和湿润，会驱使动物们离开原本的栖息地，其中有一部分会来到人类的居住地，与人类“亲密接触”。而与动物身上的病原体接触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对此还没有清晰的认知。因此，气候的波动与变化带来的动物的行踪，以及它们身上病原体的来龙去脉，也必须要被密切关注。
除此之外，气候变化对环境带来的其它扰动，也有可能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结果。比如，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可能会释放在冻土里封存已久的病原体。2015年，一组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青藏高原的冰川中钻取了冰核的样本，通过测序和分析，他们在这个样本里一共发现了33组病毒，其中28组是新的病毒，且与几个大的微生物群有紧密联系。
这些融化冰川或者冻土里释放出来的病毒，会不会影响我们人类呢？一切还很难讲。毕竟，世界上大部分的微生物都不具有致病性。但一旦病毒变异、产生致病性，找到了宿主，或者通过蒸发、降水等过程落到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后果就难以预测了。比如，北极圈附近冰湖内的流感病毒，会在融冰时节，搭上来往候鸟的“便车”，在候鸟迁徙的时候传播到温带地区，造成疾病的流行。
气候变化会不会给人类带来“疾病X”？我们不敢肯定，但必须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面对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中国公众怎么看待气候变化。图源：中外对话
大量的数据能够给我们一些预测力——比如，一些组织已经开始促进各方合作，用天气和气候数据建模，预测一个地方疟疾的流行概率，让人们做好灭蚊的准备。在印度奥里萨邦（Odisha），当地政府与一个非政府组织 Malaria No More 合作，用天气数据（例如温度、风速和降水等）来计划疟疾的干预措施，在季风来临之前就开始实施阻断蚊虫繁殖的计划。过去两年间，该地的疟疾病例减少了84%。
针对人畜共患病，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对“疾病X”（Disease X）进行密切研究的倡议——这种疾病，并不是哪一种具体的疾病，而是“来源于动物、很可能会在人类中传播”的“未知疾病”。如果要保卫人类的健康不受“疾病X”的威胁，那么我们不仅要更了解动物，也需要更加了解我们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前文里提到的1999年的纽约，正是因为有动物学家对鸟类死亡的观察与研究，西尼罗河热爆发的谜题才得到解答。而参与那场病毒爆发研究的科学家，又陆续从动物身上发现了一些其它的致病线索——比如，在一个流浪猫救助站，他们在上百只流浪猫的体内发现了某种禽流感病毒，一名兽医也因此而病倒。及时的干预与隔离，避免了禽流感的一场大规模的流行。
我们每个人或许也应该认识，气候变化并不仅仅是气温的简单上升、让我们感觉“热了一点点”而已。全球气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平均气温的变暖，会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地区带来怎样的扰动？这些扰动，会促成怎样的环境变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人类社会又会产生怎样的交集？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还没有答案。而我们要做的，是保持对自然足够敬畏，是通过努力去认识环境的重要性。人类也势必要更加团结，才能抵抗病毒无差别的攻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乐天行动派（ID：letianxingdongpai），作者：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