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人最爱的“铁饭碗”,不香了?
2024-09-12 07:00

东亚人最爱的“铁饭碗”,不香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作者:凯斯,编辑:米利暗,题图来源:《毕业》

文章摘要
少子化冲击东亚教师职业,影响教师地位与稳定。

• 👶 新生儿减少,教育系统面临招生难及学校关停。

• 💼 教师工作负担加重,职业吸引力下降。

• 🏫 日韩教师面临权力倒错,教师地位及生存环境恶化。

“师范热”,似乎正在逐渐降温。


虽然在外界看来,教师这一岗位不但工作稳定,而且一年还有两个假期,可谓是相当的体面。


但这几年间,由于生育率的不断下滑,教师们的隐忧也开始慢慢浮现。


一方面,家长对育儿的精细化需求,让老师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重,以至于最近山西有幼儿园要求家长宣誓:“不给老师甩脸子,不当熊父母。”


另一方面,新生儿的减少,让许多学校都陷入到了招生难的困境当中,部分地区出现了学校合并关停的现象。


未来,少子化会对教师的“铁饭碗”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个职业未来还能否被称为“香饽饽”?这不仅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东亚都要应对的困境。


譬如,在我国的台湾省,教师这个职业就已经经历过了一轮相对完整的迭代和冲击。


招生难,从幼儿园到大学


从上世纪80年代,台湾省的出生率开始持续走低,很快就迈进了“少子化”社会的门槛。


要知道,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宛如波浪,它总是会由下至上,逐步扩散到教育系统的每个层级。



所以当新生儿的数量开始越来越少,台湾省的幼教便自然成了第一批受冲击的群体。


2003年,台湾省的幼儿园数量在达到巅峰后,便开始了断崖式的下滑。


其中私立幼儿园在5年内关掉了400多家,与之相伴,幼教的数量则在同样的时间里近乎腰斩。


之后,类似的情形先后在小学和中学重现,且完全无法逆转:


早在2006年,就有媒体报道称全台湾省有566所偏远地区的小学面临裁撤和合并,而到了2009年,不仅原本的问题没被解决,连台北市区的明星小学都开始面临招生难的问题了。


而当新入学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少,教师群体的生存处境,自然会越来越艰难。


在2012年《天下》杂志的报道里,为了能让自家的学校可以在新学期招上足够多的学生,无数台湾省的教师开始被迫“向下讨好”,即:


大学砸钱给高中设奖学金,借此来拉拢生源;高中开补习班辅导国中生,以此来增加招生率;


国中又因为要争抢国小,所以彼此竞争甚至诬陷抹黑;


而国小的老师,则会在每年开学前夕,挨家挨户拜访新生家长,不是送开学校服就是送全套文具,甚至有小学直接就在社媒上发出招聘启事:


“急聘新生一名,毕业礼物多到用卡车载。”


有媒体将上述一切,视作台湾省教师的全面“推销员化”。


当时《联合报》的报道里,有私校的老师就爆料称,他们一年会花3个月的时间跑业务招新,拉来一个新生就奖励几千台币,而拉不来就会被扣除年终奖。


可正如高雄一位小学校长所言:


“拜访十个孩子如果能来五个,那可能就会多开一班,就会多一个教师编制,多一班的经费。”


根据201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台湾省有84%的老师担心自己会在这场少子化的大浪潮中,成为被优化掉的“超额人员”——铁饭碗不保所带来的焦虑,让生存成了许多老师的第一目标。


并且,由于学生太少教师太多,导致正式教职的录取名额被越卡越死。像同样在2015年,台北市就为了平衡教育财政,直接停掉了当年的国小教师征选。


而这就自然催生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替现有正职教师分担课时压力的“流浪教师”群体。


截止到2020年,台湾省的学校里平均每7位老师中,就有一位是没有正职的“代课工具人”。


可因为签的是兼职的合同,所以这些教育临时工的薪资普遍偏低,工作也很不稳定,养老金等福利更是没得着落。


如果想上岸,流浪教师们就需要去挤破头,参加残酷的转正考试。2021年,新北市的教甄复试就是2000人抢47个名额,录取率仅为2%。


终于到了今年,少子化的影响全面辐射进了大学校园:


2024年全台预计有7所大学将会停办,受此影响,不少博士老师已经被迫去中小学代课,以此来维持生计。


而在这一波漫长的人口减少冲击下,东亚教师群体所失去的不仅有待遇和饭碗,还有他们原本应得的地位和尊重。


这一点,又在日韩尤为明显。


倒错的权力关系


众所周知,日韩在人们的印象里都是有着鲜明尊师传统的国家。


日本的教师可以同医生、律师和政客共享“先生”的称谓,而韩国的教师则有着“国民之典范”的美誉。


然而,当少子化的浪潮全面袭来,当教育资源的供需关系随新生儿数量的持续减少而逐渐扭曲,日韩两国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便开始相继发生倒错。


具体来讲,在日本,为了让作为日益稀少的孩子们接受足够优质的教育,社会把过多的工作全部都推到了教师的头上。


正如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妹尾昌俊所说,日本的老师们普遍“兼职过多”:


他们既要日常教书,还要参与学生社团,既要应对校园霸凌,还要负责学生休息时间看护,甚至有时候到了深夜,还要处理家长和社会的投诉电话。


这些繁多的工作,直接让昔日神圣的校园,沦落成了如今教师口中的“黑心职场”和“加班地狱”。


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中,日本公立初中竟有37%的教师每月的加班时间多于80小时,超过了所谓的“过劳死”加班线。


有老师在受访时说他每天吃午饭的时间只有64秒,也有老师在连续上了53天课后直接撒手人寰,更多的则是在无休止的加班中加出了严重抑郁——文部科学省在2021年称,当年共有10944名教师因严重的精神问题而请假休养。


所以,为什么不增加更多的教师来分担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少子化所造成的生源危机,导致日本各地的学校都因顾虑财政而不想扩大队伍,宁愿一个劲儿给在职的教师上强度。


毕竟就像前教师工藤祥子所吐槽的那样:“教师是‘神圣职业’,所以自我牺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而当过去坐车都会被让座的“先生”,变成了被政府列入白皮书的“过劳死风险较高职业”,那么后来人自然就会选择敬而远之。


这几年,日本多地都出现了教师短缺的现象,与此同时,该国参加教师录用考试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


而与之相比,韩国的情况或许还要更差一些。


作为一个极其看重学业成绩的国度,韩国人一直都对子女期望较高。


只不过在过去,这种期望可以被均分给了五六个孩子,而现在,所有与教育有关的焦虑都落在了一棵独苗身上,也因此改变了教师与家庭之间微妙的关系。


由于韩国的教师过去有体罚学生的传统,所以在今天少子化的大背景下,“保护学子成长,限制教师权力”就成了21世纪以来该国教育界的政治正确,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条例也相继出台。


基本上从2010年开始,伴随着韩国的生育率跌入谷底,该国的教师也逐步转成了“学校-家庭”权力结构中的绝对弱势方:


学生和其家长可以援引各种律令规章,随意对教师的各种行为进行投诉和举报,而教师则在“禁止体罚”的紧箍咒下连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开展。


于是乎,一场针对教育者长达数年的全国性霸凌,便拉开了帷幕:


《首尔学生人权条例》实施的第一个月,一位女教师本想阻止正在争吵的学生,结果被反骂“贱人多管闲事,小心挨打”;


韩国全州,一个小学3年级的学生连扇副校长5巴掌,还对其吐口水骂脏话,而孩子的母亲来到学校后,不仅没有道歉,反而继续殴打儿子的班主任;


釜山市一位女老师,因阻止学生上课嬉闹而被八九岁的孩子踹成了胸骨骨折,住院治疗了3周......


实施教育却被辱骂,挨打也不能还手,在这魔幻的制度下,有教师选择穿“防剑服”上班,有教师则团购“教师被告责任险”,还有的则在学生的打骂和家长无休止的电话投诉骚扰中,抑郁,崩溃,甚至自杀。


去年7月,以一位23岁年轻教师的自杀为导火索,数万韩国教职工走上街头,要求在自己的岗位上受到更好的保护。


而根据《东亚日报》的报道,韩国这两年也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教师离职潮,这其中公立小学教师的离职人数更是屡创新高。


诚然,东亚的少子化困局目前还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未来的新生儿也确实会作为一种“稀缺品”而被多加保护。


但这种保护却不应该完全建立在对教师群体的压榨上。


毕竟,教师虽然伟大,但也是活人,他们可以为了教育事业有所奉献,但却远没到要献出一切的地步。


一旦教书的付出突破了工作的上限,一旦育人的重担压断了精神的阈值,那么即便是铁饭碗再硬,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吸引着年轻人趋之若鹜。


参考资料:

少子化衝擊!學生狂減35%、教師裁員蔓延教育產業走向黑暗十年

少子化衝擊危機下,教師們如何面對失業危機,重新謀求生路?

日本“有生無師”危機:面臨欺凌工作量山大 教師成厭惡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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