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之间的生、死与信仰

有这么一个地方，外是四面环水，内有低山丘陵，学名为海岛；上面住着这样一群人，以大海为田，以捕鱼为生，被人称之为渔民。当然，他们也是岛民。白豚岛的渔民生活在海与山的缝隙之间，世代以渔为业，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渔民文化。这种渔民文化背后，是世代渔民与海抗争之下独特的精神文明。

一、半边山，半边海

在白豚岛上居住着的渔民，习惯把岛里的工作与生活称为“在山上”，与他们在海里讨生活相对的，就是在山上的一切。在山与海之间来来回回的渔民们，呈现出对冒险和安稳的双重追求。

“风浪越大，鱼越贵”

打鱼，讲究的是“风头浪尾”，只有“抢风头”“赶风尾”才能夺高产。在海上一年四季都可能有强风，春夏有不定期的台风，秋冬有寒潮南下造成对流引起的大风。大风在海上刮起来会引起大浪，将打散鱼群，也带起泥沙让海水变得浑浊，而“风头”时却是鱼群聚集的时刻。大风引起的大浪逐渐消退时，海水再次变得清澈和相对平稳，鱼群将再一次聚集。若能抓住刚刮起大风和大风即将散去时鱼群聚集的时机撒网，就能有个好收成。

但“风头浪尾”也正是最危险的时候，要想在海中寻找“黄金”，就要做好再也回不来的准备。大海不只有波光粼粼的海面与柔柔的海风，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只狰狞可怖的巨兽，一个浪头就能连船带人地吞没那试图在海上找些出路的人。

与大海的危险相对应的，是渔业还算可观的收入，风险与机遇总是并存。在白豚岛没有限制渔业发展之前，渔业是相当挣钱的行业。白豚岛的渔业不仅有出海打鱼的船长、船员和轮机手，还有从事收鱼的收购商，他们负责对接一条又一条的渔船，将整船的鱼销往多个一级市场。

除此之外，还有从事搬运的人——将鱼从打鱼船上搬到收鱼船、将鱼从收鱼船上一框框搬上货运车，从事快递行业的人——将冻货或者干货发往全国，从事五金零配件的人——修补渔船、卖些船配件，等等。几乎整个白豚村的就业都能和渔业挂钩起来。

作为全白豚岛最大的渔业村，白豚村的村民大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渔业蓝海期：在90年代时，渔民们普遍开始铁船换木船，机器的马力更足了，一年光靠打鱼能赚个一到两万，在两千年初期是白豚岛渔业的高潮期，一年能挣将近三万元甚至更多，对于我国整体物资相对匮乏的90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而言，渔业确实是个赚钱的行当。

一直到近年，白豚岛的渔业才在各种政策与市场的变动之下开始衰退，赚得不如以前那么多了，但白豚村整体而言的生活水平都还算可以，家家户户几乎都在客厅装了空调，三代同住的家庭夏季一个月的水电费加起来平均能超过八百元。

但渔业同时也是个充满风险的行业，在早年技术、机器、设备都不发达时，看风浪、断鱼群、保性命全得靠经验。那会儿船上可没有什么GPS的定位系统，渔民们就靠收音机来判断航线，当收音机能够收到本地的广播电台时，就说明方向正确，收音机的强弱信号代表的回家的方向。

对鱼群的判断也只能依靠经验，什么时候起风好判断，但鱼群在哪里集聚却要靠多年打鱼累积起的“感觉”。在海上遭遇什么危险都有可能，早年每次出海都生死难料，出海了是否能丰收也未可知。90年代出海打鱼的渔民，会用一根极粗的麻绳把船员们都连在一起，“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陈奶奶已经九十多岁了，算是高寿，一生孕育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来却住在自己80年代建起的房子里，每天女儿会上门来做个饭、照看一下。来往的人从不提起她的孩子与年轻时的故事，原因无他，就是这海上从不留情的风浪，在90年代带走了她两个正值壮年的儿子和她的女婿。事故发生后，村民们在一块礁石上找到了他们的遗体，三个人都在一块，一根粗粗的麻绳将他们连在一起。

高风险会带来高回报，潜移默化地促成白豚村渔民高冒险的作业和投资倾向，“只要能赚得到钱就行”，但危及生命与缺乏稳定预期的生计模式，又构造了他们对安稳生活的渴求。去海上冒险的每一天，都是为了子孙后代安稳活着的可能性。

“在我们这儿，最没用的才捕鱼”

白豚岛的渔民们，把海上称为“海里”，把岛上称为“山上”，把隔海相望的内陆称为“大陆”。最有出息的人，是能够走出岛去大陆工作生活的人，去不了大陆在山上工作也很好，最差的就是一直在海里谋生，离不开这片汪洋的人。

“大陆—山上—海里”是白豚村渔民对生活期望的降级链条，收鱼比捕鱼强、做村干部比捕鱼强，反正能从这片大海走出来生存总是要比在海上混饭吃强上一些。白豚村会形成这样的价值链条，和渔业特殊的行业形态有关。

在白豚村，只要是打鱼的就得想着做船长。一直在别人手底下做船员，先不说收入如何，也会被村里看不起，“你有本事怎么不自己做船长咧？”但想要拥有一艘船，投资是巨大的。按照现今的物价，买一艘新船需要200万左右，一艘二手船也要几十万到100万不等，一艘船一般会有7个人共同作业，这7人里大约会有4个及以上的股东，平摊下来也并不是一笔小钱。

船长还要承担较高的风险——一旦海上作业出事，定责时船长首当其冲。除了较高的投入与风险，从事渔业的生产端并没有稳定的收入预期和退休保障。在白豚村的渔船打鱼生产，并没有成规模的公司，绝大多数是私人与私人间的合作，因此并没有保底收入，也没有社保可言。大家共同作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想要为自己退休后攒点保障，只能够自己购买社保，或者有意识存些老人钱。

超过65岁的老人，一般也不会再出海捕鱼，一是身体逐渐受不了海上的风浪与潮湿的作业，二是渔船捕鱼总有一定的投资成本，在年龄上来以后，对于渔船更新迭代的投入难免犹豫。65岁以上的老人，将会以坐钓鱼船的形式钓些小鱼补贴家用，或者干脆直接退休颐养天年，只有实在困难的家庭才会有老人70岁以上还在从事生产端的渔业。

打鱼是否能有好收成并不确定，出海横竖都是冒险，甚至有些长期不赚钱的渔民会抱有“烂命一条”的心态故意讹公司船。在本地的传闻里，还有着“抢在大商船的船头就能有好收成”这一条，有些渔船真的会去抢公司船的浪，结果往往是渔船被公司船磕碰，甚至出现事故，换来渔业公司巨额的赔偿。

只要还是从事着生产端的渔业，就需要持续面对收入预期不稳定的忐忑与一定的作业风险，需要以“搏一搏”的心态面对生活，需要居住在时刻充斥着鱼腥味的海岸。在白豚岛的大桥没有开通之前，想在海岛和大陆之间通行只能依靠轮渡，出了岛的人若是哪天没有赶上下午五点最后一班轮渡，就只能等待第二天早上的首班才能回去了。

白豚岛的渔民就希望孩子能离开到山上工作，最好是离开白豚岛到大陆去工作。在当下本地渔业市场逐渐收缩之时，父辈们更希望孩子再也不要走到海里了。父辈们自己尚能冒险，但孩子总不能跟自己一样吃一辈子渔船这碗饭，将来只会打鱼又还能有什么出路呢？

所以白豚村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普遍都很重视，会一直跟孩子强调要好好读书。但至于如何才能读好书，当了一辈子渔民的父母们也不知道，他们只能不断地重复这些话语：“读书才能过好日子不做渔民了啊……一定要好好读书……”

“当乞丐都要在外面当，你说回来这里干嘛？”

白豚村年轻一代里也没有再依靠打鱼生存的了，有渔业不景气的原因，也有渔业有一定入行门槛的原因：需要技术、圈子、耐心和一定的机遇。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海岛与大陆的联通，岛上的生活愈来愈成为年轻人的末位选项。

海岛的通行变得方便了以后，自然而然地成了旅游胜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水涨船高，但可供年轻人进入的就业空间却比较小——岛上的岗位和市场都较为固定和饱和，要么把寻找机遇的目光投向一望无际的大海，要么就离开这座岛走出去。

二、是渔民，也是岛民

虽然白豚岛已经有了通往大陆的大桥，但是老一辈还是不离开岛的，就连岛上那些四十多的中年人也是非必要不出岛。一是确实没有什么出岛的需要，在岛上就已经自给自足，二来是白豚大桥收费甚高，管你是不是岛民，只要过桥通通得交钱，往返一次差不多一百元，买了年卡都得五十多。如此一来，大多数时候岛民都觉得自己没有出岛的必要了。

相对封闭的物理空间造就了相对固定的地方社会，一个高度熟悉的熟人社会在被现代化冲击得七零八碎的当下仍存在于白豚村里。村民们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不是朋友也是邻里街坊。村民们又都从事渔业，渔业是个庞大的行当，除了打鱼的还有收鱼、卖鱼、货运、搬运等等，村民们就算不是亲戚和邻里，也是在生意上多多少少有所关联的人。

全民渔业的就业形态进一步促成本地相互依赖又盘根错节的关系，造就了个体集业缘、趣缘、血缘、亲缘、地缘五位一体的庞大地方社会关系网络。

“朋友”这个词在白豚岛是很泛化的，村民们的朋友很多，来来往往皆是客。有些是生意场上不得不维系的伙伴，比如市场销鱼的一级销售、惯用的货运司机、临聘的搬货工人；有些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即使是远方也是亲；还有些是萍水相逢、偶然相识、经人介绍的朋友，谁知道未来会不会成为生意上的伙伴呢。本地的人情支出也随之变得很重，“借钱都要走人情”。

不过白豚村有点重的人情往来，重不在于攀比，重在于庞大的地方社会关系网络。“走人情”表示的是我对你这个朋友、这个亲人的重视，是“我即使没钱也借钱给你随礼”的心意。走人情的举动是对这种关系网络的维护，所以如果知道对方确实没钱，他借钱来随的礼也会被主人家退回去，心意到了就好。正常走动的“人情”是代表双方关系如旧的暗号。

除了表达心意，白豚村的人情往来还有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意味。白豚村的人情往来主要有如下事项：造船、建房、生病、成人礼、上大学，办宴席不是重点，走人情才是重点。是当某个家庭有大支出或者困难时，以群策群力帮助其度过关键阶段。

白豚村不办寿宴、不办温居宴，互相给的人情随礼价值都差不多，还会随着物价的变迁添点“添头”。白豚村的人情往来，类似一种基于社会高度信任基础的借贷或集资，不需要任何的凭证，依靠的是本地社会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形成的信任基础与社会规则。

三、山与海的信仰世界

高风险与收益不稳定的就业模式、相对封闭稳定的本地社会关系网络二者构成本地面向生产和面向家庭的信仰体系。

白豚村的村民常年都需要“拜神”，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不同的节气以及一些特定的日子，拜的对象也很多，有关公、妈祖、孔庙、土地神、宗祠等等，村里的年轻人都数不清楚每个月要拜多少，只知道要拜很多。日常的祭拜是在家庭里就能完成的，祭拜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供品不需要特别大型和严肃，自己想吃什么就可以供奉什么，有供旺旺雪饼和七喜的，也有供盼盼小面包的。

大型的供奉节日则是全民参与，例如春节的请神活动、开海日的供奉、宗祠的祭祀等等。这种渗入生活的祭拜活动养活了岛上许多香烛纸马店——每次供奉都得有香、纸钱和各种供品。店老板们则往往最了解神明最新的喜好，总能够及时推出合适的香烛纸马。

白豚村最常祭祀的神是关公和妈祖，掌管着财富和海上航运。每年到禁渔期结束的开海日，家家户户都会进行祭拜，保佑渔船的平安与丰收。

宗祠也是有固定的老人在维护的。本族里会选出几个德高望重的家庭，每户有一位长辈主持一个月的宗祠祭祀活动，包括日常的上香与点灯。白豚村全民渔业的高度商业化就业模式扩展了他们的社会交往圈层，以及增加了维护社会关系网络的成本。

但最核心的、最稳固的一层关系仍然是血缘和亲缘，例如在当下逐渐饱和的渔业里，做收鱼行当的人在不断增加，过去一个收鱼人可以对接十几条船，对接一条船就可以将船上的鱼全部包完，到现在的高竞争下一个收鱼人只能对接一两条船，剩下的一两条船就是自己最密切的亲戚了。

直至今日，白豚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参与渗入日常的祭拜活动，即使是跟着长辈照做，也不明白其中含义。原因也显而易见，年轻人都在离开这座岛，不再延续过往的生产方式，也不再高度依赖本地的社交圈子，面向生产的信仰体系自然会发生衰落，面向家庭的信仰体系也随之缩窄了。

白豚村能够形成如此频繁、耗财耗力的信仰体系，与他们的就业模式是高度相关的。长期的高风险并缺乏稳定收入预期的就业方式，让本地村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非实在”的精神世界里，各种祭祀活动内里是对平安和丰收的深深期盼。

在共同一致的、需要集体维护的意义世界里，养育了有共同精神世界的白豚村村民。无论在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有什么龃龉，当有外人与本村发生摩擦时，他们永远是一个集体。因为，他们都是山与海的孩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任平，编辑：香菜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