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实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机遇与致命盲点

丰富的自然资源、较早的民族独立与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使拉美成为各类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的实验场：多种政治实践在其中激烈碰撞，带来过各种昙花一现的经济“奇迹”，但更多时候则是政权更迭、贫富悬殊与社会崩溃。复杂的现实结果也为不同理论提供了大量解读空间，其中，“智利计划”与“芝加哥小子”就是一段新自由主义的著名公案。

这一故事蕴含了多重冲突，让国家与市场的支持者都乐于援引这一案例：有人认为，经济学家与军政府合作、甚至“智利计划”这一名称本身，已经隐含了自由市场才是一项国家计划的巨大悖论；也有人认为，果断的自由化改革带来了智利的经济成就：正是因为不同性质的政府都保护了自由市场的延续，才使得智利获得了较拉美诸国更稳定的发展。

尽管类似的争论不会有明确结论，但争论的背景已然改变：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全球范围内主导性的政治经济范式地位已经被动摇，市场化在包括智利在内的全球社会都激起了剧烈回弹——回看这段往事似乎已经有了合适的历史距离。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郦菁老师，借由《智利计划》一书提供的历史素材，回顾这场半个世纪以前的经济改革，关注新自由主义被选择、实践、推广的政治机遇及关键行动者，探索新自由主义兴起与衰落的历史逻辑。如同50年前这场改革在智利展开时没有人知道自己已经加入了新自由主义大潮，在新自由主义逐渐衰落的当下，我们也将追问：是否已经有新的逻辑开始孕育？我们的未来，又将是一个怎样的未来？

智利计划，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中信出版集团，2024

以下内容整理自播客对谈。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与文化批评的三重含义

周发发：欢迎郦菁老师时隔40多期节目又来到信睿播客做客，聊一聊在这40多期节目里出现频率最高、也最让我感到困惑的一个概念：新自由主义。之前节目里出现过的新自由主义，有时指的是全球化，有时是市场化，有时是个体化，让我感到新自由主义模糊多变、但又无处不在。

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会将它放到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里去聊，在节目的后半段，则会拓展到更抽象的讨论以及不同国家的比较上。郦菁老师对于今天要谈新自由主义，有什么铺垫？

郦菁：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词，它背后的历史意涵很驳杂。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个定义是大卫·哈维给出的，他下了一个更简洁可控的定义，把新自由主义首先理解为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政治经济实践方面的一个理论，或者说，是受理论影响的一整套的政策范式。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范式的核心认为，增进人类福祉的最佳方法，是在一个有着强大私有产权的体系中、在一个以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制度为特征的制度框架下，来安排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赋予个人创造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实现政府对企业和市场干预的最小化。

新自由主义简史，大卫·哈维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落实到政策方面可能更容易理解。从一些主要国家的政策来看，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经济层面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推动自由市场、推动价格的自由化。刚才讲到的全球化，是和全球市场密切相关，比如自由贸易、降低关税、自由浮动的汇率。

二是大规模的私有化。比如说撒切尔在英国推动了私有化，后来法国也推动了国有企业私有化，这在智利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特征。以及保护企业家精神，推动自由企业制度的发展，像美国就是修改了之前较为严厉的反垄断政策。在金融领域表现为普遍的金融化政策。

总的来说，在经济层面，它有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政策。不过每个国家实际推行的政策，是这一揽子政策中的一部分，很少有国家在所有方面都激进地新自由主义化。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现在用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的话，可能包含了更广泛的意涵。因为尽管这种逻辑在一开始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但它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的社会组织体完全重组。

我们原先很多非市场的社会领域，比如艺术生产、社区组织，现在都必须用市场的方式加以组织。例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它的NGO、社区活动各方面，其实都是由职业经理人通过市场的方式加以组织，和原来社区组织、NGO有很深的地方性和草根基础的动员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其实它的逻辑都是相洽的。

我们待会儿要讲的《智利计划》的作者爱德华兹，他自己也有一个定义，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他这么说我觉得也挺有道理。

最早、最全、最激进：为什么智利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案例？

周发发：刚才郦菁老师已经剧透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了。我们要选择的案例材料，来自中信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智利计划》。这也是中文材料里关于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历史介绍的相对比较全面的一本。

作者本身是智利人，在美国接受了经济学的教育，现在在UCLA的管理学院任教。当然他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可能也会影响这本书对材料的组织，我们一会也会聊到。抛开具体的内容，您对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总体性的感受？

‍‍‍郦菁：我几乎是从头到尾看完了。首先是因为议题。如果做新自由主义的国别研究，智利是绕不过的。它是最早的，又是最激进、最完整地实行了一个最为理论化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比新自由主义理论上的发源地美国要早得多，比撒切尔主导下的英国其实也要早。美国现在一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都会讲到智利。

《智利计划》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把以往研究的时间线拓展了。之前的作品基本都在讲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发展，没怎么讲到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在智利遭到的挫折。这本书里讲了，这是它比较吸引我的一点。

第二点吸引我的是这个作者。他其实自己是一个很有名的、可以说是基本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他在美国工作，但是他是智利人。这本书中他讲了好多自己的亲身经历，其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包括一些政治人物、经济学家，其实都是作者自己的朋友，包括他甚至可以亲自去访谈弗里德曼。

所以这里面又有一些新的历史材料，他还引用了很多新出版的回忆录，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材料。尽管他的个人立场存在局限，但书里面还是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的细节，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周发发：刚才郦老师提到，智利几乎是研究新自由主义的区域国别比较时绕不开的一个案例。一是因为它推进的比较早，甚至远早于我们一般认为的新自由主义起点——里根和撒切尔的时期。

这本书把智利的新自由主义直接追溯到1973年，这也是智利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因为它刚经历了一段非常激进的社会主义时期、以及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政变。能不能先请郦菁老师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1973年的智利刚刚经历了什么？当时的新政府所要面对的国内外的环境是怎样的？

郦菁：我不知道大家对六七十年代当时全球政治经济的局面是不是有一定的了解。当时一是冷战尚处于一个高峰状态，双方具有高度的对抗性，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等等；

二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是全球范围内左翼运动的高涨的时期，在美国、日本等国家表现为学生运动，在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左翼的上升。实际上它是在战后所谓的“嵌入性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逻辑内，一次左翼力量比较高涨的时期。

智利当时也正处于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战胜了当时的政治保守力量，获得了权力。基督教民主党虽然相对来说是中立的，但他们也会推动一些关注下层和民主的议题，包括推动土地改革等，所以得罪了很多土地精英的利益，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

到了1971年的智利大选，主要有三方力量在竞争：阿连德代表的左翼工人阶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的中间力量，还有保守党的右翼力量。当时阿连德其实只获得了30%多的选票，没有超过半数，是以微弱优势取胜的。所以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并不能改变社会极度撕裂的情况；他推行的社会主义的政策，也没能减缓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和经济发展低落的问题。

而恰恰由于左右之间的严重对立，把阿连德政府进一步推向了左翼的政策。比如阿连德政府认为，通胀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造成的。为了解决通胀，应该由政府来制定物价。

当时他们有一个计划模型，来计算各种主要商品的物价，但是这个模型里面只有15个部门。计划经济催生了各种价格计算的实验，还有方案希望通过互联网进行实验，但结果都失败了。计划部门每制定一个新的价格，通货膨胀很快就超出了涨价的价格，供给出现短缺。最后的结果是，生活物资需要通过配给的方式获得。

还有一些政策激起了右翼的强烈的反抗，比如把一些重要的工厂和产业（如铜矿）国有化。还有比如支持工人运动、支持工人参与地方选举，当时有很多工人参选。最要命的是，经济始终没有真正增长。这些政策在某些方面的结果和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后期有一些相近的地方。

而恰恰是在这种情况，激起了皮诺切特代表的军方——当然背后是很多保守的精英——对于左翼政权的一次反动。政变之后，恰恰是由于政变前的激进左倾的政策，导致了中产阶级、保守精英（很多是土地精英，也有一些商业精英）、军方精英，很快形成了一个保守联盟：恰是你前面那么的左，后面回潮才会那么的右。

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 Monica Prasa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智利计划》这本书其实并没有把左和右之间的历史因果关系完全写清楚。有一位美国西北大学的老师Monica Prasad写过一本书叫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讲美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她提了一个概念叫adversarial politics——对抗性的政治，或者说是敌对的政治。她讲到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国内的福利政策和政治上的变化太过于左倾，使得大量的中产阶级倒向了右翼，最后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上台。

这个概念用在智利也是适合的，恰恰是由于1973年之前阿连德政府激进的左翼政策，社会的高度分裂，导致了对抗性的政治，最后导致一种很激进的、新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方案的上台。当然这里并没有责怪阿连德政府的意思，我们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它的前因后果。

从默默无闻到被权力赏识：“芝加哥小子”的学术生涯与政治机遇

周发发：刚才郦老师介绍了1973年皮诺切特政府上台之前的情况。很多人对“智利计划”的一种想象，或者说它的一种比较简化的版本里，觉得是皮诺切特上台以后，急需一拨人去搞市场经济，而这些学成归来的芝加哥小子，很自然地就成为一种知识和理论上的权威，代表着一种科学的、先进的经济学，是执行改革的不二人选。

但是，至少从这本书给出一些材料来看，改革的过程也没有那么水到渠成：芝加哥小子并不一直处在一个天然的优势地位。从芝加哥小子这个群体开始形成，到他们的主张占据主流、得到军政府的支持，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您认为他们的主张最终能够获得影响力的关键原因有哪些？

郦菁：其实这些所谓的“芝加哥小子”、这些“智利计划”培训出来的经济学家，他们在美国接受经济学理论训练并不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而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55年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发起了这个项目，当时的美国国际合作总署提供了很多资金的支持。到了1958年，就已经有第一批在芝加哥受到训练的经济学家回到了智利，开始革新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以及我们现在常说的“培养方案”。

他们当时的阵地主要是在智利的天主教大学，国立大学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经济学为主。当然其实智利也不是唯一的，当时比如墨西哥的天主教私立大学，也和美国有一部分合作。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芝加哥小子们其实都还停留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他们整天做的事是和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进行理论上的辩论。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不能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和价格调节来达到均衡，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而新自由主义是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的，所以他们是针锋相对的。

新自由主义最终能够上台，“芝加哥小子”最终和皮诺切特的军政府结合起来，除了我刚才讲的20世纪70年代智利社会的高度分裂、意识形态的极化、过度左倾导致了过度右倾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军政府的性质本身。

因为皮诺切特是一个军人，支持他的人好多其实都是军队出身。这种情况下，他并不能控制原来的官僚体系，更不用说阿连德之前已经改变了官僚体系，任用了很多左倾的官僚，使得皮诺切特无人可用。这时很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援引外部的力量和外部的政治理念。

“芝加哥小子”在这一点上，是很符合皮诺切特的期待的。因为他们原来都在大学中工作，并没有嵌入在之前的官僚体系当中，这样就可以不采用原来的官僚体系和原来的政策方案，搞一个全新的东西。其实很多军政府上台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缔造第五共和国的全斗焕上台后，也用了很多军队和外部的人，或是原有官僚体系内部被边缘化的官僚或专家。因此，“芝加哥小子”能够获得影响力，其实是有一个政治窗口在的。

还有一点是这本书的作者没有写到的：其实“芝加哥小子”在得到皮诺切特独裁政府的支持之前，很早就已经得到了保守商业精英的支持。他们其实在基督教民主党当政的时候，就已经嵌入到了智利的商业精英建构的网络当中，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的媒体，还搞了一个“Monday Club”，以一种社会网络的形式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政策。所以“芝加哥小子”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的背后早有这些保守精英的支持。而这本书的作者没有谈到这一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当然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美国的支持。实际上从阿连德政府当选以来，美国一直在支持智利保守派的社会运动，甚至是一些类法西斯的运动。当时美国还花钱推动了智利国内运输行业工人的罢工：你们搞工人运动，我也搞工人罢工。当时街上满是CIA的特工。所以皮诺切特最后用芝加哥男孩除了意识形态的相契，有一部分也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

当然，无论是军队还是商业精英，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比如，很明显陆军和空军更支持国家保护产业，反对过度市场化。他们相信国家重点产业如铜业，是要加以保护的，铜的价格不能按照市场价格来开放。而海军的军官则更加支持市场化、支持“芝加哥小子”。你看大部分国家的海军都相对是比较自由化、比较开放的。海军支持相对开放的政策，是相对温和的。

像商业精英也是。一部分商业精英是支持国家保护政策的，另外一部分商业精英是支持向全球市场开放的，所以还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来看，看具体是哪些人在支持哪些政策，这些都很有意思的政治过程。

休克疗法：弗里德曼为什么支持最激进的转型方案？

周发发：刚才讲到“芝加哥小子”和皮诺切特的联合，实际上他们的老师、“新自由主义教父”弗里德曼也曾“亲自下场”，来智利和皮诺切特见面。而且传说中是弗里德曼给皮诺切特推荐了一种非常激进的转型方案，结果也确实带来了很多社会的震荡。皮诺切特为什么会听从弗里德曼，放弃了渐进式的改革，选择一种更激进的、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谓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

郦菁：我们先讲讲弗里德曼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案，然后再讲皮诺切特和他的政府。就弗里德曼来说的话，他作为新自由主义中较为激进的流派，他认同很理想化、很理论化的经济理论以及相关的政策的设想。尤其是，弗里德曼认为，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果要在现实当中运作的话，只要摆正一两个政策的基本点作为支点，就可以实现全盘的改革。

这一两个支点中，最重要的点就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抑制通货膨胀；相应地要控制财政支出，因为财政支出会影响货币的总量。还有一个基本点，就是实行固定的汇率，例如钉住美元。控制货币发行、控制汇率之后就产生了硬预算约束。从这些支点出发，就可以理顺一切经济问题，剩下的就交给市场就行了。市场中的人自己会自动选择，市场会自动、自然地往均衡的方向运动。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等人曾有一场著名的争论，他们在争论：建立一个经济学模型的时候，是否需要一个现实的假设作为起点？弗里德曼认为不需要，我可以任意假设，甚至可以假设人不用吃饭；但另一派人就说假设必须是符合事实的，人是要吃饭的。就这一点出发，他们进行了持续的争论。

这其实很能说明弗里德曼的理论立场：他们并不考虑改革过程的政治压力和后果，也不考虑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政治成本是由谁来承担的。从新自由主义出发的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律，我只要把总的效率提高了就可以了，只要总盘子做大，我可以再分配。他其实是有一种过度的理论自信。但是当时这种高度抽象化、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

就皮诺切特政府内部的芝加哥男孩来说，他们其实是把弗里德曼作为一个外部合法性去推动他们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并不是说完全被弗里德曼的理论所折服，他们背后有各种各样政治上的考虑、包括希望博得美国的支持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用一种极端的右来对抗之前极端的左。其实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在政策上想要走中立的、因地制宜的、多元化的、相对温和的政策，是很难的。你要不是偏左、要不是偏右，这在拉美表现得更为剧烈，就是“左右互搏”。这和拉美的政治制度，以及它的社会的撕裂程度都是密切相关的。

大概到了1975年，这些芝加哥男孩才开始获得政策的制定权。他们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治理通货膨胀。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通胀并没有大规模的下降，经济也没有很大的发展。

1982年智利有过一次很大的金融和银行危机，这是由于他们当时持续的通货膨胀和被高估的币值相互作用，加上又过快地推动了银行业的私有化，导致很多金融机构缺乏监管。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始抛售智利的货币，导致了一系列的危机。

延续与迭变：第二代“芝加哥小子”与民主化政府的温和方案

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真正获得成功要到这次危机过去之后。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然80年代皮诺切特仍然当政，到了9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重新上台，到了这些时期，原先那些最为激进的“芝加哥小子”已经被换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的“芝加哥小子”，他们更年轻，不是弗里德曼那么教条的新自由主义，他们是更为温和的新自由主义，他们开始做很多“妥协”。而且他们也不需要跟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进行斗争了，所以他们的包袱更小。

所以他们开始做一些新的事情，比如继续控制通货膨胀，但已经不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第二，汇率仍然是钉住美元，但是它现在是爬行钉住（crawling peg），就是一种更灵活、更浮动的汇率制度，有更多调整的空间。

最后，把一些原来取消掉了的社会福利政策，给重新给弄回来，当然它大部分时候还是用市场的方式把这些福利政策重新就位。这些福利政策都是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要通过行政上的考察，来确定你的确是穷人、的确没办法负起教育的费用等等，是以很严格的调查为基础，来发放社会福利。不像北欧在全盛时期的福利政策是不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智利，是一种温和的、调和的新自由主义。其实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高度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其实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相对来说，更具弹性的、调和的新自由主义，在某些历史时段的某些国家中，可能获得成功，但也并不是说一定会成功。所以在那段时间，智利在经济上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后面到了最近5—10年，又发生了一系列的系统性危机，可以待会儿再讲。

新自由主义的分散实践如何转变为政策范式：制度化过程中的关键行动者

周发发：如您刚才所说，其实如果我们细看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时期，里面也细分为各种阶段，这些阶段里面有不同的执政者、采用了不同的政策，甚至是非常不同的政体，但是他们都叫新自由主义。

放到国际层面上来看，不管是智利先行一步的改革，还是之后在英国、美国应对滞胀的经济改革，我们单看每个国家和它们的改革目标，其实都不太一样。但这些分散实践，后来都理论化、制度化为同一种“新自由主义”，并在国际范围内不断推广。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最关键的行动者有哪些？

郦菁：对，这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如果进行细致的历史研究，就会发现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国别差异其实是很大的。具体的推动者、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代理人在每个国家也是极为不同的。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分为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总体来说——当然智利是个例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先在美国、英国，稍晚一些在法国，开始逐渐推行新的政治经济框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尤其是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成为了推动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代理人。

这些国际组织要怎么来控制这些南方国家，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南方国家为什么要控制通货膨胀、为什么要控制自己的汇率？因为事实上，控制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政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要有人承担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成本，这在政治上来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策。

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政策？主要是因为这些国际组织控制了贷款。当时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已经濒临财政破产了，必须从国际组织贷款。而且当时有一个利率上升的过程，它们在六七十年代借的钱，到了八十年代还不出来了，所以就受制于国际组织。

还有一种重要的代理人，就是在这些北方国家的一些知名学府，像芝加哥、MIT、哈佛等学校受训的新自由主义的专家，回到南方国家后，也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的推手。当然这本书讲的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家了。

不过经济学家在不同国家的地位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中国，经济学家从来没有上升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因为传统官僚体系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体系内部有自己的研究力量和政策制定力量，它不是完全外求的。但是在拉美你会看到经济学家地位的普遍上升，包括菲律宾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这些国家经济学家获得了比较高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担任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甚至更高的职位——这些人也是一类推动。

还有一类重要的推动者是商业精英。当然也要看是哪些行业的、哪一类的商业精英。尤其在早期新自由主义化的北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商业精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会依赖于经济学家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力，说出他们想要说的话。但是比如在中国的话，商业精英就比较弱。还有比如说在法国，推动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是技术官僚。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人在推动新自由主义，所以导致最后具体政策和结果上的区别。

总结来说，新自由主义能大行其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联合，使新自由主义成为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新政策范式，从北方向南方推行，使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当然这两类人不是唯一的推动者，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推动者，其实都可以做很有意思的研究。

“我们反对的不是地铁涨价，而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何以成为全民公敌

周发发：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推广者以及他们的游说对象，其实大部分都是精英。包括在中国，在我们的印象中，真正用“新自由主义”去讨论问题的，也主要是知识分子、文化精英。

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作者写智利街头的民众运动的时候，“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是被明确提出来作为一个反对对象的。大家会把它喷到街头的涂鸦里、会去写一些反对的标语，“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事物。所以我也很好奇，“新自由主义”是怎么从一个更多的会在论文或学术语境下出现的术语，变成了拉美民众在日常中都能接收到的、一个社会运动中的反对目标？

郦菁：首先我觉得很多拉美的人民群众一直都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很强的政治意识，整个20世纪都是如此。拉美大量社会运动都包括了很多“大词”、很多理论话语。这首先是因为拉美人民比欧美、亚洲的人民群众要政治化得多，他们的社会生活政治化程度高，并且受到左翼思想的长期的影响，他们很早就写出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样的名著，这些都是其他地方的国家不能比的。

虽然在智利的案例里，我们看到的是最近几年左翼政府才又重新上台、要制定新的宪法，但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从很早就开始了，所以会出现“新自由主义”这样的词也并不奇怪。不光是智利，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其实都是这样的。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即使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比如美国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期，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话语了。在欧洲，这其实也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可能社会生活政治化的程度不那么高，“去政治化”的时间太长，所以你没有看到在社会层面上使用和批判新自由主义。但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意识了。

拉美为何常常上演左右急转的政治剧目？

但是的确，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是以比较激进的方式推行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推进就十分之温和，整个过程也是由国家掌握主导权。虽然市场化造成很多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还有那么多电视剧拍东北的衰败，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但跟拉美比的话，程度不能同日而语。比如中国从来就没有资本自由化过，资本出入境从来不是自由化的，汇率政策、市场化的方式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而拉美激烈的市场化，必然会导致后面激烈的批判。它的新自由主义化，加上国家力量的急剧后退和衰败，一小部分政治和经济上的精英攫取了新自由主义化的最重要的成果。

所以比如你会看到，委内瑞拉原来是个很富的国家，拥有很大的石油储量，就像坐在金山上一样。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它的新自由主义化，以当时的总统佩雷斯为首的政治精英、产业精英和他们的家庭攫取了大部分的利益，使得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智利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相当严重。虽然它的经济发展了，但是造成了急剧的不平等。新自由主义时期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再加上它之前那么强的左翼传统，所以你会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一波一波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当时叫所谓的“Pink Tide”（粉红浪潮）。最早比如说像委内瑞拉，查韦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获得权力，它就从一个急剧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个急剧的社会主义。

拉美还有很多国家最近几年也都经历了忽左忽右的强烈转型。比如巴西2000年后最重要的总统卢拉，是一个工人出身、持左翼政策的总统。到了2018年，被称为“巴西特朗普”的总统博索纳罗，又一个急剧右转地上台。卢拉在博索纳罗任期内被监禁了好多年之后，在去年的选举中他又回来了，现在又是总统。还有阿根廷，2023年极右翼的米莱上台，而在此之前阿根廷也有过左翼的动向。还包括像萨尔瓦多的布克尔，他也是右倾的，也是为了应对之前的左倾的倾向。

你会看到拉美特殊的政治传统，它很强的左翼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再加上新自由主义的激进推动所带来的撕裂的社会后果、急剧的社会不平等等原因加在一起，使得它们从90年代开始，一直在出现忽左忽右的剧烈摇摆状态。

当然这也和它的选举制度、总统制度密切相关。因为它们建国比较早、民主化比较早，所以更像美国，而没有像欧洲一样采用比例代表制。比如，德国的比例代表制很完善，因为它是战后重新修订的选举法和一整套制度。

而美国和拉美都很早，它们一直没怎么改过，在这种简单多数的原则下进行全国性的总统选举，就很容易出现我们政治学上所谓的“dual state”，就是“双重国家”。总统的权力和议会的权力是分裂的，就加剧了它整个政治上的分裂。其实当年阿连德上台也是一个典型的“dual state”出现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拉美看到的围绕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最精彩、最激烈的剧目，至今仍在展开。

重视再分配和舆论战，新自由主义就能扭转局面？

周发发：刚才您提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但是在近几年这种声音尤其之多。近四五年来，每年都会有很多在知识界很有影响力的人，写文章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但是仍有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判断。一派人觉得，新自由主义已经积重难返，一些主要经济体实行的经济政策，已经和新自由主义有了本质性的区别。

但是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另一派人，他们会觉得这些困难都是暂时性的，可能是因为这个政府没有搞好再分配的问题、那个政府没有搞好汇率的问题，如果他们能针对这些具体的问题做具体的调整，这个系统修修补补还是能用的。所以在您看来，新自由主义的时代结束了没有？您对这两派人各执一词，有什么看法？

郦菁：我先讲一下本书的作者，他持有一种很典型的看法。他一直认为，去改良某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政策，就可以有效地缓解矛盾。他在书中指出，智利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一个重大的失败，在于尽管他们的确发展了经济、也推动了减轻贫困的政策，但是他们没有关注收入差距的扩大，没有关注社会不平等的拉大。那么他的未明之言就是说，只要合理地关注了不平等问题，原有的政策框架仍然可以实行。

他还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有趣，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政策制定者，他们在理念的斗争中放松了警惕。”因为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是要拼尽全力和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但他们获得胜利之后，放松了警惕，作者说“这些亲市场的经济学家不擅长使用社交媒体，没有和左翼进行充分的辩论”。

这当然也是真的，很多经济学家现在进入了一个全球发表游戏。你像中国现在有好多经济学家，已经不是公共空间最重要的声音了，因为他们要在美国前五、前十的杂志发文章，根本没空对普通人说话，对政策也很难说有什么影响。

这当然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误读。因为实际上，好多通俗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一些保守的政治理念结合，在美国通过社交媒体大行其道。还有像fox news、华尔街日报，都是宣传这一套理念，虽然这些理念的话语编织者可能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右翼使用社交媒体比左翼要成功得多。偏左翼的力量恰恰是看到右翼很成功地使用了社交媒体之后，才转而奋起追上，开始使用社交媒体。

新自由主义的未来：市场侵入社会与社会保护运动

所以这些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它带来了社会组织体的破坏，市场逻辑侵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社会基本的组织方式，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激起波兰尼所说的大规模的社会保护运动这样一个“反向运动”，来反对激进的市场化，这是一个很波兰尼意义上的理解。而且市场化越是激进，后面的社会保护运动也越是激进。

巨变，卡尔·波兰尼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我们说“社会保护运动”的时候，不是说有“社会”“保护”这些词，就认为它一定是好的。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法西斯运动这种政治上最差的结果，恰恰是由于它一战前的市场化，以及一战、二战之间的政治经济局面的变化所带来的——它也是一种社会保护运动。

社会保护运动它可以很好，也可以很丑陋、很糟糕。而这个社会运动如果很糟糕，而且以一种十分激烈的方式来推动的话，它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市场化也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作者其实并没有深入理解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他也提不出补救的方式。

其次，我个人觉得，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主导的政治经济范式的话，即使我们不用“终结”这个词，但至少它也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往往这种规模的宏观变化，新的范式和逻辑会在旧的范式还没有完全消退、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长。

我个人觉得，可能在2015年左右就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了，到现在也已经差不多有十年时间了。2015—2016年左右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事情，比如欧洲的移民危机。在经济层面，我们看美国的话，直到奥巴马都一直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真正的转折点要到特朗普的一些政策——至少是他试图实行的政策——才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当然他上台之后，好多政策没办法实行，他必须向金融界妥协等等。他内阁的变化也很大，重组了好多次，也是因为各方面的利益，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变化。另外如果去看2015、2016之后全球的贸易、金融资本流动的数据，你会发现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新的逻辑已经开始孕育，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还看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因为好多时候一个时代是要直到它全盛、或者甚至是快到衰亡的时期，才获得它自己的名字的。

当然我个人觉得新的东西还没有成型，新的范式还没有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衰退的这一块儿，兴起的部分还没有出现，所以这会是一个很难过的阶段。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左右之间的不断拉扯、地区冲突的加剧，经济的衰退、没有新的行业增长点，社会的撕裂、观点的对立等等，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熬过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播客 （ID：thethinkerFM），嘉宾：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整理：周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