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的困惑

有一个月没有更新了，最近在读两个系列的著作，一是关于美国贸易保护的历史，二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南渡”时期。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中国自古及今的长期体制提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具有很强的张力，可以用来自洽地描述自古及今的各个阶段，甚至是工业化和全球化乃至当前再全球化的阶段。近代以来，“古今分置”是历史解释的常态，认为古之体制、今之不存，要追求一个“理想的彼岸”，一直是近代以来各方的追求。

作者在这些问题上很超脱，身在其中的优势是能够感受到细节，如果能够抽离出来更客观的看待历史，可能会得出许多不同的，但更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清晰地认识历史和现实，对作者而言，是比拥抱各种“理想”更具有吸引力的事。

考虑到作者提出的解释框架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会非常陌生，并不存在于既有的观念中，被误读的可能性很大，就暂时不全部公开了。

但作者愿意用上述解释框架去阐释一下当下，读者或许能够隐约感受一下这个解释的张力。

当前关于经济通缩危险性的认识已经普遍化，无论市场、分析师还是普罗大众对应对之策也有很强的期待，但同时，这种期待又常常“自我消化”，认为期待不能过高。普遍认为，要抑制通缩趋势，需要官方更多主动性。

大的方案无非两个，一是供给侧的再刺激，即在地产基建上继续发力，但由于2015年之后已经发力过一次，所以当前这个选择非常难做出，而且实际效果很可能不会好；二是需求侧改革，无论是“发钱”还是增加其他福利（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等）都是选项。实际情况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措施都出台很慢，这就导致市场比普罗大众还要着急。

作者认为，供给侧刺激的发力不作为选项是有其合理性的，尤其是在2015年“涨价去库存”以及基建突进之后，这个选项是很难做出的。那需求侧本是“众望所归”，为什么也非常保守和缓慢呢？

市场上对此有诸多解释，作者认为，这涉及现实的需求侧定价问题。

需求侧的本质，不是消费能力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就分配而言，自古及今，有两个体系：一是power-privilege system（P体系），一是right system（R体系）。简言之，P体系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主动分配为主的体系；R体系是自下而上的，是一种博弈分配为主的体系。

曾经的观念认为，P体系是“封建的”“前现代的”，R体系才是“现代的”。但实际上，P体系在193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在2010年代实现了全球化。

在P体系实现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民众的需求也不断得到满足。也就是说，无论上述哪种体系，实际上都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满足了各方的经济诉求，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但二者的差异在于，P体系下，需求的满足是自上而下为主分配来的，并非主要通过博弈获得的，这种需求的不断提升会形成一种“社会惰性”，更多体现为优势群体争取privilege（所谓“风口”，实际为税赋、牌照和免责优势）而不是所有主体公平地争取right。P体系下的trickle down也可以让大多数人受益，尤其是在全球化阶段。但在这个长期的适应过程中，R体系的博弈能力和博弈习惯是缺失的。

R体系的博弈能力和博弈习惯，在面临需求侧改革诉求的时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对需求进行快速定价。简单讲，不同群体的具体诉求是什么，到底存量房贷降多少，大家才满意？到底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降到多少，大家才满意？到底优势行业的收入和福利达到什么程度，大家才觉得不卷？很多问题，原则都知道，但那个具体的数字，就是讲不出来。

right不足导致的结果就是，不是真正的需求方在发言，而是认识到需求侧重要性的市场和知识分子在发言，但市场和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的需求方，他们也没有办法讲出具体的数字来。所以，决策层问，到底要降多少，市场才满意？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因为所有分析师都很难清晰地讲出那个数字。

这个问题，在先发国家是不存在的。春斗也好、养老金谈判也好，其最重要的经济功能就是通过博弈，将需求以数字的形式展现出来，甚至有时候是大概提一个，各方再来谈判。因此需求侧定价在所有先发国家都不是问题，博弈能力和博弈惯性乃至博弈机制都是存在的。

最重要的是，博弈习惯。长期在P体系下，最欠缺的其实不是博弈机制和能力，而是博弈的习惯。这涉及社会学问题。不要认为有了机制和平台，一切都会好起来，作者建议可以阅读一下索维尔那本著名的《美国种族简史》，看一看，为什么在有所谓“健全体制”的前提下，美国仍然存在诸多源自黑人自身的问题。

作者将这种博弈习惯的缺失称为“博弈惰性”，在这种前提下，P体系下所有的福利化措施，由于都不是需求方“争取来的”，欠缺需求方基于自身诉求的计算和努力，那这种“天上掉馅饼”的需求增长，往往并不会给需求方带来满足感，反而是给得越多、想要的更多。不妨看看P体系下福利不断增长的那部分群体，是不是这种心态。“不要一次给太多”、“慢慢试”，这种P体系下的需求提升分配思维，是非常符合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

所以，system并非一个制定法下的“制度”，其实它内含了大量的社会习惯和社会心理因素。需求侧改革之所以困难，跟P体系下的博弈惰性，进而难以快速形成需求定价，是直接相关的。

那需求定价的缓慢，当然会有种种负面效果。如何改善或者缓和呢？

首先，作者不认为有较快切换到R体系的可能。这方面涉及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各方社会心理的理解，不在此展开。

其次，在P体系下，如果要有所缓和或改善，需要一些“中间人”，去连结上下，以形成并传导需求定价。但在P体系下，真正的困难是，priviledge很可能会打着需求的旗号去释放对己有利的诉求，而真正的需求方，由于缺乏足够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很容易被短期诱惑“赎买”。这仍然是博弈惰性的结果。

所以，需求侧的推进是缓慢的，这种缓慢是“有原因”的。但这种缓慢并不意味着，看到底线还会没有任何动作。应当讲，在此缓慢之时，各方如果真的关注长远，不如冷静思考一下，如何做好那个“中间人”。

最后，作者还想讲一句，如果我们能够花更多时间去阅读真正的历史和现实，可能心态上会更平和一些，对现实的理解会更深刻一些。不同文明能够存在千年以上，终究是有其原因的。没有什么“理想的彼岸”，先发者当年也没有对标的主体和理想的目标，无非都是在理解历史和现实之后，做出尽可能明智的选择罢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