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标本到植物园：植物为何踏上“远征”？

张学渝：我研究的火草是一种西南地区的植物，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大概出现在明代。但“火草”只是一个汉语概念。事实上，不同文化对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乃至矿物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称呼也不一样，而当地的口述中对它的称呼也会产生相应的地方名字。这些地方名字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见诸文字的，哪怕有，其实也很难去记载这些非常日常、细小的动植物、矿物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字背后有一种很大的权力预设——什么可以记，什么不可以记。但今天不一样了，我觉得今天的文字已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解放，可以去激发每一个个体，你愿意去记录什么，就可以去记录什么，哪怕是边角的一颗不起眼的石子；而在历史上，文字是不会去对准这些边缘内容的。

火草植物标本及其多种名称。张学渝/制

回到科学这条线，现代植物学兴起的第一步是从欧洲人对全世界植物的命名开始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植物学家，还有一部分人是传教者——史学上对他们的另一个更大众的称呼是“植物猎人”。他们带着多重身份，到世界各地去采集动植物、矿物标本，带回到欧洲（如法国、英国）的科学研究中心。科学家们再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动植物进行命名、鉴定和分类。

科学知识致力于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让所有新接触这些知识的人都去接受这个结果。地方性知识就不一样，对同一个事物有很多种叫法。这两个系统在今天是并行的，但在我们所谓的现代语境中，科学这条线索的光芒很可能耀眼得多，不过像人类学就非常看重地方性知识，看重它们在现代语境中的表达。

面青背白的火草叶片。张学渝/摄

火草叶片制成的火草布。张学渝/摄

火草这种植物，当地人主要用的是它的叶片。火草的叶片有一个特点：叶背是白色的，正面是绿色的。这个特点在清代史籍中有非常清楚的记载，叫“面青背白”。在对一种植物的科学化描述还没出现的时候，古人还是能够去抓住重点，对自然进行有效的观察的。

“面青背白”就是这种植物最大的特色，也是当地人识别它的依据。我们知道，自然界中叶子背面是白色的植物还是蛮多的，如艾草，但是火草叶背的白与之区别很大。艾草叶背的白偏灰白，而火草叶背的白更像雪白。因为火草有一个厚厚的绒层，正是这个绒层让火草显出这样的颜色，它也是纤维的来源。

江垚：我想到最初跟策展人聊八段植物小传的写作构想，我们讨论后决定让它们看上去像一个所谓科学的植物介绍，但又是有故事性的。大家现在看到的每段文字的第一句都是我们从《中国植物志》里摘出来的，描述这个植物是什么，属什么科，通体多高，叶片是对生还是互生之类的术语。这样表达的好处在于可以让读者更快地建立一个共识，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抹杀掉我们能够从常规表达中获得的一些感受。

就像学渝刚才提到的，历史到底由谁来书写？怎么书写？尤其是那些之前大家可能觉得不太重要，或者说没有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没有包含在我们所说的常规的历史叙事里面的部分。所以这个展览以及植物小传，包括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研究背后的内容，是希望能提供一个更大的面向，从而达成一个（对植物）更为整体的理解。

戴西云：关于植物命名，我更感兴趣的是植物背后联结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刚才学渝也提到这其实是一种话语的争夺。像艺术家刘玗在展览的影片中提到的植物学家郎弗安斯（Georg Eberhard Rumphius），他感兴趣的点跟林奈（Carl von Linné）的科学描述是不一样的，他在做《安汶植物标本志》的时候会用一种很拟人化的表达，比如他会用猜谜的方式去描述当地的植物，这也是刘玗对郎弗安斯感兴趣的一个基础。

刘玗的这件作品是她在印度尼西亚（以下简写作“印尼”）的安汶和班达两座岛上以纪录片的形式对郎弗安斯这个人物进行的追溯。嘉慧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关注点，这几年她长期在印尼做镍矿的研究，我非常好奇她观察到的、以印尼为主语的现代化发展故事是怎样的。

刘玗，《失明的造物主》（2019），影像截图。双屏单频道录影，彩色，双声道，32'53"，27'37"。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郎弗安斯在其重要的著作《安汶植物标本志》里发表的植物物种数量高达1200种，他留下的大量研究资料间接促成了林奈在1753年建置“二名法”。他的传奇之处还在于失明后依然持续进行着物种研究的工作，并在对植物的研究笔记中使用了大量的比喻法，包含用嗅觉与触觉，甚至用人类的性格来描述一株植物。刘玗追溯郎弗安斯的研究并不落脚于自然史的脉络重整，而是欲捕捉某种人类诠释世界的方法。

曾嘉慧：我主要是以印尼的故事提供一个注脚。西云说她对植物及其背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感兴趣，其实这是非常政治生态学的一个视角——政治生态学不把生态看成是生态的，而是把生态看成是政治的和经济的。

包括展览里呈现的这八种植物，在做发展人类学或政治生态学的人看来，它们其实都不是普通植物，我们会把它们叫作commodity，中文可能是“经济作物”或者“大宗商品”。其实每一轮大宗商品热（commodity boom）都和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植物有很大的关系，它是不断在变动的。

“种植园”这个词在印尼语中叫perkebunan，它的词根kebun是个多义词，家里的菜园也叫kebun。“种植园”今天在生态学研究里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因为它跟殖民遗产、种族主义、奴隶制、契约劳工等捆绑得非常紧。不管是东南亚、西非，还是拉美的种植园，都共享类似的假设：外来者认为当地原住民懒，一定要从外面引进契约制或奴隶制的劳工。

在印尼原生的语境里，perkebunan没有那么负面，不能直接等同于英语里的plantation。我前阵子去了趟棉兰，这是苏门答腊岛最大的一个城市，拜访了棉兰的种植园博物馆，可能也是印尼这个种植园大国唯一一个种植园博物馆。记得馆内第一块展板上的第一句话是：“没有烟草就没有后面的一切。”就是说，没有烟草就没有今天的棉兰。这个博物馆里的每一块展板都会讲一种植物，但没有讲到我们了解的和殖民有关的那一面，只讲这些植物多么神奇，让这个地方变得多么富饶。

郎弗安斯去的安汶在南马鲁古省，我做田野的地方是北马鲁古省，肉豆蔻最早就是在这两个省发现的，所以荷兰人叫它们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这其实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完全就是外来者的视角——我是买家，我看你没有别的价值，你有香料，所以把你叫作香料群岛。

这种命名的方式在印尼出现了很多次，比如我研究的苏拉威西岛（Sulawesi）。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名字是有一定的殖民性的，直到有一个北苏拉威西人一直跟我说他们这里叫西里伯斯（Celebes），苏拉威西是爪哇人给的名字，“苏拉”在马来语中意为“群岛”，“威西”（besi）是铁。因为苏拉威西以前产铁，有一段时间给满者伯夷王国供铁矿，爪哇人就把这里叫“铁岛”。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苏拉威西这个名字带有殖民性和掠夺性，这个名字的使用现在已经普遍化了。

工人宿舍和油棕园毗邻，中苏拉威西省，印度尼西亚。曾嘉慧/摄

苏拉威西岛上也种了很多油棕（oil palm）。印尼是世界上油棕种植园最多的国家，油棕种植面积是水稻的两倍。油棕其实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但又非常隐形的东西，我们用的肥皂、洗发水、护肤品里面都有油棕。油棕是一个种植条件比较苛刻的植物，每棵树的距离是有一定要求的，而且和橡胶不一样，油棕很吸水，种油棕的地方基本上长不了别的植物。

我第一次去油棕种植园的时候吓了一跳，觉得这不是一个种植园，而是一个工厂，感觉每棵油棕都是一个机器——进入收获期，每两周可以收成一次，而且也不怎么需要照料。所以在印尼不只是种植园在种油棕，小农也在种，40%左右的油棕属于小农。

但到了21世纪，人们发现有些已经种上或计划种油棕的地方下面有镍，所以现在在特定地方会发生这样的土地冲突：镍矿开采要“吃掉”油棕种植，但很多时候那些大的油棕种植园主也是各地方的寡头，就出现了争夺土地、劳动力等现象。植物或者种植园，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去看，它掀起的巨浪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戴西云：展览研究初期我们在想挑哪些植物，油棕也在备选名单中，但后来还是决定依照作品的相关性，希望能跟滇南的叙事更相关，最后选了展览呈现的这八种：金鸡纳树、姜黄、肉豆蔻、橡胶、烟草、风吹楠、蒟蒻、杜鹃。

比如说杜鹃，它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在历史学者范发迪（Fan Fa-ti）的书《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中有过很详细的描述，包括它在19世纪的价格，从哪里购买。那是广州作为通商口岸的时期，外国人没有办法深入中国的土地去找种子和标本，这些“植物猎人”能够接触到的植物资源大多是花圃的盆栽，要带回欧洲的话要历经两三个月。

这些植物被放在船头的甲板上，带盐的海浪溅在植物的叶片上会形成盐的结晶，导致植物盐害，100盆杜鹃最后可能一盆都没法活着运到英国。读到这些细节使我想做这个展览：如果把植物作为远征的主角，你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跨越学科的细节，拼凑出另一个故事。

江垚：我们现在一提到种植园，印象大多是负面的，而且好像基本都出现在外来者对原住民侵占掠夺的殖民叙事里，那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上有没有这种意义的种植园？

美国的园林与景观研究学者在“美国早期景观设计史”（History of Early American Landscape Design）项目中梳理过种植园的定义，其中提到，有耕地、定居点（就是我们一般印象里的那种庄园大房子）、林地，这样的一片地就是一座种植园。

如果撇开我们潜意识里混入的负面预判，能不能就用这样的定义去界定我国国营农场的建立？尤其是这些农场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被转为国有后，都是按一个个集镇来规划的。你去看那些图纸，会发现设有小学、中学，还有电影院、医院，有点像刚才嘉慧说的棉兰被建起来的过程，所以我会想国营农场是不是可以被理解为另一种种植园？

张学渝：如果是想围绕植物的现代化进程做一个中西对比，我个人觉得不太合适。种植园在今天已经有一定的指向性了，而且你也不是为了去研究或再现种植园这个概念，你的目的其实是去做现代化的讨论，我感觉可以另找切入点。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有关植物园的争议跟动物园比起来会小很多。今年5月，有新闻报道安徽阜阳野生动物园死了20头东北虎，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动物园没钱了，导致动物的生存条件恶劣。这件事产生的社会影响很大。

但植物园基本上不太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经常逛植物园的话，会发现除了主要的大树不会变，灌木、草本经常是会变来变去的。这一方面是配合季节性观赏，满足游客的需求；另一方面，虽然园区到处都贴了“爱护植物”“请大家不要去碰”之类的告示，但不少人看到花都会凑过去，然后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

植物园的这种观看自然的方式好像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观赏植物的障碍。但踩踏花草的行为是现代的、文明的吗？人们看到植物开花，会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爱，这种心情只有在城市才会出现。植物园的规章和人们的内心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野外则不存在这种矛盾，所以我觉得植物园的现代化进程还是要和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能在理解植物园所谓的现代性的时候，透过植物，通过观看植物，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植物在自然界的面貌和其在植物园的面貌、在家里花瓶中的面貌或者标本中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戴西云：我想回到江垚提到的国营农场。原本完全是在殖民体系下产生的种植园概念和运行机制，在1949年后需要在一个社会主义的语境下去实践，它的劳工从哪里来？它在当时做出的话语选择是什么？

还需要警惕的是，当我们把云南、贵州、四川这些地区放到民族国家建设的语境去讨论，其实也还是落入了帝国的视角。在前期搜集资料的时候，我面临过不知道要怎么选择我的视角或叙事的困境。所以我很想听嘉慧谈谈她在印尼做研究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包括人类学本身的这种帝国视角带来的纠结和思考？

曾嘉慧：人类学不承认他们现在还携带本质化的帝国视角。但我可以去到印尼正在发生巨变的“边疆”做现代化、工业化的研究，这是不是一种帝国的特权？很多印尼学者也关心我研究的区域，但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经费和时间，这是现实。

在边疆待一年，对我个人是挑战，但更需要机构支持。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有帝国之眼的，在不同时间点，什么知识值得被生产？有帝国之眼不一定就是罪恶，重点是要反思，要对这个保持警惕。

刚刚讲到植物园和动物园的殖民性，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景点：茂物植物园。它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植物园之一，前身不是植物园，而是荷兰人的农学研究所。荷兰人在那里做研究，研究西非、拉美的一些作物，看哪些可以在印尼这个地方种植，哪些能够挣大钱。今天你去看这个植物园，简直是个万国博览会，每一棵树都有三四十米高，特别漂亮。但这个植物园里没有花，观赏性不是特别强，到处绿油油的，如果你不仔细看那些植物上的标签，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植物园没什么。

但你仔细看植物介绍和产地，就会发现，天哪，19世纪的时候人们就在这里种这种植物，现在种遍整个印尼的油棕最早的两三棵也是在这里开始实验的，以考察这里的土地到底能不能种油棕，怎么种。所以我觉得植物园可能只是看起来没有动物园那么殖民，但其实它的根源还是为殖民的商业资本去寻求机会。

戴西云：说到这个，我想到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最受游客欢迎的区域都是以花为主的，但其实这些区域只占到植物园非常小的面积，在地图上还能看到大片的能源植物园、南药园等。

还有，如果去北京的国家植物园，就会发现很多现在街边种植的侧柏和松树其实最初都是在植物园里进行观测实验的。比如可能20世纪50年代从东北挖来的一棵松树会先在植物园里测试几年，监测它各个时期的状态，然后再引种到一些机关大院，再观察个一两年，最后才引种到城市的景观绿化带里。

我在关注植物园之前，想不到它跟城市、跟我们的关系其实如此密切。再比如，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旅游经济和作为科研基地的多重身份和多种产业结构，使植物园变成了一个综合体，这也非常有意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28期，策划、撰稿：戴西云（策展人）、江垚（植南门市部发起人之一），与谈人：张学渝（科技史与科技文化学者）、曾嘉慧（人类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