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新华社，广东医疗队武汉前方ICU团队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与后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远程视频会诊。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卢楠
“南山班”面试的自由交流环节，钟南山向一位考生提问：“学医是件理想的事，但现实中，医患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你怎么看？”
那位考生以钟南山在3月18日广州市第46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说过的一句话作答：“中国广大医务人员从来都是白衣天使，没有变的。”
“有备而来啊，演讲一样。”助手切换视频通话界面时，钟南山笑了笑。
“消毒流程：一、用干净的帕子沾75%酒精擦拭手机；二、等待15分钟后，用清水擦拭手机……”播报上述内容的彩铃响过54秒之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广医一院”）副院长张挪富才接通了电话。
广医一院。/图虫创意
作为广东医疗队支援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下称“协和西院”）ICU团队的领队，微信头像中的张挪富身穿防护服，面孔被面罩、口罩和护目镜重重包裹。与这一切不太相符的是他的微信名——“实习生”。
张挪富接通电话的时间是3月15日21点。3天前，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医疗组组长白祥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分四批开展定点医院修复，恢复正常医疗秩序，逐步满足市民普通就医需求。
“社会上的压力——就是新发的病人——基本没有了。昨天我们大概还有620个病人，每天出院30至40个，再加上要转入的200个，也许20多天就能慢慢‘消化’掉。”张挪富用“好了很多”形容协和西院的情况。不知不觉间，他已在武汉待了一个多月。
1000多公里之外的广州，当被问及“一般什么时间有空”时，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下称“呼研院”）研究生梁恒瑞显得有些犹豫，“要不现在？”春节后，他投身呼研院院长何建行负责的新冠肺炎紧急科研攻关任务，加上常规的手术、查房，每天会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1点以后，偶尔甚至要通宵，“随时有可能被叫走”。
位于广医一院的呼研院是张挪富和梁恒瑞履历的交汇点。从“非典”、H1N1、H7N9到新冠肺炎，这座成立于1979年的研究机构在数次重大呼吸道传染疾病阻击战中表现卓著。公众则习惯用以下方式对其进行描述——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的“主阵地”。
受访的医生们以“大家长”“精神支柱”来形容钟南山在呼研院的地位。当他们谈论钟南山的种种传奇时，他们自己也正在创造历史。
“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的疑难、危重病例，我们当成宝贝”
2月25日早晨，经过几个主任及管床医生的商讨，协和西院ICU34岁的女患者王晶（化名）被拔除气管插管，3天后转入普通隔离病房。活跃于社交平台的重症医学科主治医生李鸿政在抗疫手记中提到，王晶是病区里最年轻的患者，送来时“双肺几乎全白，几乎一塌糊涂，呼吸机给了很高的参数”。
张挪富和他的同事在不少采访中提起过这个重大转折，作为对患者、家属、医务工作者群体的鼓励。“第一批送进来的，除了包括王晶在内的三个患者，活下来的并不多。工作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短期内十几个病人相继离去。如果把这比喻成一场战斗，可能只能用‘惨烈’来形容了。”
张挪富是2月2日抵达武汉的。彼时协和西院已经收治200多名确诊患者，亟待插管的危重症患者估计保守也有10%。由于床位紧张，许多早期患者在发病十几天后才得以送医，长期缺氧已导致多器官功能受损。
武汉协和西院，是广东医疗队与新冠病毒战斗的地方。/图虫创意
与疫情赛跑的第一个10天中，张挪富用36小时改造了ICU病区，20张床位很快满员，病人数目也翻了4倍，原先为新冠肺炎患者开辟的5个病区最终扩容到16个，“今天要求（收治）300名，明天500名，最后800名，数据一天一变，收到的都是死命令，都是‘必须完成’”。
但接手ICU，处理情况最危急、复杂的病例，是张挪富与协和西院方面第一次交流情况时就主动提出的。“其实他们也是这样打算的，说把重症病例交给钟院士团队比较放心，只是不好意思开口。我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张挪富作出的决定，与17年前的钟南山如出一辙。2003年3月，广东省“非典”疫情进入最严酷阶段，全省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在3月17日首次破千。当日，时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研院前身）所长的钟南山表示：“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这个决定后来成了钟南山最为人熟知的“传奇”之一。但在钟南山的学生，广医一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呼研院教授郑则广看来，“背后承受的压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2020 年3月20日，广州，呼研院免疫实验室。呼研院是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抗击“非典”、新冠肺炎等重大呼吸系统传染病的战役中表现突出。图/ 禤灿雄
“收了能不能治？治不好怎么办？医护人员感染，乃至扩散到整个医院怎么办？这些可能性都要做好准备。”彼时，“非典”隔离病房所在的办公楼已有些老旧，除了白大褂、医用口罩，郑则广和同事们没有更好的防护装备。为一位60多岁的病人插管时，带血的痰液溅了他一身，很快，他就被感染了。
另一方面，由于处理过足够多病例，钟南山提出的“无创鼻面罩通气”与“在重症治疗中适当采用类固醇或皮质激素”两项措施被证明有效，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87%。广东、广州“非典”死亡率分别为3.8%与3.6%，为全球最低。
呼研院树立起“敢啃硬骨头”的公众形象，郑则广则强调，“敢啃硬骨头”脱胎于日常的门诊与查房。“医生们的共识其实是，花在疑难、危重病例上的精力与回报往往不成正比，还会影响科室周转率，‘不大经济’。我们则当成宝贝，因为处理一个，可以积累特别多的宝贵经验，解决同行普遍遇到的困难。”
钟南山视疑难病例为学术攻关的重点。每周三上午，他会带着学生、主治医生和科室主任去查房，诊断、治疗存在困难的病人。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院士大查房”衍生了全国视频连线、国际视频连线版本，一次长约5个小时的直播会吸引数千人在线观看。
2020年3月20日，广州，呼研院一处挂满白大褂的衣架。图/禤灿雄
驰援武汉后，大查房、视频会诊、长白班制等“家里的那一整套东西”被张挪富悉数移植到协和西院。病情反复，时刻面临细菌、真菌感染和器官功能衰竭威胁的王晶，就是经由协和西院前线与钟南山的三次视频会诊而从鬼门关走回来的。
张挪富尝试通过推行“责任到床”走得更远，ICU工作的要义被他概括得简明扼要——“盯紧病人”。“你要有技术力量，要有可以发挥的优势。但敢于担当、充满斗志还是首要的。”
“至少，你得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张挪富在下榻的酒店门口做过一个“莽撞”的举动——拦住慰问后正准备离开的湖北省领导。“我说我把困难讲讲吧，呼吸机不够，正压防护头套没有，怎么‘降低死亡率’呢？”随行人员开始认真记录，那一瞬间，张挪富并不清楚对方的分管工作范围，“无论解不解决问题，我还是希望来自一线的声音有人听到”。
“钟院士团队”的盛名在前，张挪富没少被邀请公开发言，也没少实话实说：做客央视《新闻直播间》时，他表示从业30多年来第一次感到专业能力不足，呼吁加快开展新冠肺炎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他提出每个省医疗队负责的楼层设置2至3个插管床位，以缓解危重患者救治压力，解决ICU床位不足处境，“上一个插管要加好多工作量，我想过领队们会不会生气，最后觉得该做就做，管不了那么多了”。
众声喧哗之下，他对新冠肺炎一直保持着客观的认识——目前没有特效药，任何诊疗方式在运用到具体病例上之前都不能保证确切疗效，更主要靠个体免疫力和生命支持设备设施取胜，“必然性”与“确定性”更是无从谈起；防护措施升级后，疫情后期医务工作者被感染的概率也几乎为零，不应在媒体报道中过度渲染。
郑则广对2003年“非典”疫情早期关于病原、病毒形状的争执持类似态度——“认识和控制传染病的过程中出现波折，其实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事先知根知底，也不可能造成大规模流行。”但如何向社会公布真相，是另一个艰深的命题。
2003年4月12日，“非典”病原尚不确定，钟南山在一场为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外记者举办的发布会上大声回应“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4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确认引起“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证实了钟南山顶住压力坚持的结论——“病原是病毒，而非衣原体”。
因为“敢于说真话”，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钟南山的声音都被视为公信力与信息透明的象征。年纪尚小的梁恒瑞对2003年发生的一切并未形成清晰记忆，见识到钟南山的“较真”，则是他在本科毕业申请保研推荐信的当口。
按照默认的流程，梁恒瑞带着事先写好的推荐信面见钟南山，钟南山却拒绝当场签字，只表示看完随信递交的材料后会联系他。出乎意料的是，一周之后，早已不抱希望的梁恒瑞接到了钟南山打来的电话。钟南山亲自为他撰写了一封推荐信，装在特制的信封里，还在材料上批示了可以努力的方向。“我觉得被一个日理万机的院士忽略掉挺正常的，他却告诉我所有材料都看了，‘挺不错的’。”
2013年，梁恒瑞以甘肃省同批次录取学生排名第一的成绩入读广州医科大学（下称“广医”）“南山班”。广医教务处处长李建华介绍道，作为以钟南山名义创建的“尖子班”，“南山班”的选拔一般在入学半年后举行，录取人数40人左右，高考成绩拔尖、绩点前8%、英语能力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参选。
2020年3月20日，广州，钟南山在广医“南山班”2019级面试现场，他每年都会亲自担任面试评委。图/禤灿雄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焦点之后，钟南山用英语为“南山班”讲授呼吸系统疾病概论的视频被不少网站转载。梁恒瑞却更愿意谈论自己与同学们的提前独立——先是穿着西装接受院士面试的“小屁孩”，再学着自己制定研究计划、向至少副教授级别的导师报告进展；被“直接抓到临床”的时候几乎一头雾水，却要尝试进入问诊、与病人交流的执业医师状态——变化在本科阶段的前两年里飞速发生，“懵懵懂懂间，很早就接触到了将来会面临的工作环境”。
曾跟随钟南山读博的郑则广说，钟南山喜欢提问，查房之前必定要向主管医生查询病例的基本情况，遇到自己也无法确定的疑难，会直接打电话向同行请教，当然，对学生的指导常常以发问终结——“你的判断是？”“你怎么想？”
“他鼓励每个学生都有独立的思考，有做事的愿望，最后走出自己的道路和特色。至少，你得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必须随时更新知识，然后，一直在进步”
“学医可能是按部就班地掌握知识，但是对于一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呼研院副院长郑劲平教授向大屏幕中的考生建议道。这位考生被要求按照自己掌握的信息描述新冠病毒的性状，努力想出“人传人”“中老年群体易感”等几个关键词后，她的语气透出些紧张。
郑劲平左手边依次坐着包括钟南山在内的几位评委，面前的长会议桌上排列着几份简历。尽管受到疫情影响采用了视频面试形式，3月20日上午9点，“南山班”2019级面试在广医如期举行。
从新冠肺炎的全球性流行到杨文医生事件，考生们有机会在几分钟内表达对于医疗相关公共议题的看法。“为什么会学医”则是钟南山留给每届“南山班”考生的必答题。
“对于医学新生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特别好的考验和教育机会。有些孩子会退却，有些孩子会萌生决心。但如果没有强烈的理想与信念支持，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李建华说。
钟南山自认为是“临床医学家”，临床治疗、预防与研究被他摆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但相比于去外国实验室“搬砖”，他给“南山班”毕业生设定的发展方向是“优秀的临床医师、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归根结底，“一定要培养能看病的医生”。
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慢性阻塞性肺病（下称“慢阻肺”）就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这种由吸烟、空气污染、职业性接触粉尘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与中国工业发展、经济腾飞、社会转型的步伐相伴相生，40岁及以上居民患病率高达13.6%，病情发展到四级时，患者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痛苦不堪。
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当钟南山在2009年罗马国际慢阻肺大会上提出像对待高血压、糖尿病那样对慢阻肺进行早期干预时，无人真正愿意投入实践。
广医一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呼研院教授周玉民是钟南山团队中最先启动慢阻肺筛查的学者之一，在他办公室里至今仍保存着数万份患者资料。患者来自韶关、河源等地的村镇与山区，反映了恶劣生活环境对呼吸健康的影响，也见证了科学与传统观念的碰撞。
周玉民说，他们有的对筛查心存戒备，认为是推销保健品的前奏；有的在问诊时坐在他对面抽烟，并对试图阻止的工作人员大加呵斥；还有的直言不愿意戒烟，因为“身体万一不能适应，就会得肺癌”……
从2002年起，他发过数不清的问卷，对接过林林总总的基层医疗机构和行政机构，像人类学家那样穿行于社会的毛细血管中成为和科研一样重要的工作。可以确定的结论是，“要想让防治慢阻肺推广为全民意识，像呼研院这样的研究单位只是一个环节”。
医生的战场，不只在抢救室。/图虫创意
也正是在这近二十年间，由钟南山、冉丕鑫领衔的慢阻肺研究进展显著，相关成果被写进世界卫生组织编纂的新版慢阻肺全球防治指南，2017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发的一篇有关利用噻托溴铵进行慢阻肺早期干预的论文（周玉民、钟南山为第一作者，冉丕鑫为通讯作者），也被钟南山看作“非典”后最为满意的学术成果。
周玉民仍然记得2002年在韶关乐昌云岩镇乡下见到的那些密不透风、烟雾缭绕的厨房，人一走进去就会忍不住咳嗽、流眼泪。他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因此掀起一场炉灶改造风潮，生物材料在沼气池内发酵产生的甲烷气体最终取代了劣质燃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二甲医院具备进行肺功能检查的条件。近二十年间贴近日常生活，乃至直接作用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样让他感到欣慰。
“南山班”面试的自由交流环节，钟南山向一位考生提问：“学医是件理想的事，但现实中，医患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你怎么看？”那位考生以钟南山在3月18日广州市第46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说过的一句话作答：“中国广大医务人员从来都是白衣天使，没有变的。”“有备而来啊，演讲一样。”助手切换视频通话界面时，钟南山笑了笑。
梁恒瑞并没有为自己学医寻找太多崇高、宏大的意义。因为父母都是国企员工，他在“朝九晚五”“厨房、电视加报纸”的氛围中平静成长，做医生对他而言呈现出不一样的可能性，“每天见不同的病人，必须随时更新知识，然后，一直在进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首发于《新周刊》560期，原标题《钟南山和他的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团队：敢较真，敢啃硬骨头》，作者：卢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