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 （ID：iceo-com-cn），作者：闫俊文，编辑：姚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外界就“高通发起对英特尔的要约收购”的传闻争论之际，英特尔CEO帕特·基辛格却稳坐钓鱼台。9月23日凌晨，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引用《马可福音》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上帝。”
有网友留言，“上帝不可能拯救英特尔，但你可以。”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20日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芯片巨头高通公司近日就收购事宜与竞争对手英特尔公司进行接洽，此举有望导致一宗近年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并购案。
基辛格的社交平台动态中，关于英特尔的言论很多，比如获得联邦政府的30亿美元补贴以及发布最强大的x86服务器等，但更多的是一些关于信仰的分享。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是为信仰工作，而不是为人类工作。
基辛格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场家庭。宾夕法尼亚州位于美国东北部，这里是美国制造业的重镇。这里相对传统，一度对基辛格而言最有可能的出路是成为一名农场主而不是工程师。
现在，这位出生于1961年，几乎与英特尔（1968年成立）同龄的老人，正看着这艘巨轮解体，缓慢沉没。
基辛格也经历过英特尔最辉煌的时期。1971年，英特尔推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枚通用芯片4004——这是世界上第一款商用计算机微处理器，就像当时的广告说的一样，它是“一件划时代的作品”，可以说所带来的计算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同时，它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摩尔定律”影响了整个半导体行业。
从发明出x86架构以来，英特尔凭借设计、制造的优势，一度成为世界上设计最先进和生产数量最多的芯片公司。2013年，全球市场超过85%的CPU被英特尔占据。
1979年，基辛格加入英特尔工作，直接在三个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和安迪·葛洛夫门下工作。2001年，他成为英特尔第一任CTO，但因谋求董事长的职位未果后离开，而后担任包括VMware等公司在内的CEO。
后来，当英特尔董事会找到已经离开多年的基辛格时，他立刻被厚重的历史感包围，更强调了使命，“为了戈登、安迪和罗伯特的遗产”，“我为董事会写了一份战略文件。有一天，它可能也会出现在英特尔博物馆里”。
2021年2月，基辛格决定辞去VMware的CEO一职。当时，他在这家企业服务软件巨头风生水起，任职快到了第十个年头，该企业的年营收也翻了3倍多，还因此获评“美国最佳CEO”。在此之前，基辛格数次表达出，他不会再回英特尔了。
但最终，基辛格决定接受英特尔董事会邀约，接任英特尔CEO一职。对此，舆论和资本市场给予基辛格最大的善意，外界称“技术派”重掌英特尔，当天，英特尔股价一度上涨逾12%。
当时，英特尔就像一艘行驶在汪洋大海中的航母，但这艘航母破旧且动力不足，却无人敢于革新，因稍不注意，“美国芯片的象征”就会土崩瓦解，没人敢承担这样的骂名。
企业发展过程中面对危机和风险是常态，但这次英特尔的确到了失控的边缘。
代工厂的芯片制程落后台积电和三星，但这是英特尔一直在给近几届美国总统讲得最精彩的“美国制造”故事；过去的基本盘CPU市场，不断被AMD蚕食；也没赶上因AI和大模型带来的GPU热，现在市场最关注的英伟达，所有的客户都在等货，甚至流传出了GPU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口号，而英特尔的最新GPU还在实验室。
今年8月公布的2024年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英特尔营收128亿美元，同比下滑1%，归母净亏损16亿美元，同比减少200%。英特尔CEO基辛格说，公司表现令人失望。一天之内，股价下跌26%，市值仅剩下900多亿美元。
尽管如此，在AI PC引发的新需求的背景下，基辛格对英特尔的芯片生产优势持乐观态度，他觉得，只要押注先进技术，英特尔在未来仍能收获回报。
按照惯例，英特尔的CEO将在65岁退休，今年，出生于1961年的基辛格63岁，留给他拯救英特尔的时间不多了。
一、换个CEO，就好了？
8月初，英特尔发布令人失望的第二季度财报后，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市场研究公司Charter的分析师埃德·施奈德（Ed Snyder）语出惊人，他评论：
“英特尔应该抛弃现任CEO帕特·基辛格，从外部寻求改革派CEO，否则公司就会陷入困境。”
但施奈德的言论遭到了一部分互联网用户的反击，他们留言说，施奈德的说法属于痴人说梦，没有根据并且不现实，除了基辛格，没人有能力和有意愿去接手英特尔，如果稍不注意，这家老牌芯片巨头将会走入死胡同。
的确，现在的英特尔最需要的不是赶超，而是维持，然后小心翼翼地动手术，切除病灶。
2021年2月，刚成为英特尔掌舵人的基辛格发了一封内部信，抛出了英特尔2.0计划。当时，基辛格用了大量溢美之词褒扬英特尔，他称：世界上没有一个半导体公司能像英特尔这样，融合了设计、制造和规模化工作的优势，未来，英特尔将成为在一个巨大变革中的世界领先的半导体公司。
公允地说，基辛格已经算是英特尔除了创始人团队之外，最具改革意识的CEO了。
美国时间9月16日，基辛格发布内部信，并宣布变革措施：
第一，在英特尔18A（等效于1.8nm制程）即将推出之际，我们必须在晶圆厂的势头基础上再接再厉，提高这部分业务的资本效率。暂停在波兰的芯片工厂项目。此外，英特尔还将成立一个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运营委员会来管理子公司，继续专注于提高整个业务的透明度、优化和问责制。
第二，继续采取紧急行动，建立更具竞争力的成本结构，实现我们上个月宣布的100亿美元的节约目标。措施是裁员15000人，英特尔全球大概有12.5万名员工，它们还计划减少或退出全球约三分之二的房地产，出售子公司的股权以让其上市。
第三，在推动人工智能战略的同时，我们必须重新关注我们强大的x86特许经营权，同时精简我们的产品组合，为英特尔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服务。
这一变革措施看起来很眼熟，简单来说，就是降本增效与押注未来并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高通、英伟达等芯片公司放弃“晶圆厂”，采用“离岸生产”的模式来定义芯片的设计、制造环节时，英特尔依旧坚持这种笨重的方式。当时，它是服务器和个人电脑领域的霸主，自己设计和自己生产具有成本优势，但当它式微后，晶圆厂就成了沉重的负担。
这体现在最新公布的2024年第二季度财报上：英特尔第二季度净利润由盈转亏，代工厂大幅亏损16亿美元，抵消了它本来拥有的15亿美元净利润。
按照英特尔先前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一份文件介绍，英特尔代工厂去年亏损高达70亿美元，公司预计该业务“到2030年底前实现经营收支平衡”，而基辛格希望这个日期是在2027年。
但英特尔的芯片代工厂最主要的单量来自于英特尔本身。一些外部市场客户不太放心将最先进的设计芯片给到英特尔的代工厂，毕竟，这些外部客户的产品和英特尔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但英特尔也不会直接放弃代工厂，因为这是美国近期推行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最重要的着力点，也是美国补贴最多的公司，它代表着芯片产业“美国生产、美国制造”的成功。据了解，最新一笔补贴为30亿美元，这笔资金与按照《芯片与科学法案》英特尔可能获得的、用于支持其在美国四个州商业工厂的85亿美元资金不相关。
也就是说，美国直接补贴了英特尔的代工厂生产，累计金额可能超过了110亿美元，但建设一个晶圆厂——购买EUV设备、培训工程师等等，这可能是一笔赔本买卖。
二、多任CEO，各自埋雷
当公司遇到问题时，换掉CEO可能是最简单的事情。
但越来越多的公司案例表明，如果不改革公司的文化和团队精神，简单换掉CEO，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睿智的做法。每当英特尔在某项业务落后时，外界就会觉得该换一任CEO了——但往往，每任CEO都会给英特尔埋雷。
伏笔在20世纪90年代就埋下了。
基辛格之前，英特尔拥有7位CEO，其中3位是创始人。创始人之一的安迪·葛洛夫以“颠覆性创新”闻名。
20世纪90年代，作为英特尔CEO的他曾认真考虑将英特尔的主要芯片从x86转换为RISC架构，因为x86复杂，庞大，耗能高。但他最终决定不这么做，原因在于，虽然RISC的效率更高，但转换成本很高：英特尔垄断了x86，利润最大，如转换到RISC，要放弃以前的利润和技术壁垒，需从头出发。
很长一段时间内，计算机行业都是围绕x86架构设计的，英特尔可以说主导了整个生态系统。x86架构之所以能主宰个人电脑，并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而是因为IBM的第一台个人电脑使用了它。
2005年至2013年，保罗·欧德宁任职英特尔CEO，在这段期间，英特尔巩固了行业霸主地位，但也因他拒绝为苹果公司的手机生产芯片，从而错失了移动互联网。不过，他争取到了苹果MAC笔记本电脑的订单，弥补了一定的欠缺。
2013年至2018年期间，布莱德·科再奇担任英特尔的CEO。在这期间，台积电几乎每两年就会进阶一个先进制程：2013年是16纳米，此后便是不断“晋级”的10纳米、7纳米等先进制程晶圆。2020年，台积电开始研发5纳米制程晶圆。但英特尔代工厂在2014年突破14nm节点后，便裹足不前，对外称“14nm+，14nm++”，落下了一个“牙膏厂”的外号。此后，英特尔便自己制造了一套芯片制程的体系。
鲍勃·斯旺，在2018年至2021年担任了英特尔的CEO。他选择放弃5G基带芯片的研发，也因此让英特尔在手机产业上表现不佳。另外，2020年6月，在他任职期内，苹果正式宣布放弃英特尔处理器，转而使用基于ARM的芯片。5个月后苹果正式发布了M1芯片，并宣布到2023年，完成全部x86架构芯片的代替，结束了双方自2005年的合作。
大象的转身应该是统一的，协调的。
IBM传奇CEO郭士纳在《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总结，大，很重要，因为规模就是杠杆，深度和广度可以容纳更大的投资、更大的风险，以及更长久的对未来的投入。
郭士纳称，这不是大象是否战胜蚂蚁的问题，这是一只大象是否能够跳舞的问题，如果大象能够跳舞，那么蚂蚁就必须离开舞台。
9月初，因民宿巨头爱彼迎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在一个讲座中吐槽，硅谷的创始人们掀起了一场关于“创始人模式”的讨论。
在爱彼迎扩张过程中，布莱恩收到了许多类似“雇佣优秀的人，并给他们空间去完成工作”的建议。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布莱恩称：“我越不亲力亲为，就越被卷入问题。等到我被卷入一个问题时，就像多了10倍的工作量。”
硅谷投资教父、YC联合创始人Paul Graham借此提出了“创始人模式”的概念。他表示，相较于只通过下属掌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亲力亲为的创始人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该文章迅速在硅谷发酵。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转发了这篇文章，表示“值得一读”。电子商务巨头Shopify创始人Tobias Lütke发帖表示，自己有同样的遭遇，呼吁“所有行业都该有公司采纳创始人模式”。也因此，硅谷掀起了创始人模式和职业经理人模式的讨论。
这条路不适合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已于1990年6月3日去世，安迪·葛洛夫在2016年3月21日去世，而戈登·摩尔也在2023年3月24日去世。
但“创始人模式”的内核并非创始人肉身的回归，而是企业的目标感，对市场的敏锐度，以及掌舵者话语权的控制力的回归。这对已经56岁的英特尔来说，并不容易。
“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变动不迭的世界中，即便是有，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公司可以追求一种完全的公司分立战略。因为依靠公司分立战略来促使公司发生必要的重大变革，其代价太昂贵，速度也太缓慢。”郭士纳总结。
从郭士纳言论的角度看，英特尔对于完全分离代工厂以及其他业务保持谨慎，似乎是合理的，这家公司需要温补，而不是下猛药。
参考资料：
《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浙江人民出版社，克里斯·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