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女性工作家庭平衡为什么那么难？

月初，奥运健儿访澳，澳门的女主持人问奥运冠军郑思维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问题。很多人说：终于有人问男性这个问题了。

“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一问题，频繁地在公开场合被抛向众多女性。随着女性逐渐从私领域步入公领域，传统的男性主导的家庭经济支撑模式已逐渐式微。然而，尽管女性在事业上可以有更多的突破，她们在家庭责任上的负担并未得到相应减轻，反而常常面临双重压力——工作和家务两手抓。

近二十年来，受传统儒家父权文化深刻影响的东亚地区，相继步入了超低生育率的行列，并长期维持这一状态，成为东亚工业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在生育转变进程中，女性教育水平与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劳动参与率增加，被广泛视为推动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这些因素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

社会性别视角为我们揭示了低生育率社会中这一复杂关系的内在逻辑：社会与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家庭内部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分工，共同加剧了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这种平衡显得尤为艰难。

由于她们在婚育期间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遭受的经济损失最为显著，因此，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这些女性更倾向于避免生育，以减轻双重负担。而这种现象在日本和韩国尤为突出，日韩女性在平衡职业生涯与母亲身份时所面临的挑战，相较于中国大陆的女性更为严峻，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

为何日韩高学历女性在平衡工作与家庭时面临如此困境？这背后是职场环境的限制和性别角色固化的交织对家庭内部的分工模式的影响。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日韩高学历女性

过去几十年，日本和韩国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在许多后工业化国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促使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实现双重参与。然而，日本和韩国是例外。

2016年美日韩三国女性劳动参与年龄曲线显示，在日本和韩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呈现“M型曲线”，一部分未婚女性希望并期待一种以暂时劳动力退出为特征的生活方式，然后在子女长大后返回。但是，事实是，一旦一位女性选择离职，重返拥有稳定收入增长和晋升机会的全职岗位非常困难。许多女性只能回到地位和待遇远低于育儿前的兼职工作。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参与年龄曲线反映的是所有女性的情况。一方面，尽管近年来，日本与韩国女性在婚后立即辞职的现象有所减少，但数据依然显示，近60%的日本女性在生育首个孩子前后会离开工作岗位，且这一离职率在过去三十年间仅实现了微小的降幅。韩国的情况也颇为相似，女性在生育后的离职率依然较高。另一方面，两国均显示出更高的单身率，她们并未受到结婚或生育的影响。换言之，如果曲线仅显示已婚女性的数据，那么实际两国的M型特征与西方国家相比将更为显著。

2016年美日韩三国女性劳动参与年龄曲线。图源：Brinton，M.C.，&Oh，E.，2019

日韩高教育女性工作家庭平衡为什么那么难？

哈佛大学教授Mary C.Brinton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Eunsil Oh于2019年发表于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文章Babies，Work，or Both?Highly Educated Women’s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East Asia通过访谈日韩两国160位高学历男女，探讨了为何在日本和韩国，高学历已婚女性难以平衡工作与抚养孩子。尽管政府积极推动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但在宏观经济背景下，高度性别化的家庭分工依然延续，导致女性在就业与生育之间的内在矛盾依然难以破解。

（1）宏观劳动市场与文化压力

在日本与韩国，私营部门占据就业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公共部门雇员比例不足10%。这一背景下，私营企业普遍采用的工龄工资制度无形中加剧了女性职业晋升的障碍，因为雇主普遍担忧女性因育儿需求而频繁离职。加之两国盛行的长时间工作文化，将加班视为忠诚与奉献的象征，这一“理想员工”标准往往以男性为模板设定，即便高学历女性逐步涉足管理岗位，仍需面对高强度的工作要求与严格的绩效评价体系，使得她们在追求职业发展的同时，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育儿责任，进一步加剧了职场性别不平等现象。

（2）性别角色固化与家庭动态失衡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及劳动参与率的增加，日韩社会中的性别角色分工却未见显著变化。相较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家庭经济贡献与家务分工上的日益平等化趋势，东亚地区，尤其是日本与韩国，仍深陷于男性养家、女性主内的传统观念之中。这种性别分工的固化，不仅通过劳动市场结构和工作文化得以强化，还深刻影响着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与责任承担。

在此背景下，日韩已婚女性对于工作的期望，更多地成为一种维系社会联系、实现自我价值认同的重要途径。她们对理想男性的描绘，往往聚焦于其养家能力与职业成就，进而默许了男性因职业追求而可能带来的长时间工作与家务责任的相对缺失。男性的高强度工作模式，无疑缩减了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参与度，使得育儿与家务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女性肩上，从而加剧了母亲在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与沉重负担。

面对这种双重挑战，女性通常在“适应劳动力市场”和“挑战劳动力市场”之间做出选择。“适应者”群体倾向于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以更好地平衡家庭责任，可能选择离职、转为兼职或采用灵活的工作模式；而“挑战者”则坚持全职工作。不同的选择也影响着她们在工作与生育第二个或更多孩子之间的权衡。

（3）政策改革与工作场所变革的迫切需求

鉴于高单身率与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焦虑，日韩政府虽已出台一系列鼓励已婚女性生育并继续工作的政策，但实际效果有限。一方面，生育支持政策提升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因性别平等发展水平不同而异，但部分政策设计仍基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既有框架。虽然日本和韩国的育儿假政策和公共托儿服务看似完善，但实际效果有限。男性虽有权休育儿假，但休假的比例极低，且休假后的女性常面临隐性压力，要求她们尽快恢复全职工作。社会对男性休育儿假的偏见也加剧了家庭内的性别分工。此外，公共托儿服务的时间安排与长时间工作文化不匹配，迫使许多家庭仍然依赖祖父母的帮助。

要解决这一问题，日韩必须进行工作场所改革，减少长时间工作，推广更灵活的工作安排。若不改变现有的劳动市场结构，高学历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实现平衡将依然困难重重。

中国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挑战

长时间工作文化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不仅限于日本和韩国，而是东亚社会的共同特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中国女性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新型岗位的出现，为女性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妇女参与的经济领域近十年来在不断拓展，女性高层次人才呈不断增长趋势。2022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1%，比世界平均水平53%高18个百分点。尽管中国社会性别分工虽然相对平等，但“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仍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占有相当的地位，相比于日本、韩国，大陆男性的家务参与比例高于其他地区，他们认识到家务分工并不公平的可能性也最高，但家庭照料的责任仍主要由女性承担。

在中国大陆，女性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平衡挑战相比于市场转型前好像更艰巨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经历了人口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型，虽然私人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仍存在，在那个时代，女性的身份更侧重于职业，母亲的角色相对隐形，并且单位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女性的经济劳动和家务、照料劳动，从而缓解了她们的工作与家庭冲突。

而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低生育率阶段进一步向更低生育率转型。随着市场体制的改革，公私领域的加剧分离，照料等社会再生产的责任逐渐回归到家庭，且主要由女性承担。这大大加剧了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严重影响了她们的生育动机和生育成本。并且今天的“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不仅要求母亲照顾孩子，还要求她们成为符合现代标准的“全知全能教育妈妈”，这无疑对女性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与挑战。

成功的事业往往需要大量时间的投入，同时，成功养育孩子也需要夫妻双方在时间和精力上的高度投入。如今，许多职位不仅要求长时间工作，还缺乏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这使得职业与家庭的平衡变得更加困难。尽管现代女性的选择越来越多，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当下东亚的工作制度和文化仍在支持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这在确保家庭收入最大化的背景下，看似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但继续深化着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角色分工不公平。

解决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问题不应只抛给女性。无论是男明星、男运动员，还是男管理者、男性职工，他们同样需要被问及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问题。如果男性更被要求在工作中随时待命，而女性则更被期望在家庭中随时待命，这对夫妻双方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要实现性别平等，夫妻平等参与事业和家庭，不仅需要更加公平的性别分工观念，还需要职场制度提供更多对工作时间的控制权。政府和企业应推出倾向于支持“双职工模式”的生育支持政策，这种政策组合能更有效地帮助育龄家庭，尤其是育龄女性，在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理想状态下，双职工家庭中的工作与家庭平衡问题将不再成为困扰，就像人们不会质疑如何平衡爱情和友情一样，二者并不需要对立或冲突。

参考文献：

[1]Brinton，M.C.，&Oh，E.(2019).Babies，work，or both?Highly educated women’s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East Asi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25(1)，105-140.

[2]Bumpass，L.L.，Rindfuss，R.R.，Choe，M.K.，&Tsuya，N.O.(2009).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The case of Japan.Asian Population Studies，5(3)，215-235.

[3]Goldin，C.(2021).Career and family: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Raymo，J.M.，Park，H.，Xie，Y.，&Yeung，W.J.J.(2015).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Continuity and chang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41(1)，471-492.

[5]Zhao，M.，&Yoon，S.Y.(2023).Telling a different story:disparities in perceived fairness of housework division among East Asian men.Asian Population Studies，19(3)，251-269.

[6]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J].中国社会科学，2018，(08):143-161+207-208.

[7]金一虹.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作母亲[J].学海，2013，(02):56-63.

[8]金一虹.中国妇女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赋权的回顾与展望[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04):8-23.

[9]刘爱玉，佟新，付伟.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J].社会，2015，35(02):109-136.

[10]张洋，李灵春.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J].人口研究，2023，47(04):3-19.

[11]郑真真.生育转变的多重推动力:从亚洲看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2021，(03):65-85+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