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智本社（ID: zhibenshe0-1）
作者｜清和
头图｜IC photo
2020年，负油价，负利率，负增长，疫情世界大流行，美股连续熔断……我们这代人见证了太多奇迹（悲剧）。
当今世界已沦为“鹅厂”，养着一群“黑天鹅”。
新冠疫情突袭人间，打乱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推翻了所有经济学家对今年的经济预测。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没能捕捉到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
这恰恰印证了“黑天鹅”的特性以及世界的属性——不确定性。
仅过去几个月，世界上很多人、很多家庭、很多企业、很多城市和国家的命运被强行改写。
我不确定2020年是不是人类当代史的转折点。很多人担心，每天睁开眼就有“不确定性”闪袭而来。
我们该如何应对？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深入不确定性的本质，探索人类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存续下来的。
01. 恐惧的基因：自然的不确定性
在远古时代，人类先祖“裸奔”于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天崩地裂之中，大自然的不确定性给他们带来深深的恐惧。
这种恐惧基因甚至可能历经千万年传递到我们现代人身上。神经系统学的最新研究支持恐惧基因（stath-min基因）遗传假说——恐惧是一种遗传性的情绪。
这次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再次触及现代人最底层的恐惧基因，唤起了我们最为原始的认知：如何应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性？
人类今天所有的文明，包括语言、文字、医学、宗教、经济学、政治学、国家制度等，根本上都是为对抗自然的不确定性而创造的。
动物在求偶、呼唤同伴及遭遇威胁时会发出不同的叫声。人类的语言也是从最粗糙、最简单的表达中发展起来的。先从肢体语言发展为音节语言，从单音节再到多音节。农耕部落的音节通常要比草原部落更加丰富，比如粤语的九声六调。
倘若表达不及时、不准确，可能被敌人生吃了。若声音不够洪亮，便难寻配偶交配。语言与声音，是对抗不确定性与淘汰的武器。
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其实一直都存在。人类对传染病知之甚少，目前多数传染病源自动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病毒是在什么条件下变异并传染给人类的。传染性病毒是典型的“黑天鹅”，人类史上如黑死病、SARS等诸多传染病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
当人类“打盹”时，新冠疫情突袭人间。这次，我们显然没有准备好，没有足够的检测试剂盒，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缺乏有效的全球化治理及人类协作（国际秩序崩盘之际）。
当人类反应过来时，病毒也开始变异，不急于杀死宿主，以无症状的方式纠缠，施以缓兵之计等待“援军”。接下来，就看你的“援军”快，还是人类的疫苗、特效药快。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类一直在与“魔鬼”边际赛跑。这个魔鬼包括豺狼虎豹、病毒以及人类邪恶灵魂的部分，可能还包括外星敌人。
如今意大利人不是罗马人的后裔，西伯利亚人不是匈奴人的后裔，秘鲁人不是印加人的后裔。人类能够活到今天，有一些偶然，也有一些必然——人们创造了宗教、政治学、经济学、科学及国家制度来对抗不确定性。
最先登场的是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一种宗教，给远古先人以心灵慰藉，以降低对自然的恐惧。
恐惧源自不确定性，缓解恐惧的最初的办法是解释不确定性，尽管有些解释是胡编乱造。
华夏部落最初崇拜太阳神，中华民族人文太始祖、三皇五帝之首太昊伏羲氏便是太阳神，以龙为图腾。
太阳神驱逐黑暗、狂风及暴雨，给予先祖安全感。华夏之“华”，通“花”，小篆形似花草，意为耀眼、鲜艳。《周易·大过卦》中有“枯杨生华”，《诗经》中有“皇皇者华，于彼原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人类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性提出真正挑战的是政治的出现。
政治是人类集体行动的制度。人类最初的政治萌芽在蒙昧的氏族组织之中。
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印第安人为样本探索了氏族制度以及远古人类的生存面貌，在1887年出版了人类学里程碑式的作品《古代社会》。
在这本书中，摩尔根认为，“政治观念的发展”要早于“财产观念”。他发现，原始社会组织递进的序列是：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社会单元，部落联盟是氏族制度的最高形式。[1]（《古代社会》，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中国炎帝族和黄帝族是力量强大的部落联盟。根据《列子·黄帝》中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
这说明华夏部落当时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役使禽兽”。还有一种解释是，熊、罴、狼、豹、貙、虎为六个氏族，以动物图腾称之。当时，部落政治的任务，除了领导部落战争，便是治水，如黄帝后代大禹治水。
这时部落首领属于政治强人。他们主导图腾崇拜从自然力崇拜过渡到生殖崇拜、神灵崇拜，将原始宗教与部落政治合二为一，目的是以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驾驭部落。
《列子·黄帝》中还记载：“疱牺氏、女蜗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他们都有“大圣之德”，黄帝号轩辕氏，发明车，以龙为图腾；炎帝号神农氏，发明农具，以羊为图腾。
到父系氏族时代，私有制产生了，需要更加高级的组织来捍卫私人财产。于是，以财产及疆域为基础的国家制度逐渐替代了氏族制度。
在16世纪之前，政治是人类抵抗自然不确定性的核心力量。国家是当时人类集体行动最高级的组织。
英语、法语、德语中的“政治”，皆来自希腊语，最初的含义在《荷马史诗》中解释为城堡、卫城。欧洲人以城邦抵御外敌，城邦政治包括统治、管理、生产、战争，西罗马帝国时期的城邦政治不包括宗教。到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开始政教合一，天启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完全取代了原始宗教，世俗政府与宗教势力相爱相杀。
罗马帝国属于城邦联合体，不属于中央集权的国家。罗马帝国无力组建常规军队及文官体系，各城邦只能自建武装、兵民合一，以抵御海盗、游牧部落袭扰。
古代中国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强大的世俗政府压制着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力量。
由于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物产丰富，加上统一货币，中央有能力武装一支强大的常规军队及文官体系来管理神州，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汉语的“政治”与欧洲不同，政为政令，治为教化民众。
在应对灾害时，这种中央集体政体表现出强大的执行力与稳定性。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其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中指出，中国明清时期的“应用官僚制度”在治理水灾、旱灾方面颇为高效。[2]（《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魏丕信）
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赈灾，国家机器保持高度警备状态，官僚与地方士绅构成一个稳定的赈灾体系，同时维持一定的粮食储备。
从部落时代到政教国家、民族国家时代，政治几乎抗衡自然不确定性的唯一力量。
政治力量统治了生产方式。在当时，信息不对称，生产力低下，交费费用奇高，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是一种高风险的制度安排。所以，政治力量摒弃了市场交易，选择了农业计划的方式，以维持粮食供给、社会稳定。
根据气象水温规律，中国摸索出一套基于二十四节气的农业计划，将自然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相对确定的规律，并加以用之。如谷雨，“雨生百谷”，此节气降水多，适合春耕插秧。
或许，更科学的逻辑是，为了维持稳定的粮食供给，构建了一套由农业计划、集权政治、宗教统治环环相扣的国家机器。
千万年过来，人类先祖们靠政治力量存活了下来。
如何评价政治力量对自然力的对抗？
我想，人类能够延续至今，至少说明了政治力量的历史价值。
面对威胁与恐惧，人类先祖们选择投入政治强人、宗教领袖及国家机器的怀抱，以牺牲自由来换取卑微的生存。
但是，这种看似稳固强大的组织权力往往崩溃于“泰山之巅”。权力越集中，组织越脆弱，改朝换代越频繁。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无序”。
根本问题在于，权力政治没能创造边际效用递增，任由甚至加速边际效用递减击溃权力体系。
政治力量主导的农业计划经济导致人类生产效率“千年停滞”。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使用“国际元”计算出：公元1000年前西欧和中国的人均GDP都长期停滞在450国际元及以下水平。[3]（《世界经济千年史》，安格斯•麦迪森）
农田肥力呈现递减，导致农业收成呈现递减规律。土地长期耕种，粮食越来越少，如果人口持续繁衍，则可能出现饥荒。这时该怎么办？通常，农民会选择休耕、轮作及拓荒等方式缓解粮食危机。
但是，这些方式只是在数量上扩张，缓解“边际递减”，没能在效率上实现边际递增。由于资源有限，数量扩张容易引发存量斗争，如掠夺及吞并战争；同时给政治统治边界提出了挑战。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最早关注到土地肥力递减的问题。后来，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做了大量的研究，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反复掉入因人地矛盾引发的陷阱之中——瘟疫、饥荒及战争（马尔萨斯陷阱）。
人类试图用政治权力的最高智慧化解自然力的不确定性，但边际效用递减反复击溃这种固若金汤的社会组织。
由于生产力的千年停滞，在与魔鬼的边际赛跑中，人类反复被病毒屠戮。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掳走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天花肆虐人间几百年。
为了维护统治及抵御不确定性，政治力量宁愿维持这种低效无能的制度。越是灾难降临，民众越依赖于政治力量的庇护。
如此，人类应对自然不确定性的生存法则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
02. 均衡的失败：市场的不确定性
不过，14世纪中期这场黑死病击溃了欧洲人的千年幻觉。
在死亡与恐慌的笼罩下，宗教成了人们唯一的“避难所”。最初，教会告诉黑死病患者，这是天神下降的责罚。
患病信徒日日祷告，反复鞭笞自己的身体，并周游各地成为行者，试图减轻罪责。
疫情继续无情地肆虐，教会又将黑死病嫁祸给恶魔、女巫以及犹太人，以转移矛盾。另一边，教会大量出售护身符、基督像敛财，连香水与醋都被一抢而空。
最终，红衣教主及神职人员也被瘟疫收走了。
信徒们开始动摇了，他们不再坐以待毙，走出教会医院试图寻求解救之法。这场惨绝人寰的灾害，打开了人类历史的潘多拉魔盒。（详见《瘟疫战争（世界篇）》）
黑死病导致大量农奴死亡，土地荒芜，冲击了城邦经济。城邦领主不得不向农奴妥协，将土地出租，过去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市场化的契约关系。
过去，政治力量的根本问题是以控制人的自由来换取稳定。黑死病过后，对人的禁锢逐渐开放。16世纪，宗教改革加速了人的解放及思想启蒙。自由的农民、流民、商贩、海盗在城邦周边、港口附近兴建起了集市与小城镇。
十五六世纪，由于货币的统一及普及，欧洲国家以货币纳税替代劳役，像中国一样形成了一只常规军队及文官体系。这时欧洲的中央集权国家快速形成。
但是，欧洲各国的中央集权势力很弱。为了发动吞并战争（意大利战争），各大领主不得不向小领主、城镇商人举债，催生了共同债券市场（《价值的起源》，威廉·N.戈兹曼）。中国的政治势力强大，财政以税收为主体。欧洲国家政府的征税能力不足，其财政以债券为主体。
16世纪，欧洲各国都面临财政危机，不同的融资方式决定这些国家的不同命运。荷兰、英国王室的征税权受限，只能靠鼓励商业以获得更多借贷与税收。西班牙与法国王室则相反。[4]（《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
在当时，债券型财政国家比税收型财政国家更有机会转型成为现代法治国家。
16世纪开始，人类开始逐步走向边际递增时代。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开启了首次全球化。这时，人类应对自然力的挑战越来越强。
所谓“天不生牛顿，万古如长夜”，牛顿开启的近代科学，是对抗自然力的关键力量。
自然科学建立在实验与逻辑推理之上，发现自然物质的形态、属性与运动规律，并加以利用。
到目前为止，科学是人类对抗自然力唯一可靠的利器。
比如，人感染了病毒，服用了某药物后，这人病好了。仅此判断这药物可治此类病症，这样是不可信的（可能自愈而非治愈）。现代医学要经过随机双盲大样本，通过实验数据证明此药可杀死此类病毒，才能称之为可“治疗”。
所以，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藏药、印药，只要经过随机双盲大样本，都是可信的。疫苗、青霉素、阿司匹林等有效地预防、抑制、消灭了不少传染病。这是近代科学给我们找到的一条可靠之路。这就是科学“抗疫”。
又如，使用现代化肥，改进耕种及育种技术，便可解决土地肥力递减问题，促进粮食产出递增。这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除了近代科学，宗教、人文及社会科学，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牛顿的宇宙观改变了宗教历史。宗教改革后，天启宗教转向以自然神论为核心的自然宗教。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有他的规律。
政治不再是唯一可靠的力量，政治力量摆脱了神权统治，政教国家正在向民族法治国家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将科学技术与制度变迁概括为社会进步的两大力量。好的制度及人文环境，有助于孕育科技创新，同时防止技术作恶。
近代科学、法治国家之外，对抗自然力的第三大支柱应该是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取代了之前的农业计划经济。自由市场彻底改变了农业时代的“千年停滞”，创造了无数财富。
与农业计划经济相比，自由市场的力量在哪里？
十六七世纪，国际贸易给西班牙、荷兰等贸易国带来巨额财富。当时的重商主义代表托马斯·孟认为，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财富的增加。
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旺盛的国际贸易改变了供给模式，刺激了劳动分工及工业生产方式变革。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与自由交易是财富之源。
很可惜的是，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斯密没有将技术这一个关键要素纳入增长函数之中。后来，李嘉图、马尔萨斯、小穆勒没能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触碰到技术的增长之阀，同时痴迷于自由市场。
到了19世纪下半叶，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进入了均衡时代。瓦尔拉斯、马歇尔等新古典主义者利用完美的市场均衡范式来解释经济增长——否定一切不确定性，彻底忽略了人、工程师及企业家的因素。
与英国相比，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逻辑更加深入经济本质。
让·巴蒂斯特·萨伊使用主观价值论（有别于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供给是财富之源，即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斯密的追随者巴斯夏综合了萨伊、杜尔阁的观点，将自由市场解释为自发秩序，有别于农耕计划经济的人为秩序。自发秩序的力量在于解放了人类，是符合规律与人性的秩序。
从16世纪开始，人的解放，释放了无穷的创造力，近代科学、法治国家以及自由市场彻底改变了人类史，似乎击溃了一切来自然界的威胁。
但是，解放的人类，本身也是一种不确定性。
20世纪初，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崇拜已登峰造极。
1900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生（开尔文男爵）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时说，物理大厦已经落成，物理学已经相当完美、成熟，所剩只是一些修饰工作——“只剩两朵乌云”。
后来，这两朵“乌云”延伸的微观物理击溃了经典物理大厦。物理学再次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大多数学科开始从过去宏观的、均衡的、低维度的范式，转向微观的、非均衡的、高维度的及不确定性的方向。
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的灾难将欧洲的财富洗劫一空，震撼了欧洲学者。剑桥大学的一群年轻师生开始怀疑其导师马歇尔、庇古所传授的均衡经济学及其所解释的完美世界的自洽逻辑。
当欧洲多数国家被拖入战争泥潭时，一场西班牙大流感突袭而来。短短一年多时间，全球10亿人被感染（当时世界人口只有17亿），数千万人殒命，死亡人数超过了一战。各国无力征兵作战，只能提早结束战争。
西班牙大流感警告人类自然力的威胁一直都在。当人类放慢技术创新的脚步之时，当各国自相残杀之际，病毒便赶上脚步迅速偷袭。
当今世界进入技术周期底部、金融周期顶部以及国际秩序崩溃边缘，新冠疫情突袭我们，顺手刺破了全球资产泡沫，击穿了油价，正在击溃全球化秩序，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人类用自由市场之力抗击自然之力的不确定性，但市场的不确定性又反噬人类。当前，自然之力的不确定性，还与市场的不确定性深度纠缠，令世人焦虑不安。
03. 致命的自负：人类的不确定性
市场的不确定性，本质是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
哲学家罗素说：“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一种思维的恶习。”
一战后，美国经济呈现“非理性繁荣”。1929年，大危机爆发，并引发持续多年的大萧条。
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经济危机，但是不能接受大萧条，因为大萧条意味着市场自愈系统失灵，与均衡经济学是相违背的。
这场大危机改造了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凯恩斯、斯拉法、罗宾逊夫人等一群剑桥经济学家彻底与过去的理论决裂。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给迷茫的经济学家们以新的方向——不确定性，给恐惧的世人以救命稻草——政府救市。
凯恩斯学说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定律为立论基础，推导出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危机。凯恩斯强调通过政府财政扩张来刺激有效需求以促进经济复苏[5]。（《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凯恩斯的需求经济学终结了萨伊学说在欧洲大陆的统治。但其实，凯恩斯三大心理定律站不住，不能推导出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使用永久收入假说及统计分析驳倒了凯恩斯学说。
凯恩斯成为了人类认知史（经济学）上的一个拐点，之前的经济学为确定性学说，之后的经济学为不确定性学说。
大量学者加入了凯恩斯主义阵营，研究市场失灵及经济不确定性。哈佛学派创始人张伯伦、凯恩斯主义的旗手罗宾逊夫人，分别创立了垄断竞争论、不完全竞争论理，终结了“斯密自由学说传统”。
凯恩斯的追随者斯拉法从要素流动性出发，提出“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如此需求不足、贫富差距定然撕裂社会经济。
凯恩斯主义另一位旗手萨缪尔森，使用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原理，说明市场均衡的失败。新凯恩斯主义者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判断，市场中会出现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
纳什均衡及博弈论的出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似乎是釜底抽薪式的。以囚徒困境为例，纳什均衡表明，个体理性行为导出的却是群体非理性的结果——斯密学说的破产。
从大萧条到1960年代，凯恩斯学说统治了经济学界。但是，很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并没有找到人类对抗自然与市场不确定性的科学理论，相反使用了人类先祖最为原始的办法——求诸于政治强人及国家机器庇护。
灾难来临，人类是否愿意牺牲（部分）自由以换取保障与安全？
这个问题至今困扰着世人。
当人类信仰权威政治时，意味着悲剧已经不远了。
大萧条之际，苏联计划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与欧美世界形成鲜明对比。欧洲一批自由主义学者拥抱了苏联计划主义。同时，希特勒上台，纳粹主义与德国历史学派鼓吹国家主义。
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多线作战：
他们批判兰格的苏联计划主义，认为信息分散、价格信息缺失导致经济计算失败，进而导致计划经济失败。[6]（《社会主义》，米塞斯）
他们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才是危机的元凶，根据商业周期理论，判断货币供应过多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及信用扩大，诱发经济危机。[7]（《价格与生产》，哈耶克）
他们批判新古典主义，认为均衡范式在方法论上失败的，自由放任的错误思想给干预主义提供了历史机会。[8]（《人的行为》，米塞斯）
他们批判纳粹主义与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国家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9]（《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其实，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与苏联主义的计划，都有着共同的特征：上帝视角。新古典诉诸于绝对理性，凯恩斯诉诸于完美政府，计划经济诉诸于超级计算机，殊途同归——试图以“上帝之手”解决经济问题。这就不能解释，在米塞斯与兰格的大战中，新古典主义大师居然站在了兰格一边。
哈耶克将欧洲学者的笛卡尔理性主义以及干预主义批判为“致命的自负”。
经济是个体行为相互博弈的自发秩序。“上帝之手”的思维将经济视为一个权力体系，与经济规律相悖。
哈耶克继承了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巴斯夏的自发秩序思想，从信息分散推导出经济不可预测。在他看来，不确定性是经济的常态，因为没有人能够掌握所有完整的市场信息。
奥地利学派像金庸小说中的“逍遥派”，虽然武艺高强，但超凡脱俗。他们的态度常常是“与其告诉你做什么，不如告诉你不能做什么”（或许更接近经济学的真谛）。
大难当前，你总要给人一根救命稻草吧？
哈耶克在其《自由宪章》中反复强调：“自由是有代价的。”[10]（《自由宪章》，哈耶克）
人性，总是依赖安全，又追逐自由！
自自由市场兴起以来，人类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似乎有增无减。当今世界，我们面临金融的脆弱性、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
人类的恐惧根本上是信仰的恐惧。你相信自由市场吗？亦或是，你相信权威政府吗？
自大萧条以来，经济学没能形成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没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这让人内心的恐惧无立锥的“避难所”。
市场，是一系列不确定性契约的集合。有限责任制度、杠杆交易制度、期货制度、股票交易制度等市场制度激励个人行为的同时也在释放风险，诱发不确定性。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忽略了制度建设。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人的行为非理性，人们必须在危机爆发之前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以约束人们在危机时受恐惧驱使的非理性行为。[1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
图：经济绩效与制度自由度，来源：智本社
市场的不确定性，源自市场制度的自由度边界。
诺斯没有定义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他只是说交易费用低的制度。制度的自由度分为确定性、不确定性与风险。
确定性，类似于塔勒布《黑天鹅》中的“平均斯坦”，即受到集体事件、常规事件、已知事件和已预测到的事件的统治；不确定性，则是“极端斯坦”，受到单个事件、意外事件、未知事件和未预测到的事件的统治。[12]（《黑天鹅》，塔勒布）
风险与不确定性如何区分？
我这里使用富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的观点：风险是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是可用概率可估计的可靠性，不确定性则没有概率评估支撑。[13]（《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富兰克·奈特）
比如，购买谷歌股票属于风险行为（市值支撑，可评估风险），俄罗斯转轮则属于不确定性。
确定性的制度和不确定性的制度，都趋向于无效益。市场制度自由度处于“风险”级别，经济效益最大化。
过去的农业计划经济制度市场自由度几乎为零，扼杀了不确定性，也扼杀了创造性，经济效益极低。这种社会最终崩盘于无效率。
次级贷款制度、交易杠杆制度将制度的自由度从风险级别向不确定性方向扩张。当风险投资完全演变为“赌博投机”，这种市场崩盘于非理性。将制度自由度拉回到风险风险级别，旨在抑制人的非理性。
在不确定性的制度中，反身性、叙述谬误、幸存者偏差等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的非理性，将扩大风险敞口，直至失控。
负油价与倒牛奶、负利率本质是一样的，供给端的极端过剩补贴需求端。这是人为创造的不确定性制度（失控的央行制度、石油寡头垄断）的恶果。
事实上，当今多数经济危机，均是人为创造的“不确定性”制度的后果。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失控的央行、土地垄断、高杠杆交易、负利率政策、房地产货币化、全球化下的法定货币及民族国家制度，推高交易费用，阻碍要素流通，增加经济杠杆率，诱发经济危机。
我们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曾经是经济学家中的首富，他以自身的经历总结了“债务螺旋”理论，深入了大萧条的本质。[14]（《繁荣与萧条》，欧文·费雪）
费雪告诉我们，危机本质是债务危机，构筑债务护城河，将资产负债表拉回到可控风险级别，才能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
面对全球化的脆弱性，我们应该退回到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界限之内吗？
在全球化时代，封闭的民族国家属于确定性的低效制度，开放的民族国家属于不确定性的低效制度。唯有从民族国家转变为全球化契约国家，才能在全球化风险与收益中找到平衡。
以制度的方式，将不确定性拉回到风险级别。正如沃尔克法则将混业金融拉回到风险（相对）可控级别。
所谓“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本事》，基兰·弗拉纳根），其实是找到我们心中的信仰（信念）——技术、市场、人文主义、全球化契约国家及科学治理。
危机来临，人类身上的风险基因容易击溃心中的信仰，人们很自然地像先祖一样寻求政治强人及国家机器的庇护。
所以，有勇气的人才配得上信仰。一个没有勇气与责任品质的民族，无法拥有强大的自由市场与尖端的技术。
我在今年的开篇文章《国运2020｜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尾处这样写道：“不确定的一年已经开启，我想，我们这代人最需要的品质，中国最需要的品质，便是勇气。”
参考文献：
[1]《古代社会》，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商务印书馆；
[2]《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魏丕信，江苏人民出版社；
[3]《世界经济千年史》，安格斯·麦迪森，北京大学出版社；
[4]《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华夏出版社；
[5]《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商务印书馆；
[6]《社会主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价格与生产》，哈耶克，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8]《人的行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五南出版公司；
[9]《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自由宪章》，哈耶克，商务印书馆；
[1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格致出版社；
[12]《黑天鹅》，塔勒布，中信出版社；
[13]《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富兰克·奈特，商务印书馆；
[14]《繁荣与萧条》，欧文·费雪，商务印书馆。
